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文有四十多页，翻到第四节，查配插图时，发现某位仁兄捷足先登了，可惜少了后边两节。且中间缺少部分段落，便对照做了补齐。不过有大半雷同，估计度娘那里不好过审，头条这里也卡得很紧，尤其敏感词。在文史资料里，如赵老先生这般直白落墨的不太多，至少没有太多矫辞，自己的小

引子

＃本文摘自《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1987年9月)，作者赵秉钰，原标题《一个侍卫官的经历》

全文有四十多页，翻到第四节，查配插图时，发现某位仁兄捷足先登了，可惜少了后边两节。且中间缺少部分段落，便对照做了补齐。不过有大半雷同，估计度娘那里不好过审，头条这里也卡得很紧，尤其敏感词。在文史资料里，如赵老先生这般直白落墨的不太多，至少没有太多矫辞，自己的小心思及有违常情的“劣迹”也写了出来，算是难能可贵吧。

为方便发文及阅读，预计剁成六篇发出，每篇约五千字上下，难免还得砍砍剁剁。

正文

1949年10月下旬，代总统李宗仁再也代不下去了，便跑来台湾找蒋介石协商，交还代总统的这顶帽子。他两人在台北第一宾馆，经历三天三夜长时间密谈，商定由蒋介石回大陆“收拾”残局。

为了布置蒋介石回大陆的警卫工作，我被派到昆明。

11月初，侍卫长施觉民和保密局长毛人凤，召见张尧亮和我谈话。施觉民和毛人凤作了如下指示：“先生即将去昆明、重庆两地，策划反攻的军事部署，以重庆和昆明作为最后反攻的根据地，派张尧亮为重庆分遣组上校组长，赵秉钰为昆明分遣组上校组长。（赵秉钰）率你组中校分队长陈信孚、少校分队长耿云生等。随同先生先到重庆后，你们再前往昆明立即建组，部署警卫，妥善为先生去昆明作好警卫工作的准备，等候先生来昆明。据报：云南省主席卢汉，思想动摇，态度暧昧，动向不明，已不可靠。明确地告诉你们：现在你们是临危受命，这次你们去是要担当很大风险的。现在有保密局云南站长沈醉在昆明，你们到达昆明后，在先生未到达昆明前，尽量避免同卢汉见面接触。关于在昆明建组和警卫布置方面所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都可由沈醉尽量设法协助。你们建组后，在昆明期间暂由沈醉领导。我们已经去电通知并请沈醉运用他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长公职，提供掩护你们组警卫工作活动的各种方便……”当我们起身要走的时候，他们又补充说：“这次赵秉钰去昆明的任务，本来是轮到派张铭佩那个组去的，现在明确地告诉你们，因为张铭佩的家属来了台湾，此去如果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他家属（女人）将来要吵死我们了。我们考虑到赵秉钰的家属没有到台湾来，一个人的行动又比较方便，所以决定派你带你这个组的分队长也同去，到昆明重新建组。武器装备到重庆向周养浩领用新的，建组人事由沈醉选派，按所需编制组成。组长上校级，分队长中、少校各一。现在，你还有什么意见吗？这是我们经研究作出的决定，也是俞先生对你的特别信任。”

那时，我还年轻，刚满33岁，在施觉民、毛人凤二人“封官许愿”的鼓励下，头脑顿时发热起来。我想起自己是军统局的骨干特务，又想起“维护领袖（指蒋介石）的安全”，是我们神圣使命的反动“训条”，又听到侍卫长施觉民说，“这是俞济时对你的特别信任”，当即冲动地站了起来，拍拍自己的胸脯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坚决服从命令！”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到去云南是冒的什么风险，也没想到云南被解放得这么快，我认为还不是像1948年，几次同蒋介石到东北一样，最多不到两三个月就要回台湾的。特别是当时秘书俞福元在我旁边打气说：“到云南去，云南是个好地方，能够独当一面嘛。”这句话，更加壮了我去这个从未去过、号称秀丽景色的春城昆明的胆。后来我心里想：到昆明纵然发生了天大的问题，也可以依靠情谊深厚的老友沈醉解决。

