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歌必须表达玄学，哲学等高端思想吗？当然不一定，每一代诗人都是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但这并不妨碍，后辈读者或批评家把它们解读成是某种玄学或哲学思想。比如，古诗词中有关和谐优美的景物描写，都被归入了老子的“天人合一”，还美其名曰“意境”，而有关励志的作

诗歌必须表达玄学，哲学等高端思想吗？当然不一定，每一代诗人都是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但这并不妨碍，后辈读者或批评家把它们解读成是某种玄学或哲学思想。比如，古诗词中有关和谐优美的景物描写，都被归入了老子的“天人合一”，还美其名曰“意境”，而有关励志的作品，则被归入儒教崇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抒情作品也离不开“仁”和“义”。因为，文学史并不是单纯由作者完成的，而是经过读者（尤其儒家学者。）自然选择的结果，所以，诗歌与哲学和玄学就有了解不开的千古渊源。若古诗词跟哲学或玄学只是一种相对的亲和关系，现代诗歌与哲学或玄学思想的关联度更强，尤其金字塔尖部分精英诗歌与哲学和玄学的关联是绝对化的。西方几乎历代的名家名作，都和宗教与哲学有关，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诺贝尔获奖诗人也都带有宗教写作倾向，而未获诺奖的大家作品也大致在宗教和哲学范围内，比如，里尔克，史蒂文斯等等，离开宗教和哲学根本无法深层次解析他们。而更致命的是，作为一个现代诗人，随着写作的不断深入，哲学或玄学似乎成了必然归宿，非如此不能证明自己的写作还在递进，因为靠本能的抒情言志，仅仅在青春期写作便完成了，若之后的写作离开思想的不断升华，仅仅靠技艺上的醇熟，似乎便找不到自己还在进步的理由了。

因此，当以思想境界来衡量现代诗歌的价值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各个时期比较活跃且相对权威的思想家、哲学家，便成为衡量某个国家或民族诗人思想含金量的大背景，似乎，该地域同时期未产生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哲学家，这个“伟大诗人”便成了“没来有的A是B”。而中国近代史中，由于未产生相对重量级的思想家，恐怕是导致这一百年的中国现代诗人在国际上缺少感召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原因所在。这无形当中似乎让中国现代诗人又多了条历史使命——必须在诗歌中尝试发现或创造某种新思想，仅仅靠因循古代思想家的学说和主张是远远不够的，而凭借汲取或再现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也会令国际学术界所不齿，他们会认为这是抬人牙慧，并非真正原创作品。

下面就盘点一下，中国各个时期相对有影响的思想家。

1. 老、庄哲学对全球诗人的影响力最大

老子的《道德经》是全球仅次于《圣经》被翻译最多的经典，其“自然”“无为”等概念被环保主义、深层生态学（如阿伦·奈斯）引用，海德格尔也曾试图与萧师毅合作翻译《道德经》。这是因为老子的有关“道”的思想，与中国其他思想家言论相比，与西方哲学更加接近，尤其当今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如解构主义、反基础主义、生态哲学等流派存在深刻的家族相似性。如，老子强调“五色令人目盲”，而后现代哲学家鲍德里亚则说，“消费社会将人异化为符号奴隶。”，这二者都是对技术文明可能反过来“奴役人性”的警惕；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 ，而 利奥塔则反对“宏大叙事”，其宗旨都是去中心化、权威化。

至于现代诗歌，受老子思想影响的国际知名诗人更多，如华兹华斯、惠特曼、里尔克、庞德、史蒂文斯、勃莱、默温、加里·斯奈德、博尔赫斯等等，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从思想说，营造一个天人合一的“诗力场”，代表一种人和万物和谐与共的自然观，从技艺上说，又是营造诗美的方法论。

庄子是老子“道”的最佳践行者和发扬者，其活泼浩瀚的文风，将老子的“道”演绎成一个既美轮美奂又跌宕起伏的立体世界。其"齐物论""逍遥游"等思想被比较哲学家（如赫伯特·芬格莱特）引用，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权力批判产生对话空间，而他的“蝴蝶”既飞扬在全球哲学家的著作中，也穿梭在诗人的意象中。

2，孔、孟思想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却谈不上影响力。

孔子和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代表，对东亚文化圈（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的影响深远，截至2023年，全球仍有约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多个孔子课堂（主要分布在欧美、非洲、东南亚）。但在全球范围内，他们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播、教育伦理和政治哲学层面，而非西方主流哲学体系的核心议题。虽然有伏尔泰、莱布尼茨等思想家曾赞赏儒家道德（如“仁”），认为中国是“开明专制”的典范，但也不乏类似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贬低孔子，认为其思想“缺乏哲学深度”的论断。

孔、孟学说在国际上知名度大于影响力，主要原因是儒家思想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服务的，这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宗旨相反或相克。儒家思想强调社会秩序、等级次序，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与西方民主制度强调的个人自由、平等和权力制衡存在根本差异，这种价值观的冲突使得儒家思想在西方社会难以被广泛接受和实践。而且从学术探讨方面来说，儒家是一种实用主义“治理术”，而非可探讨的哲学学术，或者说，它是以君主这个“真理”核心，而建立的服务体系，而不是来探讨“真理”这个命题的。这种“政治伦理手册”的理论出口是封闭的，不是用来探讨的，而是让你去遵从的。国际上对“孔学”的研究，本非出于学理上的兴趣，更多出于研究中国人心理的需要，甚至不乏政治目的，为地缘政治服务，用句白话说，我研究你就是为了对付你。

