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去十多年，投资印度的外国公司经历了持续的运营压力。从被迫合资、政策突变，到激进的税收要求和腐败丑闻，许多来自西方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企业都面临着印度独特商业环境所带来的挑战。

引言

过去十多年，投资印度的外国公司经历了持续的运营压力。从被迫合资、政策突变，到激进的税收要求和腐败丑闻，许多来自西方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企业都面临着印度独特商业环境所带来的挑战。

本文分析了多个关键案例——包括广为人知和较少曝光的事件——以编年方式呈现外国公司在印度所遭遇的问题，并指出最易受到影响的行业（如电信、科技、汽车等）。报告通过证据驱动的方法评估这些风险，目的是从这些模式中提取教训，并为潜在投资者规避印度市场的种种陷阱。

部分案件列表:

关键事件年表（2011–2025）

2005年 – 安然（Enron）达博尔电厂项目后续事件：

由美国安然公司（Enron）控股的达博尔（Dabhol）电厂项目，总投资约29亿美元，在2000年代初期因政治腐败指控及合同纠纷而崩溃。到2011年，该项目被印度国有企业接管，成为对外国基础设施投资者发出的早期警告，指出了政治风险与政府接管的可能性。【来源：CNBC】

2011年 – Devas 多媒体合同取消案：

印度航天局商业部门 Antrix 在2011年取消了其于2005年与 Devas 公司签署的卫星频谱合同，理由是合同存在程序不当。Devas 由美国与毛里求斯投资者支持，这些外方股东指控印度政府非法征用资产，并在当年启动国际仲裁程序。几年后，国际仲裁法庭裁定印度需赔偿超过12亿美元，但印度政府拒绝付款，甚至通过法院命令以欺诈为由清算了 Devas 公司。

这一事件凸显了政府单方面取消合同的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漫长法律斗争。

2012年 – 电信牌照被取消（2G 频谱丑闻）：

2012年2月，印度最高法院取消了2008年以涉嫌贿赂方式发放的122个电信牌照。这一裁决影响了八家运营商，包括挪威 Telenor（与 Unitech 合资）和阿联酋 Etisalat（与 Swan Telecom 合资）的合资企业。Telenor 的合资公司当时已有3600万用户，其首席执行官 Jon Fredrik Baksaas 表示公司“完全依照政府程序行事”，却突然面临“前所未有的牌照撤销”，他形容这是一种“全球罕见的操作”。最终，Telenor 被迫注销其在印度的投资，并将业务出售给本地运营商退出。

这一事件突显了印度在电信领域的腐败风险，以及外国企业因司法或监管介入而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业务的风险。

2012年 – 沃达丰追溯性税务争议案：

英国公司沃达丰在2007年以110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印度移动运营商后，印度税务机关要求对该笔离岸交易缴纳资本利得税。2012年1月，印度最高法院裁定沃达丰无需缴税，但政府随后修改法律，使其具有追溯效力，以便对这类过往交易征税。

这一做法被称为“税务恐怖主义”（Tax Terrorism）——即通过模糊立法并追溯执行法律，使得沃达丰面临高达2,200亿卢比（约30亿美元）的税款和利息与罚金。沃达丰在2014年启动国际仲裁，该争议持续多年，直到2020年仲裁法庭裁定印度的追溯征税行为违反公平待遇原则，要求政府停止执行该税单。

沃达丰事件成为印度财政制度不可预测性的标志性案例，2012年出台的追溯税法也被广泛批评为“税务恐怖主义”的典型。

2013年 – 诺基亚资产冻结案：

芬兰公司诺基亚于2013年被印度税务部门指控未支付软件版权使用费的税款。税务机关随即查封了诺基亚在钦奈的制造工厂——这是其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此举严重干扰了诺基亚将手机部门以54亿美元出售给微软的交易。

印度税务部门称，诺基亚在2006年至2013年间应缴税款及罚金总额高达2,100亿卢比（超过30亿美元）。诺基亚坚决否认该指控，并为解冻资产预先存入3.7亿美元保证金。最终，该工厂关闭、交易受阻，凸显出印度激进税务执法对外国运营可能造成的重大打击。

2013年 – 沃尔玛在印度的受挫经历：

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通过与 Bharti Enterprises 组建 50:50 合资公司，以进入印度的批发零售市场。然而，当时的印度法规禁止外资直接投资多品牌零售业务，这迫使沃尔玛即便在经营批发店时也必须与本地伙伴合资。

2012年，当印度政府表示将允许51%外资进入多品牌零售领域时，国内政治风波随之而起。印度议员将沃尔玛在美国所进行的游说（约2,500万美元投入）等同于行贿，引发政府调查。

