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4月26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以文立心，与光同行——2024《当代》文学颁奖盛典”在河南郑州隆重举办，揭晓并颁发了2023年度长篇小说五佳与《当代》文学拉力赛相关奖项。

2024年4月26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以文立心，与光同行——2024《当代》文学颁奖盛典”在河南郑州隆重举办，揭晓并颁发了2023年度长篇小说五佳与《当代》文学拉力赛相关奖项。

本次颁奖盛典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媒体矩阵以及35家合作媒体的新媒体矩阵同步联播，全网总观看量达五百万，微博、视频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大力支持。该活动相关短视频、话题总曝光量近十亿。

《当代》杂志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创办，四十五年来坚守现实主义办刊宗旨，以文学记录中国，刊发了众多产生巨大影响的名篇佳作，也见证了一代代优秀作家的成长与蜕变。为了进一步成为主动引导议题、研判创作动态、传播文学价值的综合性平台，《当代》先后于1999年创办文学拉力赛、2004年启动长篇小说论坛评选年度佳作，因其遴选出众多把握时代脉动、领悟人民心声的文学精品，公正性与专业性备受肯定。《当代》文学拉力赛二十五周年、长篇小说论坛二十周年之际，颁奖活动第二次来到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郑州。

当晚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举办的颁奖盛典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得主王蒙先生等作家先后登台领奖，来自全国文学界、出版界及社会各界的代表与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新时代文学与千年中原文脉的亲和相融。

2024《当代》文学颁奖盛典在河南郑州举办

第二十五届《当代》文学拉力赛

（2023年度）

年度短篇小说

蔡骏《火柴》

蔡骏《火柴》发表于《当代》2023年2期

蔡骏特写：

依然是苏州河畔的少年

文｜吴翔

河上的船，融进新书内容

很多人认识蔡骏是因为他的悬疑小说，其实几十年来，他已出版30余部作品，有着1400万册销量的成绩，不断在文学领域中探索，悬疑只不过是他创作的一个领域而已。他始终是苏河畔的那个少年，心怀故乡的眷恋，对生活充满热爱，喜欢用笔尖描绘流淌在岁月长河中的浪花。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上海作家，蔡骏即将推出一本全新的小说集《曹家渡童话》，他把少年时在曹家渡成长的回忆，融进那些虚虚实实的故事里。蔡骏说，“我喜欢上海，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文化不是存在于博物馆里，而是蕴含在日常生活中，与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活在每一个上海人的记忆里。”

少年时代的回忆，总是心底最闪亮的宝藏。蔡骏上小学到初中那几年，就生活在曹家渡，他最难忘的是曹家渡那座三角形的街心岛。街心岛的三边都是沿街店铺，走进去，里面又是一户户人家，张家姆妈、李家伯伯……每个窗口都有自己的故事。清晨的薄雾未散，蔡骏上学的路上，卖早点的摊贩摆出摊位，“四大金刚”散发着热气和香味；人们有的挤公交，有的骑脚踏车奔忙在街头……蔡骏自己也成了这幅城市画卷中的一景，直到今天回忆中的袅袅炊烟依然挥散不去。

不过，对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来说，街心岛斜对面的沪西电影院才是最迷人的地方。“在那里，我看过最难忘的一部电影是《西部世界》，后来这部电影还被翻拍成了美剧。”蔡骏说。有时候，看完电影，他会再转到不远处的新华书店，抱着书一直看到肚子咕咕叫，才沿着苏州河回家……

图｜ 20世纪70年代的沪西电影院

“在我们家看不见苏州河，因为当时苏州河两岸都是工厂，河里味道也大。”但蔡骏还是很喜欢徜徉在苏州河边，看河面上的那些船。“那会儿河面上船只很多，繁忙得很，看上去热闹。我记得有一种船有桅杆，过桥的时候要把桅杆放下来。”少年在苏州河边长大，看着城市更新的巨变，留下了回忆，也萌生了期望。

其实，在《曹家渡童话》之前，蔡骏已经出版了一本有点自传性质的小说《春夜》，书里不仅有他在苏州河畔长大的印记，还有蔡骏爸爸这一辈的成长与青春，也展现了属于上海人的集体记忆。父亲是国营石油机械厂的工人，工作时带了个徒弟。这个徒弟给儿时的蔡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就是后来《春夜》中的主人公——张海。父亲徒弟身上那种独特的工人精神气质，成为那个年代国营工厂工人的缩影。在那本《春夜》里，蔡骏用了很多海派方言，让读者感受到了上海的另一重风貌。

