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我与鲁迅许广平夫妇

摘要：王映霞（1908—2000），浙江杭州人，当年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称。民国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后任杭州女师。与文豪郁达夫有一段婚姻感情故事。

王映霞（1908—2000），浙江杭州人，当年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称。民国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后任杭州女师。与文豪郁达夫有一段婚姻感情故事。

选自｜传记文学《王映霞自传》岳麓书社2015版2022年8月编辑

鲁迅是中国文学大师，又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了。十几岁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阅读了他的小说《彷徨》和《呐喊》。我一读再读，其中《阿Q正传》竟读了好多遍。他的作品朴实无华，刻画得入骨三分，读他的小说有似吃橄榄，越嚼越有味道。郁达夫非常崇拜他的作品，经常讲《阿Q正传》是千古不朽之作，劝导青年作家要好好地学习他。

鲁迅日记手稿

郁达夫与鲁迅早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就相识了，彼此时常晤面，交谊颇笃。鲁迅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执教，达夫在北京大学任教师。我之认识鲁迅和许广平，那是以后的事了。在《鲁迅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我的名字是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这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夜小峰邀饭于全家福，同坐郁达夫、王映霞、潘梓年、钦文、伏园、春台、小峰夫人、三弟及广平。”鲁迅夫妇定居上海，与我们经常往来。在《鲁迅日记》中，有三十多次提到我的名字。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来往次数，远远不止这些，不过不一一记下罢了。

一、秋兰时节初相识

鲁迅原来在广州任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兼教授，许广平做他的助教。她是广东省番禺人，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二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生，笔名景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学生。鲁迅初到广州时，语言不通，道路不熟，许广平就充当他的翻译和向导，同时照料他的生活。一九二七年九月底，他们两人离开广州，搭轮船北上，到达上海时已是十月三日了。

鲁迅夫妇一到上海，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设宴为他们两人洗尘，我和郁达夫应邀作陪。那时我和达夫已经相熟，但尚未正式结婚。李小峰性格内向，不善辞令，每到一处总要拉夫人蔡漱六同行。他俩以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后来结为夫妇。

王映霞与郁达夫

吃饭的地点在四马路全家福，这是一家本地菜馆。当时我们住在沪西区的赫德路嘉禾里，门口就是一路有轨电车，出入极为方便。时令已经是秋天了，天高气爽，兰花盛开，灿烂的夕阳把每个行人在马路上勾绘了修长的身影。不久，我们就到了全家福菜馆。

到了那里，客人都已经到齐了。他们不是鲁迅的朋友就是鲁迅的学生，他们都是我认识的，初次见面的只有鲁迅和许广平。我像学生拜见老师一样，向他们彬彬有礼地鞠了一个躬。鲁迅身材不高，和蔼可亲，穿着一件旧的灰色长袍。头发留得较长，已经好久没有剃了。两条粗浓的眉毛平躺在突出的眉梭骨上，胡子很密，也很短。他说话很快，使人听得一清二楚，操的是一口带有绍兴乡音的普通话。许广平个子不高，比我矮，穿阴丹士林布的短旗袍，足蹬平跟皮鞋，显得淳朴老实，精明能干。

鲁迅对人是有礼貌的，特别对于女性。他称我为密斯王，称许广平为密斯许，从来没有对我和许直呼其名，出门总是让女性先走，他在后边跟从，这恐怕是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缘故吧。郁达夫很尊重鲁迅，呼他为“大先生”。我也便称他为大先生。许广平称鲁迅为“先生”，不加姓，不加名，这含有对他尊敬和亲密之意。

鲁迅到上海的第二天，即十月四日，就与许广平、周建人、孙伏园、孙春苔、林语堂一起拍了照片，人们常称这张照片是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婚照。他们听了这句话，不加否认，大概是已经默认了。人民美术出版社于一九八一年七月出版的《鲁迅画传》中曾经采用了这张照片，不过把林语堂和孙春苔两人给挖去了。孙春苔即孙福熙，留法学生，是孙伏园的弟弟，两人都是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他俩相差四岁，但看起来，是孙伏园要苍老得多，因为他留着胡子的关系。当时林语堂和孙福熙之挖除，是受过“左”思潮的影响，如今是恢复他们“庐山真面目”的时候了。

1927年鲁迅与许广平初抵上海的合影，前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左起：孙熙福、林语堂、孙伏园

翌日上午，阳光普照着大地，马路上行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凡。我和郁达夫从家里出发，赴爱多亚路长耕里共和旅馆去看望鲁迅夫妇。这是一个中等旅馆，砖木结构，二层楼房。他们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面积约二十平方米。房内有二张单人床，一靠西壁，一靠东壁，还有方桌、写字台、沙发、凳子，家具陈设，较为简单。前有阳台，可以凭栏俯视杂乱无章、车水马龙的街景。

