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6月，《外交事务》刊登了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共同撰写的分析文章《漫长的“美国世纪”的终结》，系统评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国全球地位所造成的冲击。文章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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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25年6月，《外交事务》刊登了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共同撰写的分析文章《漫长的“美国世纪”的终结》，系统评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国全球地位所造成的冲击。文章批评了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对外政策的根本性错误，指出他一方面利用美国在贸易上的不对称优势进行胁迫外交，另一方面却破坏了支撑美国长期国际影响力的制度性基础和软实力资产。文章强调，特朗普对全球相互依赖的攻击，实际上正在削弱美国赖以维持霸权秩序的基础。
作者回顾了“权力与相互依赖”理论，指出尽管贸易赤字国家如美国在不对称贸易中拥有制裁优势，但真正持久的国际影响力还依赖于吸引力、制度网络与规范支持等软实力。特朗普以强制性手段孤立盟友、摧毁对外援助机构、削减科研投入、放弃人权价值，正在一步步蚕食美国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软实力，并为中国等竞争对手让出空间。
文章最后警告，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美国的强大正是建立在相互依赖的网络之上。特朗普对贸易、移民、生态合作与制度联结的破坏，并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反而是一次“押注于软弱”的战略性错误，这最终可能终结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图源：Foreign Affairs
*作者简介：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事务荣休教授，并担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研究员。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荣休教授。他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和国家情报委员会主任。他著有多部著作，包括《活在美国世纪》（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特朗普总统既试图将美国强加于世界，又试图让美国远离世界。他在第二任期开始时挥舞美国的硬实力，威胁丹麦交出对格陵兰的控制权，并暗示他将收回巴拿马运河。他成功地利用惩罚性关税的威胁，在移民问题上胁迫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四月，他宣布对世界各国实施全面关税，引发全球市场动荡。不久后，他改变了策略，撤销了大部分新增关税，但仍继续推进与中国的贸易战——这是他目前针对华盛顿主要对手的进攻中心。
在做这一切时，特朗普是在一种实力地位下行动。他试图通过关税向美国的贸易伙伴施压，这表明他认为当代的相互依赖模式增强了美国的力量。其他国家依赖美国庞大市场的购买力，也依赖美国军事力量所带来的稳定。
这些优势使华盛顿有余地对其合作伙伴进行胁迫。他的立场与我们近五十年前提出的一个论点是一致的：在一段不对称依赖的关系中，依赖较少的一方拥有优势。特朗普虽然抱怨美国对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但他似乎也理解这种不平衡给华盛顿对北京带来了巨大的杠杆力量。
然而，尽管特朗普正确识别了美国强大的方式，但他却以根本适得其反的方式使用这一力量。通过攻击相互依存，他正在破坏美国权力的基础。贸易相关的权力属于硬实力，建立在物质能力基础之上。但在过去的80年里，美国积累了软实力，后者基于吸引力，而非胁迫或代价的强加。明智的美国政策应当维护、而不是破坏那种强化美国权力的相互依存模式——既包括贸易关系带来的硬实力，也包括吸引力形成的软实力。如果特朗普当前的外交政策继续下去，它将削弱美国，加速那个自二战以来一直服务于众多国家（尤其是美国本身）的国际秩序的瓦解。
秩序的基础包括：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稳定、影响和规范国家及其他行为体行为的规范体系、以及为秩序提供支撑的制度安排。而特朗普政府已经动摇了这些支柱。世界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混乱时期，只有当白宫改变路线或华盛顿出现新的政治安排时，这一混乱才会平息。但当前正在发生的衰退可能不仅仅是短暂的下滑，它也可能是一场深不见底的下坠。在他那支离破碎、误入歧途的强化美国力量的努力中，特朗普或许将把“美国世纪”——由出版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最早提出的概念——带入一个毫无体面的终结。
“美国世纪”是美国出版大亨亨利·卢斯（Henry R. Luce）最早提出的政治文化概念，他呼吁美国应当结束孤立主义，引领建立一个基于自由、民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现代技术的全球新秩序。图源：Wikimedia Commons
