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科普：一夫一妻制在动物界是罕见的，为何人类是一夫一妻制？

摘要：以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野生动物为例，狮子家族中，雄狮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多个雌狮伴侣，它们共同维系着狮群的繁衍与生存秩序；老虎则是独居性动物，在繁殖季节，雌雄老虎短暂相聚交配后便各自分道扬镳；猎豹身姿矫健，其繁殖模式同样不属于一夫一妻范畴，雄性猎豹在完成交配

为什么人类是一夫一妻制的物种？人类自诞生之初便遵循这一制度吗？

当我们将人类置于哺乳动物的庞大谱系中审视时，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错综复杂。

地球上现存的哺乳动物种类繁多，多达数千种，然而，在 “一夫一妻制” 这条道路上，绝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未能坚守。

以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野生动物为例，狮子家族中，雄狮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多个雌狮伴侣，它们共同维系着狮群的繁衍与生存秩序；老虎则是独居性动物，在繁殖季节，雌雄老虎短暂相聚交配后便各自分道扬镳；猎豹身姿矫健，其繁殖模式同样不属于一夫一妻范畴，雄性猎豹在完成交配使命后，便不会再参与后续的养育过程；鬣狗群体内部等级森严，繁殖行为围绕着优势个体展开，并非单一配偶制；野猪在野外环境下，雄性野猪会尽可能多地与不同雌性野猪交配，以扩大自己的基因传播范围。

不仅是野生动物，就连我们身边常见的家养动物，如猪、牛、羊、猫等，也均未践行一夫一妻制。猪在养殖场中，为了追求更高的繁殖效率，会根据养殖规划进行多配偶繁殖；牛群里，公牛通常会与多头母牛交配；羊的繁殖模式类似，公羊会在繁殖季与众多母羊结合；而猫的世界里，流浪猫或散养猫在发情期会频繁寻找不同的交配对象。

再看与人类亲缘关系极为密切的类人猿，它们在繁殖期的生活状态可谓混乱。

例如黑猩猩群体，性关系较为随意，雌性黑猩猩会与群体内多个雄性发生交配行为，这种混乱的繁殖场景在人类眼中几乎 “不堪入目”。

在整个哺乳动物大家族里，仅有约 3% 的物种展现出 “一夫一妻制” 行为。但即便如此，这些所谓的一夫一妻关系大多脆弱不堪。许多物种的伴侣关系如同露水般短暂，今日成双成对，明日便可能各奔东西，另觅新欢。

稍微好一些的，也仅仅是在一个繁殖期内维持伴侣关系，等到下一个繁殖期来临，情况早已今非昔比，伴侣可能已更换。在野外环境下，狼被视为哺乳动物中一夫一妻制相对做得较好的物种。狼通常会与伴侣长时间厮守，共同承担养育后代、保卫领地等责任。

不过，狼的伴侣关系也并非绝对坚不可摧。当遭遇生存困境，如食物极度匮乏、领地被严重侵犯等极端情况时，狼的伴侣关系也可能出现裂痕，甚至走向破裂。

将目光转向鸟类，它们的伴侣关系相较于哺乳动物要稳固许多。

天鹅堪称鸟类中一夫一妻制的典范，当一对天鹅结为伴侣后，它们会携手相伴一生。

若其中一只天鹅不幸离世，另一只天鹅往往会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余生不再寻找新的伴侣，也不会再进行交配行为。生物学家深入研究后认为，鸟类之所以能够坚定地奉行 “一夫一妻制”，关键在于它们有着共同且强烈的利益需求 —— 养育后代。

鸟类属于卵生动物，产卵之后，筑巢与孵卵成为延续后代的关键环节。筑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寻找合适的材料、精心搭建巢穴结构，这绝非易事。而在孵卵阶段，雌性或雄性一方必须长时间坚守巢穴，寸步不离，以确保卵能够在适宜的温度和环境下成功孵化。

在此期间，留守的一方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获取食物变得极为困难。倘若雄性在交配后便弃雌性而去，那么卵成功孵化的概率将大幅降低。即便卵侥幸孵化，雌性独自承担养育雏鸟的重任，既要寻找足够的食物喂养雏鸟，又要时刻警惕天敌的侵袭，极有可能因过度劳累或遭遇危险而丧命，最终导致幼崽难以存活。

