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野史中对于咸丰“近醇酒妇人”，纵欲过度的描述并非空穴来风。英法联军在抢劫圆明园时，一位法军的随军传教士在皇帝龙榻之侧的漆盒里发现了一些春宫图，这令他大吃一惊。更为离奇和荒唐的是，内务府有一名叫锡元庭的满人官员，专门负责给皇家制备衣物。据他说，送进宫里的衣服，清
风流自戕的咸丰
野史中对于咸丰“近醇酒妇人”，纵欲过度的描述并非空穴来风。英法联军在抢劫圆明园时，一位法军的随军传教士在皇帝龙榻之侧的漆盒里发现了一些春宫图，这令他大吃一惊。更为离奇和荒唐的是，内务府有一名叫锡元庭的满人官员，专门负责给皇家制备衣物。据他说，送进宫里的衣服，清一色都是开裆裤，为的是让宫人穿在身上，好方便皇帝随时随地地临幸。
虽然把咸丰的私生活描述得不堪入目，但野史中也同时指出，咸丰末年天下大乱，咸丰心力交瘁却又无术挽救，这是他“以醇酒妇人自戕”，乃至“早年优美英发之资，一变风流滑稽之态”的重要原因。
确实，自登基以来，晦气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位年轻的皇帝。执政不到一年，如何对付太平天国这个宿敌就占据了他每天的日常，比如某股太平军该责成哪位大臣“剿办”，某事该如何处分，又比如某疆吏有意推诿，必须痛责追究，某将领“剿匪”出力，必须破格奖励，所有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零零碎碎，无一不需要咸丰当机立断，亲自处理酌办。
一边是劳心费神的事太多，另一边却是可资以辅佐的能臣太少。有一次咸丰召朝臣议事，议事的时间稍长，某大学士年老体衰，居然就趴在地上睡着了，而且鼾声大起。咸丰目瞪口呆，可又不好责备，只得让内侍将其搀扶出朝堂。
清代自康熙起有万寿恩科，即皇帝、太上皇、皇太后在庆祝大寿的时候，由皇帝于科举正科之外，颁发谕旨诏书，另行举行乡试、会试。惯例是皇帝五十岁、皇太后六十岁才开科，道光就是这样，但咸丰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颁诏宣布要在三十岁生辰那年开万寿恩科（左宗棠因樊燮案被迫退出湘幕，准备进京参加的那一期会试，也就是此次恩科）。批评者认为此时天下大乱，兵连祸结，皇帝仍记挂着要过三十岁生日，还将恩科惯例整整提前二十年，他知道愁吗？
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咸丰有多么忧急愁闷。战乱频仍，国势衰败，他需要用好日子来冲一冲晦气，更需要通过广纳人才来帮助他改变国运！
就在这个时候，现实又给了他狠狠一击，咸丰非常看好的能臣叶名琛引来了“英法联军之祸”，造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犹如道光之与林则徐，咸丰也认为是自己误用了叶名琛，但他们都在有意无意中忘记了，其实林则徐、叶名琛执行的正是他们的对外理念及其旨意，也等于是帮他们背了锅）。
对内“剿办”太平天国，咸丰还能从历朝平定内乱的史籍中找到一些策略办法，对外应对西方列强，他就全无主意了，为此，他甚至只好自欺欺人地在宫中意淫。
在圆明园的人造湖上，曾经摆放着分别代表中英双方的微型船只，咸丰让它们进行模拟海战，当然最后总是中方获胜——尽管在虚拟世界之外，英国其实是第一海上强国，拥有着绝对的海上霸权。
一场大火，烧掉了所有用于假海战的假船，也彻底烧掉了皇帝和这个帝国的迷梦。大火过后，负责摆船的人、圆明园总管文丰自沉于湖中，咸丰尽管还苟活着，但他的精神和灵魂已经完全彻底地死掉了。
清歌于漏舟之中
咸丰出逃热河，“巡幸木兰”只是个欲盖弥彰的借口，当然木兰围场本身也是优质狩猎场，咸丰刚去的时候也时常外出打打猎。不久，北京和议结束，英法联军自北京撤退，咸丰又将京城宫廷里的戏曲演员召至热河侍奉。
