摘要：罗泽南在世时曾建议曾国藩，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安天下”为重。什么是“安天下”？就是攻克金陵。因为金陵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只有克复金陵，才能最终消灭太平天国。

罗泽南在世时曾建议曾国藩，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安天下”为重。什么是“安天下”？就是攻克金陵。因为金陵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只有克复金陵，才能最终消灭太平天国。

罗泽南同时指出，虽然古人称金陵为虎踞龙盘的天险，但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金陵的软肋突出，尤其它地居长江下游，“势不足以控西北”，一旦荆州、岳州、武昌、九江等大江要害之处非其所有，便将岌岌可危。

至1861年底，湘军尽取长江上游各要点，对金陵形成高屋建瓴之势，罗泽南当初的构想成为现实。1862年3月15日，曾国荃率新募的六千湘勇自湖南回到安庆，旋即东行，与上年即已进驻无为的部队会合。湘军直接针对天京的新一轮攻势开始了。

按照曾国藩的部署，曾国荃、曾国葆分别沿长江南北岸夹江东下。安徽的太平军此时已成强弩之末，其沿途部队无力抵抗湘军的攻势，节节败退。曾氏兄弟自东下后，十天之内连克名城要隘数十座，渐渐逼近了位于天京外围的金柱关、东西梁山。

淮军首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虹桥之战

金柱关、东西梁山均为通往长江下游的要隘，其中东西梁山隔江对峙，形成门户，古时称为天门山，诗仙李白有诗赞叹：“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1862年5月中旬，曾国荃率部自北岸的西梁山渡江，会同彭玉麟的水师、曾国葆的陆师，先后攻克了金柱关、东梁山和芜湖。至此，天京屏障尽失。

曾国藩向来主张不图速效，稳扎稳打，其时曾国荃等水陆军加在一起尚不满两万人，又是孤军深入，所以他感到担心，让曾国荃缓进，以便等候多隆阿进兵九洑洲，两军会攻天京。曾国荃不同意，认为所部士气正旺，如果一下子停顿下来，官兵的斗志也会随之松懈，而且“金陵为贼（太平军）根本，拔其根本则枝叶不披而萎”，如此大的战机绝不能轻易错失。曾国藩拗不过胞弟，只得同意他继续进兵。

5月底，湘军三部合力，对天京形成了围攻之势：曾国荃连夺天京城外秣陵关、大胜关两处重镇，进逼天京城下扎营，距天京城仅隔四里之遥；彭玉麟攻占江心洲，进泊于天京的护城河口；曾国葆在秦淮河入江口的三汊河一带傍水驻垒，以确保湘军的西路粮道。

湘军突然兵临城下，使得自击破江南大营后，已度过两年平静期的天京人心大震，天王洪秀全更是惊惧交加，忙命李秀成、李世贤回援天京。

李秀成于一天之内，连续三次接到天王派人送来的诏书，但此时上海战事正处于关键阶段，所以他并没有马上应命赴援天京。

在淮军出战后，李秀成已经意识到，这支尚隶属湘军的新建之师实力不容小觑，必须全力以赴，首先予以击破。6月17日，他暂时放松对松江的围困，亲率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等部，将程学启部重重围困于新桥。

程学启除了依然组织洋枪小队进行阻击外，还用上了火炮。彼时淮军没有洋炮，他们的火炮是由湘军创制并且也是湘军独有的劈山炮。双方在激战中均死伤枕藉，仅仅一天之内，开字营就伤亡了两百余人，太平军的尸体则已经把淮军所挖的壕沟都填平了，但依旧攻势不减，他们踏着同伴尸体继续越壕猛冲。

此时，“洋人拥兵数千，坐守洋泾滨……作壁上观”，常胜军自顾不暇。只能独立作战的淮军遇到了自组建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考验，胜负与否，决定了他们能否在上海滩立住脚。程学启使出浑身解数，不仅亲自操作劈山炮进行射击，而且率队实施了多达八九次反冲锋，最后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了伤。

关键时刻，李鸿章也拿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决意全力出击，率淮军主力分路进援。1862年6月18日，正在苦战的程学启通过望远镜看到援军赶来，连忙跃出阵地，对太平军进行夹攻。淮军和太平军在虹桥、徐家汇、新桥一带展开搏杀，史称虹桥之战。