尽管古诗词被视作儒教“诗教”的一部分，但也是让实用性过度挤占诗性的一个罪魁祸首，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官员的“歌德体”获奖诗遭到诗坛的口诛笔伐。因为从本质上来讲，诗歌首先是一种超现实主义艺术，而儒家学问则是纯粹的现实主义公文，这是相克的；其次，诗歌是一种比历史更具普遍性的艺术，而儒家崇尚只讲例子，不讲学术的局限性，对诗歌的格局和高度是一种制约。因此，儒教对诗歌的影响和发展总体趋于负面，唯一正面影响是励志，但儒家的“人定胜天”思想又把诗人的励志搞得“无法无天”，按照艾略特的形容就是“邪魔附体”，比如海子“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他成了救世主，众生成了蝼蚁。

3， 墨子（前470-前391）

核心思想：兼爱、非攻、尚贤。爱思想与基督教“博爱”表面相似，但因其反战逻辑和科学萌芽（光学、几何）被李约瑟称为“中国最奇特哲学家”，未形成实质影响。

4，慧能（638-713）

核心思想：禅宗“顿悟成佛”。影响：佛教中国化，冲击儒家僵化思维，影响日本禅文化，发展为“武士道”精神内核（如铃木大拙推广的禅修）。

慧能虽然是中国禅宗文化的创始人，但其思想实质还是老子的相对主义，“菩提无树，明镜非台”，只是将“大象无形”又精确演绎一遍，无实质性突破。

5，朱熹（1130-1200）（理学）

国际争议：韩国至今仍以“性理学”为国学，但西方批判其“存天理灭人欲”与中世纪神学无本质区别。

6，王阳明（1472-1529）

核心思想：心即理、知行合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吉田松阴等改造心学为“行动哲学”，推动倒幕运动；中国反而忽视其革新性。

王阳明的思想还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知行合一”理论也失之简单直观，在理论上探讨也没啥大意思。事实上，人在正常情况下，做到“知行合一”的正确很容易，但在非正常情势下，要做到“知行不一”的正确反而很难。比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为什么枪口不抬高一厘米”的判决，便给王阳明出了一道难题，让王的学说显露出简单幼稚的一面。

7， 冯友兰（1895-1990）

核心思想：新理学（“境界说”）。

影响：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长期作为西方大学教材，系统向世界介绍中国哲学。但被外界称作哲学学家，而非哲学家。

综上所述，仅仅靠这些古代思想家或“哲学家”，是无法支撑现代诗人的国际地位的，顶多为古诗词提供一个学术思想背景，而且从发展的角度来说，现代诗人还必须带着批判性视觉去接受他们，否则无法产生国际性影响力。比如老子“无为”理论主要是针对战国混战的大背景而存在的，“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的主张，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前提下的过渡举措，若当权者真这么做，最终结果会是进化到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贵难得之货”又是核心商机所在，所以老子的主张等于向自己反面前进。再如老子一方面强调“大象无形”，又强调“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世，小隐隐于野”，等于“大象有形”，还是不够严谨。至于其他人就更不值一提了，比如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但谈不上学术价值，甚至就是胡扯的反面教材，误导了一代又一代。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天时，等于将“人和”分成了“大人和”和“小人和”，那“天时不如人和”等于成了“大人和”不如“小人和”，监狱犯人因为团结而成功越狱，成了人和战胜地利的经典案例，但它真能战胜“国泰民安需要”这个叫“天时”的“大人和”吗？简直一塌糊涂。归根到底，儒家根本不尊重学术的独立性，凡是当权者的言论都是法定的内行（美其名曰，仁者见仁），品鉴结果又“文无第一”（对错都行），所以，儒家搞得思想史、文学史就是一本糊涂账。其实，天时和地利都是客观条件，而“人和”是主观能动性，后者只有建立在合理适应、利用前者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发挥，这三者怎么能相互并列成对手呢？

所以，当前时代，正是现代诗人的“至暗时刻”，一方面，国内的话语权机构还是延续的儒家实用主义那一套，对诗歌格局和体量的认定还停留在抒情言志的有用层面，即使中国诞生了世界级诗人，也没有权威部门去发现并认定他，当今的大奖诗人和官员作品一再受到网络嘲讽便是最好明证。另一方面，这些抒情言志的地方性诗歌在国际上又无法产生普遍性和影响力，这便将一个优秀的现代诗人推向了两难境地：若按国际标准创作，可能得不到国内话语权机构的认可，这便无法积攒获得国际关注的影响力，试问你的诗歌连国内都无影响，还怎么获得国际诗歌机构（比如诺奖）的认可？若按地方性标准创作，等于开历史倒车，即使获得了一定荣耀，也是自欺欺人，比如某些鲁奖诗人，可能连诗人都算不上，更不用说优秀、杰出诗人了。所以，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能诞生后现代哲学家将是多么重要，这让中国现代诗歌在国内有了明确的确认标准发展方向，对外则具备了可能被国际认可的中国特色诗歌的存在背景。

来源：诗人批评家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