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宰相起源于“家”，西周分封制下“诸侯立国，大夫立家”，此“家”是诸侯分部分领土与百姓奴隶给大夫，而成立“家”，相当于诸侯国内的小王国。大夫之下为“士”，“士”有自己的土地，但无成规模的奴隶，所以“士”还要参与劳动养活自己一家。

宰相起源于“家”，西周分封制下“诸侯立国，大夫立家”，此“家”是诸侯分部分领土与百姓奴隶给大夫，而成立“家”，相当于诸侯国内的小王国。大夫之下为“士”，“士”有自己的土地，但无成规模的奴隶，所以“士”还要参与劳动养活自己一家。

大夫对诸侯有二方面责任，一是定期上贡，此“贡品”就相当于“税收”，只不过数量较少，且多为本地特产；二是大夫需要去都城任职，为君王“无俸䘵”工作。大夫去都城就职，封地就需要“人”治理，这类官职称为“宰”，也就是“宰相”的起源。

“宰”一般由无地且有才能的“士”担任，这里说“一般”是因为出现特殊情况，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路，他是“野人（指居住在邑外，不服兵役的人，与‘国人’相对）”出身，跟随孔子学习，功成后卫国大夫孔悝聘他为宰，后子路死于卫国政变中。

社会越向后发展，土地与百姓都不够“庶子”分的，所以春秋后期的小贵族——士，往往是没有土地与奴隶，但他们有知识，为了活下去，“士”会投身大贵族，为他们工作，相应的大贵族会划出一块地，地上产出的作物就是对“士”的回报，或者干脆给钱。

这就是“宰”。

“宰”并无封地，也无附庸，他们仅仅只是打工的，大夫认为他们治理水平不行，就会辞退他们，再换一批人。

春秋战国之变，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大夫”取代诸侯，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韩赵魏与田氏四家均由“大夫”晋升为诸侯，自然不会再搞“裂地分封”那一套。

“大夫”升级为诸侯，“宰”就很自然的升级为“宰相”。

楚国比较特殊，进入战国时期，仍然遗留极强的“封君”势力。燕国则是更古板，战国中期竟然还相信“禅让制”，思想上还停留在西周。

秦国很大程度上学习三晋制度，如秦孝公时，秦国是无宰相一职的，商鞅以是“左庶长”一爵主持变法的。秦国的“庶长”一爵可简单理解为“庶子之长”，因嫡子继承王位，“庶长”名义上算是宗室的领袖，所以秦孝公给商鞅定的“左庶长”一爵已相当高了。后期商鞅领兵征战，他的职位（爵位）是大良造（战国前期，官爵不分）。

而秦国最早记载的秦相是秦惠文君十年（前328年），以张仪为相，秦武王二年（前309年），初置丞相，并分左、右。樗里疾、甘茂就是秦最早的左右丞相。此后也有只设丞相，不分左右的。

秦国到秦惠文王时期才正式确立“宰相”一职，也可以说“宰相”确立后，“文武”正式分家，“宰相”的统兵权力正式被分割。

在秦始皇完成了对六国的统一之后，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诞生。

在这种特殊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中，君权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君权掌握国家的行政、国家的军事、法律的设立以及文化教育，再加上“君权神授”，封建王朝的“皇帝”相当于西方的“教皇+国王”，皇帝即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掌握“祭祀权（宗教）”，又掌握“军权”与“治民权”。

“治民权”即朝廷（外朝）的日常事务，皇帝一人无法处理，就得找一批人替皇帝处理，此类官员称为外朝官（与中朝相对应），外朝官的首领称为“宰相”。

如图丞相名义上“直管”九卿，因九卿中少府是管理皇帝的私人金库，治粟内史（大司农）是王朝的财政部，宗正管理皇亲。实际上宗正与少府直属于皇帝，宰相无权干涉。

秦朝最高军事管理者是太尉，所有的军事事务均由太尉负责，但太尉仅有领兵权，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