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原有宫舍二百余所，当时完好的也尚有七十余处，里面收藏着乾嘉时期的服饰器用以及梨园行头，正好可供演员们取用。据宫廷档案记载，行宫内每隔两三天就要演一场戏，有时上午演完，下午还要接着演，每次演什么戏目，都由咸丰用朱笔亲定。
住在热河的咸丰自号“且乐道人”。这位“且乐道人”不仅喜欢看戏，自己对戏曲也有研究，甚至艺人给太监授艺，他也会在旁边观看。一天，艺人陈金崔教唱《闻铃》一戏，戏文里有一句“萧条恁生”，“恁”应作去声，陈金崔读作上声，咸丰听后立即予以纠正。
皇帝与艺人常在一起，大家已经混得很熟了，咸丰的性格又很随和，所以陈金崔没有你说什么就什么，他坚持自己是按旧曲谱唱的，没错。咸丰也急了，竟然不顾皇帝身份，跟陈金崔辩论起来：“旧谱上面本来就是错的啊！”
倘若国泰民安，会画画懂戏曲或许还能锦上添花，给皇帝增加些魅力和风采，可这个时候就只会引来非议了。臣民私下的评论是“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大船已经漏水了，你还在高声欢歌，房子已经着火了，你还在痛饮美酒，你不知道大船马上要沉，房子马上要完吗？
对于咸丰来说，知道不知道恐怕都已经是一回事了。和议一成，恭亲王奕訢及留京王大臣就上疏请他回京，以安人心，但咸丰却以外使亲递国书一节未明言取消，恐英法联军再杀回北京，对他进行要挟为由，拒绝返京。
和议之前，大臣们多数像咸丰一样，表面蔑视洋人，其实内心都很害怕洋人，更不敢与洋人打交道，及至英法联军进京，亲眼看到洋人的样子，这种疑惧才得以消除。他们发现，英法联军虽然兵强马壮，完全有像当年满洲人入关时那样长期占据北京的实力，但其真实用意只是要胁迫中方签约。众人因此得出了和曾国藩相似的结论，即洋人重商图利，“并无利我疆土之志”，只要“示以诚信”“尚易羁縻”。
观念的改变，令奕訢等人觉得咸丰拒绝返京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英法既然已经达成了与中国定约的目的，又何至于因为中国皇帝回銮而再来挟制？使臣亲递国书，不过为一种外交上的礼节，你作为皇帝也不过是接见一下，最多再说几句好听的话而已，有什么可担心的？
大臣们纷纷上疏请咸丰依旧返京，连胜保也奏称“仍请年内还京”，但咸丰的态度很坚决，他仅在胜保的奏疏上批了个“阅”字，其他人的奏疏看过之后就往旁边一放，置之不理了。
热河距离京城倒也说不上多远，可咸丰长居热河不归，就犹如是明朝嘉靖皇帝久不上朝一样，会对人心产生极为消极负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他不在京城坐镇，很多急如星火的事情也都无法主持处理，比如：太平天国和捻军久未平定，该如何“议剿”；英法联军几乎是畅通无阻地打进北京，证明京兵不可用，该如何训练；国库空虚，该如何弥补；南运糟粮不继，该如何采买……
所有军政要务和国家大事，咸丰都往京城一扔，听他的戏去。京城士大夫对此既焦急又无奈，他们不敢直接攻击皇帝，只好把气撒在咸丰所信任的载垣、肃顺等人身上：“主上虽然英明，但内臣只顾谋私，粉饰太平，以致大局决裂如此，深堪痛恨！”
在那些日子里，维持朝政的主要是恭亲王奕訢和文祥。奕訢三十岁不到，外国人见过他的印象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人”“一位优雅、绅士般的英俊男人”。这个年轻人最初当然也没有多少新知识，天津交涉时，他曾是长江通商的竭力反对者，甚至扣留巴夏礼和洛奇等人作为人质，他也是提议人之一。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仍不知外交为何物，只知“剿夷与抚夷”，政治家的派别划分不过有的是主剿，有的是主抚，从奕訢原先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来看，他应该属于剿夷派。对奕訢这样一个剿夷派政治家而言，留在京城议和是一个可怕和屈辱的过程。参加签约仪式的一名法军军官观察到，奕訢“非常疲惫，甚至是迟钝，总之，总体的外观表明亲王的身体非常糟糕、虚弱”。
