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丽塔·考威尔（Rita Colwell）是美国最顶尖的微生物学家之一，她揭示了霍乱细菌的生存轨迹，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在“9·11”恐袭期间的炭疽信袭击事件中，她领导团队在细菌溯源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她的求学生涯并不顺遂。当她第一次申请研究生奖学金时被告知：

丽塔·考威尔（Rita Colwell）是美国最顶尖的微生物学家之一，她揭示了霍乱细菌的生存轨迹，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在“9·11”恐袭期间的炭疽信袭击事件中，她领导团队在细菌溯源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她的求学生涯并不顺遂。当她第一次申请研究生奖学金时被告知：“我们不会把奖学金浪费在女人身上。”由于得不到某些男性导师的指导，在拿到博士学位前，她被迫更换了6次专业。

丽塔·考威尔在《她的实验室》中讲述了自己闯荡科学界60年来的所见所闻。从实验室里的性骚扰，到阻碍女性掌权的隐秘体制，一路走来，她与志同道合者携手反抗不公，用智慧和勇气克服偏见，一次次击碎文化和体制障碍，为更多女性推开了科研之门。书中也提到了其他和考威尔同处于不公环境的女科学家的经历，比如生物学家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成功斗争。

正如考威尔博士所言：“每每被问及我哪来的时间竟发表了800多篇论文时，我就会告诉他们：我别无选择——身为女人，我只有把我的发现足足证明20次，才能让它们被认真对待。证明，证明，证明——你必须一直，一直逆流而上。”

本文摘编自《她的实验室》第四章，经出版方授权刊发，较原文有删节，注释见原书，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她的实验室：一位女科学家走过的性别歧视之路》， (美) 丽塔·考威尔 / (美) 莎朗·伯奇·麦格瑞 著，柯宁 译，万川 |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10月。

在性别歧视的环境工作越久，

志向越低

这场反抗始于1973年。当时，麻省理工学院聘请南希·霍普金斯入职，距哈佛实验室的那场梦魇（编者注：霍普金斯曾被一位知名科学家，也是她导师的朋友性骚扰）已过了十年，第九条修正案刚刚禁止接受联邦拨款的教育机构歧视女性。麻省理工学院尤其危险：女性在本科生中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却仅占教职员工人数的8%——而且，由于捐赠基金有限，麻省理工不敢冒丢掉联邦拨款的风险。霍普金斯在哈佛攻读分子生物学时受到了出色的训练，其研究备受关注，因此成为麻省理工的教职成员。她视自己为平权行动的受益者——成为第九条通过后麻省理工雇用的“大约第十位”女性。

霍普金斯刚到麻省理工，一位女行政人员便提醒她学校的女生会惹上麻烦，教授们总想找她们约会。“我当时没能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霍普金斯后来坦言，“心想男女在一块儿，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 ”

几年后，霍普金斯目睹了麻省理工令人担忧的一些情况。当时她在一个委员会，职责是审理学校、学生与教职工之间的关系。应男性成员要求，她和另外两名女性委员私下采访了女性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和教职员，最终形成了一份报告，提出“这些女性在智力、情感甚至性等方面格外脆弱，常常感到男性（对她们） 的偏见、操纵，且对她们的需求与关心的事物缺乏共情”。

女生们透露，一些男同学和男老师总对她们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女性在麻省理工待得越久，志向就越低。一位学生给人的印象尤其深。霍普金斯问她毕业后想做什么，她“觉得自己可以凭借麻省理工博士学位找一份儿童玩具设计工作”。女性教职工则谈到薪水偏低与实验室空间不足的问题。委员们告诉教务长沃尔特·罗斯布里斯（Walter A. Rosenblith），学校的女生和女职工觉得她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这位真诚而富有同情心的男士闻之几欲落泪。他说自己良心难安。

电影《隐藏人物》剧照。

1973年时，霍普金斯还不是女性主义者。她觉得联邦政府和妇女运动已经消除了她这一代人的性别歧视。在她看来，问题出在“我唯一感兴趣的高水平的科研每周花费我70多个小时。我怎么做得到又当科学家又当妈”。“母亲不可能当大科学家”这一信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麻省理工半数以上的终身任职女性都没有孩子。

霍普金斯婚后，原本计划等做完博士后，30岁前就要孩子。当时尚无羊水穿刺和体外受精等辅助中老年女性生育的手段。不过后来霍普金斯离婚了，便决定不再婚也不生孩子。

“回溯过去，”霍普金斯在2015年反思道，“我怎么会那么迟钝，花了那么久才意识到半数人无法平等参与能兼顾家庭的行业，就是存在歧视的。”多年后她才意识到：“科学工作和相关的体制机制本就是由男性设计、为男性服务的。这个体系就是为了确保男性拥有全职太太照顾他的家庭。”

