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大一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但对唐朝“大一统”的讨论，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思想阐释层面展开，从空间叙事角度表达唐朝“大一统”历史形态的研究不多。《新唐书·地理志》对唐朝疆域范围、交通道路、户数人口、政区沿革等方面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解释唐朝“大一统”提供
摘 要：“大一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但对唐朝“大一统”的讨论，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思想阐释层面展开，从空间叙事角度表达唐朝“大一统”历史形态的研究不多。《新唐书·地理志》对唐朝疆域范围、交通道路、户数人口、政区沿革等方面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解释唐朝“大一统”提供了空间维度的观察路径与文献基础。唐朝“郡县天下-羁縻府州-文化边疆”的空间结构不仅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空间叙事，而且在具体实践上，唐朝所形成的“大一统”是沟通中央与地方、维系中心与边疆、涵盖中国境内与域外世界的整体性叙事。正是基于“大一统”的空间叙事，使得中国疆域具有了超越具体朝代的稳定性，成为现代中国疆域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键词：《新唐书·地理志》；空间叙事；唐朝；“大一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古时期‘共同体’叙事与华夏认同研究”（23&ZD243）阶段成果。
在中国现代国家诞生之前，中国传统王朝均沿着“大一统”脉络持续演进，并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大一统”空间叙事模式。在开始关于唐朝“大一统”空间叙事的讨论前，首先需要追溯唐之前已有的空间叙事。
先秦时期的空间叙事是将中国境内的民族群体划分为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并按各人群与周天子亲疏远近的关系，将同姓诸侯、异姓诸侯、华夏人群以及非华夏人群放到从“甸服”至“荒服”的空间结构内，赋予不同的权利与义务，以此构建起“近无不听，远无不服”的理想化空间秩序，但事实上“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秦的统一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自秦朝开始，从空间以言“天下一统”成为“大一统”的衡量指标与重要内涵。汉袭秦制，仍以“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作为自己“大一统”的疆域治理基础，因此，王吉上汉宣帝疏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再经两汉士人的发挥，“大一统”已明确具有了空间与疆域治理的意涵。从中央到地方权力的向上收拢与直接的政令支配使得秦汉以后的空间叙事发生了极大改变，地理空间与中央意志相互配合持续推动着空间一统化和统一化进程，在“大一统”思想上呈现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在空间叙事上则表现为“九州荄同，四奥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
隋结束了东汉以来十六国纷争、南北对立的局面，再次实现“大一统”。唐朝建立后，疆域版图不仅远超前朝，“北踰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更越过长城一线将疆域扩展至北方草原。唐太宗曾经说过：“隋末分离，群凶竞逐，我提三尺剑，数年之闲，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强梁，世为纷更，今乃袭我衣冠，为我臣吏。”唐朝不仅实现了“天下始合为一”的疆域“大一统”，文教威德更是远及海外，“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正因如此，唐朝提供了不同于前代的空间叙事。
《新唐书·地理志》将唐朝的地理空间分为3种类别：一是以道为纲，详细记载各道下属州县设置、政区沿革、户籍人口及物产风俗等，是典型的“郡县天下”；二是在少数民族分布区设置诸多羁縻府州，通过交通道路将其与中央联系起来；三是于文化声教所及之地设置具有象征性的都护府，但并不具有实质性的主权管控，仅仅是一种文化边疆。这就构成了唐朝独特的“郡县天下－羁縻府州－文化边疆”空间结构。目前来看，学界对唐朝“大一统”相关研究多停留于思想层面，对“华夷无别”“四海一家”“天下一家”等观念多有阐述，仅有部分学者注意到由唐朝官方主导“大一统”的地理空间叙事以及“大一统”理念在疆域治理模式中的体现。而唐朝在地理空间以及疆域治理方面所表现出的“大一统”更需得到学界的关注与阐释，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唐朝“大一统”的历史形态，更有助于丰富“大一统”政治思想的内涵。
