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外交经历了从寂静主义到激进主义再到回归温和的过程，旨在为“2030愿景”经济转型创造有利环境。新一轮巴以冲突打乱了沙特的外交布局，但沙特积极因应中东变局，通过平衡外交、公共外交等手段成功破解外交困局，沉稳应对巴以冲突、红海危机、叙利亚剧

内容提要

关键词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5年第5期，注释略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随着传统阿拉伯强国实力地位下降，阿拉伯世界内部力量格局重组，沙特因未受动乱波及，实力地位相对上升。2015年萨勒曼国王继位以来，沙特实施自建国以来最全面深入的改革，地区政策经历了由激进向温和的回摆，全球政策由扈从主义转向盟伴多元化。2016年4月，沙特为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正式推出“2030愿景”这一经济转型计划，旨在将自身打造成为具有地区领导力的国家、全球投资强国和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世界枢纽。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沙特正全面推动以缓和为基调的地区政策，以便为国内转型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包括摆脱也门战争泥潭、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巩固与伊朗和解成果等。然而，巴以冲突打乱了沙特地区外交布局，导致多项外交议程搁浅，从而使其成为巴以冲突的主要受损方之一。与以往巴以冲突多系巴以双方矛盾激化所致不同，沙特拟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被视为本轮巴以冲突的直接原因。哈马斯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目标之一便是阻止沙以和解进程。在此阶段，沙特保持总体超脱，避免卷入冲突。同时，沙特利用中东冲突与变局塑造的新形势，因势利导，化危为机，在地区和大国外交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提高了地区和国际地位。沙特外交务实主义特色鲜明，主要服务于“2030愿景”引领的国内发展转型进程。沙特实施多元平衡战略，通过在大国间多方面下注，维护国家利益，提升战略自主性。沙特外交趋于温和，有助于防止中东陷入全面动荡，有利于地区安全局势和地缘政治环境保持总体稳定。

沙特以外交行动为主要抓手应对新一轮巴以冲突

作为阿拉伯国家的领导者之一，沙特不仅始终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最重要的支持者和赞助者，也是“阿拉伯和平倡议”的提出者。本轮巴以冲突表明，沙特想要绕过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与以色列建交将面临风险，使沙特在此问题上态度变得更加谨慎。在巴以冲突背景下，反对以色列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正确”，沙特决定暂停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等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承诺将致力于优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表示巴勒斯坦建国将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以此撇清对巴以冲突爆发的责任，与以色列和美国进行切割，维护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

一是以平衡外交应对巴以冲突。对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微妙心态决定了沙特对本轮巴以冲突的立场。沙特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看待哈马斯，将受到伊朗支持的哈马斯视为对王权的威胁。虽然沙特在官方层面坚定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但禁止在其国内社交媒体批评以色列。这显示出沙特对以色列的矛盾心理，既希望与以色列改善关系、将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作为长期目标，但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之前又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二是通过公共外交展示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为占据道义制高点、提高在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沙特多次在公共场合展示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和“两国方案”的支持。2023年11月，沙特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共同在利雅得举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呼吁打破对加沙地带的围困，并立即向该地区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峰会发表声明，给以色列划出红线，呼吁国际刑事法庭调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违法行为，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这次会议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大多数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到会，表达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团结一致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明确立场。会后，沙特还牵头组建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访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把中国作为第一站，呼吁各国帮助巴以停火止战，缓解加沙地区人道主义危机。2024年2月8日，沙特外交大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主持召开巴以冲突问题协商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阿联酋外交部长阿卜杜拉、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侯赛因·谢赫参加了会议。2024年9月，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沙特已经组建了一个全球联盟，致力于推动“两国方案”的落实。该联盟包括部分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和欧洲国家，第一次会议将在利雅得和布鲁塞尔举行。2024年11月，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峰会在利雅得举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会上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实施“集体种族灭绝”，表示沙特将坚决捍卫巴勒斯坦建国权，强调反对以色列侵犯伊朗的领土主权。

第三，沙特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加沙重建方案。2002年，沙特于贝鲁特举行的第十四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上提出阿拉伯版“两国方案”，即“阿拉伯和平倡议”，被与会国家批准并作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统一方案。最近围绕加沙停火、重建和未来地位，以色列提出加沙“非军事化”方案并要求解除哈马斯武装，试图逼哈马斯彻底退出加沙。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提出“清空加沙”“接管加沙”方案，企图单方面改变加沙地位和归属。沙特高层多次就加沙重建问题发声，重申坚持“两国方案”，反对驱逐加沙居民、改变加沙地位。2025年2月，来自多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磋商会议，探讨加沙重建问题，明确反对美国提出的加沙重建方案。同年3月，沙特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上支持埃及提出的加沙重建方案，并表示愿意为重建加沙出资。沙特作为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国家和阿拉伯版“两国方案”的首倡者，旗帜鲜明地反对美以提出的加沙重建方案，始终秉持“两国方案”并支持阿拉伯国家主导加沙重建，这不但对推动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和加强阿拉伯国家团结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利于提升自身软实力和国家形象。

