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南生去世后,张严平走访了他生前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在其老同事、老部下动情的讲述中,第一次完整地得知了“杨南生是谁”——杨南生,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奠基人、领军者,一位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却几乎隐姓埋名了一辈子。
采访、撰文 | 灯灯
十点人物志原创
这是一段比爱情小说更浪漫、更传奇的忘年之恋。
遇见杨南生的时候,张严平二十多岁,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女记者;而杨南生已至花甲之年,是一位清贫的、不为世人所知的科学家。
跨越巨大的年龄差,无视周遭人的不解与非议,两人相爱,结婚,幸福地生活了27年,直至杨南生病逝。
杨南生去世后,张严平走访了他生前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在其老同事、老部下动情的讲述中,第一次完整地得知了“杨南生是谁”——杨南生,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奠基人、领军者,一位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却几乎隐姓埋名了一辈子。
这个故事不仅仅关乎两个自由的灵魂如何相爱,也关乎一个人如何在逆境与不公中忠于自我,度过饱满、澄澈、尽兴的一生。
“爱没有计算,唯有吸引”
张严平第一次见到杨南生,是在1984年的春天。
彼时的张严平,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是新华通讯社的一名年轻记者。恰逢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张严平接到任务,需要采访来自陕西、甘肃等地的人大代表,杨南生就是其中之一。
采访前,张严平只知道杨南生是一位科学家;采访后,她对他的工作情况依旧一无所获。两个小时的采访里,杨南生巧妙地绕开了那些对他工作内容的提问,兴致勃勃地谈了许多和音乐、诗歌、小说相关的话题,还时不时地向张严平抛出几个问题,好奇她这代青年人喜欢什么,关心什么。
张严平从未见过这样的采访对象,不配合采访,但态度十分友善真诚,不回答记者的问题,却反客为主地向记者提问。两人聊得畅快极了,杨南生的幽默、博学和明亮给张严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张严平和杨南生常相约在代表团驻地散步聊天。除了工作,杨南生对张严平无话不谈,他讲他的父母和弟弟妹妹,讲他在西南联大穷困但快乐的学习生活,讲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博时如何确立了人生信仰,也讲他的两个孩子,还有他因病去世的妻子……
时隔四十年,被问到“爱情的种子如何萌芽”时,张严平觉得,那是一种很难用语言形容的巨大的吸引力,“杨先生当时的年龄,正是生命最饱满的时辰,他的为人和性格深深吸引了我,我从未觉得他是个60多岁的老人,我们在一起总是很快乐,我每天都想见到他”。
“两会”结束,杨南生回到陕西工作,而张严平留在北京。彼此心意的确定,让他们既甜蜜,又彷徨,只能靠一封封书信抒发思念。
相比张严平的天真懵懂,杨南生显然对这段感情的难度有更充分的认识。他在信里细数了张严平可能会面临的种种难关,包括父母、同事的误解,分隔两地的困难,以及自己年事已高的事实,并忧心忡忡地写道:
“相差10岁,甚至20岁,也许还是科学上能够通得过的;相差到30岁以上的恋爱,在科学上总是不可能合理的。如果一方在生命过程中已走到最后,另一方却还正在开始,作为生命过程已接近尾段的一方,若对这一点不予以考虑,这不是允许自己去害自己真心所爱的另一方吗?”
