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坐下喝杯茶再走。＂弟弟周建国拉住我的衣角，眼神里有我读不懂的复杂。

红包

＂坐下喝杯茶再走。＂弟弟周建国拉住我的衣角，眼神里有我读不懂的复杂。

我叫周丽芳，今年四十有五，在县城一家纺织厂当会计。

九十年代初的春节，空气中弥漫着爆竹的硝烟和年的味道。

这个春节回老家，我揣着给侄子准备的五百元红包，心里美滋滋的。

那时候，五百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够一个普通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了。

腊月二十九那天，我风尘仆仆赶到弟弟家。

一路上，我坐着县城到乡下的中巴车，车厢里挤满了和我一样回乡过年的人。

大家提着大包小包，有的抱着收音机，有的拎着城里买的年货，脸上都洋溢着归家的喜悦。

弟弟家还是那座土砖瓦房，院子里堆着劈好的木柴，墙角晾晒着几串红辣椒。

建国的儿子小军今年上初中，学习不错。

我掏出红包，塞到侄子手里：＂姑姑的心意，好好学习。＂

小军喜笑颜开，规规矩矩磕了个头，那双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

＂姑姑，我一定考上重点高中，将来考大学！＂小军信誓旦旦地说。

弟媳张兰在灶台前忙活，锅里的饺子皮已经煮得直翻腾。

＂姐，路上累了吧，快坐下歇歇。＂张兰擦擦手上的面粉，给我倒了杯热茶。

屋里的火炉烧得正旺，上面的水壶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是在欢迎我的到来。

墙上的挂历显示着1992年，那是改革开放的热潮席卷全国的年代，也是不少人＂下海＂经商的时候。

但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变化似乎来得慢一些。

吃完年夜饭，一家人围在那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前看春晚。

赵本山的小品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母亲坐在炕头上，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这个＇傻柱＇真逗，比去年那个＇骗子＇还好笑！＂母亲指着电视说。

就在这时，建国递给我女儿小雯一个红包。

我女儿打开一看，里面是五十元钱。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没说什么。

五百对五十，差距也太大了。

虽说我在县城工作，生活好些，但也不至于这么悬殊吧？

我女儿倒是懂事，甜甜地说了声谢谢叔叔，然后把钱仔细地折好放进口袋。

晚上睡觉前，我忍不住问女儿：＂叔叔给你的钱，你觉得少吗？＂

小雯歪着头想了想：＂不少啊，五十块可以买好多东西呢！上次学校组织春游，我才带了二十块。＂

我摸摸女儿的头，心里却五味杂陈。

初三一大早，我收拾行李准备返城。

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村里的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在院子里追逐打闹。

建国拦住我：＂姐，别急。＂

我本以为他要解释红包的事，心里已经组织好了宽慰他的话。

却见他从柜子深处取出一个旧铁盒，那是父亲留下的老物件。

打开后是几张泛黄的照片，有些边角已经卷曲发黄。

＂还记得这张吗？＂他指着一张照片，上面是十岁的我牵着六岁的他。

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照片里的我们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却笑得灿烂。

那年父亲意外去世，家里顿时没了主心骨。

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姐弟俩，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作为姐姐，我早早地挑起照顾弟弟的担子。

记忆如潮水涌来，往事历历在目。

那时候，我省下学校的午饭钱给弟弟买鞋子；寒冬腊月，我把唯一的棉袄让给他；他发高烧，我背着他走了十里山路到卫生所……

＂姐，我一直记得。＂建国声音哽咽，＂这些年，你总惦记着我，可我有什么回报过你？＂

我不解地看着他，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记得那年我上学，没有书包，你用布缝了一个；我过生日，你省吃俭用给我买了个水壶；我高考那年，你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全给了我做学费……＂建国一桩桩一件件地数着。

