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标题源自北平《世界日报》1935年9月10-23日连载的记者贺逸文采写的访问记《文字学专家沈兼士》，这一年沈兼士48岁，正值盛年，岂料仅隔了12年，1947年8月2日，这位强壮而谦和的文字学家就病逝了：这天晚上，沈兼士在北平家中宴请胡适、张怀等，席间突发脑溢血
潮新闻客户端 周维强
标题源自北平《世界日报》1935年9月10-23日连载的记者贺逸文采写的访问记《文字学专家沈兼士》，这一年沈兼士48岁，正值盛年，岂料仅隔了12年，1947年8月2日，这位强壮而谦和的文字学家就病逝了：这天晚上，沈兼士在北平家中宴请胡适、张怀等，席间突发脑溢血，不及救治而亡故。沈尹默在上海得悉沈兼士病逝，赋诗抒悲情，诗的前两句是“一朝散手若为情，六十年来好弟兄”。尹默是兼士的二兄，大兄是沈士远。沈兼士，清光绪十三年（1887）7月31日出生于陕西汉阴，祖籍浙江归安，归安入后和乌程合并为吴兴，即今之湖州。兼士著文如《跋》（1945年9月2日写就）落款“吴兴沈兼士”，可知虽然生于陕西汉阴，但还是认同自己是浙江吴兴人。2002年4月30日，尹默先生孙儿长庆到北师大小红楼访问启功先生，启先生说：“过去实行异地任职，‘三沈’三代人，有两代在陕南为官，家室安在汉阴。按现制算，是陕西籍汉阴人，但他们遵祖制，一直（署）用的吴兴（籍）。如果有机会，将把这些（情况）用小字写在匾额上。” ——今日湖州也始终尊士远、尹默、兼士“三沈”为湖州的乡先贤。郦千明先生著《沈兼士年谱》，前言里说沈兼士先生1949年后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是说了一个事实。但兼士先生着实不该淡出人们视野的。故撷取若干掌故，以稍见兼士先生品学风貌。
沈兼士先生长期任职文学院院长的北平私立辅仁大学，校长是史学家陈垣先生。陈垣1940年1月7日写给长子陈乐素的信里有“文成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的句子，1939年9月16日给陈乐素的信里陈垣说：“行年六十，尚有人改文，至可幸也。”著述成而诚意请师友弟子指正的，沈兼士也是显例。《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是训诂学的名篇了，1933年1月发表在史语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里。沈兼士撰成后，以抽印本分请魏建功、李方桂、林语堂、吴承仕、陈寅恪、蔡元培等给提意见。魏建功是沈兼士在北大教过的学生。6月21日魏建功给兼士先生写了两千来字的长信，谈自己的读后体会及意见，主要的篇幅是“敢陈一得”，最后说自己的这些意见“固皆先生夙所启发”——虽然表达的意见有所不同，但这说辞可以表示魏建功的尊师，也可见其在言语措辞上的“情商”比较高。8月18日，林语堂千余字长信专谈自己的体会及意见，既肯定论文的价值，主要部分则是“惟亦有数点意见，可供参考者”。9月5日吴承仕的信虽不长，“亦有数事可言”。吴承仕和沈兼士俱列太炎先生门下。1934年3月6日陈寅恪致信沈兼士，讨论兼士先生的这篇论文，最后说：“公之宗旨、方法，实足树立将来治中国语言文字学之新基础，若能再取同系之语言以为参考之资料，则庶几可臻于完备之境域也。”陈寅恪于西洋语言学亦有造诣，故有此说。沈兼士和鲁迅年轻时也曾同在东京受业太炎先生，故兼士也请鲁迅批评。鲁迅3月26日在上海得此文，27日在致台静农信里，请静农“见兼士兄时，乞代达谢意为托”。鲁迅很客气，说自己“入夜循览，砉然发蒙，然文字之学，早已一切还给章先生，略无私蓄，所以甚服此书之浩瀚，而竟不能赞一辞”。4月12日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信里再次说：“兼士之作，因我是外行，实不敢开口，非不为也，不能也。”但鲁迅也是有训诂学素养的，比如从他写的小说《奔月》《理水》里即可看出鲁迅是了解《说文解字》的。鲁迅1927年1月至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认定开设的4门课程，其中之一即属于文字学科目的：中国字体变迁史，每周讲课3小时。鲁迅一再谦辞，也说明了兼士所做的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研究工作。4月20日，蔡元培收到沈兼士所赠这份抽印本，阅读过后回信说“先生之作……缜密，吾无间然！惟‘右文’之名，弟尚怀疑”，建议“他日成书时，似可别选一名”。蔡元培年轻时也曾治《说文》。以上所述或可说明当年师友之间，有著述必请批评，谈体会要有所见，表达不同意见亦绅士风度，不口出狂言，不作人身攻击；听的人也不以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冒犯，反而引为知己。