沙特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成功破解了此前因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带来的外交困局，并因势利导将其转化为提升自身在地区和国际社会地位的契机。沙特积极应对巴以冲突有两方面动因：一方面，冲突延宕越久，沙特被波及的可能性就越大，为避免此种情况出现，沙特不得不作出回应，希望通过外交斡旋尽快结束冲突并改善加沙地区人道主义状况。另一方面，沙特寄望通过在外交场合展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支持者正面形象，维护其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并为未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作铺垫。

沙特在中东乱局中化危为机

与以往相比，本轮巴以冲突的突出特点是超出巴以之间的大范围外溢，波及黎巴嫩、也门、伊朗和叙利亚等多个地区国家。以色列与伊朗及由其主导的“抵抗之弧”（又称“抵抗轴心”）之间的冲突，已取代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成为当前影响中东安全格局的主线。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使沙特看到了化危为机、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契机。一方面，沙特多次呼吁停火止战，既防范巴以冲突扩大升级累及自身，又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向加沙地区、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维护道义形象和地区领导者地位。另一方面，沙特长期将伊朗及“抵抗之弧”视为本地区最强劲的竞争者，双方在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国展开博弈，沙特虽投入大量资源，但始终处于被动。而在本轮巴以冲突中，“抵抗之弧”接连遭到重创，实力严重折损，伊朗在中东实施的“输出革命”“前沿防御”等战略也遭遇严重挫折，地区影响力跌入低谷，这对沙特提升地区影响力十分有利。沙特多年筹谋、投入巨大却求而不得的目标，在本轮巴以冲突中意外实现，使其地缘政治环境大为改善。

一、沉稳应对红海危机

巴以冲突爆发前，沙特最大的安全关切是也门问题。尽快摆脱也门战争泥潭，卸下巨大的军事、人力和财政包袱，聚焦国内发展，是沙特外交的最优先事项。为此，沙特积极改善与伊朗的关系，推动与胡塞武装停火，为也门问题解决带来曙光。2023年4月，沙特官方代表团对也门进行“破冰”访问；同年9月，胡塞武装代表团回访沙特。在阿曼的斡旋下，沙特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签署和平协议指日可待。然而，在本轮巴以冲突中，也门和红海地区成为其影响外溢的主要方向。胡塞武装以支持巴勒斯坦为名卷入巴以冲突，袭击红海水域商船，对该水域航运安全乃至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胡塞武装的行动招致美英军事报复，使红海危机呈现长期化趋势。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美国对胡塞武装采取更严厉的政策。2025年1月22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重新将胡塞武装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并于同年3月15日起对其实施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胡塞武装总部等重要目标遭袭，胡塞武装则多次回击红海水域的美军舰船。在新一轮美国与胡塞武装冲突中，沙特仍旧保持沉默，避免再次卷入冲突。

红海危机给沙特带来两方面负面影响。一方面，也门和平进程被迫停滞。美英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使也门局势复杂化，本已启动的也门和平进程被无限期拖延，沙特期待已久的退出也门战略变得遥遥无期。伊朗减少对胡塞武装的支持曾是沙伊和解的重要条件。与“抵抗之弧”其他成员相比，胡塞武装与伊朗的关系较为松散，其军事行动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抵抗之弧”的衰落对胡塞武装的影响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作为最重要的红海沿岸国家，红海航运危机给沙特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沙特“2030愿景”的重心在红海沿岸，美英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一旦外溢，将直接对沙特“2030愿景”的旗舰项目——未来新城（NEOM）产生严重安全威胁。

沙特对红海危机采取理性和务实的态度，与胡塞武装达成了互不攻击对方目标的默契，不参与美英主导的以维护红海航运安全为名的所谓“繁荣卫士”联盟，因而沙也关系未受本轮巴以冲突和红海危机影响。胡塞武装也投桃报李，区别对待沙特和西方国家，对沙特以“兄弟”相称。沙特不但以此维护了本土安全，而且为危机结束后重启也门和平进程留出战略空间。此外，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红海危机实际上削弱了胡塞武装，无论今后是战是和，虚弱的胡塞武装对沙特而言都十分有利。

二、积极因应叙利亚变局

叙利亚变局使沙特措手不及，但在给沙特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带来重要机遇。“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沙特是对叙利亚问题最为纠结的国家。2011年叙利亚动乱之初，沙特强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旨在推翻叙政权。“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后，国际反恐行动改变了叙国内局势走向。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出手，救叙政权于危亡，沙特等支持叙反对派的力量遭遇严重挫折。2016年，叙利亚内战基本平息，但沙特并未及时调整对叙政策。直到2023年，为了对冲伊朗的影响力，将叙利亚拉回阿拉伯世界，沙特才恢复与叙利亚的外交关系，比阿联酋等其他海湾国家晚了数年。