如今回想这一切,张严平很庆幸自己骨子里的感性冲破了现实的藩篱,“我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要是爱一个人,会全身心地投入,别的都看不到了。杨先生是个非常理性的人,但他的科学精神也被他的感情打败了”。
周遭人的反应与预想中一样大。张严平的父母听说女儿要嫁的人已年过花甲,气得要和她断绝关系;单位领导收到张严平的结婚申请,以为她被人骗了,专程前往陕西调查杨南生;同事们听闻此事,议论纷纷,支持者认为这是爱情的奇迹,反对者认为“若不是那老头有钱,就是张严平脑子进水了”。
外界嘈杂的声音没有动摇两人结婚的决心。1986年6月2日,张严平和杨南生领证结婚,婚礼设在杨南生位于西安的小屋里。没有酒席,没有仪式,杨南生的几个朋友各自从家里端来拿手菜,从院子的花丛中采来鲜艳的红玫瑰。在朋友们的簇拥下,这对新婚夫妇咧嘴笑着,手足无措又倍感幸福。
杨南生和张严平的结婚照
多年后,张严平在日记里写道:
“回头想一想,你若有一丝世俗,是不会娶我的,一个丑小鸭,对家务又一窍不通,还有一份终年奔波无序的记者工作,根本无法好好照顾家;我若有一丝世俗,也是不会嫁的,你年长,清贫,远离北京,仅这三条就可以让绝大部分女孩选择逃离。然而,我们真是天生的一对,我们都对烟火世俗没有一丝一毫的感觉神经,我们的心里只有爱,于是,我们无限幸福、义无反顾、坚定无畏地结婚了!”
“他是一个很好的爱人”
结婚第三年,杨南生调入位于北京的航天部工作,和张严平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两人搬进航天大院的一套老旧砖房,房子不大,每逢雨季还会漏雨,但他们仍然感到知足,因为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家。
婚后的日子朴素且甜蜜。张严平说,自己对物质的要求很低,但杨南生比她更低,一双皮鞋和几件中山装穿了几十年,对吃喝更是全无要求,“我们俩平时一顿饭就吃一个菜,就算是过年,也不会超过两道,而且我不太会做饭,有时候做的饭我自己都觉得很难吃,但他真心觉得好吃,最简单的食物都能令他满足”。
平日里,夫妻俩各忙各的工作,周末则相伴去美术馆看艺术展,去书店买小说和音乐磁带,在家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散步。
张严平和杨南生
回想婚后27年的相处模式,张严平觉得,生活上她照顾杨南生更多,但在精神上,杨南生是她的大树。
他把她当成孩子一样宠爱,唤她“我的小平平”,“我的child wife”,出门无论遇到谁,都会自豪地介绍,“这是我的爱人,记者”。每次张严平写完稿子,杨南生都抢着做她的第一位读者,若是问他“这篇稿子写得怎么样”,他永远只有一个回答,“好极了!”
“杨先生作为爱人,他对我总是很欣赏,即使我浑身都是毛病,他也从来不挑剔,不指责,给我的都是包容和鼓励”,张严平感叹,“而且他不光对我这样,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和他说话让人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因此每个人都喜欢他”。
张严平的朋友们在见过杨南生后,无一例外地被他的纯真和温暖打动,继而理解了张严平的选择。有人曾对张严平说,“刚开始听说你和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结婚,我们还有各种猜想,或是猜想你,或是猜想杨先生,但现在见到了杨先生,我们都觉得他太好了”。
张严平的父母原先极力反对女儿的婚姻,甚至不惜把张严平逐出家门,后来在张严平持续多年的沟通下,终于放下芥蒂,并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对他们尊敬有加、阳光宽厚的女婿。每次张严平回山东探亲,两位老人都要又包又煮地给她带上一大饭盒饺子,因为“南生喜欢吃”,母亲还会一遍遍地叮嘱她,“好好照顾南生,南生是个多么好的人啊”。
在婚后漫长的年月里,杨南生充满活力的生活状态,让张严平几乎感受不到他是一位老人,“他85岁以前,我从来追不上他的脚步”。直到87岁那年,杨南生患上腹主动脉瘤,一种很凶险的疾病,虽然手术后捡回一条命,但张严平发现,劫后余生的杨南生,真的老了。
老房子没有电梯,上下楼梯成了杨南生的难题,每次去医院看病,张严平都要艰难地把他搀扶下楼;
