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玉烛宝典》，十二卷，隋代杜台卿撰。《北齐书・裴佗传》卷三十八记载：“文宣帝即位，驾临晋阳。皇太子监国，留下裴讷之和杜台卿一同担任斋帅，兼任东宫管记。” 天保末年，“廷尉监台卿断案拖延，与寺官一同担任郎中”[1]。后来因父亲获罪 “先被贬徙到东豫州，乾明初年一

《玉烛宝典》，十二卷，隋代杜台卿撰。《北齐书・裴佗传》卷三十八记载：“文宣帝即位，驾临晋阳。皇太子监国，留下裴讷之和杜台卿一同担任斋帅，兼任东宫管记。” 天保末年，“廷尉监台卿断案拖延，与寺官一同担任郎中”[1]。后来因父亲获罪 “先被贬徙到东豫州，乾明初年一同回到邺城”。河清、天统年间，“杜台卿、刘逖、魏骞也参与处理诏敕”[2]。天统初年，“因掌管教府词曹，外任广州长史”[3]。武平初年，任中书侍郎，《隋书・李德林传》称：“中书侍郎杜台卿进献《世祖武成皇帝颂》，齐主认为不够完善，命令和士开将颂文给李德林看。传达旨意说：‘台卿这篇文章，不合朕意。因为你有大才，需要叙写盛德，应立即撰写，火速进献原本。’”[4] 武平三年（572 年），杜台卿以卫尉少卿的身份参与文林馆撰修《御览》。又《北齐书・杜弼传》载：“武平末年，任国子祭酒，兼任尚书左丞。” 入周后不做官，《北齐书・杜弼传》称：“周武帝平定北齐，命令尚书左仆射阳休之以下十八位知名朝士随驾入关，杜蕤兄弟并未在列。” 此后，“归乡隐居，用《礼记》《春秋》教导子弟”[5]。入隋后，“台卿患耳聋，不能胜任吏职，请求修撰国史，皇上准许，授任著作郎”。

据上述文献记载，杜台卿字少山，博陵曲阳县（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人，是杜弼的次子，生活于北齐、北周、隋三朝。在北齐历任斋帅、领东宫管记、廷尉监、郎中、参知诏敕、教府词曹、广州长史、中书侍郎、卫尉少卿、司空西阁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兼大著作、国子祭酒，领尚书左丞等职；入周后不仕；至隋朝官至著作郎，一生仕途并不显赫。但由于他 “文笔尤其精巧”“擅长作文”，曾在北齐、隋两度参与撰修国史。

《玉烛宝典》以《礼记・月令》《蔡邕月令章句》为纲，采集大量文献，附以 “序说”“正说”“附说”“终篇”，编纂而成岁时民俗类著作。它上承《礼记・月令》、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下启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反映了先民时令风俗的演变轨迹，对我们认识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天文、历法、农学、时令等诸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岁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均有重要影响。长期以来，《玉烛宝典》的民俗学价值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如《中国民俗史》（隋唐卷）多引用《荆楚岁时记》，而《玉烛宝典》尚未进入民俗研究视野。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写本学及民俗研究的推进，《玉烛宝典》的民俗价值逐渐引起学界重视 [6]。

关于此书的撰写经过，其《序》称：“昔日在典藏之余，考校典籍，发现《礼记・月令》最为详尽，于是将各月内容分别作为篇首。首先引用正注，广及众说，接着书写于各月之下，扩充其流脉。史传百家，有时也兼收并采。词赋虽华丽，但往往过于浮夸。除非内容显著，否则一概不取。”[7] 如前所述，杜台卿曾修北齐、隋朝两代国史，但他修隋代国史是在《玉烛宝典》进献之后，因此其 “考校艺文” 应当是在北齐时期。又杜台卿在北齐撰修国史是在武平年间（570—575 年），则《玉烛宝典》开始撰写于北齐武平年间。又据《隋书・杜台卿传》，杜台卿曾在开皇初年进献此书，因此该书应当成书于开皇初年以前。关于此书的命名，其《序》称：“据《尔雅》‘四气和为玉烛’，《周书》‘武王对周公论说，推重道德以为宝典’。玉贵乎精纯，自能长寿；宝则神灵滋润，将使此作兼具众美，故以《玉烛宝典》为名。”[8]