淮军到沪两个月，未曾痛快地打过一仗，可谓是养精蓄锐，待势而发。相比之下，太平军连战疲乏且扎营未定，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显得非常被动。更重要的是李秀成所部数量虽多，但除核心主力外，其余各部多以江苏、浙江、江西人为主，打仗并不特别勇悍，在阵亡千余人后，即大败溃退。次日，程学启乘胜进克泗泾，李秀成被迫解除对松江的围困，退兵苏州。

虹桥之战是淮军在没有洋兵协助下所取得的第一场大胜仗。战前李鸿章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取胜，只是因为军情危急才不得不“跃马独出”，他本人也“不作生还之想”，准备随时战死沙场。最终的结果令李鸿章喜出望外，在写给曾国藩的报捷信中，他显得踌躇满志：“有此胜仗，我军可以自立，洋人可以慑威，吾师可稍放心，鸿章亦敢于学战。”

李鸿章在信中并没有过分夸大其词。当初淮军刚到上海时，因衣帽粗陋，外表土里土气而曾遭到洋人的讥笑。李鸿章激励部属道：“兵贵能战，岂在华美？等他们亲眼看到我们打胜仗，看法自然会改变。”虹桥之战后，洋人的态度果然大变，洋兵见到淮军士兵时无不礼敬有加，何伯更是亲自到淮军营中拜访李鸿章，并且再无任何居高临下的言辞和神色。

接到李鸿章的报捷信，曾国藩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他在回信中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对李鸿章说：“以前我看你写字，就认为你命中必贵。胡文忠（胡林翼）擅长相人之术，他也说你‘君必贵’。现在一看，果不其然！”

一般认为，李秀成在松江的不战而退，乃是因为天王洪秀全催逼之故，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真正退兵其实是在虹桥一战之后，换句话说，如果太平军在这场战役中取胜，他很可能不顾天王的命令，继续坚持进攻松江和上海。

李秀成虽然暂时放弃了对上海的进攻，但在虹桥之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战略方针和主要兵力依旧集中于东部，上海战区的太平军实力也没有被完全削弱。

李秀成对东部的重视可以理解。他的基地是苏福省（苏南），如果苏福省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他将失去立身之本，一如皖北丧失，陈玉成亦无立足之地一样。

不能说在李秀成的心目中，苏福省的重要性胜过天京，但起码对他来说生死攸关，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肯予以放弃。李世贤同样如此，当他接到天王洪秀全要求回援的命令时，也没有第一时间赶回南京，而是强调必须把左宗棠击退或击垮才能动身启程。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海的英法联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曾经表现活跃，但在李秀成率主力进兵后，却逐渐选择按兵不动，消极应付。朝廷一度很是惊疑，甚至猜测洋人是不是已经暗地里与太平军达成了某种协议。李鸿章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洋人既非与太平军私通，也不是要故意坐观成败，而是慑于太平军之兵威，不敢出战。

1862年7月7日，英国公使卜鲁斯收到了外相罗塞尔的训令。这份训令实际上早就从伦敦发出了，只是经过三个月的时间才寄到卜鲁斯手中。当时罗塞尔获悉了太平军攻克宁波并将进攻上海的消息，于是代表英国女王，批准了何伯关于对太平军采取攻势行动，用以武装防守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的计划。

何伯虽然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支持，但英法联军的指挥权已掌握在士迪佛立手中，而士迪佛立又不敢出战。两人在是否要再次出兵进攻太平军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最终谁也拿不出一个令双方信服的方案，结果便造成在1862年的整个夏天，英法联军几乎毫无动静。

在英法联军暂停作战的这段间隙，他们所留下的空缺被淮军和常胜军完全填补。

先前李秀成所发动的春季攻势，其战事主要集中于浦西，但在浦东方面太平军仍占有优势，不过一个叫刘铭传的淮军营官却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率先改变了这一局势。

与湘军将领多为投笔从戎的书生不同，淮军营官中仅李鸿章的门生潘鼎新一人为举人，其余营官，张树声是团练，吴长庆是守备，程学启是降将，刘铭传是盐枭，没有一个是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由于李鸿章所长者为事功而非学术，所以他的择才观也与曾国藩不同，他偏爱的淮军将领，第一当然是程学启，其次便轮到了刘铭传。