我们走进去的时候，鲁迅和许广平正在谈话，看见我们去了，赶忙起来打招呼，与我亲密地握手。我们坐下来，又闲聊了一阵。接着，陶元庆和许钦文也来了。谈到中午时，郁达夫邀大家去附近六合路上的六合馆吃饭。饭后，伙计给每人递上一杯咖啡，鲁迅看了许广平一眼，柔情地说：“密斯许，你的胃不好，咖啡带有刺激性，还是不要吃了吧，改吃水果！”鲁迅这样真挚地关怀自己的夫人，既热情，又含有告诫性质，使我不得不引为新奇，久而久之，也习以为常了。

二、往来无间情谊深

鲁迅夫妇这次来沪，决心定居于上海，不过白色恐怖（共产党地下人员对国民党情治单位而言）严重地笼罩着黄浦江畔，曾经先后搬过三个寓所。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居住横滨路景云里，先住二十三号，次搬十八号，后为十七号。在这里，鲁迅夫妇度过二年七个月的不平凡的岁月。鲁迅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波澜壮阔的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

鲁迅在上海住过三年二楼的拉莫斯公寓景观

一九三〇年春，鲁迅受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于是五月间，由景云里迁至北四川路一九四号拉摩斯公寓二楼四室。在这里，鲁迅夫妇又居住过三年。瞿秋白夫妇因为逃避国民党的追捕和迫害，在鲁迅的寓所借住过一段时期。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以内山书店名义，为鲁迅租下了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他在此一直住到离开人间为止。这是一幢三层楼的西式里弄房屋，跨进大门，就是会客室，南窗口放有许广平用的缝纫机，她是文武双全的能手，既能写文章，又长于料理家务，海婴小时候的衣服大多都是她亲自缝制的。她还会刺绣，室内的帐沿上的花卉，就是她绣的，红花绿叶，五彩缤纷。可惜今天的鲁迅故居里没有陈设这条帐沿，大概已经是报废了。二楼是鲁迅的卧房兼工作室，内有黑铁床、书橱、藤椅、写字台、衣橱、茶几等等。在短短的三年的时间里，鲁迅在这个卧室内写下二百八十篇富于犀利的杂文和翻译了好几本外国著名小说。二楼是客房和儿子海婴的卧室。

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鲁迅故居

我与郁达夫结婚后，仍旧住在沪西区的嘉禾里，达夫与鲁迅情谊深厚，曾经一度合编《奔流》文艺月刊。这个杂志一经面世，洛阳纸贵，风靡全国，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和郁达夫的住所与鲁迅夫妇相距较远，约近十里，来回一次，总要耗费一个多小时，不是坐电车，就是坐黄包车。那时三轮车尚未流行，出租汽车已经有了，但在市内出租一次，需要支付租费银洋一元，另加红包小洋二角，这不是我们以写作为生者所能负担得了的。胡適、徐志摩、邵洵美等人，出入必坐小轿车，比我们阔绰得多了。

有一次，我代郁达夫写信给鲁迅，约他来玩。那天他来后，就与达夫海阔天空地闲聊，但他们的闲聊也有一定的范围，多半是属于文艺界的事情。他们都是瘾君子，半天下来，烟头积满了一只烟灰缸。我有时也插上几句，主要却是在厨房里做菜。我少女时是不进厨房的，更谈不上会做什么菜。但郁达夫是个美食家，讲究饮食，于是被逼上梁山，略微懂得一些烹饪之道。那天菜肴中有一道金华火腿汤，鲁迅爱吃火腿，许也爱吃火腿，而且她烧得特别好。一九五六年许广平到上海来参加鲁迅迁葬活动时，我特意到采芝斋食品店买了两只金华火腿送给她。

鲁迅与郁达夫（创作手画）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底，我们的第二个婴孩静子出世，是一个女孩。一个多月以后，鲁迅夫妇知道了，却不明白是男还是女，我们也没有告诉他们。次年一月八日，他来信祝贺，说：

