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界向来重视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2024年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方工运史、工运先驱、工人运动中革命话语的构建、组织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工会理论创新机制等方面，呈现出安源工运研究热度不减、微观研究视角进一步扩展以及重视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相结合等特点，但也存在一

学术界向来重视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2024年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方工运史、工运先驱、工人运动中革命话语的构建、组织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工会理论创新机制等方面，呈现出安源工运研究热度不减、微观研究视角进一步扩展以及重视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相结合等特点，但也存在一些薄弱之处。未来可通过重视工人运动的动员机制研究，强化近代工人阶级的组织建设研究以及细化不同工人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研究等方面进一步推进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

2024年学术界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保持了一贯热度，研究成果丰硕。一方面，史料挖掘与整理取得新进展，例如首次发现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日刊》等电文资料及其所刊载的重要文章，一些“工人日记”等非正式文本的挖掘对官方档案之外的补充，都为该领域的持续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历史研究的资政育人功能进一步凸显，为新时代工会工作开展和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提供了历史镜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史研究在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广大职工力量中的独特价值。

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热点内容

2024年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地方工人运动史研究。地方工人运动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及上海工人运动等领域。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张甜甜、王炳林在《中国共产党法治思维的早期探索：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裁判委员会为例》一文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法治思维的早期探索对于新时代党的法治思维能力提升的深刻启示。龙军、邬晓明等的《论安源工运红色审计的历史意义与地位》、胡胜校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审计监督实践》进一步探析了安源工运中的审计制度。有学者梳理了安源工人日常学习和活动场所的发展脉络，如刘磊胡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发展历程及其现实启示》一文中梳理了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发展历程并给予高度评价；廖美琳的《安源工人补习学校教材编写的历史探源与时代镜鉴》对安源工人补习学校所用教材进行了考察，不仅对革命根据地及后续教育的教材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新时代提升成人教育教材编写的政治性与科学性也有镜鉴价值。此外，学术界还探讨了安源工人图书馆、安源工运精神、安源工会组织化问题、赴苏留学人员对安源工运的影响以及安源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问题。

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学术界多以长辛店作为研究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切入点，如刘洪森、徐林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论析——基于长辛店工人运动的考察》、任超的《长辛店千年古镇北方红星》和艾君的《追寻千年古镇长辛店的历史足迹》等。此外，梁家贵、杨雨晨在《关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几个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中考察了李大钊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的作用及其与吴佩孚、白坚武的关系等问题；文婕、薛忠义的《二七精神的形成过程、革命意蕴及其传承之要》阐述了二七精神的形成过程及革命意蕴，认为二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红色资源。

上海工人运动。学术界关于上海工人运动的研究多倾向于工人的组织动员和教育问题，如李中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学校的光辉实践——从吴淞工人补习学校到吴淞平民日夜学校（1923—1926）》、郭垣的《建党前夕先进知识分子动员组织上海工人的困境与纾解》。也有学者以具体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如徐迟的《一九二二年中共领导的浦东日华纱厂罢工——以与上海华界当局的关系为中心》。此外，亦有学者重点关注女工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如吕晓彤、邹卫民的《1921至1927年上海女工运动探析》等。

此外，2024年学术界还对广东、湖北、天津等地，特别是水口山、开滦五矿、中东铁路、汉阳铁厂等地的工人运动进行了探讨。

工人运动领导人物研究。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工运先驱研究多以邓中夏作为研究对象，如杨军的《论邓中夏对早期工人运动的调查研究》以及《建党前后（1919—1922）邓中夏对“劳工神圣”口号的实践阐释》，李芷萱的《邓中夏与〈工人之路〉报的贡献研究》等。同时，学术界也探讨了毛泽东、罗亦农、赵世炎、李立三、王尽美、蒋先云、陈潭秋等人工运思想的异同及其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的革命话语构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革命话语的主要内容研究，如高中华、贾颖在《从建党前后对“劳工神圣”的认知看社会主义观的深化》一文中指出，这一概念在从抽象道德观念到具有明确政治含义的社会主义观的转变过程中密切了社会主义与工人之间的联系，使知识分子和工人走向联合，强化了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角色；二是关于革命话语的传播研究，如汤凯宁、丁粮柯的《〈晨钟报〉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宣传策略及影响研究》，王晓霞的《〈向导〉周报与中国工人革命话语的建构》以及孙东升的《〈中国工人〉：中国工人阶级奋斗历史的宣传者和记录者》等，聚焦支撑工人运动的各种报刊文本分析，阐述了报刊这一载体的重要作用；三是关于工人运动中革命话语构建的意义研究，如崔晓达的《建党前后中国共产党培养工人阶级意识的探索(1920—192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组织建设研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个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书写了中国工运史上的辉煌篇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有鉴于此，部分学者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如李爽、张仰亮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中共早期工运策略的演变》、宋伟志的《北成都路19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播火种》等。此外，李军燕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的历史背景、价值意蕴及当代影响》中认为，铁路工运事业充分发挥铁路工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将广大铁路工人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新时代中国工会理论创新机制研究。周文豪、李晓红在《新时代坚持党对工会工作全面领导的三重维度探析》一文中认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工会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深化工会组织的改革和建设，从而有效、充分地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刘佳在《新时代中国工会理论创新何以可能？》一文中认为，新时代中国工会理论的创新引领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要素更全、形态更优、效能更强，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工会力量”。