“在不少文学、影视作品中，很多人了解到的都是风花雪月的上海，但是，日常的上海，却蕴含着更巨大的生机和力量。”蔡骏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镌刻着上海，每一个家庭的细节，都承载着上海，每一个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人所留下的记忆，都组成了上海文化的自身。”

乡村人物风景在《红瓦》和《草房子》中，林冰与桑桑周围的人不是作为一种背景存在的，他们有自己的个性和命运，曹文轩赋予了他们一定的深度。这一群生活在乡村里的人物，是那样的灵动，是那样的极具人格光彩。走近他们，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情。在《草房子》里，秃鹤是第一个登场的人物。“秃鹤应该叫陆鹤，但因为他是个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他为秃鹤。”起先，秃鹤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小秃子而与别人有所不同，甚至以让别人摸他的秃头来换取一些东西。然而到了三年级，他开始在意自己的秃头了。也就是从这时起，他长大了。为此，他不愿去上学了。后来，他又用偏方治疗。失败之后，他只得戴一顶薄帽。他是在自己骗自己。在一次摘帽子风波后，他索性不戴帽子，摆出了一副我就是秃子又怎么样的架势，这非勇气使然，而是无奈之下只得对抗的结果。这种无奈是痛苦的，对抗是满怀仇恨的。在一次五个学校会操时，他在油麻地小学稳操胜券（油麻地小学所有的人对会操拿第一都是充满信心和十分看重的。）时，抛去了帽子，引起了全场哄动，打碎了油麻地小学师生的希望。“就这样，秃鹤以他特有的方式，报复了他人对他的轻慢与侮辱。”他是一个秃子，算得上身有残疾，但他与正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尊严，一种需竭力维护容不得他人践踏的尊严。从不在意到操守的过程，是他成长的过程，也是他学会对抗的过程。这让人心酸，但又使人由衷的同情和理解。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灵魂，有时就是这样被迫地接受雕刻。蒋一轮与白雀（《草房子》）间既热烈又苍白、既忧伤又美丽的爱情，镌刻着他们挣扎和屈服的足迹；秦大奶奶（《草房子》）对土地的依恋和沉迷，对人间的大恨与大爱，都是那样的灿烂；丁玫（《红瓦》）这个典型的乡姑，对爱的追求，既真挚又有些心计；施乔纨（《红瓦》）对性的欲求，惨淡之中有欢乐……在这里有两个人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是丁韶广，一个是艾雯（均为《红瓦》中的人物）。先说丁韶广。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出现却比任何露面者都有形象的人物。这说明，有时藏起来的人物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许多时候无法用文字表述的东西更值得玩味一样。丁韶广是丁黄氏和丁杨氏生命中挥之不去、魅力永驻的爱人。他们之间的一切，是和床分不开的。在这里，床，是他们三人交流的天地。两位女人迷醉于丁韶广讲故事，听他说话，生出了乡野里少有的浪漫。丁韶广死后，两女人视床如命，成天生活在追忆之中。心中有大美，身边的一切苦难都已微不足道了。这种大美，是男人对女人最易做到又最难做到的交流和细腻。相信，每一个感知到丁韶广的此种清新、雅致的爱的人，都会自叹弗如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但又是极善极美的。也许，从悲剧中诞生的美更富有冲击力。在严格意义上说，艾雯不是乡村人物，只是一个外来人，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卡夫卡《美国》中的卡尔。对于艾雯来说，乡村是不属于她的，尽管她再努力，乡村也是无法真正地接受她的。我以为，这里的乡村是个意象。人与人，人与社会，都在乡村意象的笼罩之下。艾雯和乡人是融不到一块去的，这不是因为她丑，而缘于她从城里来。这种进入的结果，只能是离开。在她与两个和她一样是外来的男人的爱情成为灰烬时，她走了。曹文轩把艾雯定位于“丑必怪”的角色，不知道是不是试图以此表明艾雯与乡人不和的原因。但我们看到，艾雯人丑心美心善。问题出在“怪”上，怪不是丑的产物，而是两种文化相煎使然。也就是说，艾雯的一切遭遇，是因为她身上被乡人视为怪的文化身影。此种情况下，相互守望是美好的，相互靠近是盈满激情的，但相互融合是困难的，是几乎不可能的。想一想，我们不都或多或少地有过艾雯相似的经历。从这一点上来说，是我们共同的理念凝冻成了艾雯。《草房子》和《红瓦》中，如此有活力的人物还有不少，比如《草房子》中的纸月、杜小康、细马，比如《红瓦》里的乔桉、白麻子、秋、傅绍全、秦启昌、赵一亮、许一龙、汤文甫，等等。这些人物，构成了一幅巨大的层次丰富的乡村人物风景画。曹文轩极睿智地截取了人物最为闪光、生命中最具代表性的片断，道出了他们的性格和因此而来的命运。一连串若断若续的故事，把人物置于矛盾斗争之中，提示其性格特征和命运变化。人物有型，故事玄妙。一个人物是一个故事，一个人物是一首歌。人生的大是大非、大起大落，聚合在小小的空间，产生的效果却不同凡响。曹文轩的智慧在于，他没有就乡村人物写乡村人物，而是力图寻找所有作为人共有的固有的那个精灵。很难说他是否成功了，但他的努力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是值得称道的。再者，曹文轩对乡村人物进行的不是俯视而是面对面心与心、进入和回望的姿势，都是一个作家不可失去的心性。之于笔下的人物，他倾注了大爱的情感，充分地理解他们的渴求和欲望的合理性，而对人性的关怀，又是那么的执着，那么的深沉，那么的值得品味。这也正是他的小说古典而温暖之处。这些很重要，因为这不是每个作家都愿做或都能做到的。 2000年10月26日 黄国荣《乡谣》：乡村歌谣