一、唐朝以“道”为中心的政区设置是对秦汉以来“郡县天下”的继承与完善
《新唐书·地理志一》载：“太宗元年（627），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唐朝最初设置的“道”是“地理名称” ，即便不定期、不定员向各道派遣使者也是临时性的，未成为定制，但其中已经隐含着“监察区” 的意涵。
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访使，检察如汉刺史之职” ，即于关内道增设京畿道，在河南道增设都畿道，把山南道分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把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并新设黔中道，这就是所谓的“开元十五道”。安史之乱后，各道的基本职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丧失监察职能的“道”也逐渐向行政区划演化，最后变为藩镇诸将、节度使的割据范围。唐朝“道”的地理空间演变大体如此。
问题是，唐朝为何没有延续秦汉郡县的设置，反而在其之上因山川形便划设为“道”？而这样的划分对唐朝“大一统”的空间叙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前一问题的答案似乎公认为因唐朝疆域广大，秦汉的郡县制难以满足疆域治理需求，但这样的解释并不完备，而《新唐书·地理志》的空间叙事给出了更好的答案。
《新唐书·地理志》除了对各道的描述，以及关于行政区划、历史沿革、人口户数、本地土贡、山川水泽、重要关隘等基础记载外，同时涵盖了各道内都护府与少数民族羁縻府州设置的记载，还将唐朝应对吐蕃、南诏、突厥等少数民族政权的防御边塞予以特别记述。这不仅符合自秦汉以来以行政区划为纲领进行综合描述的编纂潮流，更是朝廷以“大一统”思想控制郡县的集权体现。道的设置首先要满足唐太宗“申谕朕心，延问疾苦，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务尽使乎之旨，俾若朕亲觌焉”的要求，因而《新唐书·地理志》开篇便说“自秦变古，王制亡，始郡县天下。下更汉、晋，分裂为南、北。至隋灭陈，天下始合为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政权林立、更迭迅速，“郡县天下”并未真正实现，而隋朝在短暂统一后再次走向动荡。唐兴，唐高祖李渊为拉拢豪族、宠禄降者，多授予其州县官职，以至州县数量一时剧增，这不仅增加了唐朝的行政压力与经济负担，更直接影响了朝廷对地方控制的效力。所以贞观十道的出现以及开元二十一年由十道析分为监察十五道，即道制由虚设向实体的行政监察机构的发展过程，其目的都是在于有效监督地方，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从而保证出自朝廷的政令可在全国通行，以维护唐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
《新唐书·地理志》以道为纲的记述恰好揭示了唐朝“大一统”的空间叙事形态。作为唐朝中央集权的体现以及维系唐朝运转所需赋役的直接承担者，道与各道所辖人口是唐朝空间叙事中最为核心与根本之所在。需注意的是，赋税劳役人数是衡量唐朝实力的指标之一，也是唐朝疆域得以拓展的经济支柱，《新唐书·地理志》中关于人数的记载应是朝廷可掌控的人数，至于羁縻府州以及与少数民族地区相接区域的人数则未能全部统计在内，在此以人口比较集中的关内道为例予以说明。通过对《新唐书·地理志一》所记载人口进行统计，关内道人口数量大约为五百万。其中，属京兆府京兆郡人口最多，有一百九十六万；边远的丰州九原郡人口不足万人，而与少数民族分布区相连接的单于大都护府在朝廷有户籍的人口仅有不到七千人，安北大都护府在朝廷有户籍的人口也不足七千五百人；还有一些与边疆少数民族分布区相连接的郡县，没有统计具体的人口数量。所以，关内道有五百万人口只是一个大致的统计。
唐朝结束隋末战乱，再次实现“大一统”。而要维护“大一统”体制、实行中央集权，郡县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根据两《唐书》的不完全统计，唐太宗自贞观元年至贞观十三年（639）共废省了152个州府，其中尚未包括贞观年间置、贞观十三年以前就废除了的州及羁縻州。”而大加省并的目的也不外是回收地方权利、增加赋役承担人口、疏通地方与中央的直接联系，从而向“大一统”的根本保障制度靠拢，即恢复秦汉以来君主专制下的郡县制。当然，唐朝“十道”并非是对秦汉郡县制的简单复制。唐朝的疆域已然超越前朝，《括地志》显示至贞观十三年（639），唐有“三百五十八州，诸州之中包括了四十一个都督府，共统一千五百五十一县”。中央直接管控如此庞大的郡县体系并不现实，而依山川形便对唐朝疆域进行划分的道，在空间叙事上成为唐朝政治家对自身疆域理解与认知的基本要素，以此建立起与“大一统”政治、地理形态的关联。