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6年的中国农村，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变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藏在太行山褶皱里的小村庄，从此迈入了集体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村民们扛着锄头、牵着耕牛，把各自分到的土地证郑重地交到合作社，这些印着红手印的纸片，见证

1956年的中国农村，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变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藏在太行山褶皱里的小村庄，从此迈入了集体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村民们扛着锄头、牵着耕牛，把各自分到的土地证郑重地交到合作社，这些印着红手印的纸片，见证着中国农民走向集体化的历史性一步！

大寨的梯田在集体劳作中焕发出新的生机。陈永贵带领社员们起早贪黑，用最原始的镢头和扁担，硬是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贫瘠山地上开垦出层层梯田。他们像绣花一样精心侍弄着每一寸土地，把石头缝里的土一捧捧聚起来，垒成保水的田埂。到了秋收时节，金黄的谷穗沉甸甸地垂下来，粮仓里堆满了玉米和小米，不仅够全村人吃饱，还能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供销社的账本上，大寨连续三年都是全县交公粮的模范。

1958年成为生产大队后，他们保持着那股子倔劲儿。陈永贵这个旧社会的放羊娃，如今成了千把号人的当家人。他总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褂子，天不亮就蹲在地头琢磨，哪个生产小队进度慢了，他就抄起家伙亲自下地示范。村里人都记得那年春旱，他带着党员突击队连夜挑水浇地，肩膀磨出血泡也不肯歇，硬是保住了全村的秧苗。

这个识字不多的庄稼汉心里揣着本明白账：旧社会全家逃荒要饭的苦日子，是共产党给翻过来的。他认准了集体化的路子，就像太行山上的酸枣树，把根深深扎在石缝里也要顽强生长。在他的带领下，大寨人修水库、造梯田、搞副业，把"穷山沟"渐渐变成了"米粮川"。每当县里开会，陈永贵总爱用带着浓重乡音的话说："咱庄稼人跟共产党走，准没错！"

1963年8月，太行山区的暴雨下了七天七夜。瓢泼般的雨水顺着虎头山的沟壑奔涌而下，裹挟着碎石和泥沙，像一头失控的野兽扑向大寨。天刚蒙蒙亮，陈永贵就踩着齐膝深的泥水查看灾情，眼前的景象让这个硬汉子红了眼眶——苦心经营十几年的梯田被撕开一道道裂口，石堰垮塌得像被推倒的积木，刚抽穗的玉米横七竖八地泡在泥浆里。更揪心的是村里那排窑洞，黄土夯实的屋顶塌了大半，社员们抱着湿透的铺盖蜷缩在临时搭的草棚里。

县里的救灾干部踩着泥泞赶来时，看见陈永贵正清理废墟。这个满脸泥水的党支部书记把铁锹往地上一杵，说出了让所有人震惊的话："国家的救济粮款，我们一分不要！"在场的干部急得直跺脚："老陈你别犯倔，这可是七十多户没房住的急难啊！"会计贾进才扒拉着算盘珠子说："咱库房里还有三千斤储备粮，后山的坡地还能抢种荞麦。"

质疑声很快从四面八方涌来。县粮站的干部私下嘀咕："大寨人莫非是饿昏了头说胡话？"连常给大寨送化肥的供销社老王也摇头："陈永贵这回把牛皮吹破了天。"但秋收时节，这些人都闭上了嘴。晨曦中，虎头山上又垒起了整齐的石堰，新修的梯田里，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妇女队长郭凤莲带着"铁姑娘队"天不亮就下地，手掌磨出血泡也不肯歇；老农贾承让把家里最后半袋玉米种捐给了集体。当打谷场的梿枷声再次响起时，粮囤里的粮食竟比灾前还多出两成。

腊月里分粮那天，社员们发现工分簿上的数字比往年更厚实。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陈永贵带着大车把金黄的玉米送到了县粮站，超额完成统购任务。粮站主任摸着饱满的粮袋直咂舌："这哪是救济对象，分明是贡献大户啊！"

原本想象中灾后萧条的村庄，此刻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新修的梯田层层叠叠，刚收割的庄稼堆满了打谷场，社员们扛着粮食往公社粮站送，脸上不见愁容，倒透着股子精气神。带队的干部蹲在地头，抓起一把土搓了搓，转头对随行干部说："这地养得比咱试验田还肥。"

省委会议室里，关于树立典型的争论持续到深夜。有人质疑："靠苦干能长久吗？"分管农业的书记拍出一沓照片——那是大寨社员用箩筐从洪水中抢救泥土的场景。最终，省委的红头文件这样写道："大寨精神不是蛮干，是把集体力量拧成一股绳的智慧。"

汾河两岸的村庄开始流传这样的话："学大寨，不是学他们不要救济，是学他们那股子不认命的劲头。陈永贵去省里开会时，总被各地干部围住取经，这个不善言辞的庄稼汉只会反复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肯下苦功，石头缝里也能长出金疙瘩。"