御史大夫的职责相当于副丞相，协助丞相对各级官员进行监察。御史大夫有二副官，一曰御史丞，一曰御史中丞，谓之中者，也就是御史中丞的日常工作在“内朝”，不在宰相的“外朝”。

特别是“御史中丞”，此职类似皇帝身边的秘书，异常重要，如《史记》言，“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鼓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这其中的御史就是御史中丞的来源之一。

西汉中期，尤其是汉武帝年间，西汉王朝达到全盛，相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集中逐渐走向分散，并且也从外朝转向内朝。

汉武帝将太尉官职取消，设置大司马进行替代。因“太尉”有自己的“府”，也简单理解为“太尉府”，“太尉府”是一个官方正式机构，有自己的“印绶”，而“大司马”“无印绶，官兼加而已”。

“印绶”，相当于公文章，办任何事都需要在上盖上章，这就有“法律”效应。

汉武帝此举相当于收回军队“领兵权”，之后出现的将领头衔为“大将军，骠骑将军，四征将军”等等，而这些将军为中朝官。

至于“宰相”的“决策权”也被汉武帝收回，宰相府成为一个执行机构。皇帝自己做决策，必然要找一群才智之士，这些人入宫为皇帝做参谋，这些人就被归于少府下的“尚书”部下，其头衔为“待中，常待”等等。

东汉光武帝时期，相权被进一步分割，光武帝将大司马改为了太尉，将其与司徒以及司空一起称之为三公，虽然在名义上三公都属于宰相职，但在实际的情况下，三公完全没有任何权力，仅留下了宰相职位的外表。已是“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为了让君权更加稳固，光武帝将以往的职位任命形式进行了改变，在安排职务的时候并不是按功劳进行划分，而是以亲近关系进行职务分配，这种情况下君权得到了加强，大有合相权于君权之势。比如成立“尚书台”，给尚书一部分决策权力，再有朝廷大事发生的时候，尚书可以按照皇帝的意思制定决策。

东汉末期，建安十三年“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为丞相”。因曹操的缘故，丞相的相权得以恢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制逐渐向三省制过渡，三省制初步形成。

皇宫内最内层的地方称为“禁中”，因孝元皇后父亲名禁，为避讳，禁改省。从“三省”的名字可看出，“省”还是从皇帝身边沿申出来的机构，所以宰相的权力还是被皇帝收回，并一分为三。

唐朝三省制还是发皇权为核心，三省分工明确，中书省有相对的决策权力，门下省主要负责对政令的审议，而尚书省主要对前者的决策进行执行。所以三省的最高管理者全部被称之为宰相。

唐代三省分立理政的过程大致为：凡军国大政的制敕起草先由皇帝交付中书省，中书省由中书舍人先对各类文书进行披览，作出初步处理意见，并草拟文告再交由中书令。主要由中书侍郎对其进行修改之后，再交给皇帝进行审议。皇帝批阅完毕以后会交给中书省，中书省按照批阅意见进行草拟，然后交给门下省进行审议，如果审核通过那么就可以将诏令下达，一旦门下省认为处理意见不合理，那么就会退还给中书省，由中书省继续草拟诏令，给皇帝进行申报，批阅之后再交给门下省。在唐朝时期对于这种来回审议的批阅的过程叫做“驳政”或者是“论执”。

三省分立导致相权一分为三：只有中书才能发令，只有门下才许封驳，只有尚书才可执行。

相权一分为三，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大大减轻，但相应的效率就低了不少。为提高办事效率，唐朝又设置政事堂，将中书省与门下省的官员请到一起商议事物，此地就是政事堂。

政事堂最初在门下省，武则天时期，中书令裴炎把政事堂由门下省迁往中书省。唐玄宗时期，宰相姚崇将政事堂会议改名为中书门下会议，并先后剥夺中书舍人的宰相会议秘书职权，而在政事堂后设立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作为宰相会议新的秘书机构。

这变相的集中三省权力，又变回了“宰相”。

但皇权也不是别吃素的，立马渗沙子——向“权力机构”加人。

唐朝初期，中书、门下两省首长均为正三品，而尚书省的仆射官员高于三品，增设“同三品”这一职衔作为出入政事堂的凭证，即使尚书仆射官居从二品，如无“同三品”职衔，仍不得进入政事堂参政。