当然洋人们也没有忽略亲王的另一个性格特点，他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到，“恭亲王通常被认为非常机智，或者更准确地说，非常精明和狡猾”。这一点在签约仪式上得到了验证，“我们（指参加仪式的英法军官）惊讶于他（奕訢）眼中不时透出的智慧光芒”。
正是这种骨子里的精明能干，让奕訢在和谈期间就有了不同于他人的表现。
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中英签约时，尽管英国公使额尔金很是傲慢无礼，但奕訢仍尽量克制，整个过程中“十分谦恭有礼，看上去温和又不失智慧”。其后中法签约，当仪式结束时，他主动起身走向法国公使葛罗、陆海军统帅孟斗班，并且和二人热情握手。法国人没有想到堂堂亲王、皇帝的弟弟，竟然会主动按照西洋习惯与之握手，都感到既惊讶又高兴。
签完条约，奕訢与两国公使进行互访，其间他不仅“越发和善，竭力向联军表明他的诚意”，还再一次主动邀请法国公使在他带领下参观紫禁城。后者实际上是奕訢所采取的一种分而制之的策略，因为法国代表没有英国代表那样咄咄逼人，而且他知道英法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所以便在不得罪英国的前提下，故意亲近法国。
英法虽然答应签完条约就将军队撤离北京，但他们可以借故拖延撤退或再横生枝节，奕訢的应对得当，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出现这种意外的可能。
通过这次对外交涉，奕訢得出了一个独特的见解：“驭夷之法，若能与决战，则制其强悍；不能战，则遂其贪婪。”
道咸年间，皇族子弟和士大夫能够洞察天下大势者甚少，同样是面对战败和被迫签约的结局，有的依然虚骄，继续做剿夷派；有的被吓得一蹶不振，成为抚夷派；其他还有非剿非抚或亦剿亦抚的骑墙派、先剿后抚的转化派；等等。奕訢作为和议的主持者，个人蒙受的屈辱比谁都大，但在看清时势后，他却能够迅速从“剿夷与抚夷”的狭隘圈子中跳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观察世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横跨达四年之久，作为这四年战争和交涉的产物，《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条款虽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奕訢等人已经认识到，驻使和通商虽是列强单方面强加的要求，然而对中方而言，它们既可以为祸，也可以为福，全看中方自己是否能够振作。换句话说，如果国家能够实现中兴，则这些条款其实对中西双方都存在有利之处。
奕訢聪颖通达，明辨是非，被称为“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不过他也有着自道光以后爱新觉罗家族子弟几乎共通的毛病，即缺乏作为政治领袖应有的气魄和胆识，在这方面，文祥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
文祥进士出身，曾因京察考核优等，被“记名道府”，也就是有机会到地方任行政长官乃至成为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愿远行，所以请求留京任职。他虽然在六部的任职只是侍郎，但实际已为军机大臣兼内阁学士，不然咸丰也不会在出逃热河时特命他署步军统领，负责内城守卫。
自和议期间奉命留京起，文祥就成为了奕訢的得力助手。举行签约仪式时，他也是除奕訢之外洋人所关注的重点，洋人对他的描述是“一个一品老官，留着长胡须，眼神中闪烁出矍铄与睿智”。
