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彼时的胡蝶明艳动人、风华绝代，一双梨涡浅浅，笑靥如花，她一出场，便是镁光灯下众人目光追逐的焦点。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

消息传到上海，正在卧病的胡蝶，睁开双眼，喃喃自语：“劫，终于过了。”

这个曾被誉为“电影皇后”的女子，是如何跟一个特务头子产生纠葛的……

上世纪30年代，上海街头，洋楼林立，汽笛声与黄包车铃交错。

彼时的胡蝶明艳动人、风华绝代，一双梨涡浅浅，笑靥如花，她一出场，便是镁光灯下众人目光追逐的焦点。

她的电影被搬上荧幕，无论是《火烧红莲寺》中的侠女，还是《新女性》中的哀婉主妇，角色无不深入人心。

而这一切荣光，在战火降临的那一年，突然戛然而止。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华北的沉静，时局动荡，胡蝶与丈夫潘有声带着家人一路南下，辗转落脚香港。

那时的香港虽处南疆，却一时相对安稳。

胡蝶的名气依旧是她的保护伞，举家租住在一处高级公寓内，但这种安稳，不过是一层薄冰，很快便会裂开。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香港成了前线，不久便沦陷，日军铁蹄踏入香江，华人社会顿时陷入恐慌，流言四起。

在那个年代，漂亮的女人尤为危险，而胡蝶，无疑是最耀眼的目标。

一个叫久田幸助的日军军官找上门来，他自称是文化宣传部成员，态度谦恭，面带笑意，却说出了让胡蝶毛骨悚然的话。

对方希望她能出镜一部名为《胡蝶访东京》的宣传片，在镜头前宣扬“中日亲善”的理念。

胡蝶并未表现出惊慌，她身着旗袍，优雅地将茶杯轻轻放在茶几上，浅笑道：“我最近怀孕了，恐怕不能胜任贵方的重托。”

这句话，是她预谋已久的拒绝之词，也是一句谎言。

她赌的是对方不敢强迫太甚，久田幸助果然面露难色，留下一句“会再来拜访”，便作罢离去。

但风波已至，需尽早脱身。

1942年8月，胡蝶与丈夫潘有声以及两位年幼的孩子偷偷乘船离港。

他们带不走全部家当，三十多个沉重的箱子，装着她多年来的戏服、首饰、金银细软，是她作为“电影皇后”的全部过往。

这些箱子若一同离去，会引来日军注意，反而不利于脱身，于是，她狠下心来，将箱子托付给一位熟识的朋友，叮嘱他日后再想办法运出香港。

自己则只带了最基本的衣物，悄然踏上逃往内地的旅途。

一路颠簸，转车、步行、借宿，胡蝶一家穿越烽火与哨卡，终于在几周后抵达了重庆。

一个月后，她从一位逃难而来的亲友口中得知，那批箱子在运出香港途中被人劫走，踪迹全无。

她多年来的积蓄、珍藏的戏服、纪念品，全都付之一炬。

胡蝶大病一场，她托人联系了上海的几位旧交，杨虎、杜月笙，甚至是过去与她有过一面之缘的军统要员，她并不知道，这个决定，会让她的人生彻底改变。

一位权势滔天的男人——戴笠，在那一刻走入了她的生活。

胡蝶自从将那张列满戏服、珠宝、金器的清单交到戴笠手中后，只过了短短数日，便收到消息——她的东西“找到了”。

“怎么可能？”胡蝶几乎脱口而出。

丈夫潘有声也感到蹊跷：丢失的箱子分明是在香港被劫，戴笠却在重庆轻松“寻回”，这中间若无玄机，谁都不信。

胡蝶当时并未完全放松戒心，但她的确感激。

一个人在乱世之中能遇到肯出手相助者，似乎已经足够幸运，她尚不知，这位“朋友”的温情，背后藏着怎样的陷阱。

不久之后，潘有声“失踪”了，那天上午他照常出门，打算去找熟人商谈做茶叶生意，却一整天音讯全无。

胡蝶急得团团转，一边四处托人打听，一边日夜不眠。

三日后，才从一个军统内部的小职员那里探听到真相——潘有声因“私藏枪支”被军统拘押。

胡蝶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戴笠下的手。

她几近崩溃，冲进杨虎家中，痛哭失声，甚至不顾体面地请求杨虎夫妇帮忙说情。

第二天，戴笠亲自登门，他一如既往温和地坐在茶几前，替她斟了一杯茶，说：“潘先生的事情，我已经过问，误会而已，很快就能放人。”

“是误会？”胡蝶盯着他。

戴笠没有回应，只是递上一张手写的释放令状。

当晚，潘有声归来，满身疲惫，一言不发。

他抱着胡蝶，她却哭得更厉害了，他们夫妻虽暂时团聚，但那只是一场警告，真正被盯上的，是她自己。

戴笠以“扰民”为由，让胡蝶一家搬出杨虎公馆，改住进王家岩的军统别墅。

这栋别墅隐于绿荫之间，高墙电网，内外把守森严。

她住在里面，出不得门，不能与外界联络，甚至连散步也必须报备。

潘有声虽与她一同住进来，却越来越沉默，他开始频繁接到“安排”去云南、缅甸等地做“商务考察”。

戴笠给予他所谓的“头衔”，不过是软性驱逐——让他离开胡蝶，离开重庆。

戴笠已经不再遮掩，他每天都会“顺路”来别墅探望她，从最初的寒暄，到后来的直言不讳：“我不想再绕弯子了，你早晚是我的人。”