其实刘铭传和李鸿章并无旧缘。当年李鸿章在庐州办团练时，刘铭传还在做着私盐生意，直到李鸿章逃离安徽后，他才举办团练，就是后来投身淮军，也是靠了张树声的大力推荐。

最初李鸿章下令潘鼎新和刘铭传共同驻防浦东，从这一安排来看，实为潘主刘辅，即以潘鼎新为主，刘铭传为次，但刘铭传的光芒很快就超过了潘鼎新。

太平军在浦东的重镇包括南汇、川沙、奉贤、金山等，其中南汇城高池深，积粮颇多，就算潘刘要强攻，也很难拿得下来。令人奇怪的是，南汇守军却屡次托人向他们请降。潘鼎新担心对方使诈，搞假投降，不敢答应。刘铭传多了个心眼，他派人到南汇城探听虚实，终于弄清了实情：南汇守将吴建瀛曾遭李秀成养子李容发的凌辱，其他将领的部属又有半数是兵败后投降太平军的勇军和绿营，皆为身在曹营心在汉之辈。

确定吴建瀛等是真心投降，刘铭传毫不迟疑地率军抵达南汇城下。在他的要求下，城内一万多太平军全部剃发，呈缴印鉴及兵器，整个过程没出一点差错。

南汇是淮军在浦东夺取的第一个城池。虹桥之战后，李鸿章乘太平军新败，挥师向浦东发起进攻。在新的战事中，刘铭传同样令李鸿章眼前为之一亮：此人打仗虽然有些天马行空，但“有血性，有狠劲”。

综合刘铭传收降吴建瀛的表现，李鸿章认为他“颇有应变之才”“潘（潘鼎新）之得众尚不如刘，打仗奋勇亦较逊”。刘铭传由此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重用，在原籍皖中的诸营中，李鸿章待之最厚的便是刘铭传的“铭字营”。

在战争中考查将官的同时，李鸿章自己也遇到过危险。有一天，前线的弹药都快要打光了，阵地上的太平军仍支撑不退，部队陷入了进既不得，退亦不甘的尴尬境地。李鸿章见状，便立马桥头，用望远镜进一步观察敌情。不料此情此景正好被太平军某将看在眼里，于是举枪瞄准，准备将李鸿章射于马下。

李鸿章的坐骑这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了惊，突然向敌阵奔驰而去，用缰绳拉都拉不住。李鸿章身后有一支三百人的卫队，他们为了保护李鸿章，急忙朝敌人猛冲过去。卫队队长手持盾牌率先冲入敌阵，发现某将正朝李鸿章举枪瞄准，立即一跃而起，一刀将其砍翻在地。其他卫队成员也全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搏战高手，一大半人皆能飞檐走壁，一个打对方好几个都不在话下。队伍势如潮涌，竟然一下子就把太平军给击溃了。

事后李鸿章才知道，若不是卫队队长力斩敌将，不但难以将敌人击溃，连自己也差点死在太平军枪下，不禁悚然，连忙对这位队长表示感谢并给他记了一大功。

至1862年7月中旬，淮军先后收复川沙、奉贤、金山，浦东半岛上的太平军势力被全部清除。

中国女婿

在浦东战役中，淮军采取了与常胜军联合作战的方式。常胜军装备精良和战斗力强的特点，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加上又是不同于英法联军的中国军队，李鸿章逐渐视之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相应地，他与华尔的接触也越来越多。

自重建常胜军以来，依靠战场胜利，曾经被上海洋人扫地出门的华尔声誉日隆。当然，他也知道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拜中国雇主所赐，而他在上海的洋人社区里依然势单力薄，要想继续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进一步证明自己对中国雇主的忠诚，且尽最大力量将自己融入中国的体制之中。

在薛焕、吴煦、杨坊等人的保举下，华尔先是和白齐文一起加入中国籍，仅仅一个月后，他又决定娶杨坊的女儿为妻。婚礼按照中国的习惯操作，华尔身穿大清官袍，骑着马，完全是个中国女婿的打扮。

在那个年代，像华尔这样的涉外婚姻足以惊世骇俗。实际上，华尔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一两句中国话，中国字是一个不识，新娘则对英文一窍不通。换言之，新郎新娘根本无法交流，他们的婚姻当然也不可能是爱情的产物，而不过是华尔希望更紧密地靠拢中国人的一个实际步骤。

