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之道非常道

摘要：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佛家认为：“道由心悟。”中国人视“道”为体系完整的思想学说，是宇宙、人生的法则和规律，所以，国人不轻易言道。在饮食、娱乐诸事中能升华为“道”者，似乎只有茶道。直到现代，对茶道之解读，却是见仁见智。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佛家认为：“道由心悟。”中国人视“道”为体系完整的思想学说，是宇宙、人生的法则和规律，所以，国人不轻易言道。在饮食、娱乐诸事中能升华为“道”者，似乎只有茶道。直到现代，对茶道之解读，却是见仁见智。

陆羽《茶经》书影

“茶道”一词出现在唐代，至少有一千多年。与陆羽忘年交的中唐诗僧皎然所作《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曰：“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在此，他最先提到“茶道”一词。此后，“茶道”再一次被提及是封演《封氏闻见记·饮茶》，其中道：“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陆羽——笔者注)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同为唐人的刘贞亮《饮茶十德》中指出：“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凡此种种，皆属“茶道”之源头。当然，这都离不开陆羽《茶经》对他们的启迪。

《茶经》曰：“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陆羽强调饮茶者的人文精神，在注重“烹、煮、沏、泡”之“术”外，一定不忘追求恬静舒适的雅趣以及泰然空灵的“道”之精神。

明代唐寅绘品茗图

《茶经》十章中，除四章是简述茶之性状起源、制茶工具、造茶方法和产区分布外，其余六章主要是讲解煮茶和品茗技艺、茶席要领与范式。《茶经·四之器》描述烹茶所需的二十四种器皿，包括规格、质地、结构、造型、纹饰、用途和使用方法;《茶经·五之煮》解读烹茶要领，包括燃料选用、水质鉴别、火候分寸和茶香萃取等技巧;《茶经·六之饮》规范茶席应遵循之九大要旨，强化“奇数”理念，如名贵茶席不超过三盏，以及三人饮茶、五人饮茶和七人饮茶的各自步骤;《茶经·七之事》列举史上饮茶典故与名人逸事;《茶经·九之略》概述“松间石上” “清泉溪流” “山间洞穴”等山水之间不同场域茶席之要素，如哪些茶器可以省略等;《茶经·十之图》强调图鉴之必须，建议将茶事诸项一一列举，绘制成图，悬于茶席一角，使品茗者一目了然。

关于茶道思想内涵，《茶经·一之源》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所谓“精行”，即“精进修行”，旨在要求行事专注，严谨自律;所谓“俭德”，即“俭以养德”，提倡节俭、淡泊、清廉的品德修养。概括来说，就是将“精行”与“俭德”的双重修养，将日常生活中的茶事，提升至道德与精神的层面与高度。

济南灵岩寺系禅宗重要道场，图为千佛殿彩塑罗汉(牛国栋摄影)

不难看出，千百年来，茶道在进化和流变过程中吸收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学说之大成。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至隋唐达到鼎盛。而饮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则兴于唐、盛于宋。陆羽有寺院生活阅历，又是皎然和尚挚友，其《自传》和《茶经》中都有对佛家思想的诠释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可以说，茶道从萌芽之初，就与佛家关系密切，其中尽人皆知的说法是“禅茶一味”。

在茶事不断实践中，茶道与佛家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共通之处。佛家以茶助禅，以茶礼佛。因茶性苦，佛家便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进而从中找寻乐趣。正像郑板桥为扬州清莲斋题写茶联所说：“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以自种之茶招待陶渊明，吟诗饮茶，叙事谈经，终日不倦。

启功题《赵州和尚茶诗》

最为知名的品茶故事，便源自于唐代赵州禅师的典故。赵州禅师，法号从谂，祖籍临淄(今山东淄博)，出生于曹州(今山东菏泽)，嗜茶成癖，“唯茶是求。”其晚年驻锡赵州(今河北石家庄赵县)观音院长达四十年，世称“赵州古佛”。清康熙年间山东临清(今属聊城)人汪灏增删、被列入《四库全书总目》的《广群芳谱·茶谱》原引《指月录》记述：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问：“最近到过这里么?” 回答说：“到过。”从谂说：“吃茶去。”僧人赶忙说：“没到过”。从谂还说：“吃茶去。”后院院主在一旁听了后不解地问：“为何到过让他吃茶去，没到过也说吃茶去?”从谂招呼院主：“吃茶去。”自此以后，“吃茶去”遂成禅林法语。

