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生态系统视角出发，基于数字媒体生态的视听传播行业应当同时关注技术创新、用户定位、机制迭代与风尚引领等维度的核心议题，从视听文化产品的生产、分发与接受等维度推动综合实践创新工作。

作者：田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青年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1期

导 读：

从生态系统视角出发，基于数字媒体生态的视听传播行业应当同时关注技术创新、用户定位、机制迭代与风尚引领等维度的核心议题，从视听文化产品的生产、分发与接受等维度推动综合实践创新工作。

一、引言

准确摹刻与理解视听传播行业的当代面貌，既是推动视听传播理论建设的必要命题，也是构建视听传播研究知识体系的前置条件。在广泛的新闻信息行业转向深入的数字化阶段时，视听传播研究须关注如何发挥自身的行业优势，开掘数智化实践经验，并由此探索建立以视听传播行业为基础的理论知识。针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既回应着我国当代视听媒介发展的创新趋势，也呼唤着与行业现状相适配的发展路径。早在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这为研究者探析当前视听传播研究知识体系提供了思想指引。

在此基础上，紧密观照我国视听传播行业的发展现状，立足于系统观念理解我国视听传播研究的历史经验与现实依托，把握视听传播研究的整体价值，就具有了鲜明的知识体系建构特征[1]。在数字媒体平台日渐蓬勃发展的当下，视听文化事业同时勾连着技术创新与行业发展，发挥着服务民众生活、引领社会风尚的关键作用。研究者要将视听传播行业经验与理论建设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中探索在全媒体体系建设进程中视听传播行业的战略优势。

二、生态系统视角下的视听传播行业

在当前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背景下，由互联网思维向社交媒体平台拓展，由用户思维向人机共生现状转型，是视听传播行业所面临的技术背景。由技术手段、视听内容、媒体平台、用户群体所深度参与和共同定义的“大视听”与“大传播”业态，则要求我们立足于新的技术—社会构造来准确理解行业经验。

生态系统（ecosystem）是一个研究者经常采用，但尚未被系统化界定的理论概念。生态系统源自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主要用来描述特定空间内部的物质要素、生物群落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转换逻辑。在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生态系统常被借用作理论隐喻，来描述特定空间内各类关系之间的互相作用，及其对整体系统发展趋向的影响。例如，在数字新闻研究领域，数字新闻生态常被用来说明新闻从业者、消费者与数字媒体平台之间的复杂关系[2]。在管理研究领域，创新生态系统用来描述新兴产业如何在实体空间之中，由产业群落、行业规范与基础设施所共同影响[3]。生态系统视角主张以整体视角来探索行业的系统特征与演化规律，最终指向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宏观知识体系。使用生态系统视角来理解视听传播行业，最突出的理论优势就是可以在视听传播行业深度数字化的当下，厘清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复杂竞合关系，说明群体关联对行业发展过程的具体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采用生态系统视角来理解视听传播行业，直接的目标在于准确理解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核心关联。基于此，强调关系特征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就可以从操作层面为我们提供工具资源。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用来阐述复杂的社会系统和行动主体之间的网络关系。相关行动主体不仅包括人类行动者，更纳入了生物、技术、机器乃至智能体等非人类的行动者。在新闻传播行业之中，对于行动者网络的主流考察是将具体的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技术）纳入考察范围，探索技术手段如何作为一种赋能方式来增益新闻或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数字技术虽然占据着一定的行动者角色，但始终无法摆脱工具属性。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改变了这一点。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过程之中，附着于数字技术上的工具色彩不断被反思并祛除，研究者逐渐尝试为技术行动者重新赋予主动特征，探讨技术手段与人类行动如何凝结为一体，共同影响着视听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过程。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理解视听传播行业的基本问题就不是谁是行动者，而是包括人类行动者、技术行动者与人机嵌合体在内的所有行动者如何构成网络关系，如何发挥影响力，以及这将引发传播生态的何种变化。鉴于行动者网络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种由反复接受、反复表达所构成的关系网络；研究者对于关系网络所催生的各类议题的组合就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4]。更进一步来说，为了适应数字技术所设置的新本体，新闻传播行业的研究者既需要开展相应的认识论革新，也需要探索更多维度上的方法创新来准确考察生态系统内部的行动者关系与要素流动规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视听传播行业的理论创新工作，可以借助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开展。或许对于传统时代的广播电视事业而言，其核心发展逻辑并不完全适配社交媒体平台。在新的发展境况中，视听传播行业的参与者及其网络关联值得研究者开展更多维度的创新考察。近20年间，尽管研究者对于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的界定与使用仍然存在差异，但一般来说，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强调在机构层面、行业层面与社会层面上，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存在的各类互动关系。研究者主张综合考量要素之间的协调关系来预测系统性创新发生的可能性[5]。基于生态系统视角的视听传播研究同样可以应用相关的理论资源，从协同行动、演化规律、要素共生等维度来说明视听传播行业的发展趋向。