我们消息实在太不灵通，待到知道了令郎的诞生，已经在四十多天之后了。然而祝意是还想表表的，奉上粗品两种，算是补祝弥月的菲敬。

所谓粗品两种，是一件绒线衫和一条围巾。我们十分感谢他们，在百忙中还没有忘记我们，不幸后来静子却夭折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我们邀请鲁迅夫妇吃便饭。因为考虑到鲁迅是江南人，许广平的饮食习惯，受鲁迅影响，可以说是半个江南人了，所以找了四马路上的聚丰园，那是一家无锡菜馆。作陪的除了郁达夫的兄嫂和青年作家林微音（不是北方的林徽因）外，还邀请了柳亚子夫妇。那时柳与鲁迅并不很熟，是由郁达夫从中介绍的。饭后，郁达夫写了一首七绝，诗曰：

醉眼朦胧上酒楼，

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氓竭尽蚍蜉力，

不废江河万古流。

给鲁迅的作品以极其崇高的评价。

鲁迅与许广平

这天，鲁迅与往常一样，谈笑风生，他的话富于哲理，又夹有幽默感，大家都喜欢听。郁达夫嗜酒如命，已经喝得有些醉了，见到许广平在旁，便打趣地说：“大先生，你的华盖运可以脱了吧？”华盖是天上星星的名字，旧时迷信，认为华盖星犯命，运道不好。然而有了喜事，如结婚、生子之类，这个坏运就可以被冲走。因此，郁一说这句话，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许广平身上，害得她羞赧地低下了头，红着脸，默不作声。鲁迅则哈哈大笑，手指有些颤抖，连夹着的香烟几乎要掉了下来。

三、工作家庭与嗜好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给后人留下一千多万字的著译，其中包括杂文集十九本、小说集三本、散文诗集一本、回忆散文一本、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集一本、中国古典文学史论著二本。“吃的是青草，挤出来的是牛乳。”以这句话来形容鲁迅是最恰当不过的。

鲁迅亲自接待了约五百名文艺青年，并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他亲自阅读了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一千二百多个青年寄给他的信件，有的是认识的，大部分是不认识的。他亲笔写给他们的回信有三千五百多封。可惜这些书信，多半已经散佚了。在他的哺育和教导下，许多男女青年作家如丁玲、萧军、萧红、叶永蓁等脱颖而出。丁玲坦率地承认：“我是喝鲁迅的乳长大的。”

民国时期作家萧红与萧军

他对工作对写作极端认真而严肃，做一件事情总是全力以赴，决没有丝毫的马虎。写一篇文章，即使是短文，也要在助手执笔以前，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而且在写作中一般都一气呵成，所以他经常熬夜，有时还来个通宵，直到东方朦胧发白，他才拖着疲劳的身体往床上一躺，睡着了。

我和郁达夫到他家时，如果比较早一些，许广平就悄悄地对我们说：“他昨晚干了一个通宵，现在还睡着呢。”于是我们穿过他的卧室时，不声不响，蹑手蹑脚地不使自己的脚步发出声音。然而鲁迅心很重，立即睁开眼睛，坐起来同我们打招呼，不睡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待人是极有礼貌的。“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即使他在重病缠身的时候，还坚定地说：“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而少活几年。”这两句话铿锵有力，深深地扣动了我们的心弦。

鲁迅与许广平的婚姻是站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是站立在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不仅是夫妻，而且是同在一个战壕里并肩打仗的战友。所以他们夫妇恩爱，家庭和睦。就我所知，他们从来没有争吵过，甚至从来没有红过脸。两人相敬如宾，相爱如友，男关心女，女关心男，我非常羡慕他们。

有一次，我们与鲁迅夫妇在全家福菜馆一起吃饭，上来了一道北方菜，叫作爆双脆，内中含有肚子和猪肝，许广平吃了一块。鲁迅本来是学医的，精于此道，马上低声向她说：“密斯许，爆双脆不容易消化，少吃些。”口气中除了对妻子的爱，似乎还有一种父爱。许怀孕时，鲁迅告诉她一些医药常识，并嘱咐她不要一个人单独出门。

鲁迅与许广平

许广平对鲁迅生活的照料，更是无微不至。他家里雇有保姆，但主要的菜肴则由许亲自掌勺。鲁迅的被褥是由她整理的，烟灰缸也由她亲自洗涤。在写作时，阳光从窗外射至鲁迅身上时，许广平赶快放下了窗帘。鲁迅要吸烟时，她立即递上火柴和烟灰缸。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鲁迅平易近人，对于雇用的保姆，也视为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上海期间，第一个保姆名叫王阿花，年二十五岁，浙江绍兴人。丈夫是个粗野的乡下人，经常打她，于是她从家中偷逃了出来。嗣后丈夫找到了她，叫她回去，她不肯还乡。鲁迅便拿出银洋一百五十元给她的丈夫，赔偿结婚时的费用。这一百五十元，在当时讲，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第二个保姆是许妈，江苏南通人，一直做到鲁迅的生命结束。