杨树达当时在清华等校任教授。1933年12月23日日记里记载：“吴检斋来谈《说文》。渠亦始修正章先生《文始》，举数例甚精核；沈兼士古文字不能及也。”吴检斋即吴承仕，杨树达掌北师大国文系时，曾推荐吴承仕任教授。1934年2月22日，杨树达收到沈兼士托余嘉锡代送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抽印本，3月5日杨树达致信沈兼士，先赞“搜采之富，条理之密”，接下来就说了“献疑之处”两点，信后附上自己论文两篇《释赠》《释旐》，也是讨论声训语源的。杨树达信里末尾说：“弟与兄趣向相同，又幸同居一地，切磋必可相益，弟固极愿受教耳。”3月14日杨树达收到兼士复信，说杨树达“所见极是”，论文两篇“皆精审，《释旐》尤佳”。沈、杨二先生有著述必交流。杨树达年长沈兼士两岁。沈兼士论文《“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1936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三号，同年英千里译成英文刊于辅仁大学《华裔学志》第二卷第一期。这也是汉语词族研究的名篇了。沈兼士将《国学季刊》的抽印本赠杨树达、陈寅恪、郭沫若请予批评。这一年11月12日，杨树达访沈兼士，兼士盛赞杨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之美，“辟一新途径”。杨树达写进了自己的日记。杨树达请沈兼士为这部书稿作序，12月17日序成，标题作“跋”。杨树达日记里说兼士将题文写作跋，“盖谦逊也”。兼士在序文里对杨著“有纠正处，又谓一字无定音定义”，杨树达表示兼士的说法“颇当”。兼士先生这篇序文的最后一段话是：“……自知浅陋，无当大雅，诚以赏奇析疑，友朋至乐，聊复存之，以为大著之笺疏如何？”真是温文尔雅。1946年12曰30日，杨树达收到沈兼士信，这封信是兼士感谢杨树达12月18日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撰文刊正兼士的文章。其时杨树达在长沙。兼士先生信里有云：“读《文史周刊·说瞿篇》，刊正拙文，获益匪浅，感刻，感刻！弟自在沦陷区患脑疾后，学殖益荒落。老友不遗在远，惠然赐教，何幸如之！”杨树达这一天的日记里感慨：“兼士虚怀若谷如此，真今世所希有也。”沈兼士1947年7月25日寄出他主编的《广韵声系》给杨树达，杨未及收到，兼士8月2日晚上突发脑溢血而病故。8月4日杨树达从报上得知噩耗，撰挽联：“治学耻逃难，独精义诂；寄书方在道，遽哭先生。”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杨树达叹息：“今兼士死，余益孤特寡俦矣。”12月1日杨树达日记记录：“报载沈兼士葬香山。讲习故人，长眠地下，不可得见矣。呜呼！”
沈兼士病故的当晚，胡适在日记里记录兼士“一个很能工作的学者”。顾随当年12月7日刊于天津《大公报》的纪念文章，第三自然段的起首就说“先生是学者，而且是具有办事的心与力的学者”，接着写道：“北大国学所（维强案，应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故宫文献馆（维强案，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是他一手奠定的基础……”这两事确实可以佐证兼士先生学术领导的眼界和能力。胡适赞誉兼士“很能工作”应该也主要是指这两项事，可能还包括抗战胜利后以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完成华北教育文化机关的接受工作。
《世界日报》记者贺逸文1935年撰写的访问记也说，他没见到沈兼士时，猜测他“应该有迂腐的气派，或者还许有些傲慢”，见到沈兼士之后，才知“他的谦和同振作的精神”。这篇访问记分作十一节，第三至九节分述沈兼士的北大国学门首任主任、整理故宫档案、文字学研究的五项主张、“右文说”的新创获等。第十一节特别引了沈兼士的话作标题：“……中国不但缺乏学者，事务家亦太少”，这“事务家”即我们今日所说的“实干家”或“实务家”。柴德赓1947年8月18日发表在《益世报》上的纪念文章，称“沈先生是一个坦白刚直、热情而又富于正义感的人”，这也是可以举出例子说明的。陈独秀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当局逮捕，沈兼士与蒋梦麟、刘半农、马裕藻、周作人、钱玄同等12人联名致电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以及党国元老蔡元培、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务恳俯念前劳，交由司法机关从宽办理”。鲁迅逝世，1936年10月30日出版的《中国学生》周刊第三卷第十期发表记者专访《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沈兼士对记者说鲁迅“对中国旧学问上，更具有深切的研究、伟大的眼光和见解，高于郭沫若等的造诣，不过先生不把他自己围在一个圈子里，而还要作更高的追求。他是最富于感情的，同时他的感情是热烈的……”这是学院派做古典学问的学者的一个评论，坦白正直而深邃。这也让我们明白了兼士先生为何会把自己的训诂学论文寄请鲁迅批评。
