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古代，一部书稿杀青付梓而成雕版印本，需要经过多道工序：书工依设计好的版式将文字缮写于纸而成版样；刻工将版样扣于木板，持刀刻字而成印版(阳文反字)；印工将纸覆于印版刷印而成印页；装订工将印页合而订之是为雕版印本。这个雕版印书工艺就是雕版印刷术，世人把这门技

在中国古代，一部书稿杀青付梓而成雕版印本，需要经过多道工序：书工依设计好的版式将文字缮写于纸而成版样；刻工将版样扣于木板，持刀刻字而成印版(阳文反字)；印工将纸覆于印版刷印而成印页；装订工将印页合而订之是为雕版印本。这个雕版印书工艺就是雕版印刷术，世人把这门技术的发明权归属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这是公道合理的。

雕版印刷术因简便易于掌握，自隋唐发明以降，绵亘千载，久盛不衰，为世人留下了浩若烟海的图籍。历代刊印的古籍在公库及私家藏书楼中得以保存、流传和利用。然而这些曾经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为传播祖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工匠们却名不见典册，其踪迹也就难觅了。幸好一些雕版刻工在镌版时随手把自己的姓名也刻在了书中，这就成为我们现在赖以掌握的有关刻工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刻工在印本书中有意或无意留下的姓名我们称之为刻工题名资料。匠户出身的刻工社会地位低下，时人未予注意，其事迹不见载籍，偶有记述，大都是只言片语，未道其详。历代文人墨客对印本中的刻工题名资料更是不屑一顾，视而不见，结果在古书版本鉴别上出了问题。这里列举一个实例。厉鹗这位康乾时期著名文人，家富藏书。曾收得一部《史记》残本，存卷九十二至一百一十六，凡 25 卷。甚是喜爱，赏鉴玩味，于得书之日，在是书《西南夷列传》五十八末信笔写下题识二行，文曰：“南宋罗纹纸《史记》残本，得于扬州故家中，可宝也。乾隆二年四月望后一日，樊榭山民厉鹗识。”下钤“厉鹗私印”白文方印。这部残帙无序跋，更无刊刻牌记，可供鉴别的依据是下书口所载的刻工题名。细检下书口，见题李潮、陆先、六(陆)宗华、张敖和周永日等刻工姓名。经过查检，发现这几位刻工并见明嘉靖六年震泽王延喆恩褒四世之堂翻刻宋本《史记》。王刻《史记》“工始嘉靖乙酉(四年)腊月，迄工于丁亥(六年)之三月。”经比较，这两个本子的行款、字体、版框高广俱合无异。为了进一步确定这几位刻工的活动年代，经查检得知，刻工李潮和张敖在明嘉靖三年时曾为徐氏刊刻《唐文粹》(此书今北京图书馆藏)，李潮、陆宗华和周永日在明嘉靖九年时曾为南京国子监刊刻《史记》(此书今藏天津图书馆)。由此可见，这几位刻工生活在明嘉靖年间。厉鹗收藏的这个《史记》残本与明嘉靖六年王氏翻刻宋本《史记》是同版印本。明版书在清初时犹如今天见到清版书一样，举手可得，无足轻重。倘若厉鹗作为一名文人和藏书家有一点点古籍刻工方面的知识，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然而，厉鹗视书中所载刻工而无睹，将普通一部明版残本定为南宋本而宝之，铸成大误，可谓智者一失是也。

有鉴于此，民国以来学人开始认识到刻工题名资料的实用价值，并利用刻工对古书版本进行鉴定，纠正了前人在古书版本鉴定方面存在的错误，取得了不小成绩。实践证明，利用刻工题名资料鉴别古书版本是一种行之有效且比较科学的方法，这个观点逐渐被同仁接受，并形成了一股风气。利用刻工鉴别版本，主要采取甲本与乙本互证之法，即把有版刻年代的甲本所载刻工作为依据，取与无版刻年代的乙本所载刻工比较，如果甲乙两本有几位刻工题名相同，那么一般便可判定乙本的版刻年代略等同于甲本的版刻年代。同时对甲乙两本的其他方面，诸如行款、字体、讳字、印纸及所载内容等进行比较。利用刻工鉴别版本时还应当注意刻工同姓同名、流动外迁、印版补修及影刻印本等问题。经过综合考察，搞清一部古书的版本是可以的。这类例子，藏书家大都能列出一二，此不叨述。

利用刻工题名来鉴别版本，最重要的是选择一个能够充当甲本的版本。甲本的版本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与待定版本的乙本有相同的刻工，二是有明确的版刻年代。如果刻工题名前冠加籍贯，那么还可以作为判定一书版刻地点的参考依据。从现在所知宋元刻工题名资料来看，最有充当甲本价值的是宋元雕造的《大藏经》。一部《大藏经》的雕印，往往集一个地区雕版良工于一帙，人数一般在五、六百位，题名时多冠籍贯，而且单经之后附载刊版年代。笔者曾将宋元刊《碛砂藏经》(影印本)所载刻工及书工逐一摘录下来，共得刻工及书工 660余位，经稍加排比后，利用起来甚感方便。现存原版宋刊《大藏经》借阅不便，倘若典守者有志于此，分别将所藏《大藏经》(或零本)所载刻工摘录下来，通力合作，编成一个单经刊载刻工，刻工刊刻单经的《刻工表》，无疑将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史料价值。