自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始，实际担任宰相者，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所以皇帝为弥补宰相缺额，或拔擢亲信参与政事，往往指定官位、资历较低的官员一起在政事堂商讨国事，这些官员照例要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以分宰相之权。

其次是分割相权——增设枢密使。

皇帝仍然不相信外朝官，于是开始培植身边的宦官，枢相随之出现。枢相即枢密使，唐玄宗时期又设立了枢密院，这时候能参加政事决议的人的范围进一步得到了扩大，“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这也是唐朝宦官专权的开始。

宋代二府制的枢密使就来源于此。

“二府三司”

宋朝沿袭了唐朝制度，以中书门下政事堂为宰相府，以此来梳理国家的政策事务，将有资格参加政事堂的官员“参知政事”设置为副相。当时的军机事务则是由枢密院负责，然后枢密院直接对皇帝全权负责，宰相并没有参与军机事务处理的权力，财政权由三司进行掌管，形成了中书管民，枢密院管兵，三司主财的新格局。

相当于将相权以功能一分为三，政事堂管理日常行政，枢密院主军事，三司掌管财政。南宋时，由于战事频繁，军政分开的情况不利于战争的进行，于是开始以宰相兼枢密使。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以诏书的形式下令“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议立者，论以极刑”。朱元璋将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彻底废除，君主专制的制度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朱元璋将宰相制度废除了以后，自己不仅身为皇帝，同时也兼任了宰相的职能。所有的权力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各种事务均是由自己一人进行处理。但一人的能力是有限，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为了能减轻自己处理政务的压力，选出一些学识能力较高的大学士，辅助自己处理朝政事务，这就是“内阁”。

明朝中期，皇帝受不了如此多的日常事务，就让内阁大臣根据奏章问题写答复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阅决定。

具体流程，内阁大臣审阅朝政大臣所上报的奏章，然后根据内容拟定解决办法，办法会写在一张小票上，称为“票拟”，内阁大臣会把小票和奏章一起交给皇帝。如果皇帝同意内阁大臣的解决方法就会用红色的笔在上面批注，叫“朱批”。如果要是觉得处理意见不当，就会退还给内阁，让其审议出其他的政策决议，叫“改票”。

内阁利用详审奏章加以“票拟”逐渐压制六部，政归内阁，内阁渐成君权决策的辅政机构。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建立初期，中央行政中枢主要有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尤其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参会的大臣多是满族部众中势力极强的王公，时常会与皇帝产生意见上的分歧。

康熙亲政之后，就着手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限。康熙十六年（1677 年），挑选了一批翰林官在“南书房”（康熙读书处，因位于乾清宫西南而得名）当值，这些翰林官被称为“南书房行走”，这些人与朱元璋时的“大学士”类似，起到辅助内政的功能。

雍正七年（1729年），因国家出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泄露军机为由，因此设置了专门的军事事务所，叫做“军机房”，军机房人员配置主要来自于内阁，它的主要作用是对突发事件进行处理，以此来帮助皇帝处理政治事务。在以后又把军机房改名为“军机处”。

军机处不属于独立的国家机构，没有朝廷的正式编制。它的存在主要是执行皇帝的命令，帮助皇帝稳固政权，它没有任何的职位，它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但就其行使的职权来看，实际上是参与政要的宰辅角色。

其实，封建王朝的相权是依附于皇权而存在的，如果不是“日常行政”量多且繁杂，皇权早就将相权收拢为一。比如汉武帝时的“侍中，常侍”，东汉时期的“尚书台”，唐朝的“省”与“枢院”，明清时代的“内阁”“军机处”，都是皇权掠夺相权的例子。

这事例子的本质，就像开头说的，皇帝将整个天下视为自己“家”的私物，所以皇帝并不关心“天下”如何，皇帝只关注自己家过的好不好。

来源：历史长河边的磨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