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舍笔下的鼓书艺人"心里直翻腾，开不了口"，艾青愿以"嘶哑的喉咙歌唱"，穆旦则要以"带血的手"拥抱同胞——这些形象共同勾勒出一个深刻的命题：当个体遭遇巨大精神震荡时，言说何其艰难，却又何其必要。在民族危亡或个人苦难的极端处境下，语言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但恰恰是这

主标题｜无声处的惊雷：论苦难时代的言说困境与精神超越

老舍笔下的鼓书艺人"心里直翻腾，开不了口"，艾青愿以"嘶哑的喉咙歌唱"，穆旦则要以"带血的手"拥抱同胞——这些形象共同勾勒出一个深刻的命题：当个体遭遇巨大精神震荡时，言说何其艰难，却又何其必要。在民族危亡或个人苦难的极端处境下，语言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但恰恰是这种困境中的言说，构成了人类精神最悲壮也最崇高的表达。这种言说的困境与超越，不仅存在于历史危机时刻，也贯穿于每个个体面对生命重负时的精神历程。

苦难常常使语言失效，造成表达的阻滞与困境。老舍《鼓书艺人》中那位无法开口的表演者，象征着艺术在现实重压下的失语状态。这种体验并非个例：卡夫卡在日记中反复描述自己"有话要说却说不出"的痛苦；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坦言"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当现实的残酷超出语言承载的边界，表达者便陷入了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所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种道德困境。中国古代文人如庾信在《哀江南赋》中表达的"呜呼哀哉"之感，同样展现了语言面对巨大灾难时的无力。这种表达的阻滞不是软弱，而是对苦难的诚实面对——只有先承认言说的不可能，才可能寻找超越的路径。

然而，人类精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仍要寻找破碎的表达方式。艾青选择以"嘶哑的喉咙"歌唱，恰如贝多芬在耳聋后创作《第九交响曲》，通过艺术的变形实现精神的突围。中国古代诗人杜甫在"国破山河在"的安史之乱中写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将无法言说的悲痛寄托于意象之中。现代作家史铁生在轮椅上的写作，同样体现了残缺身体对完美表达的渴望与坚持。这些例子印证了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观点：表达从来不是顺畅的流淌，而总是"带着结巴开始说话"。嘶哑的声音或许不如清亮歌喉动听，但正因其破碎，反而更真实地保存了时代的创伤记忆。

当个人的言说困境上升为集体命运的承担，表达便获得了超越性的意义。穆旦"以带血的手"拥抱同胞的形象，令人想起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德国诗人保罗·策兰在经历纳粹集中营后，用破碎的德语写作《死亡赋格》，既是对死难者的纪念，也是对语言本身的救赎。这些表达者将个人的创伤转化为共同体的精神资源，实现了俄国文论家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性"—个人的痛苦言说因与他人的关联而获得意义。中国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师生在烽火中坚持教学与研究，正是以学术的延续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带血的拥抱"。在集体苦难面前，个人的表达困境反而成为连接他人的纽带，这正是人类精神最深刻的力量所在。

从古至今，真正的思想者与艺术家都面临着表达的困境与超越的挑战。从孔子"述而不作"的谨慎，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执着；从凡高在精神病发作间隙画出的星空，到普鲁斯特在病榻上写就的《追忆似水年华》——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创造往往诞生于表达的困境之中。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却意义匮乏的时代，真正的表达不是增加噪音，而是在认识到言说局限的前提下，仍坚持发出诚实的声音。那些"心里直翻腾"却最终开口的言说者提醒我们：精神的尊严不在于完美的表达，而在于明知表达之难仍不放弃的努力。正如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所言："要耐心对待心中所有未解的问题...或许有朝一日你终将不知不觉地活入答案。"#2025年高考#​#高考作文出炉#​

来源：见事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