此书体例为：首 “序说”，阐明《月令》岁首的不同。在每月之首收录《礼记・月令》原文，次列蔡邕《月令章句》，其中在四季之首，总释季名与季时，附于《月令章句》之后。总释季名多引用《礼》《春秋》《尚书》《释名》等书，总释季时则称引《皇览・逸礼》、诸纬书、史部和子部等相关文献。次 “远及众说”，在此部分中，杜台卿对文献的安排次第分明，基本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材料，而经部中则按照《诗》《尚书》《周官》《春秋》《尔雅》等顺序安排材料。若有不同说法，则以 “今案” 的形式加以说明。次 “正说”，主要订正前人的疑误，并援引相关文献加以辨析。由于文献记载与民俗实践的差异，后代出现了一些违背本义的岁时习俗，杜台卿均引述说法加以纠正。次 “附说”，以广异闻，其文多杂载古今琐事，颇涉及民间习俗，有不少是其他书籍未记载的时令、民俗文献。在此部分中，杜台卿对每月中的节日一一加以解释，并引证相关文献，以明其源流演变。书末附 “终篇”，以阐明朔闰之说。据上所述，杜台卿撰修《玉烛宝典》，并非简单地抄撮文献，既引证文献以明其源流，又驳斥谬说异闻。也就是说，杜台卿在撰写此书时，不仅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且具备严格的编纂体例。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将《玉烛宝典》著录于子部杂家类，《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则著录于子部农家类，而《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史部时令类。元、明间，陶宗仪摘编一卷，辑入《说郛》[9]。此后，该书还见于明末陈第《世善堂书目》。岛田翰在《古文旧书考》中指出，“大概自宋初以来，此书若存若亡，不太显于世，因此《太平御览》《事类赋》《海录碎事》等诸类书所引用也已很少。”[10] 其残文剩义偶尔被宋、明诸书征引，如宋代萧赞元《锦绣万花谷》、罗璧《识遗》、赵与旹《宾退录》，明代方以智《通雅》、李时珍《本草纲目》等书，其中每书所引少则一条，多不过三条，内容又大多相同，皆辗转引自唐宋类书。据此可知，《玉烛宝典》亡于宋代，具体时代不能确定。清初，朱彝尊曾搜求此书，称 “论者遂以《修文殿御览》为古今类书之首，今也已亡佚。唯有隋代著作郎杜台卿所撰《玉烛宝典》十二卷见于连江陈氏《世善堂书目》，我曾入闽寻访陈氏后人，已不可得”[11]，最终无果。张东舒曾据民国《定县志》《定州市地方志》，查得清人胡振春撰有《玉烛宝典校补》（十二卷）[12]，但也未见传本。

记载日本十九世纪中期诸家汉籍善本的《经籍访古志》，将《玉烛宝典》著录于子部类书类，据其中版本著录及书志所载，该本即下文所言 “图书寮钞本”。清光绪年间，杨守敬在日本发现《玉烛宝典》钞校本十一卷（缺卷九），黎庶昌影刻辑入《古逸丛书》，立即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光绪十二年（1886 年），李慈铭（1830—1895）在日记中写道：“该书先引《月令》，附以蔡邕《章句》，其后引《逸周书》《夏小正》《易纬通卦验》等，及诸经典，而崔寔《四民月令》几乎全书俱在 [13]。其所引诸纬书，可供补辑的内容也很多。”[14] 清末，曾朴作《补后汉艺文志并考》十卷，其中 “刘歆《尔雅注》” 条转引《玉烛宝典》所载文献，其卷二 “蔡邕《月令章句》” 条按语称：“日本国卷子本《玉烛宝典》于每月之下，《月令》之后，详载此书，诸搜辑家皆未见到。好古者若能一一辑出，合以《原本玉篇》、慧琳《一切经音义》所引，则中郎此书，虽亡而未亡也。”[15] 清代赵在翰辑校《七纬》三十七种，《玉烛宝典》所引纬书文献多可补其缺漏。此后，清代孙诒让用以校《易纬通卦验郑康成注》，任兆麟、王谟、严可均用以校《四民月令》[16]，叶德辉用以辑佚《月令章句》[17]，罗振玉用以校《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18]，多能补传世本之不足。