再后来,杨南生病重,不得不长时间卧床,他一生不愿被人“伺候”,每每看到来家里照顾他的护工,他很自责,只能不住地念叨着“谢谢”,“麻烦你们了”,“你们受累了”;
最后的时日,杨南生已经说不出话来,他常常目不转睛地望着身边的张严平,眼神清澈,温柔。张严平趴在他耳边说“南南,我爱你”,他轻轻点头,用唇齿吐出四个清晰的口型,“我也爱你”。
2013年3月5日,杨南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享年92岁。他在遗嘱里写道:“平平,我深爱的child wife,我真爱你啊!望保重,并望一定要继续寻求幸福,这也是为了我。”
“他走后,我才认识了完整的他”
杨南生的离世,令张严平陷入了巨大的痛苦。
身边的朋友都劝她“放下一切,面向明天”,但她不知道该如何“放下”,失去挚爱的痛苦常在热闹欢乐时轰然涌上心头,令她痛不可遏,也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刻,陡然弥漫心房,令她瞬间崩溃。
一年多以后,恰逢固体研究院要为杨南生撰写传记,张严平决定,跟随传记记者走访杨南生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以此了解杨南生的一生中她不曾参与的部分。
过去在家,杨南生极少与张严平谈论自己的工作。“一是因为他一生训练有素的保密习惯,二是在他眼里,我这个连加减乘除都分不清的超级‘科盲’,他研究的东西对我无异于天书”,张严平说。
这趟旅程,让张严平重新认识了杨南生。她震惊地发现,杨南生竟然在事业上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成就——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回归的海外留学生,杨南生自1950年从英国学成归国后,便带着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任命书,投身固体火箭的研究,从0开始创建中国固体火箭的发动机技术,最终带领团队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复合固体火箭推进剂发动机、中国第一颗东方红一号卫星第三级火箭发动机、中国第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巨浪一号”两级火箭发动机……被誉为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奠基人、领军者。
杨南生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毕业时的留影
更令张严平震惊的是,杨南生的每一位老同事和老部下,都是那么敬重他,爱戴他,提起杨南生便热泪盈眶。他们告诉张严平,杨南生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待人亲切幽默,从不指责下属,即使实验失败了,也是和颜悦色地鼓励大家。出了问题,杨南生自己担着,有了成绩,他就把出头的机会让给年轻人。
然而,一个品格高尚、一辈子兢兢业业、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并没有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回报。
杨南生一生清贫。火箭研发在早年属于国家机密,基地都设在隐蔽、荒僻之地,因此,杨南生从青年到老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内蒙古的戈壁和陕西秦岭的深山中度过的。
回国后从事科研工作的杨南生(右一)
张严平记得,当年她和杨南生结婚时,她的朋友们从北京赶来西安庆贺新婚,一走进杨南生住了几十年的家,大家的笑容瞬间凝固了,良久,有人说了四个字,“家徒四壁”。
80年代以后,随着航天领域逐渐对国人解密,各种荣誉、奖项、功勋纷至沓来。业内普遍认为杨南生“评两个院士都绰绰有余”,“两弹一星元勋中,定有杨南生的一席之地”,但他依然与一切荣誉、名利擦肩而过,只因他在科学问题上的秉公直言,曾得罪了少数能掌握他命运的人。
“杨先生是认科学、不认权势的人,面对违反科学精神的上司,他永远是寸步不让,这也注定了他一生的很多悲剧色彩”,张严平的语气难掩义愤。
很多人为杨南生打抱不平,杨南生的反应却相当平静豁达,“没关系,我又不是为这个干的,我们干的东西能让国家强大,外人不敢欺负,足够了,其余的随它去!”