同年11月6日，我们陪同蒋介石乘坐座机飞到重庆。

五天后，我向周养浩领好了武器弹药，转飞昆明。

飞机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沈醉派来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航空检查组的航检员谭瑞麟、陆伟林（都是息烽训练班的同系同学）前来迎接。见面之下，他们都为我的来到极感惊异和惋惜。他们说：“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来昆明？我们都准备去台湾哩？这里现在的风声很紧。”虽然他们的话使我大为扫兴，但我因为还不了解昆明的情况，对此并不以为然。

随着昆明市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张，并且不断地传出“卢主席即将起义”的消息，昆明市区已呈一片混乱，这些情况和我们撤离南京、宁波、杭州时的情景一样。局势尽管日趋严重，但我仍然做好下一步的准备工作，准备蒋介石来昆明。

这时有许多好心人劝我赶快飞逃台、港。但是，飞逃台、港都不是我的出路。我那时非常顽固，我很希望时局不要变得那样坏。我曾经想过：背着沈醉逃台湾，我怎么对得起沈醉，就是俞济时、施觉民、毛人凤也不会放过我。香港的特务更多，又能活命吗？我现在既是奉命来昆明，在卢汉起义的问题还没有明朗化之前，就得遵照施觉民、毛人凤的指示办。我只有商请沈醉的协助，迅即建组布置警卫，这对于我当时来讲，的确是一件大事。那时，沈醉也接到了同样任务的命令，作为保密局云南站长的沈醉，面对这么一个重大问题，怎敢片刻迟延，而不全力以赴？在沈醉的主持下，按照建组的条件，匆忙地将组建成。

为了工作上的掩护和便于对外活动，沈醉填发了我一张“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参谋室上校副主任”的派令，我便开始向外活动。我在沈醉派来的总务科长王静涵、人事股长卢仲文等人的协助下，草草作好昆明市郊风景名胜地区的警卫部署。

鉴于昆明局势日益严重，我即将实情向重庆电告：“此间情势万分危急，先生请勿来昆。”俞济时复电：“电悉。该组暂在昆待命。”这个复电，实际上就是叫我们等死。

局势紧张得吓人，为了摸一摸沈醉的底，有一天下午，我独自到昆明复兴新村（或是叫靖国新村）51号沈醉家里，就昆明危急情势和今后出路问题和他商量。沈醉毫不掩饰，悄悄地说：“你看，贵阳已经不保，解放军直指云南，昆明没有重兵，危在旦夕，国民党又已面临全面彻底崩溃的绝境，无能为力了。卢汉准备起义，只是旦夕间事，如果他真的要来这么一手，我们也只有跟着他的行动，参加他的起义了。不过，现在还言之过早，切不可过于紧张，到时候我自会告诉你。”沈醉偷偷给我吃了这颗“定心丸”，但前途究竟如何？谁能知晓。不过我总是这样想的，沈醉看问题总要比我们看得远些，跟他没有错。

12日晚上6时许，沈醉从保防处来电话说：“刚才接到卢主席电话，通知我马上去参加紧急会议，还有李军长（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余军长（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也都参加，你赶快带领你们全组人员，到我们保防处来集合，我在11点钟以前就会回来，你们千万不要离开。”沈醉的话说得很急促，我没有来得及问明详情，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遵令领着全组官兵20余人，通过昆明市区军警哨，抵达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集中。该处副处长胥光辅告诉我说：“沈先生刚才离开这里，去参加卢主席召开的紧急会议。他临走时要我转告你，你们组到后，同我们处一起在这里待命，等待他11点钟回来处理问题。”

我们静坐在这个没有任何设防的保防处，等待沈醉回来。不料，11点钟过去了，12点钟又过去了，不仅不见沈醉回来，连电话都没有来过一次。我们等来的却是已经层层包围我们的云南保安团。

首先进来的是一个名叫侯国熹的副团长，他率领一批官兵冲进了保防处，他问我们是什么单位。我想，胥光辅告诉我沈醉去参加卢汉召开的“紧急会议”去了，想必我们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便说：“我们是最近从台湾来的，总统府侍卫室特别警卫组昆明分遣组。”他们看见我们和保防处一样，穿的都是便衣，便知道我们是特务组织了。他又问我：“是谁负责？”我回答说是我。他们说：“对不起，我们奉上面的命令来执行任务，请你立刻把你们单位全部人员、枪支、弹药、经费、电讯密码本、档案文件交出来。”我们组虽然是新近建成的，但都是经过军统特务训练班训练出来的年轻特务，突然听到他们这么一说，大家表示非常不满，一个个都想同他们对抗。