1989年，前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借用“吃茶去”的典故赋无名诗道：

七碗受至味

一壶得真趣

空持百千偈

不如吃茶去

这一典故告诉人们，“吃茶去”看似浅显，在佛家心目中却充满着深奥禅意，令人从茶中体味苦寂的同时，也在茶道中注入佛理禅机，使品茶之人以茶道为修身养性的途径，以达到明心见性之目的。

明代文徵明《品茶图》

唐中期还有位诗僧灵一，其《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诗，将佛家推崇的禅机与自然意象的空灵融为一体，写得潇洒，令人遐思，物我两忘。这也成为后世研究唐代禅宗理念如何与隐逸生活合二为一的文本之一。诗曰：

野泉烟火白云间

坐饮香茶爱此山

岩下维舟不忍去

青溪流水暮潺潺

茶对于佛家来说，最初仅仅是一种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饮料，堪称常年坐禅静思者的“伴侣”。而僧人对茶之喜爱和依赖，以及后来寺院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又促进了茶叶生产规模扩大和制茶技术进步。我国早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南方很多寺庙都有自己的茶园。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产自寺院园林。而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由洞庭山水月院禅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

明代仇英《松荫论画图》中品茶者给人以仙风道骨的感觉

佛门寺院持续不断的茶事活动，对提高品茗技法，规范饮茶礼仪等都大有裨益。那时寺院始兴茶礼，大量用茶以供养“三宝”(佛、法、僧)，并以茶招待香客。寺院专设“茶堂”“茶寮”，作为以茶礼宾场所，专门配备“茶头”，设茶僧职位，用以接待、礼敬宾客。

唐代和尚怀海，因其居住在百丈山(今江西宜春奉新)，也称百丈怀海，在其整顿禅宗戒律时，将佛家茶礼列入戒律，即《百丈清规》，后代对此多有修订。其中涉及茶礼的内容有：蒙堂挂出点茶牌，点茶人入茶寮，先行礼询问僧众。点茶过程要焚香，点完茶收盏，寮主“起炉”、相谢。点茶人复闻讯、献茶。茶喝毕，寮主与僧众送点茶人出寮。这套仪规不仅在禅院实行，民间也效仿推广。直到现在，人们在做茶席时依然沿袭佛家焚香和迎送的传统礼仪。

道家学说则为茶道注入了“天人合一”“以茶养生”的哲学理念。道家不拘名教，放任自然，旷达逍遥的处世态度，也是茶道之精神内核。茶道与道教一样崇尚自然，崇尚朴素的美学理念，秉承重生、贵生、养生的思想脉络。在道家思想影响下，茶道注重“茶之功”，即茶之保健养生功能，以茶怡情。

道家鼻祖老子像

道家品茶不太讲求清规戒律，而是从养生、贵生之目的出发，以茶来助长功行内力。更多的道家高人都把茶当作忘却红尘烦恼，逍遥享乐精神的一大乐事。更重要的是，茶道强调“道法自然”，其中包含了物质、行为、精神三个层次。物质方面，茶道认为茶是大自然恩赐的“珍木灵芽”，在种茶、采茶、制茶时必须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产出好茶。行为方面，茶道讲究在茶事活动中，一切要以自然为美，以朴实为美，应发自自然，任由心性，绝不造作。精神方面，道法自然，返朴归真，表现为自己的性心得到完全解放，使自己内心得到清静、恬淡、寂寞、无为，使心灵随茶香弥漫，仿佛个体与宇宙融合，升华到“悟我”之境界。

唐代道士之中，嗜茶者不乏其人。李商隐《即目》诗生动描绘了道士用茶伴棋的情景：“小鼎煎茶面曲江，白须道士竹间棋。”唐玄宗、肃宗时期，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张龟龄，其父好道，著有两部道家论著。他效仿父亲，潜心修道，著有《玄真子》，并自号玄真子。十六岁时，他参加肃宗的明经举试，考中进士，深得肃宗赏识，不仅被赐名志和，封待诏翰林，还被赐奴婢一对。后经张志和做主，奴婢二人结为夫妻，男曰“渔童”，女名“樵青”。“渔童使捧钧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宋孙锐《水调歌头·玄真子吟》) 后肃宗“驾崩”，张志和被贬，他便以丧亲为由辞官返回浙江隐居，闭门不出。