赤字优势
当我们在1977年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时，我们试图拓宽对权力的传统理解。外交政策专家通常通过冷战时期的军事竞争来观察权力。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探讨了贸易如何影响权力，我们提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中，不对称性会赋予依赖较少的一方更多的力量。
贸易权力的悖论在于：在一段贸易关系中获得成功（以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保持贸易顺差为标志），实际上是一种脆弱的来源。相反，也许出人意料的是，出现贸易逆差反而可以增强一个国家的谈判地位。毕竟，逆差国家可以对顺差国家征收关税或设立其他贸易壁垒。而顺差国家因为缺乏足够的进口可以进行报复，因此在反击时将面临更大困难。
以禁止或限制进口来进行威胁，可以有效地对贸易伙伴施加压力。从不对称相互依存与权力的角度来看，美国在与其七个最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中，都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美国与中国、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贸易极度不对称，这些国家对美出口与进口的比例均超过二比一。对日本（大约为1.8比1）、韩国（1.4比1）以及欧盟（1.6比1）而言，这种比例同样表现为不对称。加拿大的比例则更加平衡，约为1.2比1。
当然，这些比例无法完全呈现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全貌。一些抵消性因素，例如与外国市场行为者之间存在跨国联系的国内利益集团，或是跨境的个人与群体关系，会使问题复杂化，有时甚至会导致例外情况的出现，或削弱不对称相互依赖所带来的影响。
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我们将这些多层次的联系渠道称为“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并在对1920年至1970年美加关系的详细分析中指出，这些联系经常会增强加拿大的谈判能力。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加汽车协定就是在谈判基础上达成的，该谈判始于加拿大单方面推出汽车零部件出口补贴的举措。在对不对称相互依存与权力进行分析时，有必要仔细考察那些可能削弱赤字国家优势的抵消性因素。
加拿大是向美国出口钢铁和铝的最主要国家。图源：新华社
仅从贸易领域来看，中国似乎是最弱的一方，其出口与进口比例高达三比一。它既无法依赖盟友关系，也缺乏其他形式的软实力。但它可以利用抵消性因素进行报复，例如惩罚在中国运营的重要美国企业，如苹果或波音，或惩罚美国国内的重要政治群体，如大豆农民或好莱坞制片厂。中国还可以动用硬实力，例如切断稀有金属的供应。随着双方更精确地了解彼此的脆弱点，贸易战争的焦点也将随之转移，以反映这一学习过程。
墨西哥的反制影响力更少，对美国的任意行径仍高度脆弱。
相比之下，欧洲在贸易领域可以施加一定的反作用力，因为其与美国的贸易较为平衡，优于中国和墨西哥，但它仍然依赖北约。因此，特朗普对不支持北约的威胁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谈判工具。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更加平衡，且拥有与美国利益集团之间的跨国联系网络，使其不那么容易受到打击；但仅就贸易而言，加拿大仍可能处于劣势，因为其经济比美国对加拿大更具依赖性。
在亚洲，美国与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不对称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对抗政策所抵消。只要这种对抗继续，美国就需要其东亚和东南亚盟友与伙伴，就无法完全利用其从贸易中获得的杠杆。因此，美国贸易政策的相对影响力取决于地缘政治背景以及不对称相互依存的模式。
3月30日，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右）和韩国工业部长安德根（中）、日本工业部长武藤洋司在第13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上讨论经济合作。图源：新华社
真正的权力
特朗普政府忽视了权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权力就是让他人按照你的意愿行事的能力。这一目标可以通过胁迫、支付或吸引来实现。前两种方式属于硬实力；第三种则是软实力。
在短期内，硬实力通常胜过软实力，但从长期来看，软实力往往更能取胜。约瑟夫·斯大林据说曾嘲讽地问过：“教皇有多少个师？”但苏联早已不复存在，而教皇制度仍在延续。
总统似乎对使用胁迫与美国硬实力格外执着，但他并未理解软实力及其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胁迫像加拿大或丹麦这样的民主盟友，会更广泛地削弱外界对美国同盟的信任；威胁巴拿马，则会重新唤起拉美地区对帝国主义的恐惧；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则损害了美国仁慈形象的声誉；让美国之音沉默，则使国家对外传播的声音消失。
怀疑者会说：“那又怎样？国际政治是硬碰硬，而不是轻柔之道。”而特朗普那种以胁迫与交易为中心的方式，已经带来了让步，并承诺未来还有更多。正如马基雅维利曾说的那样，对统治者而言，
“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更好。”