这时，我想，沈醉已去参加卢汉召开的会议，即使这里发生了天大的事情，也必须等他回来解决，我们绝不可同他们发生冲突，这样会影响将来对问题的处理，更重要的是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将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恶果。

于是我和两个分队长陈信孚、耿云生，分头对全组成员进行说服工作，劝说他们要以大局为重，先行交出公私武装弹药，任何问题等待以后由沈醉解决。就这样我们将武器全部交给了他们。

然而，当我们把武器交出去后，他们首先将我押解到他们团部去，这一下的确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感。他们团长说：“对不起，今晚使你们受惊了。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卢主席在昆明宣布云南全省起义。听说你们今晚表现很好，双方都没有流血，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听了他这些教训人的话，使得我非常气愤地说：“你在说些什么话，你们是起义，难道我们就反对起义了么？你能算个什么？能保证我的安全？说啥话，怕死不到云南来。”他二话没说，就把我押进了昆明监狱。这时，我还不知道沈醉的情况，但是，我完全相信，沈醉绝不会出卖我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组的人都进监狱了，一个不少。其中一个名叫李少华的人小鬼大，冷冷地瞅了我一眼，对着我说：“怎么，组长你也在这里？我还以为卢主席和沈先生（指沈醉）请你上五华（旧社会云南省政府所在地）当官去了哩，怎么和我们一样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说，昨晚缴枪时，我们要打你不打，硬要把公私武器乖乖地拱手奉献人家，现在还不是都坐牢。他的这种讽刺真使我啼笑皆非。

大概是在云南起义后的第二天清早，我就听到云南广播电台，在大声地广播沈醉号召军统在云南的秘密和公开的特务机构成员，响应云南的起义，交出武器和特务器材，到指定地点去报到。我又想，难道沈醉真的已将我们当作了他的“政治资本”了么？由于不明不白的一下子变成了监狱里的囚犯，这使我思想上感到极度的痛苦和不安。

十一二天以后，我看见沈醉也被送进监狱了，还不止他一个。在他后面走着的，第一个是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中将区长徐远举，第二个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第三个是保密局局本部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第四个是保密局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成希超。他们五人中，只有沈醉没带脚镣。徐远举等四人，是在云南宣布起义的当天，从重庆飞来昆明，准备转机飞逃台湾的。我们都是熟人，一见之下，第一句话彼此都说“你也来了”，然后一阵苦笑。在以后的劳改中，我才听马瑛（云南绥靖公署参谋长）说：“沈醉在当晚，也是被迫同意领导云南绥靖公署和我们组起义的，但当晚又被卢汉扣押了。”

云南是在1949年12月6日晚上和平起义解放的。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进驻昆明城，则是在1950年3月20日。在这一段时间中，仍由卢汉维持治安，作为过渡政府。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将沈醉作“战争罪犯”，调去重庆、北京学习。我们则被作为“反革命”要犯，移交给解放军判刑劳改。

1950年，我和沈醉同在昆明监狱时，我们虽属军统特务“要犯”，但仍然可以彼此来往。记得是在9、10月间的一个夜晚，沈醉特地叫我到他住的监狱里去（我们因为被视为“要犯”，都是每人一个监狱）。他极其诚挚而严肃地对我说：“政府通知我明天调去北京（其实当时被调去重庆），我们可能今后不会再见面了。”他指着桌上写好的一大叠材料，又说：“我已经写好了这么些交代材料，明天带去交呈给政府。我的罪恶很大，是应该杀头的，我已写了一个自请政府给予杀头的报告。”他将报告递给我看，继续说：“你的罪恶当然也很大，但是同我相比，你的年龄小我几岁，罪恶总要小一些，我希望你好好交待罪恶，共产党可能会宽大你的。”我听了他这番深刻感人的话，感受强烈。及今思之，我之所以有今天，首先固然是党的政策的感召，而沈醉那次对我的深刻启发，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促使我逐渐认罪。这件事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来源：自然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