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是否发现最近媒体推送健康餐的频率越来越高了？随着2025年成为“体重管理年”实施方案的关键推进之年，2024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年版）》又开始刷屏。我突然有些恍惚：我们正用最先进的营养学知识，对抗由技术文明亲手制造的代谢紊乱。当超市
今天说的体重管理，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胖与瘦”的对立，而是人类个体与现代化的抗衡。
文｜王敬雅
你是否发现最近媒体推送健康餐的频率越来越高了？随着2025年成为“体重管理年”实施方案的关键推进之年，2024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年版）》又开始刷屏。我突然有些恍惚：我们正用最先进的营养学知识，对抗由技术文明亲手制造的代谢紊乱。当超市货架与外卖软件将热量变得触手可及，当汽车代替了我们奔跑的本能，当闪烁的屏幕变成了糊口的劳动，我们的身体怎么突然沦为需要精密管控的故障机器？
停停停！事情开始不是这样的。在敦煌壁画丰腴的飞天与唐代陶俑圆润的仕女之间，农耕文明一直将脂肪视作生命力的储备，丰腴是土地对子民的馈赠。及至明清，文人画中的“清癯”美学亦非对瘦的崇拜，而是精神超脱的隐喻——身体从未被降格为纯粹的物理存在。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胖与瘦”的对立，而是人类个体与现代化的抗衡。不急，让我们回到千年之前，由饿了几千年的祖先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1
身材审美的历史
无论胖瘦，都是一种对生命状态的理解。
中国古代对身材的审美并非一成不变。唐朝壁画中的女子大多丰腴圆润，人们认为胖是富足健康的象征；宋代以后，文人画作里开始推崇清瘦体态，但这更多是表达文人淡泊名利的志趣，而非单纯追求瘦。农民依然视壮实为劳动本钱，书生则以瘦显风骨。无论胖瘦，都是一种对生命状态的理解。
战国至汉代，纤细体态被视为美的典范。楚墓《人物龙凤图》中贵族女子腰身细长，印证了“楚王好细腰”的风尚，这种审美折射出早期贵族对轻盈仪态的推崇。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时局催生“秀骨清象”审美。南京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士人清瘦削肩、宽衣博带，以瘦削身形寄托超脱世俗的精神追求，暗含乱世中知识分子对内在气节的坚守。
唐代迎来审美颠覆，“丰肥艳丽”成为主流。盛唐画家张萱、周昉笔下的贵族女性面若银盘、体态丰盈，杨玉环“肌丰体妖”的形象更将这种健康美推向巅峰。从唐代仕女画来看，人物形象一反魏晋时盛行的“秀骨清象”，其造型“丰颐厚体，坦胸露背”，呈浑圆之姿。画中女子脸型圆润饱满，酥胸长裙，体态丰腴健壮，气质雍容高贵，从披纱中能看出丰满的肌肉，给人以温润、香软的感觉，展示出大唐皇家女性的华贵之美。唐代审美转向的背后是开放的社会氛围：女子骑马射箭、经商出游，身体解放与国力强盛共同塑造了自信饱满的审美取向。
宋明以降，审美再度转向纤弱。五代战乱后，仕女画中的女子多削肩平胸、弱柳扶风；宋代词人晏几道词中“云态度，柳腰肢”折射士大夫对女性柔弱气质的推崇；明代女性审美承此脉络，唐寅《秋风纨扇图》以清瘦体态传递文雅意趣，衣纹线条疏淡，弱化肉体存在感；至清代，审美更趋病态化，仕女削肩如柳、面若银钩，以“倚风娇无力”的病弱仪态投射文人愁绪。不过这种对纤瘦的极端追求，可以看作是礼教束缚下女性身体符号化的延伸。
直至近代，多元审美方打破程式化的“弱柳”范式，特别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壮、健康的劳动女性成为中国人普遍欣赏的对象。宣传画中肌肉结实的“铁姑娘”手持铁锹、麦穗，红润面庞映着集体劳动的光辉，将身体美重新定义为生产力与革命热情的具象化表达，呼应“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声音。
02
“饿了几千年的中国人”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地“吃饱”，根本没有力气“减肥”。
虽然中国历史上不同人群追求的身材不尽相同，不同时代对于身材的审美也并不统一，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减肥”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专门的议题。原因很简单，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地“吃饱”，根本没有力气“减肥”。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要想吃得饱，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作物的预期产量足够多；二是影响作物生长的因素足够少。