第一，生态系统视角下的视听传播行业发展应当是由创新要素聚集并协同催生的结果。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在复杂网络之中的行动者协同创新应当成为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石，无论是从业者之间的良性关系，还是从业机构之间的上下游关系，都会对视听传播行业的良性发展造成重要影响。基于此，视听传播行业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由个体与机构所参与构成的、具有实践属性的行为网络，针对行为网络的考察应当是视听传播研究首要的关注议题。伴随着数字技术日益显见的影响力，行动者个体对于智能体、嵌合体等“人类—技术”综合体的理解与协同也应当成为理论焦点。事实上，无论是行动网络、协同关系还是人机合作，都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对于创新主体之间的实践关系明确的关注。视听传播行业需要进一步以优质内容为载体，依托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良好实践关系来凸显视听传播事业与社会大众的紧密联系，从而为视听传播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具体的创新经验与意义结构。

第二，主体间的核心关系必然指向特定的行动结果。在视听传播行业之中，行动结果的表现就是优质视听文化产品的创造过程。无论是采用生态系统的共生演化视角还是经济学的演化博弈模型，我们都会发现，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竞合关系最终将指向何种视听文化产品得以流行。具体到视听传播研究之中，相关问题需要被置于具体的文化产品之中加以准确考察。诸如内容生产机构的机制创新、不同类型的生产者的合作共生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于特定类型的文化产品的影响，都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创新主体本身具有较强的多样性，他们不仅在主流媒体机构之中呈现为各类生产者，也在视听传媒生产企业、平台企业之中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些群体之间的互补性、竞争性关系共同维系着视听传播行业的稳定与变迁。这对于研究者采用生态系统视角来理解某些实践群体的更替规则和文化产品的规模变迁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第三，生态系统内部的能量形式转换最终的呈现形式是优质的视听文化产品。视听传播行业之中的创新机构、机构集群、生产环境可以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种、集群、自然环境之间产生映射关系。而与能量转换的映射相呼应的是内容产品的流动与转化。虽然视听文化产品的结构、形态、特征差异很大，但却持续在生产机构、二次创作者、消费者之间反复流动，最终形成了供不同群体使用的“能量”与“养分”。无论是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戏剧戏曲还是真人秀、脱口秀等综艺节目，都是在这一过程之中循环的具体物质形式。在这一过程之中，作为行动者的用户偏好要被纳入内容生产环节之中加以衡量。因为内容产品的流行与代际更替与用户偏好关系密切，其作用过程也对于视听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价值非凡。

围绕着上述三类核心关系，我们可以暂且将视听传播生态下的诸种内容生产和行业变迁现象归纳为四个核心议题。在视听传播生态的视角下，这四类议题不仅为行动者创设了新的网络关系，也呈现出视听传播行业的主导性价值趋向，为我们理解行业的创新实践提供了知识基础。

三、视听传播生态下的技术创新

随着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深入，近些年我国的中央级媒体机构以整体性价值推动各类数字技术在视听传播行业的持续创新。无论是以社交媒体平台为载体的短视频、竖屏内容呈现，还是VR/AR/MR等拓展用户体验的现实融合技术，都持续推动着视听传播生态的复杂化与数智化。