过去，她将事业上的一切失意尽数归咎于“自身的不足”，“自己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尤其缺乏进取心或自我推销能力”。 “我能想到的应对措施只有更努力工作，”她后来说，“想办法把实验做得更好。想着只要拿到诺奖，就不必自我推销了——到时候，人人都会认可你的发现。

一天，霍普金斯听说全球领先的发育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努斯莱恩·沃尔哈德（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正从果蝇遗传学转向研究脊椎动物遗传学。霍普金斯对行为遗传学很感兴趣，于是休假去了德国图宾根大学。努斯莱恩·沃尔哈德正在那儿研究基因变化对后代的影响，她刚搭了一间装有6000只鱼缸的鱼房，能容纳十万只斑马鱼。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家养热带观赏鱼，它们周身透明，因此人们能够方便地观察其体内器官的形成和生长。

霍普金斯对斑马鱼一见钟情，想用它们研究脊椎动物早期发育的基因。这纯粹是冒险。当时她需要的技术还没问世，能成才是奇迹。但她决心一试——为此得有更大的实验室空间放鱼缸。可她在麻省理工的实验室连几个研究生都挤不下。

于是霍普金斯在1993年向系主任申请实验室空间。对于霍普金斯这样的终身教授而言，这要求再合理不过，给教职工多分点空间并不难。但主任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还告诉她：“二流科学家才爱用斑马鱼。”一流遗传学家的宠儿向来是果蝇。

“但这是一门新科学，”霍普金斯抗议道，“努斯莱恩·沃尔哈德就是这么做的。”

“这名字怎么拼？”系主任说——他不知道是谁。（仅仅三年后，努斯莱恩·沃尔哈德荣获诺贝尔奖，她把一部分奖金用于资助女科学家，帮她们支付家务、烹饪和育儿的费用。）

此前，霍普金斯已经开始怀疑男性是否真的在意她的工作。一位表扬过她的研究报告的资深科学家提出跟她发生关系，使她备受困扰——不仅因为这件事本身，更因为她由此怀疑自己的研究可能没他说得那么好。此外，她开发设计了一门新的遗传学课程，却被男教授接替。后者还打算拿它作为自己新书的基础。

《科学》杂志上有篇文章曾提到此事，称霍普金斯“彻底停止教学，以示抗议”。另一位她十分敬重的系主任也不让她新开一门遗传学课，因为男本科生“不会相信女老师教的科学信息”。最糟糕的是她知道他说得对。

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没能申请到实验空间安置鱼缸。

电影《隐藏人物》剧照。

每天上班，霍普金斯都感到“强烈的苦涩、无望、绝望、悲伤和不被理解”。 而且“没法跟任何人倾诉，没人会信你。我们这代女性只能相信是自己疯了”。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遭到了不公平对待。麻省理工的男人拿到的实验室空间是否真的比她更多？对于霍普金斯这样的科学家来说，解答的办法显而易见：量一量。

霍普金斯不想树敌。她回忆道：“去系里开会的时候，会看到那些 30年前闹过矛盾的人现在还是彼此恨得牙痒痒。”她生怕被当作一个怨声载道的“刺儿头”——那样的人必定是个差劲的科学家。但她必须搞清楚这件事。所幸在那个年代，大家还不像今天，醉心于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有利可图的专利，大多数实验室都开放合作，欢迎同行学者造访。

于是她带着卷尺，走遍了麻省理工的各个实验室，记录下每一间的大小。她足足花了一年，总算得到了要找的真相。她猜得没错：男人的实验室更大——有些比她的大四倍。资深男教授的实验室平均面积有3000平方英尺，而资深女教授的平均只有 2000平方英尺，大致只相当于初级男教师的实验室大小。

霍普金斯勃然大怒。她在窗台上叠了一大堆关于实验室测量结果的记录、投诉意见和信件，把它们通通交给了律师。律师定了性：这是歧视。霍普金斯考虑起诉麻省理工，下定决心，“除非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否则再也不做科研”。

1994年夏天，霍普金斯起草了一封言辞激烈的投诉信，打算发给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查尔斯·维斯特（Charles M.Vest ）。寄出前最后一刻，她打算找个女同胞征求一下意见，于是跟玛丽·路·帕杜（Mary Lou Pardue）教授约在当地的一家咖啡馆吃午饭，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信摊在桌上给帕杜教授看。令霍普金斯惊讶的是，这位在11年前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教授当即作为担保人在信上签下了名字。

在这之前，她俩都不曾向对方或同事吐露过各自的沮丧，甚至连自己有几个女同事都不清楚。霍普金斯提醒道：“要不翻到（课程）列表背面看看，会不会是把女教职人员单列了？”并不是。