近代以来，刘培誉用以辑校其中纬文 [19]，鲁迅用以辑志怪小说 [20]，日人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用以辑纬书 [21]，向宗鲁以《玉烛宝典》校《淮南子》[22]，石滨纯太郎用以校《舜典》孔传 [23]，王叔岷用以校《庄子》[24]，周祖谟用以校《方言》[25]，缪启愉、唐鸿学、石声汉用以校《四民月令》[26]，江世荣用以辑《庄子》佚文 [27]，逯钦立用以辑诗 [28]，邱奎用以校《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月令》[29]，郭万青用以校《国语》[30]，张东舒用以校语言文献及引书 [31]，姜彦稚用以校《荆楚岁时记》[32]，野村卓美用以辑佚《清净法行经》[33]，寇志强用以补《隋书・经籍志》著录之缺 [34]，姜复宁、张树錚用以校其中小学类典籍 [35]，皆取得了较好的辑校成绩。尤其是缪启愉、唐鸿学、石声汉在辑佚、校注《四民月令》时，皆以《玉烛宝典》为主要依据 [36]。

近十年来，学界对《玉烛宝典》的文献学研究已引起关注。如黄丽明《〈玉烛宝典〉研究》[37]、李培培《〈玉烛宝典〉卷一异体字研究》[38]、张东舒《〈玉烛宝典〉的文献学研究》[39] 等，从典籍性质、异体字研究、俗字研究、引书考证等方面作了比较有建设性的研究。其中，以张东舒的研究较为深入，对《玉烛宝典》的目录学分类、文本讹误类型、征引语言文献与典籍等做了比较扎实的文献考证。此外，尚有从写本学的角度研究《玉烛宝典》，如今江广道《前田本玉烛宝典纸背文书とその研究》[40]。上述校勘辑佚工作对推动《玉烛宝典》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尚缺乏整体性校勘与系统性辑佚。其他一些有关《玉烛宝典》版本及文献价值的研究不得要领或认识有误者，不再赘述。

日本宽平三年（公元 891 年，唐昭宗大顺二年），朝臣藤原佐世奉敕编《本朝见在书目录》（今通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家类著录 “《玉烛宝典》十二，隋著作郎松台卿撰”（“松” 为 “杜” 之讹）。笔者目力所及，至少有《玉烛宝典》钞校本五种：

十一卷（缺卷九），卷轴装（六轴），即所谓 “日本旧钞卷子本”，旧藏于日本旧加贺藩前田侯尊经阁文库，现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卷五写于嘉保三年（1096 年），卷六、八写于贞和四、五年（1344—1345 年），此后写本皆转写自该本。每卷前后有纸背文书，据今江广道研究，纸背文书识语中的 “面山叟” 应是足利直义的近臣二阶堂道本。1943 年，东京侯爵前田家育德财团用尊经阁文库藏旧钞卷子本影印行世，即《尊经阁丛刊》本，删除了卷中和《玉烛宝典》无关的纸背文书，并附吉川幸次郎（1904—1980）撰《玉烛宝典解题》。1970 年 12 月，台北艺文印书馆用日本前田家旧钞卷子本影印出版，附林文月所译吉川幸次郎所撰《玉烛宝典解题》，此即《岁时习俗资料汇编》本。

十一卷（缺卷九），册叶装，为江户时代毛利高翰（1795—1852）命工影钞加贺藩主前田家所藏贞和四年（1344 年）写本，又称毛利高翰影钞本，现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东北大学准贵狩野文库藏该本残本，存八卷。该本即著录于《经籍访古志》所谓 “贞和四年钞本，枫山官库藏”。卷前钤 “日本政府图书”“浅草文库” 朱印，每卷末钤 “昌平坂学问所” 印记。卷一末有朱文 “文化乙丑”，当公元 1805 年。观其字体，该本为不同抄手抄写而成。天头有朱墨校语，据卷二末 “山田直温、野村温、依田利和、猪饲傑、横山樵同校毕，三月五日” 跋语，当为山田直温、野村温、依田利和、猪饲傑、横山樵五人共同钞校本。卷八末有 “贞和四年十月十六日校合了，面山叟” 识语，据今江广道考证，面山叟应是足利直义（1306—1352）的近臣二阶堂道本，受足利之命抄写 [41]。在此基础上，张东舒又确定二阶堂道本为天龙寺僧人 [42]。又，据卷一天头墨笔校语 “利用按” 云云，则此本墨笔校语当出自依田利用之手，可看作依田利用撰写《玉烛宝典考证》之始。

