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背负“通敌叛国”罪名、流亡海外的文化名人，竟然在日本玩起了“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游戏？甚至还留下了一本“猎艳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和上百名艺伎的风流韵事！这究竟是真性情还是道德沦丧？亦或者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个人的选择？

一个背负“通敌叛国”罪名、流亡海外的文化名人，竟然在日本玩起了“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游戏？甚至还留下了一本“猎艳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和上百名艺伎的风流韵事！这究竟是真性情还是道德沦丧？亦或者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个人的选择？

1862年，王韬因为参与了太平天国的秘密活动，被清政府列为重点通缉对象。为了保命，不得不改名换姓，躲进了英国领事馆寻求庇护。

就算是身处困境，他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为此他创办了《循环日报》，积极翻译西学，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技，逐渐在文化界有了名气。

1879年，王韬的人生迎来了一个转机。日本汉学家竹添进一郎久仰王韬的大名，特意邀请他到日本游历。

对于这个邀请，王韬自然是欣然接受。一方面，他可以借此机会开阔视野，了解日本的社会发展情况。另一方面，也算是给自己长期紧绷的神经放个假，放松一下心情。

在日本的五个月时间里，王韬可谓是“如鱼得水”，尽情享受着异国风情。他游遍了长崎的“丸山”、东京的“芳町”等著名的风月场所，流连忘返。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认识的艺伎多达七百多人，而且还和其中的二百多人有过深入的交流。更让人震惊的是，他还把这些风流韵事记录在了日记里，详细描写了五十多名艺伎的名字、容貌和性格特点。

比如，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呼二艺伎来，年十四五龄许，雏鬓覆额……唇涂朱，项傅粉，赤者太赤，白者太白，骤见不觉目眩”。

这段描写生动形象，把艺伎的妆容和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他还饶有兴致地评价艺伎的歌舞表演：“呜呜然有类于哭”，“进退疾徐，饶有古法”，可见他对日本传统文化也是有一定的了解和欣赏的。

在神户游玩时，王韬被千鸟瀑布的壮丽景色所吸引，赞叹其“飞泉漱石，冷然沁心”。但没过多久，他就被当地友人安排与一位名叫阿朵的16岁艺伎共度良宵。

虽然他觉得阿朵的姿色一般，甚至有点“男子相”，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份“好意”。在大阪泡完温泉之后，他又应邀去了一位日本女子的家中，对她的住所赞不绝口：“花木萧疏，整洁如新”。

在京都，王韬更是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夜宴。他用浓墨重彩的笔墨描写了当时的场景：“帷幕下垂，灯火千万盏……正面坐女子十六人，舞伎也；两旁各坐十人，皆操三弦琴，歌伎也”。

他对艺伎的服饰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述：“织花卉禽鸟，绮错绣交”，足见他对细节的关注。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宴会结束后，旅店老板还主动给他推荐了两位女子。

第一个“脸白如雪，近观全为粉霜”，被他婉拒；第二个“年十五六，灯下视之洁白无比”，则被他“拥之而眠”。

在东京的近百天时间里，王韬也没忘了正事。他拜会了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一起参观了朱舜水的遗迹后乐园，吟诗作对，交流文化。

但是，在正经事之外，他的私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放浪。据《扶桑游记》记载，他接触过的侍女、歌舞伎和品茗女侍多达45人，而且和其中的至少7人发生了关系，甚至在一个月内同时与两位艺伎交往。

他在诗中毫不掩饰自己的好色本性：“一月之中易两姬，要使餐花比馔玉。两行红粉尽嫣然，如余好色流媚目。三女成鬃我所欢，偌若蟠桃犹未熟”。

王韬的这种行为，自然引来了不少争议。有人认为他这是“魏晋风度”，是“嗜酒好色，率性而为，流露天真”，不应该用世俗的道德标准来苛求他。

王韬自己也辩解说，他只是在“餐花比馔玉”，追求一种风雅的生活情趣。但也有人认为他这是道德败坏，是对传统礼教的背叛，简直就是“名教罪人”。

更有日本学者冈千仞在王韬的《扶桑游记》跋中批评他：“先生儿女之情有余，风云之志不足！知命之年尚复好色，岂中土名士皆跌宕风流乎？”

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指责，王韬显得满不在乎。他甚至把自己的行为美化为“餐花比馔玉”的雅事，把《扶桑游记》写成了既记录日本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又充斥着露骨情色描述的奇书。

在放浪形骸的背后，王韬也并非完全没有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他与许多艺伎进行了深入的接触，了解到她们大多出身贫寒，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负债习艺，收入也大多被鸨母剥削。

比如，他在日记中提到的“洁白无比”的少女，很可能就是被迫卖身的见习艺伎，而她们脸上浓厚的妆容，实际上是为了掩盖营养不良的真相。在他看来，这些东瀛少女是以血泪供养着明治经济的跃进，她们和火柴厂的女工一样，都是日本工业化原始积累的牺牲品。

王韬回国后，担任了格致书院的山长，继续倡导维新思想。但他私德上的污点，始终被人诟病。晚年时期，他也承认自己“好货，好色……无异世上众生”。

1884年，王韬带着锁在木箱里的日记回到了上海。这些日记，最终在他的亲友之间流传开来，让他的风流韵事公之于众，有人赞扬他“开启了东瀛研究的先河”

来源：浪客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