第一，各类数字技术持续介入视听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为视听传播生态提供了以数字性为内核的审美特质。众多技术变量为用户提供了极大丰富的内容形态，进一步创设了专属于数字时代的沉浸式体验。在过去几年中，动作捕捉与虚拟现实技术的结合在视听传播行业之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催生了新的优质视听文化产品。例如，2021年以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重大节目之中应用了“5G+4K/8K+XR+AI”的技术创新模式，通过优质生产、高清传输与智能推送，为用户提供了良好的数字化接受体验[6]。与之相关，一种为数字技术所赋能的内容生产逻辑成为新的视听传播行业的主导性逻辑。从审美角度来看，虽然相关技术手段并非遽然进入传播领域，但普遍化、主流化的技术应用却为视听节目的生产提供了新的主题形象、动作规则乃至生活场景，用户的节目接受体验被极大拓展。这推动了一种基于即时捕捉与虚拟呈现的新的审美逻辑更加紧密地进入了用户的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数字时代的视听技术创新为行业实践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工具上的便利，也同样拓展了视听传播行业与用户群体之间的紧密关联，这种关联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内容理解、主题剖析与意义共鸣，而为用户的接受体验赋予了更加生动、更加鲜明的技术美学特质，这能够辅助用户进入更加完整的虚拟场景来实现意义体验与情感共鸣。举例来说，人民日报社在2022年推出了创意融媒体产品《新千里江山图》。该视听文化产品以北宋画家王希孟的经典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为创意基础，通过富有中国山水情调的美学风格，借助三维建模与场景模拟，在4分多钟的时长内一一呈现当代的大国工程、英模人物、乡村振兴等诸多人物及其壮举。该视听文化产品不设旁白与文字注解，仅通过音视频元素勾连起用户自身与当前社会重大事件之间的紧密关联，为用户设置了强烈的数字化、沉浸式的审美体验[7]。

第二，数字技术不仅为视听传播行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生产工具，也进一步拓展了视听文化产品生产环节的创意设置规则，这为视听传播行业带来了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全球直播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技术局就使用AR系统制作了开幕式现场的雪花，使得镌刻各国名字的雪花洒落现场，为观众设置了沉浸式的视听体验[8]。这种技术创意在近些年持续发生裂变。2024年2月15日，OpenAI推出人工智能视频生成模型Sora，并公开了一系列示范视频，并在2024年底开放Sora的使用渠道，引发了视听传播行业的广泛关注。OpenAI发布的报告显示，Sora拥有非凡的动画制作能力，能够迅速提供关于文本提示词的拟像，并以视频形式呈现在用户面前。借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学习”， Sora推动了文生长视频领域内新的可能性，为业界与学界提供了更多关于人工智能驱动视听传播行业变革的想象空间。其最终的指向——如同OpenAI的展示报告所表明的——是一种“世界仿真器”（world simulators）。在2024年内，与Sora类似的数十款文生视频应用也逐渐拓展着相关领域的生产场景。例如3月，全球首部由人工智能工具制作的长篇电影《我们的终结者2重制版》（Our T2 Remake）在洛杉矶首映，参与该项目制作的艺术家们运用多个人工智能工具进行联合制作，这极大地鼓舞了视听传播行业的生产群体。与之相似，快手可灵AI在2024年12月联合9名知名导演打造了实验性的电影短片，这在国内尚属首次。类似的创意生产讨论还出现在与电子游戏、区块链艺术等多种创新艺术形式相关的视听传播生产实践之中，极大地拓展了数字时代视听传播行业的想象力。

四、视听传播生态下的用户定位

优质的视听文化产品不仅与技术创新有关，更要被纳入视听传播行业的市场化过程之中讨论。如生态系统视角所提示的，成功的行业创新实践始终是在良性的行动者网络之中发生的。一旦生产者群落与消费者群落之间存在普遍的疏离关系，视听传播行业必然会走向衰落。基于此，研究者不得不将视听传播生态下的用户群体纳入对视听传播行业长期生存状态的考察之中。与这一问题相关的议题可能包括市场偏好维度下的用户体验与观看仪式。