因此，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我们只能看到唐朝直接统治的核心区域，李吉甫以《贞观十三年大簿》十道四十七镇分篇排目，详尽山川河流、城堡要塞等，这不仅方便朝廷能够“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更可“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唐朝的“道”首先是围绕着恢复中央集权下“大一统”的政区设置为目的而展开，这与秦郡、汉州的政区设置的目的并无差异，贞观元年只是在州县之上增加了虚设的“道”，后期向监察区划的发展也并未脱离“道”的根本目的。唐朝综合前代实践，以“道”作为空间划分，这不仅改变了前代中央对地方直接管控的治理模式，也改变了秦汉所形成的空间认知与地志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力量被削弱。安史之乱后，道与方镇的合体，才使道成为节度使拥兵割据的势力范围，但“道”的设置本身并不是促成唐朝瓦解的原因，设置“道”的初衷是服从于“大一统”的。
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来讲，唐太宗把道与州县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唐朝从秦汉“郡县”的叙事框架中摆脱出来，形成唐朝以道施政、治理疆域的空间叙事体系。基于山川形便区划为的“道”是唐朝“大一统”形态下中央与地方二者间空间、政治隶属关系的独特表达，道也因此被附上空间“大一统”的政治内涵。可以说，唐朝正是因“道”的设置再次恢复了“郡县天下”的治理秩序，也在空间上完成了“大一统”叙事的闭环。
二、基于“大一统”建设视域的唐朝羁縻府州设置及其以“道”为中心的道路交通
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置羁縻府州以维护“大一统”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控。学界关于唐朝的羁縻府州设置多有讨论，“羁縻府州作为一种完备的在周边民族地区推行的政治制度，却是始于唐代”。同样，王明珂认为，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唐时期形成了包容、囊括各方民族的“中原王朝”，而非秦汉时期的“华夏帝国”。前述研究多注意到唐朝时期“华夷”界限的模糊、众多民族融入中国并构成唐朝超大规模的民族体量，此点认识确实有识。但也要注意到，唐朝国力之强盛不仅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空间的重塑提供了契机，同时边疆民族不断内附与交通道路的开拓也使得“羁縻府州”在空间上的意涵发生了极大改变。
首先，与汉朝“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观念不同的是，长城作为分割农耕与游牧的标志不仅在唐朝得到了突破，而且唐朝将羁縻府州推行至草原地区。因此，唐人认为：“昔周宣之时，猃狁孔炽，出兵驱逐，比之蚊蚋，议者以为中策。汉武北事匈奴，中国虚竭，议者以为下策。秦始皇北筑长城，人神怨怒，议者以为无策。”唐朝“用统一行政区形态管理不同民族区域的创举” ，不仅包括草原在内，唐朝在所有边疆地区设置的羁縻府州都统一于“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之中，构成了唐朝“大一统”境内的版图，且与在中亚地区所设“不能化诸国为己有”的都护府有实质性区别，这些地区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即“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
其次，正是在唐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改变的基础上，唐人与汉人关于“羁縻”的理解多有不同，唐人之理解更有了空间的意涵。“《汉官仪》‘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羁縻，系联之意。”通过对注解进行对比，杨军注意到汉唐两个时期该词意涵的改变，“羁縻”一词在唐朝时期发生的名词动用标志着羁縻“已经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行政体制的特征”，但其对“羁縻体制覆盖的区域皆属于唐朝的疆域”的阐释仍有不足。汉代的羁縻府州缺乏与中央的直接联系，以至难以建立起长期、稳固的联系机制，所以中央对其的支配与辐射十分有限。而唐朝设置如此多的羁縻府州，与前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管控以维护空间的“大一统”。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正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行政措施惟道路之维持与控制，以利政令之推行，物资之集散，祈渐达成民族文化之融合耳。”秦汉两朝多注意交通建设，但“中国历史上的交通网，就低标准言，在汉代已大体完成，但材料太少，只能考知其大体轮廓，直到唐代，交通网才可说真正大定”。依靠交通道路削弱和减少地方拥兵自重、藩镇割据的可能性，以此加强军事管控的意图自然无需过多阐述，但随着遍及边疆的交通路线建设，于唐朝“真正大定”而来的是“大一统”地理空间的确立。