然而，随着叙政权被推翻，沙特又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从地缘政治竞争角度看，作为伊朗盟友、“抵抗之弧”核心成员之一，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被反伊朗的叙反对派推翻，意味着伊朗在叙战略失败，总体上有利于沙特；从教派角度看，叙反对派属于逊尼派，其上台终结了属于广义什叶派的阿拉维派在叙的长期统治。另一方面，以“沙姆解放组织”为首的叙反对派上台对沙特也构成挑战。“沙姆解放组织”属政治伊斯兰，反对西方化和世俗化，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这与沙特当前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不符合沙特世俗化改革方向，被沙特视为安全威胁。土耳其是“沙姆解放组织”等叙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也是叙利亚变局的最大受益者，这使沙特在叙拓展影响力将面临来自土耳其的竞争，困难和挑战仍较严峻。

叙利亚变局后，沙特积极采取措施因应变化。2024年12月14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参加在约旦亚喀巴举行的阿拉伯部长级联络委员会会议，讨论叙利亚局势和政治过渡进程。2025年1月1日，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访问沙特，这是叙过渡政府成立后官员首次正式出访。希巴尼向沙特表示，沙特是叙新政权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希望与沙特建立良好关系，并在振兴经济、改善民生和重建等方面加强合作。同年1月12日，沙特主办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外长会议，讨论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和解除对叙制裁等问题。沙特在叙利亚问题上外交活动频密，显示其试图通过在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提升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从而在未来成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重要攸关方。同年5月13—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沙特，这是其在第一任期将沙特作为首次外访目的国后，再次在上任初期访问沙特，足见沙特在特朗普政府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此访期间，沙特促成特朗普与叙利亚领导人沙拉会面，美国为表示诚意还宣布解除对叙利亚制裁。沙特借此进一步拓展了在叙利亚的影响力。

此外，沙特长期介入黎巴嫩政治，将其作为与伊朗和“抵抗之弧”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场域。沙特主要通过支持黎巴嫩逊尼派政治力量，与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政治力量抗衡。然而，近年来随着以真主党为代表的什叶派政治力量在黎巴嫩政坛强势崛起，黎逊尼派政治力量呈衰落之势，导致沙特在黎影响力下降。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真主党策应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持续袭击，招致以色列的直接报复，真主党领导层和组织架构均遭受自成立以来最惨重损失，被迫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真主党实力被削弱直接导致真主党在黎政坛作用弱化，从而为沙特提升在黎影响力创造了有利条件。2025年1月，在总统职位空缺2年多后，黎巴嫩陆军司令约瑟夫·奥恩当选总统，沙特和美国的支持是奥恩当选的重要原因。奥恩就任后立即宣布将沙特作为首访第一站，标志着沙特在黎影响力大增。

沙特将延续温和而积极的外交政策

本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效应给沙特外交带来巨大挑战。乱局之初，沙特保持战略定力、审慎应对，通过密集外交活动，化被动为主动，打造和平守护者和地区领导者形象。随着伊朗及其主导的“抵抗之弧”在本轮巴以冲突中遭到重创，沙特的地缘政治环境明显改善，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国的影响力有所恢复。面对中东格局新变化，沙特或将采取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以填补伊朗和“抵抗之弧”留下的“真空”，扩大在中东特别是黎凡特地区的影响力。同时，沙特将聚焦也门问题，争取早日恢复与胡塞武装的和解进程并摆脱也门战争泥潭。