所以，为了保障后代的顺利繁衍，雄性不得不留下来，与雌性共同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这便是鸟类维持一夫一妻关系的坚实利益基础。

反观哺乳动物，为何难以坚持一夫一妻制呢？

从本质上讲，一夫一妻制并非自然进化所默认的最佳策略，它需要特定的因素来支撑与保障，迫使雄性在交配后愿意留在雌性身旁，否则自身的利益便会遭受损失。

然而，在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中，雌雄之间缺乏这种紧密相连的共同利益诉求，这使得它们难以长久维系伴侣关系。

一般而言，哺乳动物的雄性在完成交配后，便认为自己的繁殖使命已初步达成，既无需在雌性孕期给予特殊照顾，也不必等待雌性分娩，更不会参与幼崽的后续照看工作。因为在很多哺乳动物中，雌性完全具备独立完成这些任务的能力。

雌性受孕后，凭借自身的生存技能，依旧能够正常捕食，维持自身及腹中胎儿的营养需求。分娩时，它们能够独自应对，顺利生下幼崽。而且，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幼崽在出生后不久，便能迅速适应环境，具备一定的行动能力，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独立生活，死亡风险相对较低。

基于这些因素，雄性哺乳动物往往会放心地离开，在繁殖期内马不停蹄地继续寻觅其他雌性进行交配，期望通过这种方式传递更多自己的基因，增加后代数量。

由此可见，在自然界的残酷竞争法则下，绝大部分动物不会选择一夫一妻制。因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一夫一妻制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后代的数量，并且单一配偶的基因组合也不利于后代基因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除非物种面临特殊的生存挑战或生态环境压力，否则它们通常不会主动采取一夫一妻制的繁殖策略。

那么，人类在这一复杂的生物演化进程中处于何种位置呢？

生物学家普遍认为，人类并非天生就是一夫一妻制的践行者。回溯人类的进化历程，我们的祖先曾与黑猩猩有着相似的婚配模式 —— 一夫多妻制。

在这种婚配制度下，后代出生后，往往无法明确知晓自己的父亲是谁，雌性也无需对某一特定雄性保持忠诚，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父亲几乎不会参与雌性的照顾以及幼崽的养育过程。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所提及的 “一夫多妻” 与封建社会时期的 “一夫多妻” 有着本质区别。

在封建时期的一夫多妻家庭结构中，父亲虽然拥有多个妻子，但在家庭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承担着家庭经济支撑、秩序维护等重要职责。孩子们对父亲充满敬畏，母亲们也对父亲绝对忠诚，整个家庭围绕父亲构建起一套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的社会主流婚配制度实际上已经过渡为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仅仅是社会中的特殊现象，是少数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殊权利。

既然人类并非生来就奉行一夫一妻制，那么人类究竟是如何从 “一夫多妻” 逐步转变为一夫一妻制的呢？这一转变又发生在何时呢？

遗憾的是，对于这些问题，科学家们至今尚未形成绝对统一的定论，仅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假设。由于关于一夫一妻制起源的可信理论众多且各有依据，导致科学家们在这一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

首先，经济因素：财富继承驱动下的制度变革。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曾经历过母系社会这一重要阶段。在母系社会时期，婚配制度呈现为群婚制。在这种制度下，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内心完全没有 “父亲” 这一明确概念，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母亲同样无法确切判断孩子的父亲身份。

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活动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男性主要依靠狩猎获取食物。然而，狩猎活动充满不确定性，时常面临一无所获的困境。女性则主要从事采摘工作，采摘所得相对稳定，在维持部落生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在社会地位和贡献方面，男性并不高于女性，且整个社会几乎不存在剩余的生产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人类社会逐渐步入农耕时代。

在农耕社会中，男性的体力优势得以充分彰显。相较于女性，男性在开垦土地、耕种劳作等方面能够承担更繁重的体力任务，逐渐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了关键地位。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得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男性通过辛勤劳作积累了一定的财产。

这一系列变化使得社会重心逐渐向男性倾斜，为父系社会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父系社会体系下，男性为了确保自己辛苦积累的财富能够顺利传承给具有自身血缘关系的后代，开始要求女性对自己保持忠诚。他们期望通过这种方式，保证后代的血缘纯正，从而让自己的遗产能够由亲生子女继承。