但若能既被人畏惧又被人爱戴，则更为上策。权力有三种维度，而特朗普忽视了吸引力这一维度，等于放弃了美国一个关键的力量源泉。从长远看，这是注定失败的战略。
而且，软实力即便在短期内也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具有吸引力，它就不必过度依赖奖惩手段来塑造他国行为。如果盟友认为它是良善和值得信赖的，他们更容易被说服并愿意追随其领导，尽管他们也可能设法利用强者的良善立场为自己谋利。面对霸凌，他们可能会暂时服从，但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贸易伙伴是不可靠的恶霸，他们就更有可能敷衍应对，并在可能时减少长期相互依赖。
冷战时期的欧洲就是这种动态的典型例证。1986年，挪威分析家盖尔·伦德斯塔（Geir Lundestad）将世界描述为苏联与美国两个帝国的分界。他指出，苏联通过强制手段建立了其在欧洲的属国，而美国一方则是一个“受邀的帝国”（an empire by invitation）。苏联不得不在1956年派兵进入布达佩斯、1968年进驻布拉格，以维持其附属政权对莫斯科的从属。而北约则在整个冷战时期始终保持强大。
在亚洲，中国正在增加其军事与经济上的硬实力投资，但它也在努力培育自身的吸引力。2007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中共十七大上指出，中国需要增强软实力。为此，中国政府投入了数百亿美元。然而，成效充其量只能说是好坏参半，其原因之一是它与多个邻国之间爆发了激烈领土争端。
至少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之前，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上远远落后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3年对24个国家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美国比中国更具吸引力，非洲是唯一一个结果接近的大陆。最近在2024年5月，盖洛普在133个国家的调查显示，美国在81个国家中更具吸引力，而中国则在52个国家中占优。然而，如果特朗普继续削弱美国的软实力，这些数据可能会发生显著变化。
诚然，美国的软实力历来起伏不定。越战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在许多国家中都不受欢迎。但软实力源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文化，而不仅仅是政府的行为。即便在越战期间，当世界各地的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美国政策时，他们唱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国际歌》，而是美国民权运动的圣歌《我们终将战胜》（We Shall Overcome）。一个允许抗议、包容异议的开放社会，本身就是一种资产。但如果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美国民主持续遭到侵蚀、国家在海外充当恶霸，那么源自美国文化的软实力也将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中国正努力填补特朗普制造的软实力真空。中国自视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致力于取代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联盟和制度秩序。“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不仅旨在吸引其他国家，更意在提供实质性的经济硬实力。如今，全球有更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如果特朗普一边削弱与盟友之间的信任，一边宣示帝国野心、解构美国国际开发署、挑战国内法治并退出联合国机构，同时还妄图与中国竞争，那他很可能会大失所望。
全球主义的幽灵
西方民粹主义者（如特朗普）崛起的背后，萦绕着一个被他们妖魔化的幽灵——全球化。事实上，这个词只是指洲际距离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当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加征关税时，他的目标是削弱美国在经济上的全球相互依存，他将之视为产业和就业流失的根源。全球化当然可能带来负面或正面的影响。但特朗普的手段却用错了方向，因为他攻击的是那些对美国和世界都有益的全球化形式，却未能遏制那些真正有害的方面。总体而言，全球化增强了美国的国力，而特朗普对其的攻击只会削弱美国。
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确立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通过比较优势，全球贸易能够创造价值。当国家开放贸易时，它们可以专注于自身最擅长的领域。
贸易会带来德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称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在这个过程中，工作岗位会流失，国家经济会受到来自海外的冲击，有时这种冲击源于他国政府的有意政策。但这种扰动可以帮助经济体变得更加高效与有生产力。总的来说，在过去75年中，创造性毁灭增强了美国的国力。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最受益于由创新带来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世界各地产生的溢出效应。