文祥办事认真负责，不怕别人的批评，被认为是文庆之后最能干和最有魄力的满臣，有人甚至把他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相提并论。在文祥的支持和鼓动下，奕訢、文祥、桂良等人联名奏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并由奕訢亲自兼任领班总理大臣。
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只有理藩院和礼部对周边的藩属国、少数民族进行管理。鸦片战争后尽管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然而既非正式官衔，也无专署，而且所办外交事务仅限广州一口，其他各口均由当地官员直接处理。这种本身就蕴含着重大缺陷的体制非但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引起了更多的中西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南京条约》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第二次鸦片战争即由此而起。
总理衙门只能算是外交部的雏形，本身有着许多遭垢病之处，但它确实提高了外交部门的地位，在避免中外决裂方面更是起到了很大的缓冲作用。此后，中国有三十多年都处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之中，总理衙门功莫大焉。
与此同时，奕訢、文祥等人也在积极谋求中兴之道。如何实现中兴？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的好友魏源提出的杰出思想，令人遗憾的是，真正能够认同这一思想的人极少，更不用说实践了。直到二十年后，它才重新找到了知音，奕訢、文祥等人也因此成为所谓洋务派最早在中央的代表。
史家定评，在咸丰逃奔热河不归期间，若不是奕訢、文祥等人内外维持，“则大局糜烂，早已不可收拾矣”。
鹿血断饮
热河终究不像京城那样热闹繁华，春节时候，咸丰也感到了一丝犹如漂泊于异乡的凄凉。这时英法联军早已从天津乘船回国，最担心的那些事已经不可能发生，这使他终于生起了返京的念头，并且已写下“回銮”的上谕。办事人员知道后急忙置办行装，但咸丰突然又病了。
咸丰的体弱多病既与操劳有关，也与从前的纵情声色脱不开干系，到了后来，他不但整个人面黄肌瘦，而且下体异常怕冷，到了冬天更是如此。咸丰为此经常要吃药，俗话说久病成医，一次，某号称懂医的官员开了个药方，他居然也能指出药方中的药用得对不对。
咸丰年纪尚轻，自己也懂得一些医道，若善加保养，身体是可以好起来的，然而一个人既然一心想“纵欲自戕”，哪里还顾及养生？房事不济，他就乱吃壮阳药，还用貂皮黄绒特制了一个套子，“以温下体”，结果活生生地把自己整成了老病灶。
因为突然生病，咸丰只得推迟回京，以后他的身体一直时好时坏，京中甚至数次谣传他已经病危，回京的事自然也就难以摆上日程。
即便在被传病危的那些日子里，咸丰其实也没有好好静养，该看的戏照看，一点不耽误。他很怕冷，夏天看戏，轻歌曼舞，凉风习习，别人都觉得很惬意，他却受不了，因此还生了病。
这次咸丰病得相当沉重，但身体稍好一些，他又传谕看戏，然后再病再看，病情也更加恶化。等到实在看不动了，咸丰头一天传谕停止演出，次日即晕倒过去，苏醒之后已经奄奄一息。
对于咸丰之死，野史中另外记载了一则“鹿血断饮”的故事。咸丰在京时，太医给他诊断病情时，说可以用饮鹿血来弥补“阳亏”。《本草纲目》中也说鹿血具有“大补虚损，益精血”的药效，咸丰便同意按这个方子治疗，当时圆明园养鹿数十至百头，为的就是可以每天取鹿血供咸丰饮用。
出逃热河前，咸丰本想下令把鹿带走，左右劝他说，英法联军已经逼近京师，逃命还来不及，何必再带着这些累赘？等形势好转，再来把它们带走也不迟。