苦难与欢乐同在

作为社会底层人物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呢？黄国荣的长篇小说《乡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8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蓝本。不是惟一的，却极富特色，并接近本质。《乡谣》讲述的是汪二祥这个农民大半生的生活，从故事层面来看，并无多少新意，甚至与余华的《活着》有许多相似之处。本来，在生命的过程中，就有许多轮廓上雷同的东西。而故事的背面，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集“痴憨与精明、软弱与坚强、欢乐与痛苦于一身的具有国民性本质”的农民形象。汪二祥和他周围的人，做着人类共有的事：活着。苦难、悲惨、绝望、幸福、企盼、快乐……这一切都有，尤其是活的艰难、苦涩、无奈，黄国荣铺陈得并不少，也很有分量。但我们不能不认同这样一个事实，黄国荣的笔下立起了汪二祥这样一个有别于经典农民形象的人物。在我的阅读过程中，汪二祥与“阿Q”、福贵（余华《活着》）总同时游荡在我的脑海里，我分明看到了他们各自的人生之路。阿Q是个倒霉透顶的人物，陷入了人类几乎所有的困境里，基本生存欲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无家可归的惶惑、面对死亡的恐惧，一切的努力挣扎无济于事。他只能活在“精神胜利法”制造的虚幻中，成为国民劣根性的形象代言人。福贵是个苦难重重的人物，承受着无尽的重压。他没有理想，有的只是如同小动物一样活下去的念头。生活之于他，是被动的，其抗争也是被动的。在他的身上，我们只能看到人类迎战苦难的韧性。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汪二祥。汪二祥也是个依仗土地生活的农民，属于人们常说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命运多舛，黄莲般的生活像一条蛇缠了他一生。父亲的去世，带来家庭的没落；时政的变幻，让他沉沉浮浮；妻儿的失去，似一把把刀刺得他心痛；人情的冷漠，使他的生活空间总少不了冰霜……可以说，阿Q、福贵所遭受的天灾人祸，汪二祥无一幸免。这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永恒话题。然而，汪二祥毕竟不是阿Q或福贵。他的生活中有两条河，一条是苦难，一条是欢乐，它们相互撕咬相互交融，呈时而此强彼弱时而彼强此弱的态势。这得归功于汪二祥不甘被苦难击败、善于在苦难中寻找发现欢乐的人生法则和生活策略。一扭头，他后悔刚才自己起得太快，刚才他坐着吃饭的地方有一个半截烟那么长的烟屁股。他很想把他捡起来，试了一下，这腰弯不下来，要是硬弯，很可能会挤破肠子。可那个烟屁股太诱人了，饭后一枝烟，快活如神仙，他太需要它了。二祥还是不怕丢脸，双膝跪到地上把烟屁股捡了起来。二祥再站起来时，骂了自己一句，狗日的，太没出息了。骂完以后，他很开心地笑了笑，好像刚才他是痛快地骂了别人。这是汪二祥在文革期间没饭吃时，听说进城造反可以填饱肚子，在县城招待所吃足白饭后的一个细节。我以为，这充分刻画了汪二祥这一人物的性格，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想尽办法让自己舒心一下。这不单纯是一种低级的物质刺激，它可以对苦难进行有效的消解。汪二祥对待生活如同战士对待战斗一样，该防御则防御，有了战机必定反击。作品中多次描写了汪二祥的梦境，这当是一种暗示，没有梦的生活，将没有快乐。当然只停留在做梦，也会与真实的快乐无缘。因而，每一次的梦，都是汪二祥突破困境的预兆。梦，对于汪二祥来说，不再是一种虚幻的精神寄托，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我欺骗。