此本系据毛利高翰影钞本传钞。据森氏跋文，“唯存其字，不存其体耳”，非影钞也。十一卷（缺卷九），凡四册 [43]。据森约之题记，自孝明天皇嘉永甲寅（公元 1854 年）至庆应二年（公元 1866 年），森氏父子合校完毕。森氏本今藏日本专修大学图书馆，钤 “森氏”“东京溜池灵南街第六号读杜草堂寺田盛业印记”“天下无双”“专修大学图书馆之印” 诸印记。“东京溜池灵南街第六号读杜草堂寺田盛业印记”“天下无双” 为日本著名藏书家寺田望南的藏书印，由此可知森氏本曾经著名藏书家寺田望南（1849—1929）收藏，最后归于专修大学图书馆。

十一卷（缺卷九），装订四册。此本先抄写《玉烛宝典》正文、旧注（大字），次列考证内容。考证文字以细字分行书写，或批注于眉端，属于校勘类内容。依田利用原名依田利和，原本是江户时代末期毛利高翰命工匠影抄前田家所藏十一至十四世纪写本《玉烛宝典》的参与者之一，是五位抄校者中的一员。此本《例言》称卷子本 “末卷往往使用武后创制的文字，其流传的版本无疑是唐代写本”[44]，由此可知《考证》中所载的《玉烛宝典》正文及旧注，应当源自前田家藏本（即今尊经阁文库本），且与藤原佐世《本朝见在书目录》中著录的唐写本一脉相承。依田利用的这一版本，先后经岛田重礼（1838—1895）、岛田翰（1877—1915）父子收藏，1909 年 5 月归入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即现在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现今藏于国会图书馆古籍资料室。东洋文库也有收藏 [45]。需要指出的是，依田利用的校勘成果未能被后来的《古逸丛书》本吸收，实在令人惋惜。

十一卷（缺卷九）。贾二强先生通过核对《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的缺卷情况、跋语以及森立之在《经籍访古志》卷五中的记载，指出《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应当源自森立之抄校本 [46]，但未作详细论证。笔者在《〈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底本辨析》（崔富章、朱新林撰，《文献》2009 年第 3 期，参见附录 [47]）一文中，已证明黎庶昌、杨守敬影刻《玉烛宝典》的底本并非其牌记所标 “影旧钞卷子本玉烛宝典”，实为虚应故事，实际底本是森立之、森约之父子的传抄合校本。此后《丛书集成初编》《续修四库全书》《丛书集成新编》等书的印本均源自《古逸丛书》本。杨守敬的刊刻板片目前收藏于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现存 97 片 [48]。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依田利用曾听闻存在全本，但始终未能见到 [49]。岛田翰在《古文旧书考》中称另有一个版本有卷九，只是卷七残缺，并注释：“卷第九内容较长，未收录，收在《群书点勘》中。”[50] 但《群书点勘》一书下落不明，既未见稿本，也未见刊刻传本。此外，小林市郎曾称近卫华阳明文库藏有全本 [51]，但经守屋美都雄核查 [52]，实为上文所述的图书寮钞本，即毛利高翰影钞本。日本秋田大学石川三佐男教授曾追踪查找，也无果而终 [53]，不知全本是否还存于世？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玉烛宝典》所有版本，均缺失卷九。

上述诸版本（除《玉烛宝典考证》外）讹脱、衍文、错讹情况较为严重，“谬误繁多，难以通读”[54]。在深入研究《玉烛宝典》之前，获得一个可读的可靠文本显得尤为迫切。1988 年，日本秋田大学石川三佐男整理《玉烛宝典》，收入《中国古典新书续编》第八册，在版本搜罗与整理方面具有开创之功。但遗憾的是，此书存在诸多问题，如石川氏删除《玉烛宝典》中的双行小注，改变了古籍原貌；标点错误较多，有时甚至难以通读。学界也有相关呼吁 [55]。2011 年 12 月，笔者受浙江大学《中华礼藏》课题组窦怀永先生邀请，负责点校《玉烛宝典》，2012 年 9 月交稿。2016 年 9 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中华礼藏・礼俗卷》第一册。但受《中华礼藏》整理体例限制，许多校记和参考资料未能收入。加上期间出国访学，时间仓促，校勘工作如同扫尘，刚扫完又生尘埃，点校质量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有鉴于此，现重新整理。由于旧钞卷子本是诸写本的祖本，因此此次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前田家旧钞卷子本为底本，同时校勘毛利高翰影钞本、森立之与森约之父子钞校本、《古逸丛书》本等传抄版本以及经史子集等文献中的引文，并吸收依田利用《玉烛宝典考证》和当代学者的部分校勘成果，是在全面调查各版本基础上进行的校勘与整理。