这样鹿就一头都没带走，结果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园里所养的鹿死的死，逃的逃。热河没有鹿苑，咸丰能够打猎时，尚通过狩鹿取血饮用，其后沉迷于看戏，就忘记了这个方子。及至临终晕厥，再想取鹿血救命，仓促之间已不可得。
不管是不是鹿血断饮的原因，总之咸丰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嘱托后事。他下令召见御前侍臣，传口谕立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要求载垣、肃顺等八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随侍诸臣为求慎重起见，希望咸丰能够用笔写下来，但咸丰已不能握笔，故他的遗诏有“承写”字样，表示系由侍臣代为书写。
当天半夜，御膳房接到了随时送冰糖燕窝供皇上食用的谕令，然而太阳才刚刚升起，咸丰就驾崩了，年仅三十一岁。在皇宫御医档案上，他的致命病因被注明为“虚痨”。
咸丰去世时距离《北京条约》签订一年还不到。西方历史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指出“条约（指《北京条约》）让他万分耻辱……他一直在热河幽居……这位皇帝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没有英法联军的入侵，没有《北京条约》，咸丰虽不可能长寿，但也不会死得这么早。咸丰的撒手人寰，在给其家人带来创痛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夷”的愤恨和敌视。
当年给太子载淳授课的老师发现，载淳特别讨厌任何与洋人沾边的物品。一天他看到有人身上佩戴着计时器，就问老师那是什么，得知是洋人发明的计时器，他立即拿来砸碎，并且恨恨地说：“没有这东西，就不能看时间了吗？”
事实上，清朝皇帝从康熙乾隆起就喜欢收藏欧洲的各种工艺品，从计时器到大钟无一不有，载淳从小生活在宫中，不可能没有见过，他是故意问也是故意砸的。
儿童总喜欢玩游戏，太子也玩游戏，但他玩的游戏与众不同，可以说相当暴力和少儿不宜。他经常弄来一些欧洲人的小像，然后把这些小像排成队，用刀依次砍去小像的脑袋，一边砍还一边泄愤般地大喊：“杀尽洋鬼子！”
载淳继位时尚年幼，然而已经从别人的叙述中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作为载淳的母亲、咸丰的妻子，一个二十多岁就被迫守寡的寡妇，叶赫那拉氏当然更清楚丈夫的死因，她同样从骨子里仇恨“洋鬼子”，只是因为时势所限，不能发作而已。直到三十年后，手握大权的她才终于爆发出来，并且爆发得惊天动地（《对万国宣战诏书》）。
在咸丰去世半个月后，曾国藩才收到这一消息，这让他悲痛万分。
咸丰是个短命皇帝，也是个苦命皇帝，自登基起就深陷于内忧外患，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即位至今，十有二年，无一日不在忧危之中”，甚至就连他的那点“艳史”也笼罩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如今湘军终于收复了安庆，平息内乱总算出现了一线曙光，可是这位可怜的皇帝却再也看不到了。
清代从开创到末世，都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昏君。咸丰同样不能算一个昏君，他虽然才仅中等，但为政勤勉，待人宽厚，虽然一度怕这怕那，对曾国藩也疑惧、防范、压制过，但就当时帝国所处的困难复杂环境来说，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更重要的，是他授权曾国藩在湖南创办湘军，最终又予以重用，倚之为干城。曾国藩深受儒家教育，他不能不对咸丰抱有传统士大夫都会有的那种感激、知遇之情。