2014年 – Posco 与 ArcelorMittal 退出钢铁项目：

韩国钢铁制造商 Posco 以及全球钢铁巨头 ArcelorMittal 均退出了在印度拟建的大型钢厂项目（投资规模约为 50 至 120 亿美元）。尽管两家公司多年来努力获取土地和政府许可，但由于地方监管障碍、环保抗议以及政策反复，这些外国投资者最终在2013至2014年左右放弃计划。

制造业领域这些引人关注的退出事件，揭示了在印度获取土地和监管许可的难度，常常受到地方政治压力的影响。这种隐性的运营压力虽不像税务争议那样引发国际关注，但同样令外国投资者感到担忧。

2015年 – 凯恩能源追溯性税案：

总部位于英国的凯恩能源（Cairn Energy）因2006年在印度进行企业重组，被印度税务机关追缴1020亿卢比（约14亿美元）的税款。

2014年，印度当局扣押了凯恩在其前印度子公司（现为 Vedanta 一部分）中剩余的10%股份，并没收了2.16亿美元的分红，相当于直接征用其资产。凯恩随后依据英印双边投资条约在2015年发起国际仲裁。

2020年底，仲裁法庭一致裁定印度政府的税务行为非法，并裁定需赔偿凯恩12亿美元。这是继沃达丰案之后印度面临的第二次重大国际仲裁失利。印度政府起初拒绝赔付，甚至扬言上诉，担心服从仲裁将“传递错误信号”，引发更多索赔。

这一事件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印度税收体系不可预测性及其可能征用外国资产的印象。

2016年 – NTT Docomo 与塔塔集团纠纷：

日本电信公司 NTT Docomo 退出了其与塔塔电信（Tata Teleservices）的合资企业，并在伦敦赢得了12亿美元的仲裁赔偿，该案缘于塔塔未能履行回购 Docomo 股份的合同义务。

虽然这起纠纷主要是私下合约争端，但印度中央银行最初阻止了赔付款的汇出，理由是涉及外汇转移。这一举动引发了外界对外国合资方在印度合同执行力的担忧。最终该争议于2017年在多方压力下达成和解，但它成为了外资在印度合资企业中退出困难的警示性案例。

2016年 – 日产未获激励补贴仲裁案：

在另一起较少人知的案例中，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Nissan）依据《印日经济合作协定》向印度政府发出投资条约仲裁通知。日产主张其应获得500亿卢比（约7.7亿美元）的未兑现州政府激励金。这笔激励金原承诺于2008年，以吸引其在泰米尔纳德邦设立汽车工厂。

工厂已建成并生产了48万辆汽车，但地方政府未按协议退还税款，迫使日产采取法律行动。印度政府试图挑战仲裁庭的管辖权，称该问题属于地方事务且涉及税收。然而在2019年，国际仲裁庭裁定其有权继续审理。

（该案是多个投资者——包括沃达丰、凯恩能源和Devas的投资方德国电信——针对印度违反投资条约而提出的一系列仲裁之一。）

2018年 – 沃尔玛收购Flipkart后遭遇FDI政策变化：

沃尔玛原先通过与 Bharti 的合资方式拓展印度市场，但因监管反复和游说丑闻，该模式受挫。丑闻爆发后，沃尔玛暂停了多名印度高管的职务，并于2013年解散了 Bharti–Walmart 合资公司，理由是政策不确定性。当时沃尔玛还被指控暗中投资零售门店，违反印度对多品牌零售的外资禁令，并因此接受调查。

随后，沃尔玛转向电商路径，于2018年以160亿美元收购了印度最大电商平台 Flipkart。然而就在交易完成后不久，印度政府出台了新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政策，禁止电商平台销售与自身有股权关系的供应商产品，并限制独家销售模式。

这些突如其来的政策改变（被称为2018年“第2号公告”）迫使沃尔玛及其竞争对手亚马逊调整商业结构、下架大量产品，甚至加剧了美印之间的贸易紧张。印度商务部长公开表示，外国电商企业必须遵守“法律的字面和精神”，并指出“亚马逊投资印度，并不是在对印度施恩”。

这一事件显示出，尽管外资投入巨大，本地保护主义情绪依然可能通过监管方式体现出来，进而对企业运营造成重大干扰。

2019年 – AgustaWestland 腐败案与合同取消：

在国防领域，印度政府早在2013年就因贿赂指控取消了与 AgustaWestland（英/意合资企业）签订的一份价值7.5亿美元的直升机采购合同。到2019年，该案仍处于审理和调查阶段，涉事公司曾一度被列入黑名单。

此事件表明，在印度从事国防等敏感行业时，即使只是被指控卷入腐败，也可能导致合同被终止并面临法律后果。

2019年 – 最高法院AGR裁决与电信危机：

印度最高法院于当年作出震惊业界的裁决，支持对电信运营商征收巨额“调整后总收入”（AGR）费用，并采纳了一个极为广泛的收入定义。英国沃达丰与印度Idea公司合资的 Vodafone Idea 因此被追缴超过5000亿卢比（约合70亿美元）的费用，濒临破产边缘。

