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社会学是把科学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进而考察它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其他因素相互关系的一门知识。一般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成熟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主要得力于默顿（1910—2003）及其弟子的一系列开拓性工作。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上的地位，犹如萨顿
刘钝
科学社会学是把科学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进而考察它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其他因素相互关系的一门知识。一般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成熟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主要得力于默顿（1910—2003）及其弟子的一系列开拓性工作。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上的地位，犹如萨顿（1884—1956）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一样，这样说不仅是出于对两位大师学术成就的推崇，更是对他们为学科建设付出的艰辛努力表达敬意。
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结果，1975年在美国成立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The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以下简称4S），现已成为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众多分支在内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组织，默顿正是它的创会主席。1976年在康奈尔大学举行的4S首届大会上，本书作者约瑟夫·本—戴维应邀在开幕式上作了唯一的主题演讲，默顿本人的报告则安排在大会的宴会前。
英国科学家贝尔纳（1901—1971）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在我国被有些人称为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尽管默顿的成名作《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比贝尔纳的书还早出一年。不过20世纪30年代末，科学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规范还没有成熟，他们二人的著作都只能说是这门学科的催产剂。
在4S设立的几个奖项中，最重要的一个就以贝尔纳命名，自1981年开始每年授予一位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默顿坚持要将第一个贝尔纳奖授予并不属于自己学派的普赖斯（1922—1983），他本人则于第二年领奖，随后的三届得主依次为库恩（1922—1996）、李约瑟（1900—1995）和本—戴维。
絮叨这些陈年往事，就是要强调本—戴维在早期英美正统科学社会学中的地位。以上提到的几位人物中间，贝尔纳和李约瑟都是科学家出身，库恩主要是一位哲学家，普赖斯主要是一位科学史家，只有默顿和本—戴维两人可以说是纯粹的科学社会学家。
就学术立场和研究旨趣而言，贝尔纳和李约瑟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看法深受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库恩对社会学的重要贡献体现在科学共同体这一观念的阐释之中，普赖斯以倡导数量分析方法为科学社会学增添了利器，默顿及其学派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帜志，主要关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关系及结构、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奖励制度等方面的社会学问题。
本—戴维则是默顿学派之外最接近默顿的社会学家，研究重心是社会中科学家的角色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科学体制的比较，他认为科学家的工作是通过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进步的。
本—戴维1920年生于匈牙利西北部杰尔城一个犹太人家庭。他从1950年开始在希伯来大学执教直到1986年去世。
除了大量有创意的论文之外，本—戴维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本书于1971年出版，无疑是他的代表作。本书的副标题“一项比较研究”是作者对本书主要研究方法的宣示，也是体会其学术价值的一个关键。
如同库恩一样，本—戴维关注的重点是涉及变革和转折时期制度的演变，而不是那些平稳发展时期科学知识累积发展的细节。至于比较的对象，按照他在前言中对本书主题的概括，包括：（1）古代和中世纪知识创造者与近代科学家的不同社会角色；（2）古代和中世纪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索者，与其他人文学者、道德家、法律家、形而上学家和神学家的不同社会地位及影响；（3）17世纪欧洲导致科学家从其他智识阶层分离出来的社会条件，以及19、20世纪导致科学职业化的条件；（4）科学的体制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
本—戴维在第一章首节还提到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平心而论，原书这一部分的陈述显得有些凌乱，可能作者为了避免开篇过于冗长，许多意思力图通过脚注加以说明。这样，对于不够熟悉相关文献的多数中文读者来说，就不容易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了。
接下来三章处理的都是西方古代与中世纪传统社会关于自然知识的智力活动，放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中，大致对应上述比较对象的（1）和（2）。粗略地讲，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一类比较，也就是自然知识的探索者在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地位的比较，以及他们与其他智识阶层人士的比较。这里用到的主要社会学概念是“角色”——所谓角色，是指具有独特功能的社会互动单位中某类人物所表现的行为、感情与动机的特定模式，这些模式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被视为有意义。
举例来说，自古以来巫师与教士就关注天文学，农民掌握许多植物学的知识，动物学的知识对于猎户和牧人不可或缺，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被整理成系统的规律性的知识，因此不能说这些人承担了古代和中世纪“科学家”的角色。在17世纪近代科学出现之前，确有一些比较接近于“科学家”角色的人物，例如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世纪的大学教师、文艺复兴时代的某些艺术家与人文学者，但是持久的科学活动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在任何传统社会中均不存在。
此后的第五至八章，处理的都是科学革命或近代科学诞生之后的内容。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下，大致对应前述比较对象的（3）和（4）。沿用上面的说法，我们同样可以粗略地将之归为第二类比较，比较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以降不同国家中科学体制化的进程。
这里除了“角色”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是“科学中心”。本—戴维强调中心的传承，而不是系统地比较欧美所有国家的科学状况。他认为，17世纪后半叶，科学中心已从意大利转移到英国，法国则在1800年前后成为新的中心；又过了40年，世界科学家关注的中心转移到德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而后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
这样，科学家角色与科学组织的发展，就被看作某些模式从一国向别国扩散和移植的过程。从体制化的角度来看，科学组织从17、18世纪的科学院演变为19、20世纪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科学社群也从知识精英的小组和通信网络演变成强大的职业科学家共同体。
对于中国的许多专业读者来说，“科学中心转移论”似乎与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虽然汤浅的英文文章早在1962年就发表在《日本科学史研究》上，本—戴维的书却完全没有提到，这也多少说明欧美学术界对非西方出版物的漠视。
不过汤浅主要以科学成果的量化指标为依据，阐述了一个现象，有关动力学的讨论则付之阙如；相比之下，本—戴维关注的重点是与科学家角色出现相关的整个社会的变化，特别是导致科学体制改变的那些复杂的社会因素。两者相比，高下立见。
按照本—戴维的观点，科学的体制化意味着承认精密的和经验的研究相结合是一种能够发现新知识的探究方式，它要求科学实践者在承诺向公众公布自己发现的同时，对他人的贡献予以普遍主义的评价。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体制化要求言论与出版自由，以及宗教和政治上的宽容，并保持适当的灵活性以便让社会和文化能够适应自由探索引起的不断变革。
这些社会变化最早出现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它们与宗教多元化共生，得益于培根等人倡导的经验主义传统，皇家学会的建立、光荣革命与君主立宪制度的完善，这些都有助于科学从业者在英国获得充分的尊严。
随后，本—戴维相继讨论了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情况，时间上与科学中心转移的脉络一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对智力机构的改革、巴黎几所顶尖大学的诞生，德国大学的改革及应用科学的起步、有组织的科学计划，美国的研究生院和专业院校、工业和政府资助的研究、分权与竞争等，这些攸关科学体制演变的环节在书中都得到精辟的分析。
大致来说，法国最先出现政府资助的科学院，开始聘用科学家担任各种教育和咨询职务，但是中央集权的僵化使法国在面对有组织的科学活动的挑战时显得虚弱无力，因而也就难以维系持久的辉煌。大约19世纪初叶德国出现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大学，后来又有了与工业密切相关的研究所和实验室。20世纪初这一传统在美国被发扬光大，大学里的研究生院使教育与研究的联系更加紧密，大学与企业、军方和政府的合作导致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科学活动，竞争的压力使学校的权力从董事会和校长那里转移到系及其个体成员那里。
由此可以看到，在人类智识演进的每个转折点，科学活动的中心都向那些发生社会变革的国家转移。
来源：思想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