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与孔德等人朝向自然科学模式的实证主义不同，谢林的晚期哲学（通常指柏林时期讲座内容）提供了一条更为激进而独特的“实证”路径。

黑格尔去世后，欧洲思想界弥漫着对传统理性哲学的普遍反思与转向诉求。

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指出欧洲正迅速“进入实证主义时代”。

然而，与孔德等人朝向自然科学模式的实证主义不同，谢林的晚期哲学（通常指柏林时期讲座内容）提供了一条更为激进而独特的“实证”路径。

通过区分“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并最终在宗教神学领域锚定哲学的实证根基（而非科学经验或社会事实）。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年7月19日—1979年7月29日）

谢林将自柏拉图至黑格尔的西方主流形而上学传统统称为“否定哲学”。

其核心特征在于，方法的纯粹性，即以纯粹理性逻辑（概念、范畴、演绎、辩证法）为其唯一工具与方法论基础。

它构建了一个由思维自身驱动、由概念内在必然性推动的体系王国。

对象的可能性，其旨趣在于揭示世界（包括被视为“绝对”的理念、精神）“应该是什么”或“能够是什么”（das, was sein soll / sein kann）。

它追问的是事物的本质结构、逻辑可能性、内在规范。

它回答了“世界在逻辑上、在观念上必然是什么样子”。

否定哲学代表了人类理性在认知可能性条件、构建概念体系、探寻事物本质结构方面所能达到的顶峰。

黑格尔的《逻辑学》被视为其集大成者。

但问题在于，纯粹理性逻辑能够完美处理“本质”（Wesen），却对具体事物“实际存在”（Dass-Sein） 这一最原始、最直接的事实束手无策。

逻辑可以推导出一个“最完满的存在者”或“世界整体”的概念可能性，但无法回答“为什么有某物存在，而不是虚无？”这一根本性的“实存”问题。

否定哲学将现实世界视为理性逻辑的外化或例证，忽略了现实存在的历史性、生成性、个体性与不可预测的偶然性。

它无法说明为何“这一个”存在而非另一个。

其在辉煌的逻辑建构中，潜移默化地将逻辑推导出的“应然”（世界的理性蓝图）等同于当下的“实然”，从而具有潜在遮蔽非理性现实或为现存秩序辩护（类似马尔库塞批判的“物化”效应）的危险倾向。

理性构建的理想王国成为了限制思想的牢笼。

谢林对否定哲学的批判是对理性自身界限的划时代清理。

理性有其伟大疆域（可能性、本质性），亦有其不可逾越的深渊（实存性、纯粹事实性）。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 W. F. Hegel；1770年8月27日）

认识到否定哲学的根本限制，谢林宣告“肯定哲学”——又称“实证哲学”（Philosophie der Positivität）——的必要性。

肯定哲学并非否定哲学的简单对立面或抛弃物，而是以之为前提和工具的超越性飞跃。

从“实存”出发，肯定哲学的起点不再是先验概念或逻辑预设，而是现实中不可化约的、被给予的“事实”本身。

它直面“世界正在存在”这一最原始的经验。

其核心追问直接指向“实存”本身，它为何存在？是什么支撑了它？

其关注焦点是存在的现实性、实际发生、历史进程。

肯定哲学的方法论必须向经验性事实、历史生成过程、个体事件敞开。

它承认偶然性的存在逻辑，拥抱时间性与流动性。

在分析、理解具体的实存事实时，否定哲学提供的概念工具、逻辑框架与分析能力依然不可或缺。

但它只提供理解的“形式”，而非驱动或创造“内容”。

由此可见，谢林构想的“肯定哲学”是一种致力于探索现实存在（实存）根基与生成过程、直面具体性与偶然性、强调哲学活动始于并回应于“被给予者”的深刻哲学转向。

在现代性已充分展示出自然科学、历史研究、社会实践等众多经验领域的背景下，他为何选择宗教与神话领域作为论证肯定哲学必要性、并构建其体系的核心场域？

答案在于宗教经验所具备的独特“实证”品质。

宗教作为“反例”的典范，宗教内核中的核心“事实”——如创世、神的绝对自由意志与行动、道成肉身、启示、奇迹——具有强烈的非推导性、偶然性、个体性和事件性特征。

“无中生有”从根本上挑战了任何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逻辑推导。

存在者整体本身的由来，是理性逻辑绝对无法生产出来的答案。

一个超越的、作为存在根基的绝对者（上帝）为何、以及如何会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主动启示自身，甚至进入有限时空成为特定的人（耶稣基督）？