第一，平衡发展与域外大国的关系。一是沙特在加强战略自主的同时，继续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沙特加强战略自主，根据安全、经济和能源等不同议题发展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虽然近年来沙特与美国的分歧增多、龃龉不断，但双方相互依赖仍然存在，在军售、反恐等领域仍保持密切合作。2009—2023年，美国与沙特军售协议总金额达1515亿美元。除石油与安全外，沙美合作还包括新能源、科技发展、投融资等领域。沙美关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展势头良好，预计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将得到延续。2025年1月22日，特朗普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进行上任后与外国领导人的首次通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表示，沙特有意在今后4年扩大与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拟从美国购买价值6000亿美元的商品。与之相应，特朗普政府也将以沙特为支点重塑中东格局，这意味着沙特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将上升。特朗普政府支持沙特作为乌克兰危机主要斡旋方。特朗普访沙期间，沙特承诺投资6000亿美元建设沙美战略经济伙伴关系，两国达成多项经贸、投资合作协议，涵盖军售、尖端科技、投资和航空等领域。在军事方面，两国达成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包括引进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和空军装备，加强太空能力及海上安全体系建设等，美国将之称为“史上最大军售协议”。在科技领域，美沙两国将共同投资800亿美元用于“前沿变革性技术”研发，甲骨文、谷歌等美国科技企业将与沙特企业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及能源基建等领域开展合作；通用电气将向沙特提供燃气轮机及相关能源技术支持，用于能源基础设施升级和减排技术应用；英伟达公司将向沙特人工智能公司提供1.8万枚芯片用于建设数据中心和算力设施；美沙两国投资基金签署1.5亿美元私募信贷合作协议。沙特航空公司将订购价值48亿美元的30架波音737-8飞机。特朗普此访充分体现了其重商主义色彩浓重的中东外交政策，旨在通过发展两国经贸和投资领域合作，在“石油换安全”联盟逻辑终结后，为沙美联盟关系构筑新基础。对沙特而言，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因此沙特将在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沙美安全合作等重大问题上展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若无意外，特朗普政府将继续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并推动两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赋予沙特“非北约盟国”地位。但沙美联盟关系存在显著的交易性，两国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层面存在较大差异，只有在两国拥有共同利益时，盟友关系才能存续。因此，加强安全合作和协调油气资源收益将是沙美联盟关系发展的关键。美国只有继续向沙特提供安全庇护，不与沙特争夺油气资源收益，双方联盟关系才能平稳发展。

二是“向东看”，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在政治合作方面，近年来中沙高访频繁，双方在双多边层面的协调合作不断发展。沙方倡议举办首届中阿峰会并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中方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改善了沙特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与沙特的战略互信水平持续提升。在经贸合作方面，中沙双方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愿景”发展战略对接，双边贸易投资增长迅猛，两国传统能源和新能源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以5G通信、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高科技合作方兴未艾。在人文交流方面，中沙在语言教学、典籍翻译、联合考古等方面交流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是“中沙文化年”，精彩纷呈的人文交流活动渐次登场。

三是同俄罗斯深化能源、外交等方面的合作。在能源领域，沙特与俄罗斯同为主要石油输出国，均将对方视为重要伙伴，双方在“欧佩克+”框架内加强协调，通过控制石油产量调节国际油价。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沙特并未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选边站队，反而利用其中立地位和与冲突有关各方的良好关系，成为乌克兰危机主要斡旋方。2023年，沙特举办吉达和平峰会，促成俄乌换俘。2025年2月以来，沙特承办多场俄美和美乌谈判，为解决乌克兰危机作出贡献。斡旋乌克兰危机有助于提升沙特的国际地位和软实力，助力其塑造爱好和平、乐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良好国际形象。

第二，巩固沙伊和解成果，稳步改善同伊朗的关系。在与伊朗关系方面，与伊朗和解并复交是近年来沙特最重要的外交成果，无论地缘政治环境如何变化，沙特都希望这一成果得到维持。虽然沙伊实现了和解，但双方之间积怨深厚，其矛盾与分歧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和解基础仍较脆弱。沙特与伊朗分属中东“温和”与“抵抗”两个阵营，双方对以色列和美国的立场针锋相对。在本轮巴以冲突的冲击下，沙伊和解成果面临严峻考验。沙伊双方均十分珍视来之不易的和解成果，不愿其因地缘政治变局毁于一旦，试图化危为机，通过在巴以冲突上的密切磋商巩固和解成果。2023年10月，伊朗前总统莱希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就本轮巴以冲突交换意见，这是沙伊两国领导人自恢复外交关系后举行的首次通话。2023年11月，莱希参加了在利雅得举行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并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这是自2012年以来伊朗总统首次踏上沙特领土。2023年12月，中沙伊三方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三方共同探讨落实北京协议、推进沙伊关系改善的途径。2024年11月，为跟进落实北京协议，中沙伊三方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利雅得举行。在中方积极推动下，沙伊两国相向而行，和解进程在巴以冲突背景下仍得到延续。

第三，在“2030愿景”引领下实施世俗化改革，以国族主义取代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的起点上开启国家建构。沙特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国内，这要求其聚焦国内改革与发展。在此背景下，沙特实施外交休兵，地区政策由激进转向温和，主动与卡塔尔和伊朗实现外交和解、寻求摆脱也门战争泥潭是沙特外交转型的重要标志。沙特与阿联酋围绕地区经济中心地位的竞争，说明对国家发展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沙特外交的首要目标。这意味着沙特外交向温和回摆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其长期的政策路线。沙特外交将以增强战略自主和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为导向，旨在为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然而，温和外交政策并不意味着沙特外交回归寂静主义，其在本轮巴以冲突背景下频频采取行动拓展地缘政治影响力就是例证。在国家发展转型目标达成之前，沙特由国内议程驱动的温和、积极的外交路线有望延续。

【本文是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中东经济转型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790053）的阶段性成果】

平台编辑 | 吴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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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