似乎是嫌曾国藩痛得还不够深不够狠，半个月后，又一个惊人的噩耗传来，胡林翼病逝于武昌。
胡林翼
出师未捷身先死
在湘军集团内部，胡林翼属于超人般的存在，他既有左宗棠的豪迈干练，又有曾国藩的谦恭谨慎。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在很多方面都不及胡林翼：“鄙人虽有联络之志，苦于才短性懒，书问太疏，遂不能合众志以勤王事，合群力以贯金石。至于察吏理财，拙才更逊百倍矣。”
胡林翼因积劳成疾，一年多前就得了痨症（肺结核），但仍通宵达旦地埋首于军务公务，其间时常咳血。有幕僚劝他注意休息，并以“食少事烦”的典故提醒他。
“食少事烦”出自于三国故事，说的是诸葛亮北伐时驻军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司马懿始终高悬免战牌，不肯出战，诸葛亮便遣使送了一套女人的衣服给司马懿，想借此激怒司马懿。
司马懿老奸巨猾，不但不发怒，还反过来问使者，诸葛亮每天吃多少米粮，事务烦不烦忙。得知诸葛亮吃得很少，可是需要处理的事务却非常繁重，即“食少事烦”，他不由得大喜，使者一走就对部下们说：“照这种样子下去，诸葛孔明还能活得久吗？”
显然，胡林翼如果不停止他的工作方式，就会像诸葛亮一样命丧五丈原。他对此也很清楚，只是安庆战役当时正进入关键阶段，稍一懈怠，就可能前功尽弃。
对于当年诸葛亮所处的困境，胡林翼有着感同身受般的体会，他对幕僚凄然说道：“武侯当日鞠躬尽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这名幕僚听
了非常感动，以后每次说起这件事都不禁潸然泪下。
胡林翼在率援军回去武昌前，为协调军事，特地和曾国藩相约见了一次面，这也是两人一生之中最后一次相聚。此时两人的身体状况都很糟糕，曾国藩原来就患有的癣症复发，浑身奇痒难耐，弄得他生不如死，胡林翼的病情更是已至晚期，由于吐血不止，整个人已形神委顿，憔悴不堪。
一到武昌，胡林翼的病情就加重了，不但不能指挥赣鄂战事，也无法再顾及安庆战场。曾国藩只得一人独撑大局，可谓举步维艰，此时也更显示出胡林翼对于湘军而言有多么重要，曾国藩深有感触地说：“此公（胡林翼）一身关系全局安危。近日皖北事事呼应不灵，脉络不通，恐误大事。若润帅（胡林翼）不病，纵在湖北境内而皖江两岸犹能处处血脉贯通。”
胡林翼终于也到了鞠躬尽瘁的这一天，他最感遗憾的，恐怕还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因而叹息着对身边的人说：“闻道苦晚，我现在虽然也有了一些真知灼见，可是其中多数都已来不及付诸实践了。”
罗少村是胡林翼的好友、浙江前巡抚罗遵殿之子，罗遵殿殉职于杭州，罗少村因在异地求学，侥幸躲过一劫，此后便追随于胡林翼左右。胡林翼去世的时候，罗少村一直陪侍在身边，看到胡林翼病亡，不由得悲恸欲绝，痛哭失声。
眼看要入殓了，罗少村用手摸了一摸胡林翼的胸口，发现虽然冷却下来，但与已僵硬的四肢不同，过了一会儿，似乎还有心跳。他于是力主暂缓入殓，寄望于胡林翼还能复苏。到了第三天，送奏折到京城的邮差回来了，胡林翼的这份奏折乃生前拟就，系奏请皇帝开缺自己的职务，由李续宜接替。
新皇帝尚年幼，实际主持朝政的为两位太后，她们非常信任倚重胡林翼，接到奏折马上应其所请，朱批上写道：“湖北巡抚著李续宜暂行署理，接统各军。”罗少村知道这是胡林翼生前惦念的一件事，所以便附在胡林翼的耳边，将朱批大声读了一遍。
奇迹发生了，胡林翼忽然张开了眼睛，而且就和平时一样目光如电，仿佛在微微点头赞许，但是不久却又闭上了眼睛。罗少村再摸他的胸口，那里已经比冰铁还要寒冷！
尽管对胡林翼的死，曾国藩在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仍感觉难以承受，乃至“惘惘如有所失”。
能够聊以慰藉的是安庆终于拿了下来，而且鲍超又从江西传来了捷报。
来源：睿智小羊rE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