事实上也是如此，他在最艰难时，心中总有对明天的美好向往以及种种实际性的行动。由此一来，汪二祥的人生不再是苦难一路狂嚎，而是总有欢乐高歌。显然，汪二祥的命运与阿Q、福贵截然不同的，尽管他们遭遇的苦难不相上下。我以为，《乡谣》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我们传递了一个在新意的人物信息，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一种神话一种对弱势人群惯有的评介。长期以来，我们中间相当一部分的人认为，弱势群体的生活是不幸的，痛苦是他们一生的惟一色调。其实不然，无论生活在何种境况下的人，都有欢乐的一面。我们切不可以以自己的幸福标准去看待评估他人的生活质量。这当是黄国荣通过《乡谣》对我们的警示和忠告。黄国荣的《兵谣》不同于所谓的“农家军歌”，最大的特点是充盈着浓郁的兵味。而读《乡谣》，扑面而来的是古朴、清雅、亲切、美感丰腴的乡情风俗，荡漾着浓醇厚实的乡土味。“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乡土小说重墨浓绘民俗风情的定式由来已久。鲁迅通过社戏写故乡儿童的欢乐，而《故乡》、《阿Q正传》算得上是集民俗之大成。这以后的沈从文对湘西民俗的精到描写、“山药蛋派”着墨于新旧民俗的变化、《荷花淀派》的田园牧歌、汪曾祺坚守民间立场从民俗中揭示美……可以说，民俗风情是乡土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同为乡土文学，民俗风情在不同作者笔下的含量和审美作用差别是巨大的。固然，《乡谣》中的民俗风情占有很大成份，不失对乡间文化的显现、艺术品位的渲染和生活美的倾诉，但引起我们兴趣和关注的是——对乡人来说，民俗风情不是（或不仅仅是）风花雪月，而是过日子的程式，并没有过多形而上的东西。我以为，这回到了民俗风情的现实面目，回到了民间生活的本源。习俗习俗，就是约定成俗的生活模式，这如同“二祥”第一次吃“鸡子汤”一样。“按这里的风俗，媒人和新女婿上门下聘送帖子，女家招待客人的头一道礼仪是吃‘鸡子汤’。‘鸡子汤’就是吃荷包蛋，有甜咸两种，甜的就是红枣白糖荷包蛋汤，咸的是粉丝肉丸荷包蛋汤。不同的客人打不同数量的荷包蛋。新女婿上门，一般要打六只，一般的客人打三只。”是的，小小的“鸡子汤”是有讲究的，追溯其来历，必然与一种神秘文化相联系。但到了现实生活中，就平淡了许多。有新女婿上门，就得生火烧汤；新女婿进门，就得吃“鸡子汤”，这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就如同早上要起床走路要迈脚一样。一切的文化已退至幕后，一切的审美已无关紧要，过日子就是这样，日子就得这样过。诚然，所有的民情风俗的产生，都与一种文化的象征有关联，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民族化的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信息。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原先的神话成份已大大减弱和消解，更多的是与生命融为一体的原始心理。是的，迄今，人们对许多的习俗的成因和遵循的目的依然有根有据，也即民间所谓的“说法”。然而，人们许多时候并不问为什么，只是顺其自然地在习俗的庇护和笼罩下生活。在人们的理念中，这就是生活，如果没有这些习俗，如果不按此程式，这日子就不算过过。显然，黄国荣这位乡村之子，体察到了民俗风情对于人们生活意义的另一面，并极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因而，他之于民俗风情的描述，话语是平实朴素的，甚至有些平淡。他以乡人的目光和心理去面对，用现实的笔法应和了乡人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世世代代承袭不变的生活状态，并与他们看待围绕在身边的种种习俗的态度保持尽可能的一致。