我眼眶有些湿润，这些事我都快忘了，没想到他记得这么清楚。

他继续说：＂妈的病越来越重，每月药费就要八百多。小军上学也要钱。那五十元是我攒了大半个月的烟钱。＂

原来如此。

我突然明白了，心里一阵酸楚。

建国自打工回来后，接了母亲一起生活。

母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常年吃药。

弟媳妇在镇上的鞋厂打工，工资微薄。

他们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却还总想着显摆自己的＂阔绰＂。

＂姐，不是我小气。＂建国低着头，手指不安地搓着那个铁盒，＂我知道，你给的永远比我多。可我不能总是伸手要，我得有尊严地活着，也得让儿子知道，做人要懂得感恩。＂

他的话让我心头一震。

我忽然想起了我们的童年。

那时候，生产队分红，每个孩子能分到一个鸡蛋。

我总是把自己的那份让给弟弟，但他每次都会掰一半给我。

＂一人一半，才公平。＂小小的建国总是这么说。

＂姐，你还记得我高中毕业那年吗？＂建国突然问道。

我点点头，那是1985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

建国高中毕业，成绩不错，本可以上大学，但家里实在供不起两个大学生。

我当时已经在师范上学，家里一年的积蓄都用在了我的学费上。

建国二话没说，把录取通知书藏起来，瞒着母亲去了南方打工。

＂那时候，南方的工厂正缺人手，我一个月能挣六七十块。＂建国回忆道，＂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就寄了五十块回家，信封里还夹了张纸条：＇姐，读你的大学。＇＂

窗外，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震得窗户微微颤动。

我看着弟弟，不知不觉中，他已经从那个跟在我身后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后来你考上了大学，我怕你担心，从来不跟你说工厂里的苦。＂建国苦笑着，从柜子里又拿出一叠发黄的信纸，＂这些都是你当年从学校寄来的信，我全都留着。＂

我接过那些信，信纸已经被翻阅得起了毛边，字迹却依然清晰。

那是我大学时代的文字，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

＂你那时候写信说，将来毕业了，要拉我一把。＂建国轻声说，＂可姐，你已经拉了我太多次了。＂

我想起他十八岁就去南方打工，寄钱回家供我上大学；我结婚时，他借钱给我添置嫁妆；女儿出生，他千里迢迢赶来照顾……

一直以来，我以为自己是付出的那个，却忘了弟弟的默默支持。

＂记得那年我下岗吗？＂我突然问道。

九十年代中期，国企改革大潮中，不少工厂倒闭重组，我所在的纺织厂也不例外。

我拿着几千块钱的遣散费，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就是建国，二话没说把自己的积蓄寄给了我，让我先稳住阵脚。

＂哪能眼睁睁看着姐姐受苦？＂建国当时在电话里这么说。

那时候，打一个长途电话还要去邮电局排队，费用也不便宜。

但每个月，建国都会准时打来电话，问我过得怎么样，需不需要帮助。

后来我通过关系进了县财政局，生活才慢慢好转。

＂姐，你还记得爸临走前说的话吗？＂建国问道。

我摇摇头，那时候我才十岁，很多事都记不清了。

＂爸说，＇建国，你姐姐照顾你，你长大了要照顾姐姐＇。＂建国的眼睛湿润了，＂这么多年，我做得还不够好。＂

屋外，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那些老照片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姐，这些年，是你让我有了读书的机会；是你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是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建国握住我的手，＂我给不了太多，但我想让小军知道，我们周家的人，懂得感恩。＂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每月的收支。

药费、学费、生活费……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最后一页写着：＂小军上大学预备金：2000元＂。

看着那歪歪扭扭的字迹，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这才明白，弟弟不是小气，而是真的拿不出更多。

那五十元对他来说，可能是半个月省吃俭用的结果。

＂建国，是姐不懂事。＂我紧紧握住他的手，眼泪夺眶而出。

他笑了，像小时候那样纯净的笑容：＂姐，咱们是亲人，不说这些。我只希望小军能像你一样，有出息，将来考上大学。＂

我看了看墙上贴着的奖状，那是小军的各种荣誉证书，密密麻麻贴了一墙。

＂你放心，小军一定会有出息的。＂我擦擦眼泪，＂就冲他这股认真劲儿，准能考上好大学。＂

建国点点头，脸上满是欣慰：＂他娘总说他像你，有你当年的拼劲儿。＂

就在这时，张兰从外面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丽芳，吃了面再走，路上饿了不好。＂

那碗面上卧着一个荷包蛋，还撒了些葱花，香气四溢。

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打卤面，每次生日，母亲都会给我做这个。

我没想到张兰还记得这个。

＂我这人笨嘴拙舌的，说不出啥好听的。＂张兰不好意思地笑笑，＂就想着，你爱吃这个。＂

简简单单的一碗面，却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

吃完面，建国执意要送我去车站。

他骑着那辆老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后座载着我，车轮碾过乡间的小路，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

这条路，是我们小时候上学的路，也是我离家去读大学的路。

现在，我又一次踏上这条路，只是身份已经不同。

＂姐，明年夏天，我想送小军去县城补补课。＂建国突然说，＂他初三了，明年就要中考，想考县重点高中。＂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放心，到时候让他住我家，我亲自辅导他功课。＂