从这一时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在人类社会中萌芽并逐渐形成，这一转变也成为父系社会正式开启的重要标志。

其次，保护后代：防范幼仔受侵害的生存策略。

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研究成果指出，人类雄性愿意留在雌性身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幼仔免受其他雄性的伤害。

该理论认为，在人类早期社会中，当雌性处于哺乳期时，由于生理因素的限制，她们通常不会与其他雄性进行繁殖活动。这就导致了一种潜在的风险：如果此时幼仔不幸死亡，雌性便会再次进入可繁殖状态。

基于这种情况，部分研究人员推测，早期人类社会中可能存在一些雄性为了促使雌性尽快再次繁殖，而对其他雄性的幼仔采取残忍伤害行为的现象。为了避免自己的后代遭遇此类危险，确保自身基因能够顺利延续，雄性开始选择留在雌性身边，时刻守护着自己的幼仔。

这一行为模式与鸟类在保护后代方面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在进化过程中，人类逐渐失去了明显的发情期，这使得人类能够在全年的大部分时间内进行繁殖活动。

然而，这种变化也带来了一个问题：人类雄性无法像其他具有固定发情期的动物那样，通过发情期来准确判断自己是否成功使雌性受孕并遗传了自己的基因。

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血脉得以延续，雄性更愿意耐心等待自己的后代出生，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与雌性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紧密。

第三，生理因素：应对独特生育困境的必然选择。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为了实现直立行走以及促进大脑的发育，人类付出了独特的生理代价，成为自然界中唯一面临严重难产问题的物种。

直立行走改变了人类的身体结构，尤其是骨盆的形态和大小。

相较于其他哺乳动物，人类的骨盆变得相对狭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胎儿头部通过产道的空间。而人类大脑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增大，胎儿头部也随之变大。这两种进化趋势相互矛盾，使得人类的分娩过程变得异常艰难和危险。

在分娩时，雌性不仅需要承受巨大的身体痛苦，还面临着诸多潜在的生命威胁，如难产导致的大出血等。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在生育过程中迫切需要雄性的帮助与支持。

雄性留在雌性身边，能够在分娩时提供必要的协助，如寻找合适的分娩场所、获取医疗资源（在早期人类社会可能表现为寻找草药等简单的医疗手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雌性和胎儿的生命安全。

此外，人类的幼仔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 人类幼仔实际上都是早产儿。他们本应该在妈妈肚子里待22个月左右，但由于女性骨盆变窄，同时婴儿脑袋随着脑容量增加而变得更大，所以不得不提前降生，否则几乎肯定会面临难产。

从生理发育角度来看，人类婴儿在出生时，其大脑和身体的许多器官并未完全发育成熟。出生后，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处于睡眠状态，几乎没有自主行动能力，无法像其他哺乳动物幼崽那样在短时间内适应外界环境并实现一定程度的独立生存。

在婴儿成长的最初几年里，需要成年人给予长时间、全方位的精心照顾，包括喂食、保暖、抵御外界危险等。

如果此时只有雌性独自承担养育责任，面对如此脆弱且需要大量精力照顾的幼仔，其生存压力将极为巨大，幼仔存活下来的概率也将微乎其微。因此，为了保证幼仔能够健康成长，顺利度过生命初期的脆弱阶段，雄性必须留下来，与雌性共同承担起照看幼仔的重任，直至幼仔具备基本的生存能力。

最后，情感与社会因素：承诺关系构建的独特纽带。

人类作为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智慧生物，与其他动物最为显著的区别之一在于能够构建并维系承诺关系。

人类拥有高度发达的意识和思维能力，能够通过语言、表情、肢体动作等多种方式进行复杂而深入的交流。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类能够针对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并基于共同的认知和利益诉求达成共识。这种共识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稳定的承诺关系。

在人类的繁殖与伴侣选择领域，这种承诺关系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男性在经过理性思考和权衡利弊后发现，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不断寻找新的女性进行繁殖虽然理论上可以增加后代数量，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与不确定性，如寻找新伴侣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竞争、受伤风险，以及无法确保新伴侣能够成功受孕并顺利养育后代等。

相比之下，与一个女性建立长期稳定的厮守关系，并保持忠诚，不仅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繁殖机会，还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伴侣的支持与协作。而女性在面对生存压力和养育后代的艰巨任务时，也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