这完全超出了理性的动机逻辑与因果链条，体现为纯粹自由的、不可预见的行动。

它们在信众（乃至在谢林看来，作为人类原初意识产物的神话叙事中）的“经验”中被给予，被接受为一种历史性-实存性的现实。

理性在此完全无力、无权宣布这些事实“不可能”或“不该发生”，它们必须被作为事实承认下来，哲学方能真正“实证”。

谢林的终极问题——“为何存在某物而非虚无？”——必然导向对一个超越性的实存根基的探寻。

对他而言，这个根基不能是冷漠的“理念”或自我运动的“逻辑”。

他坚持上帝即“实存者本身”， 终极根据必须是一个拥有实存的存在者，是存在本身的源泉。

这直接区别于否定哲学中的“上帝”概念。

真正的实存，尤其是作为存在根基的实存，必须包含绝对自由——一种能够做出超越一切必然性（包括理性动机）的原始决断（Ur-Akt, Ur-Entscheidung）的能力。

这种自由意志的实存，正是宗教上帝（尤其基督教的位格上帝）的核心形象。

谢林需要宗教提供的“人格性上帝”概念来理解那个能进行“创世”这一最根本自由行动的绝对实存者。

谢林将宗教神话解读为人类意识对这种超越的、作为实存根基的、自由的、位格的上帝之前理论、前概念的原初回应与经验的象征性记录。

这本身就是哲学需要处理的“事实性经验”。

黑格尔将宗教（尤其是其核心内容如创世、道成肉身）视为绝对精神自我认知历程中必将被哲学超越的、较低阶段的表象形式。

谢林激烈反对这种理性主义的化约。

他坚持宗教信仰中的核心奥秘事件，是具有独立和不可化约的“实存-历史”价值的真正的、积极的“事实”，它们构成了哲学必须正视而非消解的对象。

肯定哲学在宗教领域的具体化，体现为谢林试图构建一种区别于教条启示神学和纯理性自然神学的哲学有神论。

它承认启示事件的事实性与独立性，但并非直接诉诸信仰权威，而是努力用哲学概念（如“潜能阶次” Potenzen、自由意志、实存决定等）对其进行思辨性的理解、阐释与体系整合。

其目的在于为信仰的奥秘提供一种哲学上可理解的深度结构，使其不再是纯粹的“非理性”。

在此意义上，肯定哲学穿上了思辨有神论的外衣，宗教成为了实证哲学思考的核心内容而非外在对象。

谢林的"实证哲学"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存在本质分野。

谢林的旨归是存在论的——追问"为何存在某物而非虚无"，承认宗教启示等"超理性事实"，寻求终极意义；

理性作为整合工具。

孔德则是认识论的——拒斥形而上学，仅通过感官经验归纳现象规律，追求价值中立的科学预测；理性本身成为标准。

二者虽都重视"经验"，但前者直面存在奥秘，后者固守现象描述，哲学取向截然相反。

谢林晚期的转向以空前力度论证了纯粹理性（逻辑思维）无法涵盖实存本身，尤其无法回答存在之谜和说明具体的自由行动与历史事件。

它试图让哲学不沉溺于纯粹理性的自足王国，而勇敢地去面对那无法被逻辑生产出来的“实存”自身——那让一切存在者存在的神秘根基。

其对“实存”问题的核心关注（“存在先于本质”的雏形）、对个体性、自由、历史性的强调，深刻影响了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思想家。

无论其特定宗教路径在现代语境中的可行性如何，谢林提出的根本问题——“为何存在某物而非虚无？”

他迫使哲学在承认界限的同时，不断向那超越理性的现实性与神秘性保持开放与追问。

或许，谢林的伟大遗产，正在于他为我们打开的那扇门。

门后并非终极答案，而是朝向存在深渊的、永不停止的思考本身。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年1月27日—1854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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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