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特点

一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仍是研究热点。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研究热度，其本质上是由其历史重要性、学术资源与社会资源的相对集中以及政治符号价值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早期工运的成功典范，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胜利结果著称，因而其对工人的组织教育及其工运策略的实践模板，对后续全国工运的开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其次，关于安源工人运动的史料保存较为完整且已经形成一定研究范式。大量报刊、档案文件以及领导者、参与者的回忆录等都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学者也易沿着既有研究开展细化研究，由此在学术积累上形成了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最后，江西省以及萍乡市政府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作为地方红色文化的重点项目，资助相关课题、纪念馆建设以及相关学术会议的举办，形成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以及地方高校为核心的学术网络，助力学术研究成果的持续产出。

二是微观研究视角进一步扩展。传统工人运动史研究长期依附于党史研究框架，侧重于分析工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革命动员策略及工人运动与关键历史人物之间的关联，而微观视角更加关注普通工人个体的主体性，工厂记录、工会账簿、工人日记以及老工人访谈等官方档案和民间文献的整理，为还原工人日常生活和罢工运动开展的细节提供了可能。同时，学术界开始逐渐关注行业差异与工人群体分化研究，进行不同职业、性别的工人生存状态与抗争特点的对比研究，如对上海女工运动的研究，或者基于“旅法华工”等视角对劳工运动进行补充分析。

三是注重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相结合。学术界注重阐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反映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深度互动。

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未来展望

首先，进一步深化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动员机制研究。中国共产党将工人的经济诉求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以及“劳工神圣”等话语相结合，形成了多维、灵活、立体的“动员框架”，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是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动员进行研究，如五卅运动中，上海学生上街演讲引起工人共鸣，商会的罢市为工人罢工提供掩护，这样的三角同盟的形成、躲避军警互通消息的方式，进而达成共同行动目的的内在脉络、形成机制有待进一步考察。二是分析工人动员过程中地域网络的作用，如同乡会、行帮在罢工运动中的双重作用，他们既是动员力量，亦是削弱阶级团结、分裂工人阶级的隐患。除此之外，以往的工人动员场所多以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作为研究对象，诚然这是进行罢工动员的主要场所，但也应关注到茶馆、工人住所等非正式空间，从中可进一步分析早期中共领导人是如何利用这些场所进行秘密活动，并塑造集体意识的。三是对于罢工时机的选择这一动员策略的研究，如在春节等时间节点向工头讨薪、利用节庆集会掩护罢工等，深化“多维互动”视角，以此完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动员机制的立体分析。

其次，进一步加强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组织建设研究。工人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通过工会组织团结领导工人阶级、发动工人运动，极大推动了民主革命的进程。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组织建设一方面有助于全面认识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组织建设的经验为新时代工会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应以中国工会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为研究的历史场域，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组织建设的研究，推动新时代工会学学科的发展，更好地回答新时代工会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再次，进一步细化不同工人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研究，从而深化对工人主体性的理解。例如，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诉求差异，本质是阶级分化与近代工业化发展不均衡的产物。就其生存状况来说，非技术性工人从事高强度、低技能的体力劳动，收入微薄且毫无保障，常受封建把头和外国资本的直接压榨，在罢工斗争中往往更强调生存权的基本保障，而技术性工人多受雇于铁路、矿山等近代工业，收入相对较高且工作较稳定，但受技术垄断和行会传统影响较深，更注重经济权益的渐进改善和工会合法地位的争取。就其阶级意识来看，其二者之间存在一些阶级认同差异，部分技术工人自视为“工人贵族”，与资本家存在利益妥协空间，对“无产阶级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认同感较弱；而非技术性工人的生存困境使其天然具有反抗性，更易接受革命性口号，易与农民、城市贫民形成联合阵线，成为武装暴动的主力。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不同工人群体之间的改造、整合与动员，深刻影响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和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此外，还应关注女工、童工在铁路和工厂劳动、罢工中的角色及其所面临的压迫，以期呈现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的多元历史图景。

（杨雨晨 梁家贵）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