就《玉烛宝典》的文献价值而言，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玉烛宝典》中引用了大量古籍，其中所引典籍，有的如今十不存一二，有的虽存世但与今本存在诸多差异，有的保存了古籍的原始面貌，因此其可供校勘、辑佚的资料极为丰富。清代李慈铭说：“书中所引诸纬书，可供补辑的内容也很多。”[56] 岛田翰在《古文旧书考》中指出：“此书所引用的书籍，如蔡云、马国翰所辑的《月令章句》，搜罗详尽，但仍未见到此书引用的内容。其他如《皇览》《孝子传》《汉杂事》、纬书、《仓颉》《字林》之类，都已失传，还有汉魏人的遗说，仅借此书得以保存。这些堪称吉光片羽，应当珍重。”[57] 例如，今本《礼记・月令》孟春之月记载：“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玉烛宝典》引用《礼记・月令》“鱼上冰” 作 “鱼上负氷”。考察《逸周书・时则解》无 “负” 字，《夏小正》及《淮南子・时则》均有 “负” 字。阮元《礼记正义》校勘记称：“毛本、石经、岳本、嘉靖本、卫氏《集说》相同。闽本、监本‘冰’作‘氷’，注疏同此。”[58] 足利本无 “负” 字 [59]。然而《毛诗・邶风・匏有苦叶》正义正作 “鱼上负冰”，与《玉烛宝典》所引一致。

再如，今本《尔雅》“鮥鮛鮪” 郭璞注称：“今宜都郡，自京门以上，江中通出鱣鱏之鱼。”[60] 周祖谟《尔雅校笺》说：“《礼记・月令》正义也引此注，与杜台卿所引相近。杜引‘鮛鮪’作‘尗鮪’，与《释文》相合。注文‘京门’作‘荆门’，《御览》卷九百三十六引用相同，今本作‘京门’有误。”[61] 此处周氏指出 “京门” 有误，但未说明致误原因。从《玉烛宝典》各版本所引此文可知，《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所引郭璞注为：“今宜都郡，自荆门以上，江中通出鱣鱏之鱼。” 尊经阁本 “门” 作 “洲”，专修大学本、依田利用本作 “州”。又查宜都属汉代夷道县，属南郡，而荆门也属南郡地。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七，荆门为州，故称荆门州。据此，“荆门”“荆洲”“荆州” 原本均作 “荆门州”，此后转写讹脱，或脱 “门” 字，或脱 “州” 字。在此，《玉烛宝典》为我们校勘今本提供了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

又如，《玉烛宝典》仲春三月引《淮南子・天文》云：“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猛其雨。” 传世本《淮南子》均无 “猛” 字，可见古本《淮南子》很可能有 “猛” 字。

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751 年）编纂的日本第一部书面汉诗集《怀风藻》中，藤原不比等的《元日应诏》曾引用《玉烛宝典》的典故 [62]。据藤原佐世《本朝见在书目录》（891 年）记载，《玉烛宝典》最迟在八世纪中叶已传入日本。在稍后成书的惟宗公方《本朝月令》一书中，已有多处引用（同时也引用了《荆楚岁时记》）。《本朝月令》是日本学者记载当时岁时习俗的专门著作，其引用《玉烛宝典》，表明当时日本将《玉烛宝典》视为岁时习俗的典范之一，加以学习仿效。此后，日本岁时典籍如《年中行事秘抄》《年中行事抄》《师光年中行事》《明文抄》《释日本纪》等书的引用多以《玉烛宝典》为依据。此外，源顺《和名类聚抄》也引用了此书 [63]。