鲁迅先生有哪些爱好？除了买书以外，主要是吸烟。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很少间断，右手的两个指头被烧得蜡黄。他晚年生着严重的肺病，这可能与吸烟有关。酒也能喝一些，多半是绍兴黄酒，小饮便止。就我所见闻的，他从来没有醉过。这与郁达夫迥然不同，他是每饭必饮，饮必酩酊大醉。南方人是不吃辣的，但鲁迅却喜欢吃辣椒，因为从前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他只穿夹裤过冬，天气很冷，没有法子，就吃辣椒取暖，从而养成了这个嗜好。

花卉是美的象征，人们可以从姿态上欣赏它的美，从香味上享受它的美，从品格上领略它的美。它会给人们带来乐趣、活力和希望。鲁迅喜欢种花养草，在北京居住八道湾十一号时，在院内种上了月季、玫瑰、海棠花、迎春花之类，争芳斗艳，生机盎然。

一九二七年以后，居住在上海期间，会客室里经常放有瓶花和盆花，不是含苞待放的凌波仙子，便是妩媚嫣阔的紫色牡丹。他家门外种了一棵桃树，年年开花结果。许广平生海婴的第二天早晨，鲁迅到花木市场去买一盆五针松，放在夫人的床头。她见了，莞尔一笑，笑得那么美，那么甜。

鲁迅全家福

在文化娱乐方面，鲁迅本来不喜欢看电影，后来因许广平喜欢看，也就奉命作陪。他最爱好看绍兴社戏，它起源于南宋期间，是一种自娱自乐的大型戏曲活动。鲁迅在《社戏》一文中写得惟妙惟肖，活龙活现。他到了大都市以后，看社戏的机会就少了。但他一谈到社戏，还是眉飞色舞，津津有味。

四、鲁迅与内山完造

读书人都喜欢买书，认为逛书店是人生一大乐趣。郁达夫是这样，鲁迅也是这样。一九一二年五月，政府自南京迁至北京，鲁迅系教育部主事，因而随之北上。他一到北京，就赴琉璃厂书店买了一部《籑喜庐丛书》。在京一月余，到书店去逛过六次，买书七十册。他对于买书，在用钱上毫不吝惜，还感慨地说：“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

到了上海以后，亦复如此。鲁迅曾经留学日本，对于日语，造诣颇深，常到住所附近的内山书店去买日文书，因而与店主内山完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内山书店创立于一九一七年，原设在北四川路魏盛里，一九一九年迁至施高脱路十一弄。鲁迅与店主熟悉以后，内山书店成了鲁迅对外联系的活动场所。鲁迅与共产党人的会晤往往就在这里碰头。在白色恐怖严重时，鲁迅就避居在该店的楼上。他的信也常由内山书店收转，并用了他青年时代原来的姓名周豫才，因为知道鲁迅这个笔名的人多，而知道周豫才这个名字的人少。这样做，是为了逃避特务的眼睛。

民国时期内山书店

日本学者来上海，通常就在内山书店举行聚餐会和茶话会。如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内山完造举行晚宴，邀请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参加，日本研究汉学的专家有太田宇之助、藤井元一、高久肇、山县初等人。鲁迅与内山书店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沪的九年中，他赴书店五百次以上，购书一千多册。内山书店的书籍非常丰富，分门别类，应有尽有，尤其以东京出版的书刊为最多。上海其他书店买不到的书，他这里可以买到；上海其他书店不敢出售的书，他这里敢于出售。内山书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赊账，鲁迅和郁达夫有时手头拮据，可以随便欠账，以后有钱再还。

由于鲁迅和郁达夫的关系，我也认识了内山完造和他的夫人美喜子。美喜子能说中国语，与我谈得很投机。她具有日本女性所特有的柔情。每次见面，她总是深深地向我一鞠躬，弄得我手足无措，不好意思，赶忙鞠躬回礼。

内山完造是个忠诚厚道的人，有道德，有正义感，而且很有礼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虽是日本人，可是极其热爱中国。他表示将来死了，也要葬在上海。早在四十年代中期，他的夫人美喜子去世时，就把自己的坟墓也做好了，地点在万国公墓。根据他自己的设计，坟墓造成桥的形状，这表示他在上海贩卖日文书籍，在两国之间起了桥梁的作用。墓上还做了一本打开的书，上面是夏丏尊写的碑文：“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内山书店结束，内山完造返回日本，但仍多次来上海，每次必去瞻仰鲁迅墓。一到墓地，他不胜感慨系之，既悲痛，又高兴，说：“回忆二十年前的往事，宛如一片云烟，一切都过去了，这次来访问我生活过半辈子的故乡上海，又凭吊了尊敬的鲁迅先生的墓地，心中之激动，非笔墨所能形容。我身在日本，心却永远在上海。”