华尔的努力没有白费。他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很多他想要的东西，比如官赐四品，恩准佩戴花翎，比如军队被赐号“常胜军”，比如官级随之升到三品。他在上海洋人当中的地位也直线上升，以一个不入流的雇佣兵、前大副身份，不仅得以与外国商人、传教士结伴搭帮，还受到了各国驻华公使、领事等高级官员的青睐，在流亡中国的洋人当中，他毫无疑问是一个成功者的典范。

问题在于，华尔毕竟是个外国人，在对中国国情的熟悉和掌握运用方面远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到位。他以为自己加入中国籍和成为中国女婿，就能够得到中国雇主的完全信任，殊不知中国政府还有另外一套检验其忠诚与否的尺度，那就是文化归顺。华尔因为害怕被其他外国人嘲笑，一直拒绝剃发，平时也不肯穿华服。按照文化归顺的标准，中国政府就有理由对他的忠诚度表示怀疑。

除此以外，华尔傲慢不羁和喜欢夸夸其谈的个性也令中方感到不安。已离任的江苏原巡抚薛焕在提到华尔无可争辩的战功时，总是不忘批评他的不礼貌和不驯顺。实际主持朝廷政务的恭亲王奕訢有一次收到华尔的一份申请，华尔在申请中不但自夸其功，而且竟然要求朝廷授予他随意调遣军队的权力。恭亲王吃惊之余，不得不在批复中对他进行训斥，事后在一份文件中说：“华尔虽为中国出力，究系外国之人，性本不羁，心尤难测。”

常胜军是雇佣军性质，既有军饷也有赏金，二者加起来有时数目很惊人。按照恭亲王的说法：“华尔每收复一地，就要求赏金两万两，而收复青浦后他又额外要求一万两。”

杨坊时任常胜军管带，支出方面主要由他负责管理。如同一位熟悉华尔经历的西方观察家所言，“在华尔领导常胜军时，杨不想扣留军饷，就像他不想跳进黄浦（江）一样。”尽管如此，面对沉重的经济负但，拖欠军饷和赏金的情况也不可避免地会时常发生。每到这个时候，华尔就会朝自己的老丈人大光其火，而杨坊是个不讲究节操的市侩人物，他往往会“在华尔的一声怒吼中扑通跪倒……用头撞他的脚，同时答应一切要求”。

可以想见，类似传闻将令朝廷多么难堪，倘若换成其他人，恭亲王很可能早就向两宫皇太后提出建议，将华尔解职了。就是因为知道华尔能替朝廷打仗，所以恭亲王便只能一边装聋作哑，一边叮嘱李鸿章、左宗棠，要求加强对华尔的控制，并特别指出这是“爱惜将才之道”。

华尔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他的新上司李鸿章既与其前任薛焕不一样，也没有完全按照恭亲王所说，对他实行严格控制。李鸿章在对华尔的军事才能深表赞赏的同时，对其小节之处毫不介意。他曾告诉曾国藩，华尔既未剃发，自他出任江苏巡抚后，也从未主动前来拜谒，不过“哪里有空与外国人争此小过节耶”？

华尔给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充沛的精力、过人的军事才华以及战场上的勇敢精神——因为负伤次数太多，即便洋人圈子里都觉得华尔“是一个打不死的家伙”。

李鸿章向朝廷报告：“华尔拱卫松、青（松江、青浦），战功卓著，实为洋人之佼佼者。此夷酋至今留长发，亦不来臣府（指李鸿章的官邸）请安，然臣对夷人之不拘小节并不耿耿于怀。”

华尔的名望主要局限在中国人包括在华外国人中间，就是对于在华外国人而言，他也不能说是一个权威人物。对于这一点，当时中方并不了解，以李鸿章为代表，人人都以为他对海内外的外国人能产生巨大影响力，李鸿章在奏章中说：“上海夷人均以华尔马首是瞻……近来，臣鸿章竭力与敦和好，以洽众列强之友情。”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也同样表达了这一意图，即希望以华尔为桥梁，得到来自外国的友谊。