前人研究魏晋至隋唐时期岁时文化演变轨迹时，往往重视宗懍《荆楚岁时记》与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却忽视了《玉烛宝典》的作用。杜公瞻是杜台卿的侄子，《玉烛宝典》是他撰写《荆楚岁时记注》的主要参考资料。谈及《玉烛宝典》的时令文化价值，需从宗懍《荆楚岁时记》传入日本说起。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荆楚岁时记》在八世纪中叶后传入日本 [64]。大约成书于十世纪的惟宗公方《本朝月令》，在仅存的四月至六月部分中，曾多处引用《荆楚岁时记》，表明此书对日本时令文化的建立产生了广泛影响。基于这一事实，学界普遍强调《荆楚岁时记》对日本时令风俗的广泛影响，但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现在通称的《荆楚岁时记》包括杜公瞻的注，而杜公瞻作注的主要依据正是《玉烛宝典》。公瞻作注时，有意识地将《荆楚岁时记》所记南方风俗与北方风俗加以比较，使南北朝后期中国南北方的岁时风俗得以融合，这对中国岁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说：“中国上古之俗，记载于《礼记・月令篇》；宋代以后的近世风俗，可从《岁时广记》以下诸方志中查考。唯独魏晋南北朝之俗，上承秦汉，下启宋元，舍此书无从探求，这正是其珍贵之处。”[65]

附记：2003 年 9 月，我进入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今儒学高等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当时修读杜泽逊老师所授《文献学》，课堂内容充实而富有启发。课间我曾向杜老师请教《玉烛宝典》的典籍性质以及《古文苑》真伪问题，这便是我与《玉烛宝典》结缘的开始。此后，我一直关注此书，并撰写论文进行考论。我一直打算整理一部可读可用的单行整理本，但因琐事拖延，加之性格疏懒，至今才完成。这次校理，算是对我此前关注此书的一个初步总结，希望能为学界提供一个可供使用的可读版本，使其广泛流通，也为将来撰写《玉烛宝典校注》打下基础。但由于底本讹脱、衍文、倒置情况严重，异体字、俗体字及日本汉字的释读任务繁重，书中引用文献广泛，校勘难度较大。在校勘过程中，我的科研助理温泽华、唐宁二位同学协助完成了不少工作，在此致谢。限于学识和水平，此次校理必定存在不少问题，恳请海内外学者不吝指正。

辛丑阳月既望

东昌府武水朱新林谨识于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

校理凡例

一、 本書以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前田家舊鈔卷子本《玉燭寶典》爲底本，紙背文書不録，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毛利高翰影鈔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依田利用《玉燭寶典考證》，日本專修大學藏森立之、森約之父子合校本，《古逸叢書》本爲校本。

二、本書非爲匯校，底本無誤，一般不出校。但校本、他書所引有校勘價值者，則酌情出校。有異文、佚文或反映古本面貌者，亦酌情出校，或列異同，或斷是非。底本引用文獻往往爲節引，今不改動。

三 、因底本爲鈔本，文字多有訛脱，有時無法卒讀，此類情況據傳世本校正。

五、底本日本漢字、俗字較多，如“扌”、“木”，“艹”、“”，“亻”、“彳”偏旁混用，徑改爲通行字，不出校。日本漢字若“冰”作“氷”、“柄”作“枋”等，亦保留原貌，以見寫本之舊。底本原缺字，均以“□”表示。其中重文符號，改爲所重之字。重文符號釋讀有疑處，於校記中説明。

六、文中避諱字，今予以保留，並於校記中簡要説明。如韋昭，或作“韋照”，或作“韋曜”，“堅”作“勁”或“固”，“旦”作“且”，“世”作“代”、“民”作“人”。其中卷十二多武則天造字，如 、埊、、、、 之類，今統一改爲通行字。

七、文中有增加語辭之普遍現象，如“者”字後有“之也”二字，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中即已指出，日本古鈔本，經注多虚字，此即其例。或重複若干“也”、“之”等語氣詞，或爲補白，或與講經語氣有關，今仍其舊。

八、《尊經閣叢刊》本附吉川幸次郎之解題，今亦移録，或備參閲。爲廣異聞，并附相關研究資料，以供參稽。書末所附論文保持原貌，不再改動。

九、爲便閲讀，校理者根據本書編纂體例與個人理解，對正文酌情分段。

1 關於此三種類型之命名，參見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第三章《俗字的類型》，第63—92頁，商務印書館，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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