第一，在数字媒体生态下，用户个体对视听文化产品的感官体验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鉴于各类数字技术为用户所提供的虚拟场景、虚拟人物与虚拟情节，用户会从流媒体平台上获得对虚拟客体的全身心感触，这种感触的持续过程可以与心流体验（flow experience）相仿，为用户提供在专注状态下的愉悦感。类似的愉悦感在线下空间内拥有较为充分的验证，但是在有限的屏幕内如何吸引用户，推动用户进入全身心的沉浸状态，则是数字媒体生态下构建视听传播行业与用户群体良性关联的关键所在。包括网络视听节目在内的众多视听文化产品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较丰富的探索性经验。在强大的创意生产基础和充分的表现效果之中，旅行类综艺节目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精细的内容设计与场景呈现效果，传统意义上不可言传的“诗与远方”则通过类似的视听文化节目可以很好地传递给观众。例如，芒果TV打造的《跳进地理书的旅行》就以实地打卡地理书上的风景为题，向用户呈现了与旅行相关的沉浸式体验与知识，极大地吸引了用户的兴趣。

第二，在数字媒体生态下，无论是播客内容还是视频内容都较传统的广播电视行业具有更强的用户连接属性。用户群体就优质的电视剧、综艺节目、融媒体产品常常开展大规模的讨论与二次创作，将标志性的文化元素与文化符号推向了社交媒体平台。因此，对于视听文化产品来说，如何创设与用户关系密切的流行叙事文本，鼓励用户参与对文化产品的自发宣介工作就成为一个专属于数字时代的生产议题。此外，数字时代的视听文化产品如何在不同调性的平台上获得多元的文化影响力，以不同的传播模式、传播策略有效触及差异化的用户群体，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由于平台间性的存在，视听文化产品的流通过程并非简单的切割与重组，而需要根据不同的平台规则与流通逻辑创设出彼此不同、互相依赖的多重符号体系。尤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赖于便捷的视频剪辑、配音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模拟技术，正式的视听文本与微叙事共同构筑了视听文化产品的传播过程，日渐丰富的二次创作、影视剧解说以及节目盘点成为视听传播行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新的体验图景[9]。

总的来说，数字媒体生态下的用户群体定位代表着一种精准化、垂直化的生产理念，强调在跨平台场景中重塑视听传播行业与市场之间的双向关系，以一种生态性、系统性的思维拓展视听文化产品与用户群体的紧密关联。这种生产理念始终将人民群众作为视听文化产品生产的直接对象，围绕着个性化、分众化的策略来开展传播工作，并最终指向对最广泛的用户群体的吸引与团结效果[10]。因此，视听传播行业的用户思维不是简单的市场逻辑，而在商业行为之中内蕴着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视听文化需求的满足与文化生活的引领功能。这与视听传播生态下工作机制的迭代实践具有相通的理路。

五、视听传播生态下的机制迭代

上述生产环节与用户群体定位的直接保障是立足于数字媒体生态的行业工作机制的迭代。为了促进全行业维度的创新实践，视听传播行业需锚定自身的核心定位，秉持着系统性、整体性思维推动行业内良性的群落关系。

第一，面向行业与市场的良性关系来组织工作机制创新。在数字媒体生态下，用户群体围绕着特定的产品偏好形成了边界模糊、流动性强的趣缘群体。这些趣缘群体与不同的文化产品关系密切，积极参与着对相关产品的界定与阐释工作。加上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具有更加突出的圈层化生存特征，研究者将类似特征称作“审美茧房” [11]。面对这一情况，视听传播行业既要打造更加灵活的生产团队，围绕着细分群体开展内容生产，也要积极开展行业创新，探索更多的机构变革可能性。首先，引入细分群体的审美偏好开展优质文化产品生产是行业逻辑变革的重要选择。如面向Z世代等青年群体的群体偏好，将梗文化、疗愈文化纳入视听文化产品之中，拓展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文化节目影响力破圈路径。其次，以主流媒体机构为核心整合更多资源参与社会服务过程，寻求行业发展新增长点。在视听传播行业中，以湖南芒果TV为例，该应用立足于多年的视听资源积累，形成精品内容运营的市场化服务模式，有效地拓展了自身的市场触及能力，为有影响力的优质视听内容走向民众提供了积极的经验。在更广泛的媒体融合维度上，视听文化产品也持续拓展着外部的触及渠道，为行业发展积累了新的制度经验。例如，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生活服务类应用“苏周到”就内嵌了众多融媒体产品，在探索“政务+生活”的新模式方面提供了有益的案例。在该应用之中，包括图文、直播、短视频、海报等多种形式的媒体资源类型都能够随时随地触及用户生活，对于在不同生活场景中的市民都发挥着很好的影响力[12]。

