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年，我也曾虔诚捧读那些“大师”的伤痕回忆录，字里行间尽是受难者的悲鸣。他们笔下，知识分子被“驱赶”下乡，仿佛文明星火被无情踩灭于泥泞。我深信不疑：一个国家若如此“反智”，岂非自断脊梁？

当年，我也曾虔诚捧读那些“大师”的伤痕回忆录，字里行间尽是受难者的悲鸣。他们笔下，知识分子被“驱赶”下乡，仿佛文明星火被无情踩灭于泥泞。我深信不疑：一个国家若如此“反智”，岂非自断脊梁？

直到后来，我的足迹踏过南北，耳朵里灌进了另一些故事——来自当年卷起裤腿与土地较劲的老工人、真正在田垄上挥汗的干部们。才惊觉，那被精心涂抹的历史画卷背后，原来藏着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

那批被神化的“大师”，真值得如此顶礼膜拜？

傅斯年，曾执掌北大，公然炮制一份“清华不如北大”的排名，堂而皇之将自己置于榜首。他手握学界生杀大权，不喜谁便贴以“无学术精神”的标签，更以“学阀”自诩，倨傲宣称：“学阀我愿做，只是不愿你们这种政客做。”其掌控与跋扈，不过是对学术资源赤裸的垄断。

胡适先生，“自由”“宽容”常挂嘴边，实则门阀森严。其弟子罗尔纲后来自白：彼时学术圈青云直上者，非凭真才实学，关键在于是不是“胡门出身”。这位“理性中国人”的代表，坐一趟硬座火车，竟在日记中流露惊恐：“四周尽是多下人，我不敢开口说话，怕他们认出我是胡适。”——他自诩民间喉舌，却连与“乡下人”同座都觉惊惧，那点“圣人”的优越感，何其刺目！

再看朱光潜，课堂之上高论“美育救国”，私下致信学生，传授的却是“如何跟对人”、“如何绕过守旧教授”的钻营之道。一面批判体制，一面却贪婪攫取体制滋养堆砌的荣光。

梅贻琦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被后世奉为圭臬。然而其治下的清华，偏偏拥有当时北平最气派的洋楼。一边说大学重人不重物，一边批预算大兴土木，何其讽刺？他们无一不是公费留学，国民政府豢养，归来摇身一变为“文化复兴中坚”。然其学问，多是纸上谈兵，引经据典，落地无痕。

当时代风雷激荡，要求他们弯下腰来，与土地、与人民真实相触时，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是愤怒，是屈辱，是“精神凌迟”的控诉！锄地、浇水被斥为“羞辱知识”；扫厕所更是“泯灭人性”。他们一边劳作，一边盘算着如何将这段经历化作惊世文章。一旦返城，便迫不及待地书写“黑暗岁月”，哀叹“文明倒退”、“时代不堪”。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你们为这片土地做过什么？你们配得上那份高高在上的特殊吗？

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是谁在黄沙中勘测铁路？是谁在油灯下编写教材？是谁在简陋实验室里演算数据？是谁跋涉千里将医药送进穷乡僻壤？

是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林巧稚，是无数名不见经传的工程师、技术员、赤脚医生，是那些愿意穿上粗布工作服、双脚踩进泥泞田埂、睡在工棚山沟里的实干者！是他们用滚烫的汗水与沉默的脊梁，一寸寸垒起了这个国家的根基——农业合作社推进、扫盲狂飙突进、赤脚医生网络遍布乡野、农村电力如星火燎原、国防体系艰难铸就……

而那些在台湾继续拿着高薪、在书斋里炮制“自由中国”宏论的胡适们，那些闭门造车、精心编织十卷本史学谱系的学者们，他们可曾俯身教过一个农家孩子识字？可曾踏足过一个急需改进的乡村卫生所？没有他们，新中国的车轮依旧在泥泞中倔强向前滚动。

他们的“被耽误”，与其说是时代的错位，不如说是其自身优越感的崩塌。那优越感源于数百年来“士大夫当家”的惯性思维：读书人天生高人一等，只可立于高处指点江山，岂能与凡夫俗子同耕同息？

教员看得透彻：“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结合，否则没有出路。”有人斥之为“反智”。然而那三十年筚路蓝缕的成就，难道是靠“反智”实现的？不，是靠着饿着肚子也要把物资运抵的司机，是断臂也要堵住决口的工人，是脚上缠着渗血布条也要抢收庄稼的农民！他们沉默无声，却是支撑这个国家的真正柱石。

大师的冠冕，从来不是由头衔、稿酬或讲坛上的掌声镀成。

真正的分量，在于你为这片土地上的生民付出过什么。那些只知仰望星空、笔下流淌风花雪月者，不过是纸上谈兵的伶人。

历史祛魅，大师归尘。那批被光环包裹的民国学人，其跌落神坛的真相，或许并非一场残酷的放逐，而是一次迟来的祛魅——剥去虚妄的光环，露出的不过是一具具被旧时代特权豢养、与现代土壤水土不服的躯壳。

当他们的笔墨只懂得书写自身的伤痕与委屈，却对脚下这片土地亿万生民的挣扎与奋起视而不见时，其“大师”的冠冕，早已被时代的风尘悄然拂落。

真正的巨匠，往往俯首于大地。

来源：劉言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