特朗普近日表示，除非苹果及其他智能手机制造商将产品生产迁回美国，否则将对其征收25%的关税。图源：新华社
与此同时，增长也伴随着痛苦。研究表明，在21世纪，美国失去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当然也创造了新的岗位），调整成本最终由工人承担，而他们通常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足够的补偿。技术变革也淘汰了数百万个岗位，机器取代了人力，而自动化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影响往往难以分清。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出口引擎的猛烈攻势使得原本就沉重的相互依存压力雪上加霜，而这种攻势目前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
尽管经济全球化提升了世界经济的生产效率，但这些变化对许多个人和家庭而言却未必受欢迎。许多社区中的人不愿迁移到那些更容易找到工作的位置。而另一些人则愿意为了寻找更多机会而移居半个地球之外。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跨境流动，这是另一种重要形式的相互依存。
移民在文化上带来丰富性，并为接收国带来重要的经济益处，因为移民将技能带到他们可以更有效施展的地方。而输出国则可能因人口压力缓解和侨汇收入而受益。无论如何，移民往往会带动更多迁徙。在缺乏国家设置的高壁垒的情况下，当代世界的移民现象通常是一个自我延续的过程。
特朗普将移民归咎于社会动荡的根源。尽管至少某些形式的移民从长期来看对经济显然是有益的，但批评者很容易将其描绘为短期内的负面因素，这往往会在一些人群中激起强烈的政治反弹。移民数量突然激增时，通常会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应，移民常被当作各种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替罪羊，尽管实际上这些变化往往与他们关系不大。近年来，在几乎所有民主国家中，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反对在位政府的主流民粹主义政治议题。移民问题推动了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也再次推动了他在2024年的胜选。
据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白宫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设立新目标，每日逮捕非法移民3000人，并且这一数字应不断提高。图源：新华社
对于民粹主义领导人来说，将经济动荡归咎于外国人远比承认技术变革与资本力量的决定性作用来得容易。在许多国家最近的选举中，全球化都对在位者构成了挑战。在这些压力下，政客的惯常诱惑是通过征收关税和设置其他国际交流障碍来逆转全球化，正如特朗普正在做的那样。
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曾被逆转过。19世纪经历了快速的贸易和移民增长，但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一趋势急剧放缓。全球贸易占经济活动的比例直到近1970年才恢复到1914年的水平。这种逆转也可能再次发生，尽管需要强烈的外力推动。世界贸易在1950年至2008年间增长极为迅速，此后则增长缓慢。
整体来看，从1950年到2023年，全球贸易增长了4400%。但全球贸易同样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措施最终演变成更坚定的贸易战，这种局面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破坏。贸易战通常很容易演化为持久且不断升级的冲突，最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变局。
不过，从另一面来看，撤销超过五千亿美元贸易的成本可能会限制各国参与贸易战的意愿，并可能产生一些妥协的动机。而且，尽管其他国家可能会以对等方式对美国采取措施，但它们未必会因此限制彼此之间的贸易。地缘政治因素同样可能加速贸易流的解构。例如，若台海爆发战争，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可能会戛然而止。
一些分析人士将几乎所有民主国家中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反应的浪潮，归因于全球化传播速度的加快。冷战结束后，贸易与移民同时加速发展，政治变革和通信技术的进步降低了跨境与远距离交流的成本。而如今，关税与边境管控可能会放缓这些流动。这对美国的国力而言是坏消息——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中，包括最近几十年，正是得益于移民带来的活力与生产力，才得以增强其综合实力。
无国界的问题
没有哪场危机能比气候变化更能凸显相互依赖的不可逃避性。科学家预测，随着全球冰盖融化、沿海城市被淹、热浪加剧以及气候模式混乱，气候变化将在本世纪后期带来巨大代价。即便是在短期内，飓风和野火的强度也因气候变化而加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一直是揭示气候变化风险、分享科学信息并鼓励跨国合作的重要声音。然而，特朗普却取消了对国际和国家层面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试图限制那些本可带来益处的全球化形式，另一方面却故意削弱了华盛顿解决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生态全球化问题的能力，这些全球化的成本可能是巨大的。新冠疫情（COVID-19）在美国导致超过120万人死亡；《柳叶刀》估计全球死亡人数约为1800万。新冠病毒快速在全球传播，其流动正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其他领域中，相互依存仍然是美国实力的重要来源。科学家之间的专业互动网络，在加速发现与创新方面产生了巨大正面影响。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科学活动和全球科学网络的扩展几乎没有引发任何负面政治反应。若要评估全球化对人类福祉的利弊，这类科学合作必须被列入正面清单。例如，2020年武汉疫情初期，中国科学家曾向国际同行分享了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信息。