建国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还是姐懂我。＂

到了车站，候车的人不少，大多是和我一样返城的人。

有的提着乡下的土特产，有的抱着大包小包，脸上还带着过年的喜气。

＂姐，你到家给我打个电话，我去邮电所守着。＂建国嘱咐道。

那时候，农村还没有普及电话，打电话要去邮电所，需要排队等候。

＂你别去了，浪费时间。我到了就给小军写信，让他给你念。＂我说。

建国挠挠头：＂也行，反正他认字多。＂

车来了，我上了车，透过窗户看到弟弟站在站台上，朝我挥手。

他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有些单薄，却又那么坚毅。

车子启动了，我看见弟弟依然站在那里，直到车子转弯，他的身影才消失在视线中。

回城的路上，我打开包，发现里面多了一个纸包。

打开一看，是一条手织的围巾，针脚有些粗糙，但很结实。

纸包上有张纸条，上面写着：＂姐，冬天冷，戴上。——兰＂

我知道，这是弟媳张兰织的。

那个朴实的农村妇女，用她笨拙的双手，表达着对我的关心。

围巾不够精致，但很暖和，像这个家一样，不富裕，却充满温暖。

回到县城的家，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女儿小雯上了一堂课。

我告诉她叔叔家的情况，告诉她那五十元钱的意义，告诉她亲情的可贵。

小雯听完，郑重地把那五十元钱放进了她的储蓄罐：＂妈，我要把这钱存起来，等我长大了，加倍还给表弟。＂

我摸摸女儿的头，心里既欣慰又感慨。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自己的日记本，写下了这次回乡的感受。

我忽然明白，亲情的分量，从来不在红包的厚薄，而在那些共同走过的艰难岁月，和心底永不褪色的牵挂。

第二天上班，我特地去找了厂里负责招工的老王。

＂老王，今年招工计划出来了吗？我弟媳妇在乡下，想找个稳定工作。＂我开门见山地问。

老王抽了口烟：＂计划是有，不过名额有限，你弟媳妇有什么特长不？＂

＂缝纫手艺不错，在乡镇鞋厂干过。＂我说。

＂那行，等招工通知下来，我先给你打招呼。＂老王拍拍我的肩膀。

这是我能为建国家做的一点事情。

如果张兰能进厂，至少有个稳定的工作，每月还有医疗保险，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留意县里的各种助学政策。

得知县教育局有个贫困生资助计划后，我立刻帮小军申请了。

我没告诉建国，怕伤他的自尊，只是在信中提到县里有这个政策，可以去了解一下。

三月初，我收到了建国的信。

信中说小军获得了助学金，还被选为学校的三好学生。

字里行间，满是骄傲和喜悦。

我知道，建国和我一样，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那个夏天，小军如约来到县城，住在我家补课。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中间除了吃饭几乎不休息。

我被他的勤奋感动，也尽力给他辅导功课。

＂姑姑，我想考师范，将来当老师。＂一天晚上，小军突然对我说。

＂为什么想当老师？＂我好奇地问。

＂因为爸爸说，是你当年教他认字，他才能读书写信。我也想像你一样，教别人知识。＂小军认真地说。

我心里一暖，没想到建国是这样对儿子讲我的。

＂好，那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我摸摸他的头，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一定要帮他实现梦想。

中考那天，我特地请了假，陪小军去考场。

看着他自信地走进考场，我的心里满是期待。

两个月后，成绩公布，小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重点高中。

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到邮电所，让他们通知建国。

当晚，建国就骑车赶到了县城，脸上的笑容怎么也掩饰不住。

＂姐，这都是你的功劳。＂他激动地说。

我摇摇头：＂这是小军自己的努力，还有你们的培养。我只是帮了点小忙。＂

那天晚上，我们姐弟俩坐在院子里，喝着啤酒，聊着过去和未来。

建国说，他打算再努力几年，攒钱把家里的土坯房翻新一下，再给母亲看看大病。

＂等小军大学毕业，我就安心了。＂他望着星空说。

我知道，他这一生，都在为家人付出，从未为自己考虑过。

＂建国，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还有什么心愿没实现？＂我突然问道。

他愣了一下，然后憨厚地笑了：＂姐，我这人没啥大志向，就想一家人平平安安的。不过，要说心愿嘛……＂

他停顿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我一直想学开拖拉机，村里谁家有活，就能去帮忙，也能多挣点钱。＂

多么朴素的心愿啊！

我决定，等过段时间，一定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生活就是这样，在平凡中见真情，在艰难中见人心。

那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五十元红包，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弟弟，也让我明白了亲情的真谛。

多年后回想起这件事，我依然会被深深感动。

因为我知道，世间最珍贵的，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那份永不褪色的亲情和牵挂。

那是任何财富都无法比拟的，人间最美的馈赠。

来源：数据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