当然，从那时候李鸿章所担当的角色来说，所谓中外交好离他还比较远，比这更实在的应该是华尔在军事上所能提供的帮助。

在虹桥之战中，李鸿章亲眼看到太平军的洋枪配备已具相当规模，每次进攻时都必定有数千支洋枪用以射击，“猛不可当”，加上程学启的洋枪小队又立了大功，这使他对洋枪的作用更加深信不疑，于是命令除“开字营”外的其他各营都必须添练洋枪小队。

要大量购买洋枪，就必须有一个合适的供货渠道，李鸿章找来华尔，华尔表现得很爽快，一口答应帮他代购洋枪。与此同时，华尔也不是没有让李鸿章感到头疼的地方。例如，他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每次卖了力，朝廷都会立即授勋和向他发布表彰诏令，一旦落空，便推断是作为上司的李鸿章蓄意隐瞒或抢了他的功劳。他曾为此给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写信发牢骚，说：“这里的官员卑鄙地……剥夺了一个人最珍重的东西，即当他出生入死时对他的信任——但我认为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他甚至还请求蒲安臣在见到恭亲王时，为他的人“说句话”。

官府经常性拖欠常胜军的军饷和赏金一事，也仍然是华尔要炮轰的重点对象。以前他只对老岳丈杨坊叫板，如今则捎带上了李鸿章及其同僚，他指责后者扣留了本应属于常胜军的三万五千两白银，并且说：“如果我的脚不是在这泥塘里陷得这么深，我就会把它们全都抛弃。”

不过抱怨归抱怨，华尔很清楚他要想功成名就，就不能脱离这位他口中“可恶的巡抚”。至于军费方面，他其实另有办法。他和杨坊翁婿合作做投机生意，每次攻下太平军所据守的城池又都大肆劫掠，这为他积累了颇为可观的财富，因此之故，即便李鸿章、杨坊等人没有补足欠款，对常胜军的后方勤务也没有造成严重影响，华尔依然是李鸿章指到哪儿，他打到哪儿。

对于刚刚在上海滩立住脚的李鸿章来说，听从指挥和敢战、能战是他考查部将优劣的最主要标准。这一标准适用于程学启，也同样适用于华尔，他对华尔的信赖和赞赏，超过了对其他任何洋人。

与华尔自己的想象相反，给朝廷的奏章里，李鸿章多次特别提到华尔的战功，正是由于他的极力保举，华尔被授予了绿营副将。发现有人向总理衙门报告华尔的越轨行为和傲慢态度，李鸿章也连忙上疏替其辩护，以保证他不被来自背后的暗箭所射中。可以说，在当时的清廷高官里，李鸿章几乎称得上是华尔唯一的朋友，同时也是他最坚强的支持者之一。

试枪

到1862年夏天，常胜军已扩充至三千人，而且装备了数门重炮，随着事业进入峰巅，华尔开始构思更宏大的作战计划，他通过吴煦向李鸿章传话，表示愿意前去协助攻打天京。

李鸿章虽然考虑到常胜军开去天京后，双方可能会在通信和指挥方面产生问题，然而还是对其表示支持，并向曾国藩进行了报告。曾国藩没有拒绝，不过他建议应先让常胜军攻打青浦、嘉定，“以试试枪”。李鸿章看出曾国藩明显缺乏热情，只得直接致函曾国荃，说明若断然拒绝华尔的“好意”是不太合适的。

这时淮军的后续各营陆师、淮扬水师、马队陆续来沪会合，看到兵力逐渐变得充裕，华尔又跃跃欲试地嚷嚷着要“试枪”，李鸿章便决定在浦西展开夏季攻势。

1862年8月9日，淮军和常胜军联合攻占青浦。常胜军在此战中阵亡了五六十人，受伤者不下百人，但华尔自认为已经“试枪”合格，他再次向李鸿章请求攻打天京，说他可以三天赶到前线，三天修筑堡垒，三天攻下天京，还说攻克天京后，可以与湘军平分财物。

实际上由于常胜军是洋人指挥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曾氏兄弟并不真的想让华尔参与攻打天京，“试枪”只是一个借口，所以华尔越这么夸口，曾氏兄弟反而心里越不乐意，李鸿章也就只好将这件事暂时搁置了起来。