不可否认的是，在唐朝推行羁縻制度的过程中，随着边疆民族政治力量的强弱盛衰变化，制度的实践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所载内容对具体对象而言也存在差异：“今录招降开置之目，以见其盛。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不能详见。”唐朝在隶属于关内道的分布于北方和西部的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地区设置了羁縻府“二十九”个，羁縻州“九十”个；在隶属于河北道的分布于东北地区的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地域设置了羁縻府“十四”个，羁縻州“四十六”个；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属于陇右道，唐朝在这些边疆民族分布区设置了羁縻府“五十一”个，羁縻州“百九十八”个；在隶属于剑南道的边疆民族分布区设置了羁縻州“二百六十一”个；在隶属于江南道的边疆民族分布区设置了羁縻州“五十一”个；在隶属于岭南道的边疆民族分布区设置了羁縻州“九十二”个；此外，还在党项羌分布区设置了羁縻州“二十四”个；有唐一代，共设置羁縻府州“八百五十六”个。可见，唐朝设置的羁縻府州具有鲜明的方向性特征，即主要集中在东北边疆、北部边疆、西部边疆、西南边疆，也基本符合多民族中国民族分布的基本特征。
可以看到，唐朝通往边疆地区的交通道路犹如血管一般，从作为皇权心脏的京城延伸出去。道路不仅成为“大一统”政治向边疆地区的延伸与控制的工具，更成为唐朝“大一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宝年间（742—756），唐玄宗询问天下诸蕃国的地理情况，“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唐德宗时期，这一情况有了变化：“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显然，这些交通道路与唐朝在东北地区、北方地区、西部地区和西南地区所设置的羁縻府州是基本吻合的。
虽然《新唐书·地理志》中并未说明这些道路如何与朝廷意志相配合以及具体如何运作的情况，但通过道路的详细记载，至少表明唐朝对边疆地区羁縻府州的管控应是有实际效力的，唐朝已然将这些地区纳入“大一统”的地理空间表述中，服从于“既控制领土的中心又兼及四周”的疆域治理体系，这在更大程度上保证着“大一统”的空间完整性。
从《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的记载可知，唐朝将历史上的西南夷称为剑南道诸蛮，是由于有秦汉时期郡县设置作为基础，朝廷在剑南道诸蛮地区的州府设置基本上都是在秦汉时期郡县基础上设置的，且一开始设置的州县也并非羁縻府州，而是按照内地州郡县来设置。虽然后来在剑南道诸蛮分布地区出现了南诏国，但是唐高祖和唐太宗在位期间都逐一恢复部分地区的郡县设置。同时，《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述了唐朝与南诏间的交通道路，即从巂州越巂郡至南诏羊苴咩城的道路。戎州南溪郡也是唐通往南诏国的重要通道，贞元十年（794），祠部郎中袁滋与内给事刘贞谅出使南诏国，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这对保持南诏与唐朝间的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目的就是维护南诏不脱离唐朝，使南诏成为“大一统”疆域的组成部分。所以，唐朝从未将南诏作为唐朝之外的一部分来看待，而是以“大一统”的视角认为南诏国是唐朝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部地区是历代王朝建设的重点，唐朝时期设置了陇右道，其所辖区域大致为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青海省青海湖以东及新疆东部地区。而且其地理位置极为特殊：从此北上过甘州张掖郡往西北千余里可到达回纥汗庭；从伊州伊吾郡则可进入西域，是到北庭都护府的重要战略支点；而从鄯州西平郡可进入吐蕃地界；同时，陇右道的西部地区又是吐蕃、沙陀、回纥等各方政治势力都希望控制的地区，在安史之乱后，陇右道很多地方被吐蕃占领。
因此，唐朝在陇右道的布局中，是以吐蕃为主要防御对象，而该道正是唐朝制衡吐蕃、将其纳入自身封贡体系的空间依凭。为防御吐蕃，唐朝在此设置了诸多驻军。而越过赤岭，经过吐谷浑分布区，便是唐朝与吐蕃往来的交通要道。