1946年中央研究院筹划首次院士评选，1947年3月13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根据这项组织法，中央研究院设置院士，院士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对所专习的专业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专业学术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院士候选人提名在全国展开后，中研院史语所提出的“推荐院士候选人”名单，沈兼士与胡适、张元济、杨树达同列“中国文学”的推荐院士候选人。胡适1947年5月写的提名院士候选人名单里，中国文学门类也有沈兼士（这个门类里，胡适提名的另外两位候选人为杨树达、傅增湘）。沈兼士担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的辅仁大学，陈垣先生掌校，提名本校5位教授为院士候选人，沈兼士名列其上。沈兼士汉语言文字研究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学术机构领导“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这两项均满足评选条件。可惜沈兼士1947年8月2日病逝，按照院士评选规则，只评选在世的，同年10月最后确定的院士候选人名单，里面也就不再有兼士先生了。
我是学中国语言文学的，对训诂学也算略微了解一些。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至今还有被引用、征引的。八九十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到今天还能够被不断地被援引，这大概也可以证明兼士先生著述的长寿了。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这篇六七万字的长篇论文《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亦在2014年列为单行本付梓。更早的上世纪80年代，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葛信益、启功两位先生整理编辑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39.1万字，中华书局1986年12月出版，葛信益教授是沈兼士在辅仁大学中文系指导的研究生，启功教授是沈兼士执掌辅仁大学文学院时的讲师；去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了北师大文理学院讲师赵芳媛博士整理的《沈兼士集》，51.5万字，是迄今为止收集沈兼士著述最全的一个本子。鲁迅自1926年9月离开北京后，曾两次北上探亲，1932年11月是第二次，11月20日晚上8点写毕的给许广平的信里说他这一次到北平后，“紫佩，静农，寄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22日兼士先生邀请鲁迅到他执教的辅仁大学演讲，晚上又在东兴楼宴请鲁迅。23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里说及兼士邀请演讲和宴请之事，接着就说“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颇欢畅，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脸不相识也”。马衡之子马彦祥，1947年9月13日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纪念文章，引用时人的话评说湖州沈氏三兄弟：“大先生是官吏，二先生是名士，三先生是学者。”这“三先生”指的就是三兄弟里排行第三的沈兼士。鲁迅1932年11月19日晚上9点半在北平写毕的给许广平的信里说19日霁野、静农、建功“请我在同和居吃饭，兼士亦至，他总算不变政客……”，这也可以印证“三先生是学者”这一句话了。
2025年6月8-9日修改，杭州西溪寓所
“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