第二，相较于数字媒体生态中的其他行动者而言，主流媒体无疑要扮演“定调”与“引领”的权威角色。鉴于用户的情感表达与视听需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无序与去理性的特征，主流媒体必然要更加主动地承担思想引导的工作。它们既要在生产环节兼收并蓄多种文化要素，又要在传播环节有效触及兴趣偏好不同的用户群体。针对这一问题，凭借强大的自我创新能力打造标志性文化产品是关键举措。以2024年巴黎奥运会为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了十项创新应用，积极推进“思想+艺术+技术”融合创新，为用户提供了一场关于专业体育赛事的视听盛宴[13]。在面向青年群体的文化传播工作之中，主流媒体能够凭借自身所占据的信息优势地位，推动特定内容具有更强的“可见性”，为用户构筑更加多样的内容套餐。例如，2022年，人民日报社联合中国移动咪咕出品的《博物馆演唱会》短片，让击鼓说唱俑、兵马俑等文物开口说唱，以带有年轻人色彩的趣味方式讲述历史故事，获得了青年群体的好评[14]。除此之外，近些年的新农村生活、乡村振兴案例，以及直播助农素材，都是在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关注之后获得全社会层面的关注，这些视听素材让鲜活的、正能量的当代中国生活被更多用户触及，发挥了较好的价值引导作用。这表明，技术创新必然要与优质的内容供给规则相联系，一种融合了技术创新逻辑的内容生产规则是推动技术创新走向机制创新的逻辑基础。在此基础上，主流媒体的共识凝聚功能就可以与数字媒体生态下的用户思维相结合，为整体性的视听传播行业的工作机制创新提供助益。

六、数字媒体生态下的风尚引领

数字媒体生态下的视听传播行业不仅在生产、传播与接受维度上推动自身工作机制的创新，与用户群体保持更加紧密的关联，也在社会历史维度上发挥着传承优秀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作用。

第一，发挥公共价值，为用户提供更具思想深度与文化厚度的融合式视听体验，是视听传播行业的应有之义。这里的融合并不仅仅指数字技术所创设的多感官融合场景，更指的是文化类视听节目推动传播文化要素贴近日常生活，走向日常经验[15]。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国家宝藏》节目为例，该节目以剧场形式来呈现历史故事与文学经典，为用户提供了从小切口窥视古人生活的可能性，加上文物作品与剧场叙事的有机融合，用户所获得的观看体验因而就超越了单一的知识，而是知识与日常生活经验的融合体。相似的逻辑也见于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斯文江南》节目，该节目从江南地区的地方志入手，深度解读江南的城市历史、文学经典与文化人物，既呈现了江南地区的人杰地灵，也为用户提供了与本地生活、本地历史更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文化类节目超越了对单一物品的介绍与讲述，而通过巧妙的剧本创作来铺陈出富有人文气息和历史感情的文化叙事，为用户提供了生动的意义结构，帮助用户跨越历史长河与经典对话，与历史人物共鸣。

第二，视听传播行业应当拓宽生产议题，推动传统文化进入不同圈群，鼓励用户创造崭新的日常生活经验。在较长的时间段内，视听文化产品也能获得相对稳定的意义累积，推动用户在重复性的、多次触及的过程之中获得特定的文化意义。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传统文化类节目设计为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简牍探中华》节目中关于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内容，为用户提供了关于古代查封、侦查、治理狱案的全过程，这极大地激发了用户对古代专业行为的兴趣。在数字媒体平台上，这些文化产品的片段能够迅速被迷因化，成为可供用户调用和再生产的文化符号，在一段时间内发挥破圈式影响。这启示我们，用户与视听文化产品之间也能够形成稳定的唤醒机制，这要求视听传播行业更积极地探索主动设置文化议程的可能性。