陇右道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山川形便”的原则。而以陇山为界划分为陇右道与关内道，根本上是由唐朝对于自身空间的理解所决定。关内道作为唐朝政治核心所在，其北部是突厥，西部是吐蕃，在“太宗平突厥”后，关内道北部的压力减轻，吐蕃的崛起迫使唐朝抬高陇右道的地位。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来看，陇右道的位置应是靠前的，而不是殿后的，“因元和时久陷西蕃，故移于后”。陇右道在唐朝的地位升降过程正反映出唐朝对自身空间的理解，保护关中、防御北方的突厥与西部的吐蕃是陇右道的根本定位。如果陇右道被吐蕃夺取，不仅可以叩开唐朝西部门户，威胁关中地区，更可直接破除唐朝以陇右道为根基、挟制吐蕃、稳定西北的空间布局，唐朝备守大军于此，正是此意图的体现。而前期中央军事实力的雄厚确实可以使陇右道起到制衡吐蕃的作用，但“自安史乱后，吐蕃盗据河湟以来，迄于宪宗元和之世，长安君臣虽有收复失地之计图，而边镇将领终无经略旧疆之志意”，陈寅恪先生这一认识实为确论。
综上可见，唐朝试图通过对“道”的控制与交通道路的利用，极力将边疆地区以及南诏、吐蕃置于羁縻、朝贡的体系内，这在反映出“道”的特性的同时，也可看出唐朝对于自身空间的理解。唐朝从未放弃过对吐蕃、南诏的经略，也从未认为边疆地区、南诏以及吐蕃是独立于“大一统”空间之外的，只是唐朝尚未具备彻底将其置于“郡县天下”的国力而已。
三、唐朝的文化边疆、天下观念与世界秩序
唐朝历史近三百年，文化声教远及海外，如此显著的文化影响力于当世各国中远未有可与唐朝相比者。同样，拥有如此辽远的文化边疆于历史上各朝中也鲜有可与唐朝相比者。文化边疆不同于政治边疆，不具有任何主权性质，是文化影响力所波及的地方。这种文化边疆不仅反映着唐代中国人对域外世界的认识和空间叙事，而且文化边疆所承载的天下观念、世界秩序更是唐朝“大一统”的独特表达。
唐朝的文化边疆是否可以维持，往往取决于唐朝与西突厥间的关系。在征服西突厥后，龙朔元年（661），唐高宗任命王名远担任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唐高宗时代，唐朝在西域设置了十六羁縻府，七十二个羁縻州。这里所说的西域是广义西域，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已远至中亚地区。
正是如此繁多的都督府直接改变了唐朝的地理空间认知与叙事。“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唐朝延续了前代传统的“天下”观念，不同的是，前朝历代未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设置羁縻都督府。同时，于并世亚洲各国中，唐朝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经济、文化实力吸附周边诸国，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朝贡、册封维护着自己在此秩序中的权威性。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在这些地方不具有实质主权，既不干预其内部事务，又无“编户齐民”的郡县化管理，却依然认为此地区是唐所领有的版图。《新唐书·地理志》也将这些都督府逐一记载。对此，以文化边疆进行解释似乎更贴合历史实际。
“大一统”虽主张“王者无外”“天下一家”，但何休基于《春秋》义理又声称“王者不治夷狄”，故《汉书》载“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这种典型的“异内外”汉代公羊学话语与唐“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择信臣以抚之，谨边备以防之，使重译来庭，航海入贡”的宽阔胸襟多有出入，以至唐朝才可说真正实现了“天下一家”的理想。而唐人所理解的“天下”更具有世界意义。《唐六典》载：“凡四蕃之国经朝贡已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谓三姓葛逻禄，处蜜，处月，三姓咽蔑，坚昆，拔悉蜜，窟内有姓杀下，突厥，奚，契丹，远番，渤海靺鞨，室韦靺鞨，和解乌罗护，乌素固，达未娄，达垢，日本，新罗，大食，吐蕃，波斯，拔汗那，康国，安国，石国，俱战，提勃律国，罽宾国，东天竺，西天竺，南天竺，北天竺，中天竺，吐火罗，米国，火寻国，骨咄国，诃毗施国，曹国，拂菻国，谢 䫻勃时山屋驮国，狮子国，真腊国，尸科佛誓国，婆利国，葱领国，俱位国，林邑国，护密国，怛没国，悒怛国，乌苌国，迦叶弥罗国，无灵心国，苏都瑟那国，史国，俱蜜国，于建国，可萨国，遏矅国，习阿萨般国，龟兹国，疏勒国，于阗国，焉耆国，突骑施等七十国，各有土境，分为四蕃焉。其朝贡之仪，享燕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之职焉。
唐朝在继承前代的“天下”的同时构筑起了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其疆域内既有郡县化的“十道”与在少数民族地区所设的羁縻府州，又有经朝贡体系建立起来的文化边疆，彻底改变了前代的“天下”局限于郡县所及之地，即王朝实际疆域的属性。诚然，“天下”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空间上的象征意义而言，唐朝的“天下”指的是以唐朝为核心，包括其他国家在内的世界秩序，而这些国家便构成了唐朝的文化边疆。文化边疆既是唐朝实力的指示器，又是唐人空间叙事的重要体现，这也直接改变了传统的空间认知。《新唐书·西域传下》因此赞曰：“西方之戎，古今未尝通中国，至汉始载乌孙诸国，后以名字见者寖多。唐兴，以次修贡，盖百余，皆冒万里而至，亦已勤矣！”而宋人对唐朝文化边疆的称赞也显而易见，“右西域诸国，分置羁縻州军府，皆属安西都护统摄。