我中弹了

李鸿章发起夏季攻势时，李秀成正在组织增援天京，青浦失陷打乱了这一部署，他赶快派慕王谭绍光进行反攻，欲夺回青浦。

守卫青浦的是程学启，因虹桥大捷中的出色表现，他受到李鸿章的特别青睐，李鸿章特别给“开字营”增添了一个营，使其由两营变成三营，从而打破了当时各个营头都只有一到两营的状况。程学启投桃报李，在淮军攻占青浦后，主动要求与水师一营共同防守这个前敌县城。

青浦易守难攻，太平军又没有重炮，加上水师和常胜军的协助，程学启很快就将谭绍光予以击退。李鸿章非常高兴，特地致函曾国藩：“程将（程学启）智勇皆备，战守可靠。青浦非他不能守，别人也不肯守……安庆分遣此将，实感师门（曾国藩）与沅丈（曾国荃）厚赐。”

谭绍光夺青浦不成，转而把矛头指向北新泾，淮军常字营被围。之后太平军进占法华镇，距上海城仅十余里。李鸿章闻报急忙调兵分三路赴援，其中密令程学启一路前往七宝，用以抄袭敌后。

程学启受命后，率部从小路到达七宝，结果一到七宝就被谭绍光以三万之众围了个水泄不通。

程学启的“开字营”一共只有一千五百人，还担负着守卫青浦之责，为什么李鸿章仍要把他抽出来？这是因为“援击之师亦非程不可，其才实可统四五千人”。程学启也果然不负所托，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硬是经过苦战得以脱险。

虽然北新泾的局面依然没能打开，但程学启已经成功吸引住了对方的注意力，李鸿章决定复制虹桥之战的成功打法。当时太平军沿吴淞江筑垒，监视着淮军的一举一动，要与程部会合，就必须从太平军的眼皮子底下通过。不能不说，打仗确实很能锻炼人，浦东战役时，李鸿章遇到危险尚有心惊肉跳之感，这次他竟然骑着马从太平军的营垒附近疾驰而过，似乎丝毫没有担心太平军会实施截击，将其击落马下。

与程部会合是北新泾战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后李鸿章和程学启分道对太平军实施了夹击。在交锋时，淮军将劈山炮和洋枪结合起来使用，“以劈山炮护洋枪队而行”，等太平军一靠近，便用劈山炮、洋枪、抬枪、鸟枪齐射，使太平军蒙受很大伤亡，并成功地将其逼退至吴淞江北岸。

此时另外两路赴援部队也陆续加入战团，黄翼升率淮扬水师首先自上游杀来，连破北岸的七个太平军营垒，接着刘铭传又在野鸡墩告捷。谭绍光再也无力抵御，被迫经南翔退回嘉定，上海外围至此得以肃清，淮军声威大振。

从浦东战役到夏季攻势中的克复青浦，直至北新泾战役，英法联军均未参与，连英国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淮军的努力已使得英法的军事行动“不必再扩大”。

对淮军真正起到帮助作用的还是常胜军。淮军在战斗中不仅得益于他们的优势火力，还通过与常胜军士兵的接触，学到了很多西方的实战技能，这使淮军在武器、训练和技战术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至1862年9月，即淮军抵达上海的五个月后，他们已拥有洋枪千杆，所添练的洋枪小队数量虽不多，但已能与湘军营制所规定的火器相配合。

李鸿章与华尔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因为双方都意识到了紧密合作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不过他们之间的合作很快就在一次意外中画上了句号。

1862年9月21日，在浙江指挥攻打慈溪的一场战斗中，站在前沿阵地上的华尔突然用手捂住肚腹，大叫一声：“我中弹了！”他被太平军用滑膛枪击中要害部位，当晚便死在了营中。

华尔死后，吴煦在其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天京地图，图上详细列明了一百多处交通要道、重要人物居所的方位，以及它们各自与城垣的距离。谁也不知道这张地图究竟是何人以及在何时绘制，大家只能感叹华尔确实是个“不易动摇的人”。

华尔被打死时刚过而立之年。这位年轻的美国冒险家刚来中国时不过是船上一名无籍籍名的大副，死时却名利双收，不但成为显贵们的座上宾，还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华尔的个人遗产总计价值六万英镑），只不过他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些所谓的成功及其财富，就一命呜呼了。

“可怜的华尔！”一位英国青年军官在访问松江后，写信告诉他远在大洋彼岸的母亲。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