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5年我考上了一所省属中专，只好好上了一年课，“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而来。1966、1967年学校“文革”武斗激烈时，我逃跑回家，当了当时所谓的“逍遥派”。1968年中专毕业分配时，以“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罪名”，与三十多名家庭成份不好的同
1965年我考上了一所省属中专，只好好上了一年课，“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而来。1966、1967年学校“文革”武斗激烈时，我逃跑回家，当了当时所谓的“逍遥派”。1968年中专毕业分配时，以“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罪名”，与三十多名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学没有分配工作。家在农村的回乡，城市的下乡，成为一名知识青年。
按理说，我这个回乡“知青”比城市下乡“知青”，境况要好些。毕竟，我从小劳动过，还有父母照顾。因此相关政策对我们这类回乡“知青”也没什么倾斜关照。
然而，人自呱呱坠地，便与所处之环境缔结下不解之缘。尤其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人，他们与那片乡土、那些人事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联系。
1969年2月，我顺理成章地与本村的女孩结婚了。婚后本应该一家的社会关系便成了两家的社会关系。
一天生产队的两头牛互斗，一头红犍牛一只角被撞断，我捡来发现红彤彤地，质地相当细腻，便动手用角尖给自己雕刻了一枚私章，别出心裁，雕刻了只站立的和平鸽印钮。印章刻成后，通透可爱。过了几天，接着又用剩余的实心下半截，稍微改动了一下雕刻图案，雕刻成和平鸽站在地球上“火替子”。家父不抽烟，便送给了岳父，岳父很高兴。
当时我老家普遍老人抽旱烟。旱烟用具，烟锅和烟袋两件老物件目前近于消失，但还不算陌生，至于我在这里所说的“火替子”，我想知道的人不会很多。其它农村我没有调查过，我老家抽烟的老人，当时普遍在园子种两三平方米旱烟，七八月拔下来挂起来晒干，烟叶揉碎，烟瘾大的连杆子也放在石臼中捣碎，和在一起抽。外出时，当地男人装束没有腰带，把装足旱烟的烟荷包系在裤带上，烟杆插在脖子后的衣领处,人与烟锅、烟袋形影不离。烟瘾大的走路、干活也叼着烟锅;休息时，抽烟的围坐在一起，你一锅我一锅的连续抽。当时火柴缺，为节省火柴，旱烟抽到快化时，多数人就近磕在一块石头上，飞快地装好第二锅烟叶后，赶快按在磕在石头上的烟烬上，用劲猛吸几口，第二锅烟便点燃接着又悠闲地抽起来。石头有时不干燥，装烟叶动作慢点就引不着了。
我所雕刻的那个“火替子”，全高有10几公分，在和平鸽底座下刻有一个深窝，将烟烬磕在窝中，引燃第二锅烟的概率很高，而且将栓在烟袋系一头的火替子往裤带上一别，系起来极为方便。为补文字叙述不足，我将三件“老物件”画了张草图，想必网友一看会明白的。
其实这样的细小往事，作为一个近八旬的我，多如牛毛。只是我所雕刻的那件“烟替子”几乎影响了我大半生，知道后，时常回想起它。
我老家高寒阴湿，主要农作物春麦、大小燕麦、青稞、蚕豆、洋芋。生产队时沿袭传统的粗放耕作方式，春麦、大、小燕麦、青稞称为“白田”，朝天一把籽，只有春麦拔一下杂草和黑燕麦，其它白田直到秋收再不管理；蚕豆行播，和洋芋锄两遍草，还属细作。因此用籽量大。当地人称“吃籽重”。当地民居，解放前有地的中农以上人家，家家修有大小不等的两层的主房。第二层低矮，称为“重棚”，存放种籽和余粮使用。生产队时，有选择性地在几家重棚上存放籽种。生产队在风家重棚上所存放种籽时，存放时和种田取种时，每次出入都要过磅，记账，最后还在种籽上边加盖“灰印”，重棚门加锁和贴封条。灰印是在种籽面不同位置，放一堆草灰，在草灰上加盖“灰印”。这种印章字简单，只有一颗阴文字。
已经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那里生产队执行——“贫协会主任”管“灰印”，保管员管出入过磅和记账，会计管封条，队长管开锁，这种“严格”的籽种管理制度的了。这一年我岳父被“选”为贫协会主任。他接手后嫌原先的灰印章过于简单，加盖我雕刻的和平鸽火替子灰印。这一年种籽不知道为什么，生产队所有地种完后，籽种竟然剩余了近万斤，给全队300多口人，增分了30多斤口粮。
农历八月份，割麦休息时，有个年轻人曾当过一两年会计，他说副队长张朝存，给社员登记“束子”把110写成10010等话，我当时说，你不要管别人的事，人家记的肯定知道。说话时队长的弟弟在我们休息的堆中。过了一会儿，副队长张朝存过来了。他弟弟大声训斥他哥说，你能得很！谁让你登记的？副队长没有问青红皂白，就跑过来骂我。“把你娘日死了着，你不愿意想干啥？”“你给你丈人雕印子想要干啥？”我解释无用，他弟弟也没有说不是我说的，站起来就帮他哥副队长动手推了我一把。
副队长张朝存当时30多岁，弟弟18岁，从小在农村劳动，我父亲见两个身强力壮的打我一个从小读书、瘦小没多少力量的人，跑过来护我。互相也没有怎么大打出手，只是相互撕扯、推搡了几下，割麦的人多，就拉开了。下工后，副队长张朝存装着被打伤了，经过老人们劝说，我为证明清白，我驾起牛车拉张朝存到医院，进行检查。因为没有伤，医生不给用药，也没有让住院。过了几天，张朝存还找公社让处理。公社来工作组经过调查，也没有处理，没有说我哪里有错。
可是有意思的是这一年我岳父的贫协会主任也换掉了，更有粉刺意义的是，队长是我岳父的内弟，也就是我对象亲舅舅，难道火替子做灰印惹了一大片人？难道以往队干们背着贫协会主任干些见不得人的事？
我离开了农村，1988年又将家属和孩子们的户口“农转非”,接到身边，彻底离开家乡，没有证据不好乱说。
1970年11月份，我重新分配工作，1973年12月，根据表现和工作能力，被列为“纳新”（入党的当时用语）对象。在外调材料中，会计，副队长的堂哥扩大化地将我和副队长张朝村那次吵架，写成“他父亲俩把张朝存打了一次，当时把张朝存（队长）右腿打伤休息半月时间。大队当时处理意见，叫给张朝存供给生活费，和工分，后来各样费用未给，时间不久，就分配工作走了。”
1969年农历8月，大约是公历1969年9月，我们打的架，我1970年11月份才重新分配，1969年生产队决算时，他是会计，我当时即是没有钱，怎么没有扣我的工分？我当时结婚后，两个人分家过，两个人劳动，还没有孩子拖累，肯定有多余的工分及几块钱的分给我们的。就是当时没有，我工作后1970年11月份到1973年12月份整整2年多，我探亲回过两次家，为什么不要？再我家属她还在农村，还有工分可扣。打架后当时没有找大队处理，大队怎么又有处理意见？
还有更可笑的是，那年年底让我担任过生产队出纳！
这个证明材料像黑材料，装在我档案中一直到退休我才知道。
真是人生灾难不期而遇，朴素迷离，其因多数为蝴蝶效应，亲爱的网友你们遇到过吗。
来源：江河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