日本内山完造夫妇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内山完造已经七十四岁高龄了，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应中国文化协会之邀，飞抵北京参加庆祝大会。不料因为年老体弱，飞行的劳顿，抵达北京的第二天，突然大脑出血，不治而溘然长逝。十二月二十六日，内山完造的遗骨安葬于他的“第二故乡”上海，与他的早已长眠于此的前妻美喜子安眠在一起。

一九八一年九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为了纪念中日两国的友谊，并让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内山书店旧址举行勒石纪念，碑石用白色大理石制成，镶嵌于书店右侧的墙壁中间。碑上镌有金色汉字：

内山书店旧址（一九二九—一九四五）。

此店为日本友好人士内山完造所设。鲁迅先生常来店买书、会客，并一度在此避难，特勒石纪念。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书店将永垂不朽！

五、我们到杭州以后

我与郁达夫结婚后，一直居住于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几年下来，我对大都市的生活有些厌倦。我生于风光明媚的杭州，游子思乡，飞鸿倦旅，而且杭州的生活程度低于上海的二分之一。郁达夫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在《移家琐记》中明确写着，此次迁徙，是为了生活，迫于经济。但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逃避白色恐怖，他在《迁杭有感》中有“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的诗句。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我们冒着霏微的细雨，举家搭火车赴杭州，很快四小时就到了。由于友人徐葆炎的帮助，租下了杭州大学路场官弄六十四号的一所旧式房子。继而由我筹款设计，建筑一座住宅，名为“风雨茅庐”。

郁达夫在杭州的故居“风雨茅庐”

郁达夫的全集和日记，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全部归并北新书局出版。如果真能按当时的销路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是可以过得去的。但北新书局的作风不好，经常久欠不付，写信去催，也被置之不理。没法，我只好从杭州赶来上海，坐等面索，有时郁达夫与我同来，每月总得来两三次。来时，我们总要到鲁迅夫妇那里去打个转。

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我和郁达夫一起去看望鲁迅。我对他说：“大先生，我们到杭州已经半年多了，你应该送一样东西给我，留作纪念，最好是你自己的作品。”说完，我就拿出四张事先买好的虎皮笺交给鲁迅。鲁迅丢掉了手指间夹着的烟头，笑嘻嘻地说：“好，好，我一定写，你明天来拿。”后来是由郁达夫拿回的，并在四马路上的裱画店去裱好，再带到杭州，挂在新居楼下的客堂里。这是一首七律，诗曰：

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沙浩荡足行吟。

抗战期间，这个墨宝连同郁达夫的二万多册藏书，一并被日军掳去，至今下落不明。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鲁迅先生给我墨宝时，诗没有标题。后来在发表时，却加上了一个题目“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鲁迅写这首诗不在我们搬家之前，而在搬家半年多以后，既已搬了，则何来劝阻之理？另友人告知，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出版的《人间世》第八期里，高疆写了《今人诗话》一文，谈到鲁迅和郁达夫的诗，其中鲁迅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句。看来，始作俑者，大概是这位高疆先生。从此以后，以讹传讹，大家都沿用了下来，弄得真假不分。

鲁迅1936年10月19日逝世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享年仅五十六岁。当时，我在杭州，郁达夫在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公报社主任。那晚达夫正在参加一个宴会，忽然接到鲁迅的噩耗，立即中途退席，星夜搭轮抵达上海，参加了鲁迅的大殓和葬礼，墓地设于万国公墓。

后来，我也从杭州赶来上海，到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慰问许广平女士。她待在二楼的卧室内，坐在鲁迅生前坐惯的旧而大的藤椅里，满脸愁云，泪痕斑斑。我向她说了许多安慰话，但这些话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多余的么？

我早就知道鲁迅患有肺病，许多朋友包括我们在内，都劝他住医院治疗。宋庆龄还写信给他说：“你的生命，并不是个人的，却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你有保养、珍重你身体的必要。”然而他不听从众人的劝告，还是夜以继日地拼命写作。如果他能及早治疗，他的人生旅程不会这样过早地打上句号。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广平留在“孤岛”上海，与郑振铎等共同编辑出版了字数多达六百万的《鲁迅全集》，这是全世界第一部《鲁迅全集》。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十二月十五日逮捕了许广平。她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日军无可奈何，不得不予以释放。这时，她已搬至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四十号，我则远处大后方重庆，彼此天涯海角，音耗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