杨南生一辈子心系固体火箭,晚年工作到了近90岁,张严平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科学家对学术纯粹的热爱,“院里一个实验失败了,他好几天晚上睡不着觉,半夜起来查资料,后来病重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同事们来看他,讲讲院里的事儿,他都高兴得不得了”。
工作之外,杨南生喜欢诗歌和小说,尤其钟爱古典音乐,一个人生活时,他每月微薄的工资除了维持基础的日常需求,其余都用来买CD和磁带。他对张严平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即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音乐,就可以活下去”。
旁人都觉得杨南生过得清苦,只有张严平知道,杨南生是真的安然自得,“他的精神世界非常丰盈,世俗的东西永远无法和他心中的世界抗衡”。
过去,张严平也常常为杨南生受到的不公和折磨感到痛苦,对这个“好人没好报”的世界失望。现在她想通了,她为杨南生感到荣耀,“有些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彰显人性的高峰,在大多数人被世俗逼迫就范的时候,他们能够提醒我们,要有尊严、有原则地活着”。
“只因为你来过,所以生命再不一样”
转眼间,杨南生离开近12年了。
走进张严平的家,处处都是杨南生的痕迹——客厅里放着巨大的杨南生的肖像油画;冰箱上、餐桌上、书桌上,随处可见两人的合影;房间里的老木柜、旧钢琴,都是跟随杨南生半生的物件;就连杨南生多年前亲手做的信封袋,也被妥帖地挂在门后,盛放了漂亮的干花。
张严平的家,处处可见杨南生的痕迹
听闻有人会在另一半去世后,把对方的衣服、照片全部烧光,以免触景生情,张严平觉得不可思议,“你知道吗,杨先生的一个字条我都不舍得丢,我希望他像从未离开过一样,我不能想象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他的痕迹”。
在这间被回忆包裹的房子里,张严平每天都会在脑海中和杨南生对话。她快乐地模仿给我们看:“比方说你们今天采访完以后,他会问我,你的小客人走了吗?我说,走了。然后他会问,你们谈得好不好呀?我会说,还可以。他又问,什么叫还可以?你们谈了什么内容?你知道的,他不是‘包打听’,他就是好奇,他身上有种孩子般的纯真,一开口就会泄露出来。”
这些对话也常常落到纸面上,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着张严平的所思所想。杨南生刚离世那几年,张严平久久无法走出悲伤,一个女性朋友对她说,严平,你要把你的悲伤写下来。于是,张严平开始写日记,开篇总要叫杨南生的名字,像是给他写信一般,不光倾诉她的思念与悲伤,也告诉他自己今天做了什么,读了什么书,有了哪些新收获。
在日复一日的写作中,张严平感到,自己的痛苦慢慢被抚平了。她对杨南生的思念并没有减少分毫,但她找到了与思念共处的方法。最终,她写下了《君生我未生》一书,将她和杨南生的故事悉数道来,既是为两人的感情做一个总结,也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像杨南生这样澄澈、良善、坚守心中信仰的人,“他的存在会让我们的精神拥有一片光亮之地”。
《君生我未生》,张严平 著
如今提起杨南生,张严平的眼角眉梢总是带着笑。以前和杨南生在一起,她经常哈哈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腮帮子都疼。杨南生走后,她很久没有再那样笑过。现在一个人在家,想起两人过去的某段对话,或是某个幽默滑稽的场景,她又会大笑一阵子。
杨南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几次对张严平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续好好地生活”。那时她年轻,不愿去想这场必然的离别,带着撒娇的语气回答,“你不能死,你死了以后我就天天哭”。杨南生便说,“你要哭,我永远都不会安心的,只有你幸福,我才会更幸福”。
多年后,张严平也到了杨南生与她相遇时的年纪,她越来越能理解杨南生当初对她说过的话,以及他厚重深沉的爱,“如果我不幸福,他在天上也会伤心的,伤心还是小事,如果我不幸福,就辜负了他这样一个人来到我生命这一场,是不是?”
现在的张严平,每天读书,写作,听音乐,过着简单的生活。旁人看她孑然一身,但她知道,她的心里是满的——杨南生就像一所大学校,在一起时,他引领她,启发她;他走后,那些他喜欢的书,热爱的音乐,写过的信,说过的话,依然在不断地滋养她,供她回味,伴她度过余生,让她对于人生有了更宽广的理解,对精神世界的丰盈有穷极一生的追求。如同她在日记中所写:
“只因为你来过,所以生命再不一样。”
来源:破局者Bre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