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宝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急切和认真，把我问得愣在原地，半天没说出话来。

“干爸，您到底会不会娶我妈？”

大宝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急切和认真，把我问得愣在原地，半天没说出话来。

“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我憋了半天才挤出这一句，声音却有些发抖。

“我没瞎说，您这些年对我们这么好，难道不是因为喜欢我妈吗？”

她的声音带着点调皮，但我却听出了几分认真。

我捏着电话，手心里全是汗。

这孩子，怎么什么话都敢说？

挂了电话，我坐在屋里发了很久的呆。

窗外天刚擦黑，厂区的喇叭还在放着广播，工人们下班的脚步声渐渐散去，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脑子里却全是她刚才那一句：“干爸，您会不会娶我妈？”

她这一问，像是把我埋在心里的秘密一下子挖了出来。

这些年，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可是她这么一说，倒让我开始回想起从前的点点滴滴。

1968年，我18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那年，我初中刚毕业，家里穷，父母一咬牙，决定让我响应号召去插队。

临走那天，母亲一边给我收拾行李，一边抹眼泪：“建国啊，去了那边要听话，好好干活，别给咱家丢人。”

我点着头，心里却想着，终于能离开这个破旧的小院子，出去闯一闯了。

谁知道，这一去，就是一辈子的牵挂。

到了陕北黄沙沟村，第一眼看到的，是满眼的黄土坡和破败的窑洞。

天干得很，风一吹，黄沙迷了眼。

村口站着几个晒得黑黢黢的村民，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

我背着行李，跟着队里的队长走进村子。

一路上，村里的土路坑坑洼洼，脚底下踩得硌脚。

到了队部，队长简单分了工，我被分到了一户寡妇家里住。

“建国啊，这就是陈秀兰，村里的寡妇，你住她家，顺便帮她干点活。”队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得轻描淡写。

我抬头看去，面前站着一个瘦弱的女人，穿着一身打了补丁的灰布衣裳，怀里抱着个孩子，脚边还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她冲我点了点头，低声说：“许同志，麻烦你了。”

那一刻，我只觉得她的眼神很特别，清澈得像山里的泉水。

住进她家的头几天，我总觉得别扭。

她话不多，每天忙着干活，照顾孩子，连个笑容都很少挂在脸上。

可她的两个孩子却很活泼，尤其是小宝，总喜欢围着我转，叫我“叔叔”。

有一天晚上，我刚睡下，就听见她在堂屋里叹气。

我披上衣服走出去，看到她坐在油灯下，一边缝补着衣服，一边偷偷擦眼泪。

“陈姐，咋了？”我忍不住问。

她抬起头，慌忙抹了抹眼角，说：“没啥，就是孩子病了，哭了一天了。”

我这才注意到，炕上躺着的小宝正发着高烧，脸红得吓人。

“这可不行，得赶紧送卫生所。”我说着，就去背孩子。

她连忙拦住我：“建国，天这么晚，路又远，还是算了吧。”

“孩子的病咋能算了！”我二话不说，披上外套，把小宝背在背上。

黄沙沟的夜晚冷得刺骨，山风吹得人脸生疼。

她提着一盏煤油灯，紧紧跟在我身后。

一路上，她的脚步踉踉跄跄，嘴里不停地念叨：“建国，孩子不会有事吧？”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说：“别怕，有我在呢。”

到了卫生所，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不然孩子的烧再拖下去就危险了。

那一晚，我们在卫生所守了一夜。

天微微亮的时候，小宝的烧终于退了。

她看着熟睡的孩子，突然跪在我面前：“建国，谢谢你，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咋办。”

我赶紧把她扶起来：“陈姐，你这是干啥？咱们是一家人，不说这些。”

从那以后，她对我更好了。

每次下地干活回来，她都会给我留一碗热汤。

有一次，我在地里干活，几个村里的汉子在旁边说闲话：“瞧那知青，天天往寡妇家跑，怕不是动了啥心思吧？”

我听了，气得把锄头往地上一扔，瞪着他们：“你们乱说啥呢！她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多不容易，我帮衬她一点怎么了？”

他们见我发火，也没敢多说什么。

可这些话，还是传到了陈秀兰耳朵里。

她找到我，红着眼圈说：“建国，你别再帮我了，村里的人嘴碎，别把你给连累了。”

我却笑了笑：“陈姐，我不在乎这些，只要你和孩子好好的，比啥都强。”

她听了这话，愣了半天，眼眶里又开始泛红。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和她的关系越来越近。

可我心里明白，这种关系是说不清楚的。

1975年，村里有个回城的名额。

队长找到我：“建国，这机会难得，你赶紧收拾东西吧。”

我却摇了摇头：“队长，我不走了，我放心不下陈姐和她的孩子。”

队长皱着眉头：“建国，你这是胡闹！这可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啊！”

可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

陈秀兰知道后，骂了我一顿：“建国，你咋这么傻呢？我一个寡妇，拖累你这么多年，你咋还不走？”

“陈姐，我不觉得你拖累我。”我看着她，认真地说。

她愣住了，眼里有泪光闪动。

后来，我还是回了城。

进了机械厂，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结了婚，有了孩子，可我的心里始终放不下黄沙沟的那一段日子。

逢年过节，我都会寄些东西和钱回去。

妻子刚开始没说什么，可时间一长，她也有了怨言。

她问我：“建国，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寡妇？”

我没说话。

她冷笑了一声：“行啊，你要是这么放不下，就别跟我过了。”

最终，我们还是离了婚。

这些年，我一直资助着陈秀兰的两个孩子。

他们考上了大学，成了家，逢年过节都会给我打电话。

而我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1998年，陈秀兰病倒了。

医生说是积劳成疾，需要长期治疗。

我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帮她治病。

大宝看在眼里，心里急得不行，才有了那通电话。

她的话让我开始反思，这些年，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最终，我鼓起勇气去见了陈秀兰。

她躺在病床上，看着苍老了许多，可那双清澈的眼睛还是没变。

我拉着她的手，轻声问：“陈姐，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建国，我哪敢想呀。”

她的声音带着几分苦涩，却让我心里一酸。

我握紧了她的手：“陈姐，咱们都老了，别再顾忌了，好不好？”

她看着我，眼里有泪水滑落。

最终，她点了点头。

我们结婚的那天，大宝和小宝忙前忙后，非要给我们办一个热闹的婚礼。

我看着穿着红色旗袍的陈秀兰，心里百感交集。

这一刻，我觉得这一生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幸福，其实就是守住心里的那份执念。

来源：禅悟闲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