七、结论与讨论

在数字媒体生态下，视听传播行业稳定的生产目标仍然是优质的文化产品。无论是何种技术创新与机制迭代，最终催生良性的行业—用户关系的关键要素仍然是源源不断的优质内容供给。基于以上讨论，生态系统视角下的视听传播行业创新要秉持着一种整体价值开展系统性的观念重建工作，尝试在不同场景下获得与用户群体更加紧密的关联，以充分实现视听传播行业的市场定位、价值锚定与风尚引领功能。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这种系统性观念重建工作。

第一，在视听文化产品的生产环节，从业者与研究者要同时关注技术应用场景和社会应用场景。就前者而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然向我们展示了视听文化产品如何能够调动用户的多感官体验，推动观众群体在多个环节捕捉数字技术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专属于数字时代的审美素养。如前文所述，相关的讨论在沉浸式艺术的发展进程之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考量，但如何准确判断沉浸式设备的普及化进程，及时提升相关领域的优质内容生产能力，仍然是一个待回答的问题。就后者而言，将技术创新融入不同的社会场景中，推动用户体验场景与热点内容议题有机融合，是当前视听传播机构所面临的挑战。从社交媒体平台上频繁更迭的内容之中发掘具有生命力的热点并不容易，但如何把握社会民众所面临的共同生活困境，结合文化创作规律与数字技术手段发挥建设性的疗愈功能，则是视听传播行业的直接实践策略。

第二，在视听文化产品的传播环节，要准确理解社会大众的信息需求与价值依赖，以直接的行动目标来指引内容生产环节。特别是在国际传播场景中，尤其要注重构建基于用户体验的情感共同体。视听文化产品的流通过程有赖于特定的体验场景，因而探索不同空间所具有的意义色彩是视听传播行业的一个重要议题[16]。例如，由电视所参与构筑的客厅文化如何在数字媒体时代被消解与重构，以及流媒体平台对电影文化的影响等等，都与这一议题紧密相关。在未来传媒生态之中，视听文化产品不仅需要聚焦用户的手机屏幕，围绕着竖屏美学与短视频探索内容生产规则，更要拓宽视听文化产品的关系属性，提升传播的精准性。以更加聚焦的节目投放来获得核心用户群体，以私域思维来增强用户黏性。需要注意的是，鉴于视听文化产品在国际传播事业之中的重要地位，视听传播行业同时扮演着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角色。倘若视听文化产品能够通过优质内容生产来培育一批垂直领域的跨文化趣缘群体，并通过超越知识传授的共享情感体验来团结跨国用户群体，讲好中国故事就拥有了主动的讲述者。以李子柒为代表的田园博主在过去几年间的走红可以为这一主张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第三，在视听文化产品的接受环节，从业者要积极界定数字时代的视听行业审美规范，引领数字媒体平台上的审美风尚。尽管研究者很难界定究竟什么是数字媒体平台上的视听文化产品所内蕴的“灵韵”，但无疑，审美过程与用户的接受体验关系密切。当代用户群体对视听文化产品所寄托的情感会凝结为实在的对象。这或者表现为用户对于某些意义符号（如网络迷因）的再生产，或表现为用户对于某些实物（如文创周边）的追捧。视听传播行业必须精确识别用户的体验需求，在传播过程中开展充分的规则推介工作，协助用户群体达成相对一致的审美规则，避免数字时代审美趣味的原子化与极端化[17]。此外，在接受维度，从业者也需要更加关注，用户对深度参与特定的文化叙事与文旅融合产业兴趣盎然。近些年围绕着电视剧、电影、电子游戏所开展的各类旅游打卡实践无不在提醒从业者：对用户群体的吸引不是终点，如何延长行业链条，将用户的注意力转化为更长效的体验动力才是从业者应当关注的关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待更多经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字时代我国主流媒体的情感传播与影响机制研究”（批准号：23CXW010）成果，同时受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科研创新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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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田浩.生态变革与数字时代的视听传播议题探析[J].青年记者，2025(01):83-89.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