她没有再拒绝，再挣扎也不过是徒劳，她要保护两个孩子，要护住老母亲的安宁，她只能选择妥协。

戴笠对她极尽所能地好，他知道她怀念南方水果，就派军机往返；她说脚上拖鞋不合脚，第二天就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新鞋。

她偶尔在院中坐着晒太阳，他就悄悄站在窗后看她，仿佛她是金丝雀。

可她知道，她既不是病人，也不是亡命之人，更不是夫人，在雾重山城中，每晚听着外头脚步声变幻，猜想自己是否还能见到明日的阳光。

三年，春去秋来，丈夫音讯稀疏，昔日的胡蝶已不复存在，她只是一个身处牢笼中的女子。

1945年，抗战胜利，战争结束，世人盼望回归正轨，而胡蝶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劫难才刚刚开始。

戴笠不满足于三年的幽禁，不满足于“金屋藏娇”，他要她成为戴太太，成为“正房”，成为名正言顺的妻。

可在这条道路上，挡着一个人——潘有声。

在戴笠的授意下，杜月笙特意安排了一场饭局——地点选在上海老牌酒楼“德大西菜馆”的包间，宾客仅有两人。

“人活在这个世上，有时候啊，不是你想守住就能守住的。

你是个明白人，我今天来，也不为逼你，只是想让你知道——戴局长要的是她，而你呢，能活着走出这道门，回到你孩子身边，就得先签个字。”

话音刚落，一张离婚协议书被轻轻放在了餐桌上，连同一支钢笔。

潘有声的手微微颤了一下，他的目光落在那纸上，看到熟悉的几个字“胡蝶”。

他没有签。饭局结束时，他只是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可第二次、第三次的“劝说”接踵而至，甚至传来戴笠手下在昆明“送错信”导致人失踪的传闻。

胡蝶得知后，彻夜未眠，她一字一句地写下一封信，请人转交潘有声。

信不长，却句句沉重：“我虽身陷局中，但未失人心，你是我真正的良人，若他强要我的人，那便给他，我知你心意，只望你平安。”末尾，她落款“蝶”，不再是“胡蝶”，只是一个女人的叹息。

数日后，潘有声出现在王家岩。

他没带任何人，也未多说话，只是递出了一份签好的离婚协议，递到胡蝶手中。

离婚的消息很快在军统内部传开，外界仍不知情。

戴笠得偿所愿，开始筹备婚礼。

1946年3月17日，美制DC-47型军机在暴雨中挣扎盘旋，最终发出一声巨响，坠入山谷深处，化作一团火球，火光映红半边天。

消息传到上海时，胡蝶正坐在客厅里给孩子缝补衣物，电台传来新闻播报，她放下手里的布料，怔怔地盯着窗外。

戴笠死后的第二天，老友张蕙和丈夫黄先鹏悄悄来访，车停在王家岩别墅门外，他们进门时低声说：“我们来接你回家。”

“回家……”这两个字仿佛带着魔力。

她没有多问，简单整理随身物品，在张蕙安排下，她终于与潘有声和一双儿女重逢。

三年未见，两人相对无言，孩子们怯生生地看着眼前的母亲，不敢上前。

胡蝶蹲下身张开双臂，低声唤道：“来，妈妈在这儿。”

那一瞬，孩子扑进她怀里，叫声“妈妈”如雷贯耳，她再也控制不住泪水，泪如雨下。

潘有声站在一旁，眼圈泛红，声音哽咽：“我们回家去吧。”

复婚之后，他们一家悄然移居香港，在熟人的帮助下租下九龙一处公寓。

日子过得不富裕，但终于自由。

潘有声在湾仔街头重新打理茶叶生意，胡蝶则在家中持家教子，没人认出这位洗衣晒被的普通妇人，就是当年风华绝代的“电影皇后”。

胡蝶曾在朋友信中写道：“这几年虽然辛苦，但至少心安，孩子在身边，有声也在，就觉得有了活下去的力量。”

五年的光景，他们一起熬过物价飞涨的艰难冬日，也在中秋夜放飞纸鸢，共看月圆。

然而天不假年，1952年，潘有声突感身体不适，腹胀消瘦，胡蝶陪他辗转几家医院，最终确诊为肝癌晚期。

当医生将这个结论告知胡蝶时，她整个人差点摔倒。

她强忍悲痛，回到病房时脸上仍挂着笑，只说：“医生说要好好调养，你会好起来的。”

可她知道，那只是自欺。

她将全部心力投入照料丈夫，亲自煮粥煎药，日夜不离病床。

几个月后，潘有声离世。

那天胡蝶哭得几乎昏厥，她将洋行转让，独自承担起抚养儿女的责任。

为了维持生计，1959年，她重返影坛，加入邵氏电影公司。

虽然容颜已不复从前，但她仍保留那份从容与典雅。

在电影《后门》中，她出演一位坚强的母亲，角色仿佛写照她自己，观众在电影院为她鼓掌，也为她落泪。

晚年，她带着孩子远赴加拿大，在温哥华定居，并正式改名为“潘宝娟”——“宝娟”是她的乳名，“潘”则是她对亡夫的深切纪念。

她将潘有声的骨灰从香港迁至温哥华，亲自挑选墓地，安葬在她日后也将长眠的那一侧。

1989年，她生命走到尽头。

她的一生如蝴蝶般短暂、绚烂，也如凤凰涅槃般重生，生死两相安，她终于，回家了。

来源：冷秋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