先说第一点，作物预期产量足够多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耕地面积足够大；二是作物品种单位产量高。耕地问题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虽然我国地大物博，但地形复杂，丘陵、山地、高原不在少数，加上古代耕作条件有限，耕地开垦的进展非常缓慢。从作物品种上来说，中国粮食作物的种植历史具有显著的时空演变特征，其结构变迁受技术革新、经济重心转移及外来物种引入等多重因素驱动。粟（谷子）作为北方旱作农业的核心作物，早在距今七千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被驯化，到了周代成为主粮，夏商时期因耐旱特性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大豆起源于中国，早期与粟同为秦汉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后逐渐转向副食用途。小麦约四五千年前自中亚传入，初期以春小麦为主，经品种改良后于唐代地位显著提升，至明代成为北方主粮。水稻起源于长江流域，在唐宋时期随经济重心南移逐步发展为南方核心作物，宋代水稻产量与地位超越粟麦。这些中国传统农作物虽然各有差异，但共同点是产量不高。战国时期，魏国政治家李悝给中国的农民算过一笔账：“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去交税、口粮、日用、婚丧，几乎没有任何剩余，如果出现了生病这样的意外，一个农民家庭很容易面临破产。虽然在历史演进中，农具、技术不断发展，但土地逐渐兼并，中国农民的境遇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可以说到中古之前，农民一直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终年劳作仅得糊口。
自唐宋以降到清代人口大爆发之前，中国农民过上了一段幸福的日子。古代的人均耕地占有量远大于当代，据万历九年（1581年）明代政治家张居正的统计结果，当时全国耕地为7.86亿亩，合7.07亿市亩（万历三十年11.61亿亩的数据争议过大，此处不取），当时明代人口约为1.5亿人，则明代只需要平均亩产达到184市斤，人均粮食占有量就能达到870市斤，但是这仅仅是在和平年代下最好的估算结果。战争频繁、政权更迭，使中国农民在不断的朝代变化中流离失所。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前，没有一代中国人未遭受过饥荒问题。
再说影响作物生长的因素，中国古代灾荒频发，以水、旱、蝗、震为主，呈现出周期性高发特征。据《中国灾害通史》统计，秦汉至清末，有记载的较大灾害逾5000次，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全国性灾荒。水灾集中于黄河、长江流域，宋代黄河决溢达200余次；旱灾频现于北方，明崇祯年间华北连旱十余年，触发农民起义；蝗灾多伴生于旱后，唐贞观二年（628年）“蝗群蔽日，草木皆尽”。灾荒导致惨剧频现，如东汉永初三年（109年）全国43郡国饥荒，清光绪三年（1877年）“丁戊奇荒”致华北千万人饿死。历代应对措施包括仓储制度、水利工程及赈济政策，但受限于技术与治理能力，灾荒始终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阴霾。从《汉书》“人相食”到《明史》“饿殍载道”，饥荒始终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
03
中国人民的“吃饱史”
从新作物的引种到农业现代化转型，中国完成从“吃不饱”到“吃得稳”的范式跃迁。
转机始于大航海时代，耐旱高产的玉米、番薯（也称作甘薯）、马铃薯自美洲辗转传入，这些“铁杆庄稼”能在贫瘠山地生长，单位热量产出远超传统五谷，新作物的引种为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带来了解决契机，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农业格局。
玉米约于16世纪中叶通过西北陆路、西南陆路及东南海路（东南亚）传入，其适应性强，可在贫瘠山地种植，成熟早于传统作物，缓解了青黄不接的粮食危机，且耐饥、易加工贮藏，迅速成为山区主粮。至清中期，玉米种植面积突破亿亩，广泛用于酿酒、饲料，甚至推动山地开发。
番薯于明万历年间由越南、菲律宾等途径传入，广东、福建率先引种。清乾隆年间，其救荒特性被官方重视，如1785年华北大旱时，乾隆下令推广种植，并刊发《甘薯录》指导栽培。番薯耐旱高产，“瘠土沙砾皆可种”，亩产数千斤，成为“救荒第一义”，尤其在福建、贵州等地解民饥困。
