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国：“万殊一相・狂草四人展”的批评

摘要：2016 年，胡抗美、王厚祥、张旭光、刘洪彪先生的“万殊一相・狂草四人展” 从兰州出发，此后历经济南、长沙、南京、南昌、太原等地，终于在2024 年11月抵达了郑州美术馆，大有问鼎中原之势。八年过去了，尽管“狂草四人”之一的刘洪彪先生已驾鹤西去，由张学群先生补

刘洪彪草书作品

王世国/文

2016 年，胡抗美、王厚祥、张旭光、刘洪彪先生的“万殊一相・狂草四人展” 从兰州出发，此后历经济南、长沙、南京、南昌、太原等地，终于在2024 年11月抵达了郑州美术馆，大有问鼎中原之势。八年过去了，尽管“狂草四人”之一的刘洪彪先生已驾鹤西去，由张学群先生补缺，但是展览依然在当代书坛引起轰动，加之网络视频和自媒体的传播放大效应，热度不减，毁誉之声此起彼伏。

胡抗美草书作品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狂草四人”俱为当代书法名家，之所以走到一起，除了都在中书协担任领导职务以外，更重要的是都热爱和擅长草书，特别是在狂草上有创新突破，创造出了不同于传统狂草的新书风；不仅如此，他们都期望以此为突破口，超越前贤，推动当代书法的创新和发展。

怀素草书《千字文》

首先，在风格上，以荒率对抗雅正。数千年书法传统风貌都可归于雅正，无论是先秦的甲骨文、金文、小篆，还是汉魏以后的隶、楷、行、草，莫不如此。特别是隋唐以后文人士大夫登上书坛，崇尚文雅，鄙视粗俗，追求“郁郁乎文哉”的书卷气，更是成为书法的金科玉律。清代朱和羹《临池心解》中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

张旭光草书作品

而“狂草四人展”无论是那些数丈巨作，还是斗方小品，几乎都是激烈的情绪宣泄、跳跃的心理节奏、左冲右突险峻不羁，以及粗服蓬头、荒率狂怪、躁乱骇人的体貌。这种颠覆传统文雅书风的审美意象，完全背离国人信奉的“发乎情，而止乎礼”的中和之美，冲击和震憾着观众的心灵。

胡抗美草书作品

其次，在章法上，以冲突对抗和谐。自汉代章草，到魏晋小草，章法上都是整齐一致，字与字以中轴线纵直排列，气脉一贯直下。唐代张旭、怀素出以狂草，《古诗四帖》和《自叙帖》，尽管字势或有敧侧，但是行路清晰，纵直有序。宋代黄庭坚、明清祝允明、徐渭、王铎等，有意增加字势倾侧，使中轴线扭曲，还时常穿插纵长的笔画，突破左右行距，但这只是多了些变化，如乱石铺街，浪里撑篙，并未破坏作品整体的和谐感。

明代祝枝山草书

“狂草四人”则有意打破上下、左右排列秩序，用字形的大小敧侧、上下字中轴线的错杂安排，以及用两行字或上下字的有意重合粘连，来制造行与行、字与字之间的冲突，追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对比效果。传统草书变化和谐的章法被充满矛盾、冲突和张力的布局所取代，竖难有路，横不成行，云烟满纸，令人惊叹！

张旭光草书作品

第三，在结字上，以变形对抗中正。“平衡对称”既是一切生命体的基本特征，也是汉字形体的基本特征。中华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中正”“中和”“中庸”。草书尤其是狂草，简省笔画，大大改变或者说是脱离了原有的字形，自成系统，但是传统草书平衡对称或非对称的平衡这一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字的笔画之间分间布白均匀，虽有敧侧，但又注意相互救应。

清代王铎草书《高适七绝万骑争歌杨柳春诗》立轴

而“狂草四人”则让字势大幅度地左右倾斜或者一律左倾、一律右斜，或将某些笔画、偏旁、部首夸张放大，打破字的内部空间的平衡，增强内外张力；或者特意扭曲笔画和极度变形，甚至拆解字体，制造出散乱的字形。这样，传统草书狂而不乱、悠游闲雅的气韵被完全打破了，每个字都极不端正，充满了紧张感和焦虑情绪。

胡抗美草书作品

第四，在用笔上，以破锋对抗中锋。书法最讲究用笔，尽管时代变迁，书体和书风多种多样，但是书法用笔的精髓和基本原则历久不变，这就是中锋运笔，兼或侧锋，讲究提按转折。赵孟頫总结道：“结体因时而变，用笔千古不移。”这不仅是从甲骨文到金文、小篆所创立的中锋用笔的古法，而且也是毛笔这一圆锥体特殊造型所决定的。

张旭狂草《古诗四帖》

中锋运笔，可以万毫齐力，使点画线条圆润饱满，沉着劲健，内含筯骨，有立体感。米芾更是将它作为检验书家是否用笔得法的标准：“得笔虽细如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粗如椽亦扁。” 所以，无论张旭、怀素，还是徐渭、傅山、王铎的狂草都是以“中锋运笔”为主，哪怕是写丈八巨作亦是如此。

清代傅山《草书轴》

“狂草四人”则不再守此信条，行笔时一按到底，拖笔而行，以抹、揉代替提按；笔锋散乱时，便以笔根皴擦出线条或直捣出点画。的确，此等笔法前无古人。这样写出的点画线条当然没有文雅的书卷气，并不秀美，而是有强悍的霸气，是他们崇尚的崇高之美。

狂草四人展作品

第五，在用墨上，以枯淡对抗浓黑。墨色浓黑可以增加作品的神采，历来为书家所重。宋元以前的草书家用墨自然，一次蘸墨写至枯淡即重新蘸墨；明代草书大盛，徐渭狂草苍润兼施，董其昌强调“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秾肥。”明末王铎草书开笔浓墨，以润取妍，写至枯淡，仍继续书写，以燥取险，如此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