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再版了由澳大利亚学者、资深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先生（Neville Maxwell）撰写的《印度对华战争》（India’s China War）一书中文版。今年4月，本书作者之子伊恩·马克斯韦尔（Ian Maxwell）偕妻子

2024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再版了由澳大利亚学者、资深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先生（Neville Maxwell）撰写的《印度对华战争》（India’s China War）一书中文版。今年4月，本书作者之子伊恩·马克斯韦尔（Ian Maxwell）偕妻子波吉特访问世知社并接受本刊专访。以下是专访主要内容。

揭秘《印度对华战争》写作内幕

世界知识：您父亲撰写的这本书自1970年出版以来，被视为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权威著作，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甚至在阅读本书后称“意识到中国是可以打交道的”，这一认知转变对当时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请问本书在撰写出版的过程中，有什么幕后故事是您可以给我们分享的吗？

伊恩：我父亲若能亲眼看到本书中文版的再版，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版在所有版本中质量最高、装帧最精致。我父亲是一个热爱钻研思考、勇于自我纠正的人，本书也是他自我纠正的体现。1958年至1968年，我父亲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并常驻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时受当地政府“中国是侵略者”等宣传影响，失之偏颇地报道了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始末。直至1968年前后，他通过私人关系得到被列为机密的《亨德森·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Henderson Brooks-Bhagat Report）等内部文件，才意识到此前认识有误。此后，我父亲开始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更具历史性的角度分析研究喜马拉雅山一带所谓“麦克马洪线”沿线的中印边界问题性质，终于搞清楚了在1962年的那场战争中谁是受害者，谁是侵略者。正是因为相关方继承了英国人在英属印度时期对中印边界的错误说法，如1935年英印殖民政府单方面划定的非法“麦克马洪线”，才导致中印边界争端。1970年，凝结了我父亲研究成果的《印度对华战争》正式出版。此后他面临了不少压力。例如，一些老朋友谴责他的行为；本书出版后在有关国家被禁多年；我父亲也被有关国家禁止入境长达八年之久。但同时，本书出版后被国际社会认可为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权威著作，改变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我父亲也认识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新朋友。

此外，我父亲因为不想使历史真相因自己去世而湮没，2014年，他在个人博客上公开了《亨德森·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的第一部分，这也引发了一定争议。这份报告是1963年印度组织的调查委员会对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起因、过程与失败原因的调查分析，自完成后便被列为机密文件。报告作者为陆军中将亨德森·布鲁克斯（T.B. Henderson Brooks）与军事学院院长、准将巴贾特（P.S. Bhagat）。我父亲一直在期待该报告解密，但在等待多年无果后，他试图将报告公开。最初他将报告捐献给了牛津大学图书馆，但后者因“政治关切”将其“雪藏”，在此期间有关国家政府曾试图将其自牛津大学图书馆回收，但我父亲及时撤回了报告。在这之后，他曾联系多家图书馆及一些报社试图公开这份报告，但均以失败告终，最终我父亲决定通过个人博客直接公开他仅有的报告的第一部分，不过不久，他的博客便因访问量过大服务器崩溃而被迫关闭。2019年6月，我父亲还决定将自己半世纪以来研究中印边界争端真相及中国边界政策所依据的详实史料——包括170册书籍和历史地图，全部无偿捐赠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当时，他在澳大利亚的家中在线观看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马克斯韦尔图书角”的揭幕仪式。而我也决定将本书的有关收入捐献给中国外交学院，希望能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

2025年4月1日，伊恩·马克斯韦尔接受世知社记者专访。

盛赞中国发展变化

世界知识：您曾多次来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见证者。您对如今中国的发展成果有何看法？您和您父亲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有不同之处？

伊恩：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5年，当时只有15岁，是随我父亲来的。那时候北京、上海等城市大街上机动车辆比较少，摩天大楼也很少见。我父亲当时在研究中国人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我随他一起调研了山西省等中国北方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发现这些地区农村人口虽然生活清贫，但人们心态积极，大多数人都拥有足够粮食。他们没有像我少时在印度见过的一些农村地区人口那样处于极端贫困、深陷饥荒与绝望，这令我感到中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从那之后到今天，50年过去了，中国的变化之快让我每次来华都深感震撼。中国每一代青年人都与上一代的精神面貌截然不同，中国政府对提升教育普及率的高投入，与中国的高水平基建尤其让我印象深刻。我的一些欧洲朋友如今仍然认为欧洲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基建。我说你们真的应该来中国看看。如今西方世界需要承认中国已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高科技的超级大国，哪怕对一些西方国家来说可能需要10年至20年才能真正接受这一点。

我和我父亲对中国的看法没有根本不同，但由于他受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中国影响较大，他的一些观点可能较为“老派”。上世纪70年代，我父亲在调研中国农村时深受人民公社制度的触动，感动于以集体化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式，他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支持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发展方式的理念。上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随后中国开启国企私有化进程后，他一度感到有些失望。此后我父亲由于年事渐长，抱憾未能亲眼见证过进入本世纪以来，尤其是2005年后中国高速发展的景象，但我多次来中国，与他相比看到了中国的更多方面。总体而言，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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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5年

第11期

责编：杜文睿

来源：世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