刻工乃一介匠氏，以雕版刻书业谋生，从业时间一般在二三十年。个别长寿刻工在耄耋之年仍在执刀刻字，清代雕版良工穆大展是一位代表人物。他 73 岁时刊刻成《两汉策要》一书，题署“玩松山人穆大展时年七十有三刻”及“玩松子穆大展时年七十有三钩刻”，此书刊于清乾隆六十年。在此以前，曾于乾隆四十一年刊刻《金刚经》，三十二年刻《昭代词选》，又于嘉庆七年刻《关圣帝君圣迹图》，笔者见到的这几种刻本俱刊印精工，书中题名“金陵穆大展刻字”“玩松子穆大展刻”及“玩松穆氏局刻”等。近因编写现代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藏书年谱，从原天津古籍书店经理张振铎先生那里得到弢翁早年抄示张先生的一则穆大展传略资料，未见时人提及，今录下：“穆近文，字大展，一字孔成，金陵人，元和籍，诸生。少游沈德潜归愚之门，工诗古文，精鉴别，多蓄三代秦汉钟鼎彝器，擅篆刻，而碑版尤精。尝获晋右军将军王夫人墓志于吴门，影刊行世，几于乱真。设肆自给，躬任剞劂，所刻书校写精审，名与汲古阁埒。穆氏生于康熙六十年，卒于嘉庆十七年，享年九十一岁。子廷梅，字君度，能世其业。吾友黄公渚藏《摄山玩松图》，是穆大展五十六岁时娄东星山灿为穆氏所绘，题咏者八十一人。"毛氏汲古阁雇刻工刊书，自己并不执刀刻字，而穆氏躬自剞劂，设肆经营，这是两者不同之处。在清代嘉庆以后的刻本中，刻工题名出现了某某“局”刻款式，上举穆氏题名外，诸如刻工汤晋苑于咸丰二年刻《仪礼正义》时署“苏州汤晋苑局刻”，刻工毛上珍在光绪间刻《风世韵语》时题“吴郡毛上珍局刻印”等。盖“局”与“肆”相类，设肆刻书，自任刊工，此又一类刻工是也。

刻工从事雕版业的组织形式是多样的。宋元时期，书版文字崇尚颜欧柳，精雕细镂，费时费工，需众工合作为之，反映在宋元传本中，在下书口处可见一书多载数位刻工。到了明清时，社会对图书的需求量增大，为了适应这个形势，刻刀得以改进，技艺更加纯熟，并出现了一种横轻直重易于刊刻的仿宋体字，这样往往一人就能承担一部书版的刊刻工作。反映在明清印本中有时在卷一首页下口处，在卷首目录之后，在卷尾跋文之后可以检到一位刻工题名。刻工刻书除异姓合作外，同姓同族合作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中尤以徽州歙邑仇村黄姓刻工名气最大，成就最高。黄姓刻工与其他刻工不同之处还在于他们的生卒名号、长辈子嗣及事迹等资料被完整地保存在一部《虬川黄氏重修宗谱》中，这是目前所知记载雕版刻工情况的最为翔实的史籍。笔者于 1996年冬在北京图书馆分馆借阅是谱，得睹真容，倍感亲切。此谱共四册，大开本。首载朱文翰序，称“今黄子开簇复承祖父(康熙己卯师浩公又为重编)遗志，增修复梓”云云，得知是谱由黄氏三十三世开簇刊印，时间是清道光十年。书中钤“仕珣公(二十四世，生正德四年，卒万历十五年，享年78岁)支下领谱，地字号”。书品 34x22.4厘米，版框 25.8x18厘米。谱中所载黄氏男丁始二十一世积善，终三十五世立功，共计1087人。其中二十一至二十七世历明洪武至明末年间，二十八至三十五世历明末清初以至道光八年止。其中参加刻书者，以今见有传本为限，共计212人，占已知黄姓男丁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这部《宗谱》传本甚稀，见者不多。有的学者曾据此编写有关论著，但讹误甚夥，不便引用。为了深入研究黄姓刻工，有必要将是谱影印出版，供大家利用。

黄姓刻工从业时活动范围较小，一般不出周围地区。与黄姓刻工相反，一些散户刻工身怀技艺，受雇于人，远走他乡，到外地刻书，甚至更有到国外刻书者。据日人义堂《空华日工集》“应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条”记载：“唐人刮字工陈孟千、陈伯寿二人来，福州南台桥人也。丁未年(日本贞治六年，1367年，元代至正二十七年)七月到岸。大元失国，今皇帝改国为大明。”文中所称“唐人刮字工”，即指中国雕版刻工。这是最早记载中国刻工赴日本从事刻书工作的史料。据传本考知，当时在陈孟千、陈伯寿来日本之前后，有相当数量的刻工也来到日本刻书，如陈孟荣、陈尧及长有等。其中刻书传本最多、影响最大、成就最著者，当首推俞良甫。这位俞姓刻工家住福建莆田县仁德里，身怀雕版技艺，携带部分藏书，来到日本刻书，与清代穆大展相类，经营雕版业，并躬任剞劂。据传本考知，他刻的最早的一部书是与刻工彦明合刻的《月江和尚语录》，时在应安三年(1370年，明代洪武三年)，他刻的最后一部书是在应永二年(1395 年，明代洪武二十八年)刊刻的《般若心经疏》。据此推算，良甫抵达日本的时间其下限是洪武三年，在日本从事刻书时间不少于 26年。其刊刻之书今有传本者凡 13 部。良甫刻书以精审名世，在日本书志学上被誉为“俞良甫版”。中国雕版刻工于元亡明兴之际，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促进交往抑或逃避战乱，东渡扶桑，在日本继续从事刻书业，为中华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为日本刻书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中国各级图书馆里庋藏的三千种日本翻刻汉籍——和刻本来看，除于正文某些字词施以日文训点外，绝大多数和刻本与中国古籍版式字体、刊书风格并无两样，由此观之，这与中国刻工直接参与日本刻书活动不无关系，中国雕版刻工在古代中日民间交往史上写下了有价值的一页。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