也正因如此，特朗普新一届政府最令人费解的做法之一，就是削弱对科学研究的联邦支持——哪怕是那些已被证明回报丰厚、对现代世界创新节奏至关重要、并显著提升了美国声望与国力的研究领域。尽管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特朗普政府却试图通过取消资金、削弱其独立性、并限制全球最优秀学生的入境来压制这些机构的发展。这一攻击几乎无法用理性政策逻辑解释，只能视为一场文化战争中的炮火，矛头对准的是那些不认同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精英”。这等于是对美国自身实力的一次严重自残。
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有近1.25万名华裔科学家在2010年到2021年间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图源：法新社
特朗普政府还在拆解美国软实力的另一关键工具：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倡导。尤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人权作为一种价值观已广泛传播至全球。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民主制度规范传播到了东欧大部分地区（包括短暂地传入俄罗斯），也扩展到了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在非站稳脚跟。在2000年前后，全球被划为自由民主国家或选举民主国家的国家比例略高于50%，此后略有下降，但始终维持在接近一半的水平。尽管冷战后的“民主浪潮”已趋于平缓，但它仍留下了持久印记。
民主规范和人权观念的广泛吸引力，毫无疑问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威权政府往往将支持人权的团体视为对其主权的干涉——这些团体通常设于美国本土，并受到美国非政府组织或政府本身的支持。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专制政权大多还处于防守反击的地位。因此，一些长期受到美国批评或制裁的威权政权，便自然欢迎特朗普政府对海外人权支持的放弃，比如关闭国务院的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全球妇女问题办公室、以及冲突与稳定事务局等机构。特朗普的这一政策将抑制民主进一步扩展，同时削弱美国的软实力。
全球相互依赖是不可能被彻底逆转的。只要人类仍然具有流动性，仍然持续发明新的通信与运输技术，全球相互依存就会继续存在。毕竟，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数个世纪，早在“丝绸之路”时期甚至更早。15世纪，远洋运输技术的进步催生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继而推动了欧洲殖民扩张，塑造了今日的国家边界。19与20世纪，蒸汽船和电报加速了这一进程，工业革命则将农业社会彻底转变为工业经济体。而如今，信息革命正在重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几十亿人如今口袋中携带的计算设备，其信息存储能力在五十年前可以装满一座摩天大楼。
两次世界大战曾一度逆转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阻断了移民流动。但在没有全球战争的情况下，只要技术继续高速进步，经济全球化也将继续下去。生态层面的全球化、全球科学活动也可能持续发展，而规范与信息也将继续跨越国界流动。某些形式的全球化确实会带来负面影响：气候变化便是一个不分国界的危机。若要将全球化重新导入对公共利益有利的轨道，各国必须协调一致。而为了实现这种协调，领导人们必须构建并维持连接网络、规范体系与制度结构。
而这些网络反过来将有利于其核心节点——即美国。美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军事、技术与文化最强大的国家。这些网络将为美国带来软实力。然而，特朗普第二任期所表现出的目光短浅令人遗憾，他执迷于依赖贸易不对称和制裁的强制性硬实力工具，这一做法更可能侵蚀，而非巩固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特朗普对盟友搭便车的成本过于关注，反而忽视了美国才是那位握着方向盘的人——既能决定路线，也能决定终点。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的实力恰恰源于相互依赖。他没有“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在软弱上下了一场悲剧性的赌注。
本文编译：张乐词（IPP特约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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