1964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三月的华北平原上，返青的麦苗已经铺成了一片绿毯。毛主席的专列缓缓停靠在邯郸车站时，站台上等候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搓了搓冻僵的手。这位从太行山区赶来的书记，公文包里装着两份汇报材料：一份是按规定准备的"四清"运动总结，另一份则是他特意加进去的关于大寨的调查报告。

专列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毛主席穿着那件熟悉的灰色中山装，手指间夹着的香烟已经燃了半截。当陶鲁笳汇报到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时，突然话锋一转："我们山西有个陈永贵，他当支部书记还扛着锄头下地，大寨的干部工分只比社员多两三分。"毛主席原本微闭的眼睛突然睁大了，他掐灭烟头追问道："这个陈永贵，是什么来历？"

陶鲁笳赶紧翻开笔记本。他讲起去年那场洪水过后，大寨人如何不要国家一粒救济粮，硬是靠双手重建家园的故事。说到陈永贵带着党员连夜抢修梯田时，毛主席突然打断他："等等，你刚才说这个人识字不多？"得到肯定答复后，主席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从茶几上拿起红蓝铅笔，在便笺纸上工工整整写下"陈永贵"三个字，又描了两遍。

汇报结束后，毛主席特意留下陶鲁笳，详细询问大寨的粮食产量、分配办法。当听说这个山村连续七年超额完成征购任务时，毛主席突然笑了："好些读过马列的，还不如这个农民懂得社会主义。"第二天清晨，值班卫士看见主席卧室的灯还亮着，桌上摊开的正是陶鲁笳连夜送来的《大寨之路》剪报。

五月的南京暑气初显。在国家计委汇报"三五"计划的会议上，毛主席突然谈起山西的见闻："昨天陶鲁笳同志给我讲了个大寨，他们遭了灾还不要国家救济，这样的精神才是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写着名字的便笺，"这个陈永贵同志，我看可以请到中央来讲讲嘛。"

回到北京后，毛主席特意让秘书调来了人民大会堂那场报告的录音。听着录音机里浓重的山西口音讲述如何用箩筐抢救被洪水冲走的泥土时，主席对身旁的周恩来说："恩来啊，我们整天讲群众路线，这就是活生生的群众路线。"不久后，中南海的会议室里多了幅虎头山梯田的照片，而陈永贵这个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央文件的批语中。

这些细节像长了腿似的，很快传回了太行山区。当陶鲁笳在省委会议上传达主席评价时，有人提醒要不要把陈永贵调来省里工作。陶鲁笳摇摇头："主席特意交代，这样的干部就要留在生产第一线。"果然，秋收时节，人们看见陈永贵依旧戴着那顶破草帽，在打谷场上和社员们一起扬场。唯一不同的是，他腰间多了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各地来参观取经的干部们提出的问题——这些都是毛主席嘱咐他要"好好总结经验"的作业。

西花厅的灯光亮到后半夜。周恩来把关于大寨的材料摊满一桌，戴着老花镜逐字推敲。材料里那些用箩筐运土、夜战造地的细节，让他想起延安大生产时开荒的场景。但谨慎的总理没有立即批示，而是让秘书接通了山西省委的专线："鲁笳同志，你亲自去大寨住上一段，看看他们的粮食产量是不是实打实的。"

陶鲁笳带着铺盖卷住进了大寨的土窑洞。头天夜里，他被隔壁的说话声惊醒——是陈永贵在和支委们商量秋收分配。借着煤油灯的光亮，他看见这个戴白羊肚毛巾的汉子，正用结满老茧的手指在炕桌上比划："口粮按工分走，但五保户的那份不能少。"第二天清晨，陶鲁笳跟着社员下地，发现陈永贵裤腿上还沾着泥巴，原来他天不亮就去查看了刚播种的荞麦地。

二十天里，这位省委书记跟着社员们一起挑粪、垒堰。晌午歇息时，他蹲在田埂上翻看记工本——陈永贵的工分只比最强劳力多三分，干部补贴栏却总是空着。最让他触动的是在打谷场看到的一幕：会计念到某户超支时，陈永贵悄悄把自己的工分划了二十个过去，转头对纳闷的记分员说："他家娃多，开春还病了一场。"

调查报告写完那天，陶鲁笳特意去了趟粮站。粮库的老保管拍着粮囤说："大寨交的公粮，粒粒都晒得蹦脆。"这份沾着泥土气的报告送到中南海后，周恩来在扉页批了八个字："实事求是，可树典型。"后来有干部问总理为何如此谨慎，他放下钢笔说："农民最恨虚报浮夸，我们推广的典型，得经得起老百姓拿秤杆子量。"

来源：回味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