马铃薯约17世纪中叶经海路传入台湾及东南沿海，后扩展至华北高寒山区，其耐寒特性使贫瘠土地得以利用，文献记载京津、台湾等地早期种植。清代人口压力下，马铃薯与玉米、番薯共同支撑起山地垦殖，推动“向山要地”的农业扩张。
这三种作物显著提升了粮食产量与抗灾能力。学者测算，玉米、番薯使清代亩产提高约21斤，占粮食增产的一半。它们不仅缓解了民食压力，还释放土地用于经济作物，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此外，高产作物支撑了清代人口激增，学者何炳棣、葛剑雄等认为其与“人口奇迹”密切相关。
虽然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缓解了粮食压力，但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增长始终受限于技术瓶颈。人口随粮食供给增加呈指数膨胀，至清中叶人均耕地已不足4亩，土地承载濒临极限。小农经济下集约化生产难以突破，亩产增幅被人口稀释，饥荒循环未根本打破。最终，技术停滞与生态恶化仍将传统中国困于“丰产—人口—贫困”的“马尔萨斯循环”。
中国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在于现代化转型：农业科技革命（如杂交水稻、化肥工业）大幅提升单产，1978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生产活力，工业化支撑的农机普及使亩产较1949年增长5倍；全球化贸易与储备体系调剂余缺。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提出疑问“谁来养活中国”，对此，一组数据可有力回击：中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世界20%的人口，2022年粮食自给率达98%，完成从“吃不饱”到“吃得稳”的范式跃迁。
04
现代性与肥胖的关系
当代社会的代谢危机，本质上是工业化进程与人类生物进化节奏断裂的产物。
当仅有的饭量被填满，如何让人再为食品消费？于是，以消费主义为生产引领的现代社会，引导我们走上一个“肥胖陷阱”，这仅仅是近30年的事情。
当代社会的代谢危机，本质上是工业化进程与人类生物进化节奏断裂的产物。消费主义通过神经科学精准操控，将高糖高脂食品包装成多巴胺触发器——食品工程学通过黄金糖脂比（如9.5%含糖量与12%脂肪的完美配比）激活大脑奖赏中枢，配合便利店网络和即时配送系统构建全天候进食场景，使人均日摄入热量较20世纪激增500大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打开短视频刷到吃播，食欲立刻被点燃；打开外卖平台，在各种优惠满减之下点了“奖赏自己”的大餐，轻而易举地炫掉超过古代人一天的摄入量（1200卡左右）。与此同时，自动化生产将人类体力活动压缩至进化史最低点。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人口平均的“久坐时间”已经超过每天8小时。更具隐蔽性的是，LED光源与数字设备延展的觉醒时间形成双重绞杀，褪黑素分泌延迟导致平均睡眠时长大大缩短，这不仅使进食窗口延长，更通过皮质醇持续分泌引发了人体高昂的饥饿感，形成“清醒即饥饿”的肥胖陷阱。
事情还没有结束。当代消费主义通过建构“身体负罪感”实现双重收割，当肥胖率攀升至公共卫生事件阈值，系统立即启动价值重构工程，时尚产业将BMI指数22重构为“道德缺陷”符号，社交媒体算法以“自律即自由”的话术制造群体性体像焦虑。资本旋即开启补偿性消费通道，代餐产业通过“负卡路里”神话创造过百亿美元的消费市场；健身App将运动成就与多巴胺奖励绑定，形成对用户的引导性消费；医美行业花样百出地更迭“减重项目”。这种闭环的本质是创造“永不满足的需求”——当减肥产品实际成功率不足时，大多数消费者将失败归因为“努力不足”而非产品缺陷，进而陷入“购买—挫败—再购买”的西西弗斯循环。资本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操控身体认知，使价值榨取获得永恒动力，最终将人体转化为持续产生剩余价值的机器。
是时候跳出这个资本的陷阱了。要破解这场代谢围猎，需重建身体与自然的原始关系：用菜市场时令果蔬替代算法推荐的外卖套餐，以步行半径内的地理认知取代健身房的GPS和步数计算。在晨光中醒来，在上班的途中感受一下户外的阳光，自己给自己准备好一食三餐。研究证实，每日亲手处理食材可使进食速度降低和提升饱腹感。午后困意来袭，那就小睡一下，不要再用咖啡和甜食唤醒自己，我知道这很难，但是还是要尝试。晚上尽量早点睡觉，在没有甲方“把刀架在脖子上”的日子，晚上10点上床。是的，我们都要尽力而为，让自己与世界的连接不再是消费链路中的支付节点，而是光合作用般真实的能量交换，这或许才是生命系统对抗异化的终极解药。
来源 | 2025年5月刊
来源：商学院杂志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