帕杜和霍普金斯惊讶地发现，麻省理工的六个科学系（生物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脑与认知科学）雇用了197名终身任职的男性，女性却只有15名（包括她俩在内），还有两名终身任职的女性在工学院。霍普金斯和帕杜把这封信拿给这15位女教授， 除了一位自称并未受到歧视的教授，其余14人均当场签字。不出24小时，她们组成了一个小而团结的女性团体。

平均而言，这些女性比理学院的男性更杰出，她们当中有40%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成员。20年后，情况基本不变：麻省理工学院那16位在霍普金斯投诉信上签字的科学系、工程系的资深女科学家中有四人获得了国家科学勋章，而这些部门的162名男性正教授中仅七人获得该奖章。此外，11名女性后来分别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成员，而162名男性教授中仅11人当选。

然而，霍普金斯和盟友们不想做出头鸟，约定秘密行动。8月，她们与理学院院长罗伯特·伯根诺（Robert J. Birgeneau）约见，把信亲自交给他。每位参加会见的女科学家一一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其中一人称自己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的烦心事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伯根诺是个热心肠的领导，做事雷厉风行。他后来对《科学》杂志的记者提起这次会议，称它“简直惊心动魄……类似于某种宗教体验”。他知道这些女性都是美国顶尖的科学家，却从不知道她们有多么苦恼。

伯根诺说，如果只有一个女人找他投诉，他可能会把原因归结为她和老板之间的私人问题。但听了在场杰出女性的所有故事后，他相信霍普金斯是对的：这就是歧视。 麻省理工在第九条方面存在法律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人和系统性的。这些女性的职业地位越高，就越感到被边缘化。为了教职工和大学自身的利益，学校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走出伯根诺的办公室，所有人都飘飘欲仙，在街头跳起了舞。

“麻省理工奇迹”，

一次成功的平权斗争

在多数大学依旧忽视女职工投诉的年代，罗伯特·伯根诺成立了秘密委员会以收集更多数据，并得到了查尔斯·维斯特校长的力挺。起初，伯根诺担心霍普金斯“太激进”而不便担任委员会主席，但别的女教授都拒绝接替她的位置。

事实证明，最大的挑战在于男性系主任，他们大多数人完全反对这个委员会。霍普金斯回忆起1994年9月的一场会议，男教师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伯根诺妥协，任命三名男性加入这个原本全是女性的团体。这三个男教师中有两位很快地与女性结了盟，其中就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人文主义者杰罗姆·弗里德曼（Jerome Friedman）。

伯根诺后来说，该委员会的信息是“数据驱动的”，这事儿“很有麻省理工学院做派”。数据一目了然。在科学院的六个系当中，有三个系的女本科生占比过半，且全国的女博士生数量也在上升，但麻省理工女教职工比例在20年间一直停滞在8%左右。女教师的薪资、养老金和开设实验室的资金较少，分配到的教学设备更少、教学负担更重，获得学院奖项、系主任职位和有影响力的委员会席位机会更少。

要是男教授被挖墙脚，学校会开高薪挽留他，但绝不会为了女教师而这样做。科学或工程学科从没出过女性系主任。资深女教职工在系内倍感被边缘化却无能为力。初级女教师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但她们的主要困难在于平衡职业和家庭，半数以上的终身任职女教职工都没有孩子。

伯根诺甚至在委员会的报告完成之前就开始解决问题了，实验室空间和工资问题最好办。霍普金斯拿到了5000平方英尺的空间来安顿鱼缸，还被免除了教学任务。这样一来，她每周可以投入30到40个小时从事科研以及处理妇女权益问题。一些女教师在一年内加薪10%。

为了提高女教职工数量，伯根诺等候选名单上的所有女性都面试完后才批准聘用男教师。他招募了如此多的女性，以至于在后来的统计图中出现了一个“伯根诺峰”。霍普金斯和委员会中的女性打消了起诉的念头，只想安心搞科研。

但这种不平等是怎么来的呢？委员会的报告得出结论：“麻省理工学院里的大多数歧视，无论其行为主体是男性还是女性，大多是无意识行为。”这在大多数科学家看来是新鲜事儿。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心理学家一再表明男性和女性都会无意识地高估男性所做工作的难度，并且低估女性的工作难度。霍普金斯认为，存在歧视的原因在于“男人在运行着这个该死的系统。女人们隐没在暗处，苦哈哈地写拨款和筹款申请。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没人深究”。

委员会于1996年提交了150页机密报告。部分内容发给了相关的系主任，但读到完整文件的只有三个人： 维斯特校长、罗伯特·布朗（Robert A.Brown ）教务长、伯根诺。