自天宝十四载已前，朝贡不绝”。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对于“天下”与“世界”的认知，也伴随着交通道路的延伸而发展。交通在满足维系中央与边疆地区的联系时，也在空间上开拓着唐代中国人的空间视野。在二十五史的《地理志》中仅有《新唐书·地理志》十分详细地记载了从内地到边疆、到域外世界的诸多交通路线，这是十分珍贵的。由此，我们也可对唐朝文化边疆、天下体系与世界秩序做出更为明晰的认识。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载了安南通天竺道。严格说来，安南通天竺道不是通往羁縻府州的道路，在中国境内的部分，记载的是以安南为起点往北到达拓东城，再由拓东城往西到达南诏国的政治中心羊苴咩城，又以羊苴咩城为起点经东南亚往天竺的道路。但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历史学家并没有把南诏国作为唐朝之外的一部分来看待，这是前文观点的又一明确例证；第二，《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对安南通天竺道及关于南亚东南亚的记载，反映了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即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来认知世界、记述世界。
在这种观念引导下，唐朝对域外世界的认知是在“郡县天下-羁縻府州”为核心向外不断扩展，直至唐朝文教所及的地方，这也使得唐朝的“天下”体系并不是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概念，而是与自身交通道路保持着高度的重合。《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在广州通海夷道的最后，以大食为中心，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中亚的交通，这一记载与《唐六典》中亚地区“四蕃之国”的诸国记载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可以说，唐朝在构建自己的“天下体系”时，采取了较前代更为切实的认知，而非先秦乌托邦式的构想。
综上所述，唐朝的“天下”与“文化边疆”存在重合之处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唐朝“文化边疆”的出现正是先秦以来完全无限制的“天下”空间想象走向唐朝之后更为实际的空间叙事的过渡阶段。唐朝对于自身世界秩序的构建是以“朝贡”为标准予以评判，而对于超越交通道路所及之地，更为遥远的域外世界，则不在唐朝的空间叙事中，这点也奠定了后世朝代“天下体系”“世界秩序”以及空间叙事走向实际的基础。
四、结语
通过对《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内容与空间叙事的阐述，可以得出如下看法：
第一，从先秦至唐朝的地理空间叙事来看，唐朝不仅结束了东汉以来的分裂局面，更拓展与完善了秦汉“大一统”的空间叙事。这在中国境内以高度郡县化、羁縻府州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系统为体现，维护了疆域与民族统一，可视为秦汉“大一统”所主张“王者无外”“混一六合”的真正实现。同时，拥有如此辽阔的文化边疆也使唐朝与先秦、秦汉“大一统”的空间叙事有着实质性区别，在汇入秦汉以来“大一统”总体脉络的同时，在亚洲地区形成了以唐朝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正是“大一统”空间叙事中“王者无外”的最好体现。
第二，唐朝“郡县天下-羁縻府州-文化边疆”的空间结构是在继承秦汉以来疆域观、郡县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的“大一统”空间叙事。因山川形便划分各“道”，各道之下统领诸州县、羁縻府州、羁縻都督府，并建立起覆盖境内各地的交通网以沟通中央与地方。交通网络不仅将边疆地区纳入中央政治体系，创造出统一性的叙述，更使得边疆地区顺理成章地进入唐朝“大一统”的空间叙事体系，为元明清以行省制进行直接统治奠定了基础。
第三，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唐朝“大一统”地理空间叙事在中国疆域形成史中发挥了承上启下作用，弥补了先秦叙事体系中“内华夏外夷狄”“华夷”二元论述的不足，破除了秦汉“王者不治夷狄”的观点。并且，唐朝对周边诸国所产生的经济文化影响塑造起了唐朝辽阔的文化边疆，这不仅是对秦汉时期“大一统”论述的历史总结，更是“大一统”思想发展与具体实践的巨大成功。而“大一统”思想也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褪去公羊学的色彩，在进入近代后被整合进中国现代国家疆域叙事体系中。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来源：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