张志和并非离群索居,与世隔绝，而是伺机找寻志同道合者。时为湖州刺史的颜真卿便成了他的知己。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的颜真卿，长文学，擅书法，心胸豁达，大度包容，招贤纳士，奖掖新人。他曾出资请当地文人编纂大型类书《韵海境源》三百六十卷,还出资为陆羽出版《茶经》。他见张志和的小船破旧，便赠其新船。在颜真卿编织的湖州文人朋友圈中，既有张志和、陆羽，还有皎然、刘禹锡、韦应物、孟郊、顾况、刘长卿和李冶。他们还常常雅集小聚，诗酒茶乐，舞笔飞墨。在一次雅集中，张志和首先吟诵了自己所作《渔歌子》(五阕)，随后，颜真卿、陆羽等人共和二十五首。张志和的《渔歌子》也成为诗衍化为词的创举，有人称其为“词祖” 。

道法自然(牛国栋摄影)

有意思的是，湖州文人圈里，李冶(字季兰)是凤毛麟角的女诗人，还是位“坤道”(女道士)，常年修真悟道。陆羽年幼时，收养他的智积禅师曾经将其寄养在李冶家里，她与陆羽感情很深，可称青梅竹马。她与刘长卿也关系密切。后来她还和陆羽、皎然一同在苕溪举办诗会。细细品味，陆羽茶学理论中也有着道家学说的些许印痕。

温庭筠有首《西陵道士茶歌》，描述西陵道士煎茶和饮茶的情形，颇为传情：

乳窦溅溅通石脉

绿尘愁草春江色

涧花入井水味香

山月当人松影直

仙翁白扇霜鸟翎

拂坛夜读黄庭经

疏香皓齿有余味

更觉鹤心通杳冥

在温氏看来，品啜茗茶真乃快意之事，其心灵深处似乎已经与仙境相通。

19世纪中叶的中国女子离不开子盖碗茶

宋代著名道士兼医学家陶弘景曾作《杂录》，说茶能轻身换骨，所以传说中的神仙丹丘子、黄山君都爱饮茶。传说饮茶有所谓“得道成仙” 的神奇功能，是修炼时的重要辅助手段，故《天台记》中说：“丹丘出大茗，服之羽化。”

后来，茶在道士手中使用更为频繁。像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将名贵的龙团茶赠送给“来似浮云去无迹”的颍阳道士青霞客。元代散曲名家、济南人张养浩游泰山时，也品尝道观茶饮，留下“鼎铛百沸失膏火，风水万里忘萍逢”(《过长春宫》)的诗句。

明代，晚年的朱权崇尚道家思想，认为茶发“自然之性”，饮者要“清心神”“参造化”“通仙灵”，追求秉于性灵、回归自然的境界。他改革传统茶道，立“清饮之说”，“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茶谱》)他的学说被后人誉为“朱权茶道”，对于今天日本茶道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刘鹗曾多次游历泰山，了解泰山风俗民情，所以《老残游记》第一回写老残与慧生夫妇游岱庙雨花道院，就见“道士端出茶盒”，“大家吃了茶。”

明代孔子像

儒家观念是中国传统茶文化的思想主体，茶也通孔子倡导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之中，“礼”是其中的灵魂，而茶则被列为“客来敬茶”之礼制。饮茶与中庸、和谐的伦常道德相关联，民间茶俗与气氛欢快浓重的儒家相沟通，养廉、雅志、励节、秩序、仁爱、敬意等规范，无一不在其中，甚至饮茶可以蕴含兴邦之道。

曾以儒家思想治国的韩国，其茶道主张就是“和、敬、俭、真”。所谓“和”，即善良之心地;“敬”，即彼此间敬重、相互礼遇;“俭”，即生活俭朴、清廉;“真”，即心意、心地真诚，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由此不难看出，与儒家历来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等思想主张一脉相承。

前些年，中国茶界有人提出“孔子茶道”一说，并在孔子故里山东设立了孔子茶道院、曲阜孔子茶城，并通过孔子茶会、茶书研究、茶艺教学等方式传播孔子茶道。尽管现在所能看到的典籍中尚没有孔子饮茶的记载，但他所倡导的“仁”和“礼”的思想精髓，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也肯定离不开儒家文化的熏陶。

周作人在“苦雨斋”

早在1925年，周作人写过《喝茶》一文，收录其第一本散文集《雨天的书》中。文中对茶道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世中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他在《苦茶随笔》也说：“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腊女诗人之称恋爱，谁谓荼(茶之别称——笔者注)苦，其甘如荠。”他将自己的书斋由“苦雨斋”更名为“苦茶斋”，也算是他对人生的一种参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