随后三年里，委员会就报告内容应该公开到何种程度展开了争论。最后在1999年，也就是南希·霍普金斯起初申请增加实验室空间被拒的五年后，该报告发表在了麻省理工学院教职工通讯上，并得到了维斯特校长的全力支持。他在一篇引言中写道：“我一度以为当代大学里的性别歧视部分存在于现实，部分体现在观念。但我现在明白，现实占了更大比重。”

女记者们听闻美国顶尖理工院校承认系统性剥夺了杰出女科学家公平分享资源的事实，争相报道。《波士顿环球报》周日版刊登了记者凯特·泽尼克题为“麻省理工女性赢得反偏见斗争学院破天荒地承认歧视行为”的报道。

两天后，《纽约时报》发表了凯莉·戈德堡执笔的“麻省理工承认歧视女教授”。此前，多数读者对女科学家压根儿没有概念，更别提她们面临的歧视了。霍普金斯相信，若没有这批文章和报道，这份报告很快就会石沉大海，下场与1983年麻省理工学院某个计算机科学研究生编写的报告无异。这一次，数百名女科学家在读过该报告或相关报道后给维斯特发邮件，分享各自的经历。

读着维斯特的声明，霍普金斯觉得心中的痛楚逐渐消散了。她之后说道：“想到学校里有权势的人倾听我们的诉说，并承认‘是，你们说得对’——于我而言， 那就是最高光的时刻。”一周后，霍普金斯上班时，办公室外的走廊被摄制组堵得水泄不通，办公室电话也响个不停。她接起电话，对方说：“这里是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电影《隐藏人物》剧照。

在那个年代，多数女性都担心直言不讳会毁掉自己的事业，但霍普金斯选择再次出战。她受邀前往全美100多所大学讲述“麻省理工奇迹”。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及其夫人希拉里·克林顿阅读了报告，要求麻省理工派伯根诺与一位教职员工出席那一年4月7日的全国平等薪酬日庆典。“此人非你莫属。”维斯特点名霍普金斯。

活动上，她就坐在希拉里·克林顿旁边，跟克林顿总统仅隔两个座位。面对着观众和一堵摄像机墙，她紧张到一时忘了怎么称呼总统。“我好像喊的是‘克林顿先生’。”她说。克林顿夫妇都发表了简短讲话，赞扬了麻省理工学院，并肯定了女性对美国科学与经济的重要性。《科学》杂志和《高等教育纪事报》均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重要报道（不过后者三度称霍普金斯为“霍普金斯先生”）。

当然，这之中也不乏阻力。《华尔街日报》发了一 篇社论，谴责麻省理工学院的报告是“社会科学的政治化行为”，并认为女教职工降低了大学的高标准，指责该校调查委员会（由全美最优秀的科学家组成的，包括一位诺奖得主、数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未使用恰当的“科学程序”评估女教授的投诉。

维斯特和伯根诺坚决驳斥：“当初都说大学女生不愿意从事体育运动。结果由于第九条的推动，1999年最重要的体育事件便是美国女足在世界杯夺冠。之后人们又说大学女生不爱读理科，可如今麻省理工超50%的本科生是女性。女生与男生在学术上唯一的区别就是她们的毕业率更高。现在《华尔街日报》又来告诉我们，女性不想当大学理工科教授。”他们的观点很明确：女性在科学领域的不足并非出于自愿选择。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该委员会针对麻省理工理学院的报告成为改革该校其他学院、其他大学以及审查对女性、非裔与拉丁裔科学家偏见的范本。维斯特邀请其他八所大学的校长来到麻省理工，并承诺开展类似研究，消除性别偏见。麻省理工成为美国为数不多的男女同酬、有女性系主任的大学。

2004年，神经科学家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成为该校首位女校长。麻省理工学院最重要的举措大概是规定“任何教职员工，无论男女，都不得因其家庭责任而受到不利影响”。2014年，该校出台新的家庭休假政策，女性如有孩子，可自动延期获终身教职的期限，校内还设立了托儿所和出差托儿补贴。对此，霍普金斯报告说，有了新规，初级女教职员工生育孩子已成为新的常态。

那些担心自己因直言不讳而被看作“麻烦精”的女性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茁壮成长。“我的研究蓬勃发展，”一位女性谈道，“我的经费增加了两倍。我现在热爱我工作的方方面面。真不知道以前是怎么过来的，更想不通以前为什么要忍气吞声。”

霍普金斯的事业也开始腾飞。 她的实验室顺利扩建，可容纳20多名研究生和15万只斑马鱼。她的团队确定了斑马鱼早期发育所需的超过25%的基因。霍普金斯因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被授予麻省理工学院名誉校长，还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原文作者/ [美] 丽塔·考威尔 [美] 莎朗·伯奇·麦格瑞

摘编/荷花

编辑/王菡

导语校对/赵琳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