为了防止沃达丰彻底退出，印度政府于2021年提出一揽子纾困方案，其中包括可将应缴欠款转换为股权。Vodafone Idea 于2022年接受该方案以维持运营。到2023年初，印度政府已成为公司最大股东，持股约33%（通过将利息欠款转换为股份）；2025年，政府又将43亿美元的频谱费用转换为股份，将持股比例提高至48.9%。

尽管此举被定位为“救助措施”，但实际上是一种对原本由外资控股企业的部分国有化。尽管沃达丰一方保留了运营控制权，但该事件表明，高昂的监管成本（如频谱费用、罚款）可能演变为政府对陷入困境企业的股权控制。

2020年 – Mastercard 与数据本地化限制：

印度推动“数据主权”政策，导致印度央行（RBI）在2021年7月禁止美国信用卡公司 Mastercard 接受新客户，理由是其未能遵守本地数据存储规定。American Express 和 Diners Club 也遭遇了类似禁令。

这一禁令持续近一年，严重影响了这些公司的增长，直到它们全面配合相关规定才得以恢复服务。这种严格执法表明，在金融与科技领域，印度行业监管机构可在政策名义下对外资公司施加严重制裁，形成实质性的运营障碍，迫使企业适应印度特有的合规要求。

2022年 – 通用、哈雷戴维森与福特退出印度市场：

近年来，多家西方汽车制造商陆续缩减或终止在印度的运营。美国通用汽车早在2017年就停止销售，哈雷戴维森于2020年退出市场，福特则在2021年宣布停止制造业务，累计亏损超过20亿美元。

这些退出主要原因还包括激烈的竞争、高额进口关税，以及未能获得政府激励或合作审批。尤其福特的退出表明，即便深耕印度市场数十年，外国车企仍难以在价格敏感的市场和复杂的监管环境中维持盈利。

尽管这些退出并非被政府强制实施，但它们清楚反映了在缺乏政策支持的行业中，运营难度之高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风险。

2023–2024年 – 大众汽车与持续的跨国企业税务审查：

尽管印度政府承诺改善营商环境，但税务机关在2023–2024年间仍持续对跨国公司展开强力执法。例如，2024年底，德国大众汽车（Volkswagen）因多年涉嫌错误申报汽车零部件进口分类，被印度税务机构追缴1150亿卢比（约合14亿美元）的关税。

大众方面称该税单“巨大得近乎荒谬”，并警告若需连同罚金支付高达2300亿卢比，该案将成为其在印子公司的“生死问题”。印度官员指控大众将整车拆分成零件进口以规避更高关税，而大众则辩称其操作曾获得政府批准。

该案目前仍在审理中，但已再次引发外界对印度“税务恐怖主义”的担忧。据报道，大众、铃木、现代、本田与丰田等车企总计涉及约60亿美元的税务争议，部分案件可追溯数年。当前印度法院系统待审税务案件已超4万件，涉案金额约530亿美元，显示税务审查积压严重。

2023–2024年的趋势说明，外资企业在印度必须应对高强度审计与持续变化的法规环境。

回顾上述案例，可以清晰看出一组模式：印度虽在政策语言上表现出对外资的欢迎，但在实际执行上常常难以预测。常见的压力类型包括：

被迫合资与本地合作方风险：

在某些行业（如零售、保险、国防等），外资企业曾因法律限制不得不与本地企业合资。即便在法规放宽后，一些早期入场者仍受到原合资安排的掣肘——如退出受阻、利益冲突、技术流失等问题时有发生。某些本地合作方甚至成为问题根源。

追溯性或任意征税：

“税务恐怖主义”（Tax Terrorism）一词的出现，源于印度政府多次向外国企业突击开出巨额税单——这些税单或基于追溯性立法（如沃达丰、凯恩能源），或源于对现有规定的激进重新解释（如诺基亚、壳牌、IBM、大众汽车）。此类税务行为往往附带高额利息与罚金，使本应常规的税审演变为企业的“生死危机”。

投资者必须为某种程度的财政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必要时依赖双边投资条约或国际仲裁机制来作为法律后盾，特别是在印度本地救济渠道失效时。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印度表面上废除了追溯性税法，想显示政府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但即便到2024年，新的税务争议仍在持续浮现（如大众、三星最新案件）。

监管反复与保护主义倾向：

许多争议源于政策“朝令夕改”或突然执法升级。例如零售与电商的外资政策逆转、电信牌照的突然取消，以及数据本地化与本地采购要求的突如其来执行，都曾对外资造成重大干扰。

外国企业在印度运营的五项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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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忱mm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