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乡土小说中，扑面而来的民俗风情，或探寻民间文化之根，或倾洒乡土文化之大美，或营造人物之性……黄国荣则不然，他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走进乡村走近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乡谣》，对江南的民俗风情进行了全方位的详尽展示，页面上流动着浓郁的吴越文化，种种“礼”跃然纸上。比如吃“鸡子汤”、迎娶中的“铺床”“媳妇进门”、小孩的游戏“打铜盘”、“放风筝”、丧事中的“五七”“举重”……在一曲浑然天成的乡谣中，我们看到了那里的人们是如何过日子的。汪涵虚的殡葬仪式，在《乡谣》中泼墨较多，从中我们可以不难体味黄国荣的创作理想。这一天，汪涵虚的亲人披麻戴孝，“寿器”、“子孙凳”、“哭丧棒”……代替了他们的锄头铁锹，放鞭炮、放声大哭、磕头、“暖坑”、“吃利酒”……成了他们一天生活的内容。不为别的，这一天就该这么过，就像庄稼熟了该收割、肚子饿了该吃饭一个样。作者的叙述是外化的平面的，着力于场景再现，不求情绪的氛围和人物的心理，只是把它吟成了一首乡土味、百姓味浓的歌谣。半个世纪前，一群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兵踏上了进藏之路……再现的历史，鲜为人知的队伍，神秘的雪域，这样的故事总是裹挟着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当然，还有这蛊惑人心的书名──《我在天堂等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起初吸引我的就是这书名。裘山山说：“一个人写一本书或许会有多种原因，对我来说，被诱惑是原因之一。”我同样要说，一个人读一本书或许会有多种原因，就我而言，读《我在天堂等你》，是因为我经不住这书名的诱惑。我─在天堂─等─你，多么富有意味，多么让人心动，多么令人渴望。裘山山的叙述是平和的亲切的，但这并未影响故事的撼人动魄。叙述的单纯如同泉水一样清冽，似乎没有技巧可言。相信她找到了契合点，作家与笔下人物、当代女军人与过去女兵之间情感的绿色通道。因而，这部小说中有许多东西是无法诉说的，你只有全身心地融入到这群女兵西征的队伍里，走进她们的内心，才能感知这群女兵行走在天堂之路的美丽，才能触及她们与众不同的心路。我起程了，带着我的情感和灵魂跟随当代女军人裘山山的叙述，去寻找那在天堂等我的神灵。这群女兵以她们那个年代最为激昂的形式──宣誓、唱歌道出了心中的热情和向往。她们在高亢激越的歌声中，“一步步走进西藏，走进那神秘与苦难交织的高原，走进了生命的炼狱和灵魂的天堂，走出了一段永恒的英雄传说”。想想啊，纯洁的心灵、花般的容貌、柔弱的身躯和那鲜嫩的脚板，全交给了那个让人无法自制的信仰，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神圣。今天的我们可以不去想象，但绝不可麻木，更不能亵渎。向心中的圣地进发，她们没有像红军长征那样后有追兵上有飞机前有堵截，但却遭遇了与红军相同的艰辛。恶劣的地形路途，是她们最大的敌人。在这个世上真正可怕的不是人，而是老天。毛泽东说：“人和天斗，其乐无穷。”我以为，这种快感，可以从胜利的狂欢中获得，在磨难、痛苦的煎熬中，同样可以拥有。许多时候，后者似乎远比前者更能体现生命的价值更能勃发人性的魅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苦难的人生，总是有些缺憾的。然而，我们年轻的女兵所承受的一切，已远远超过了她们作为人作为女人的极限。对现今的人来说，她们身负重物，吃不饱穿不暧，却跨越万水千山，涉过冰峰雪岭，真是一个难以揣摸的神话。她们在天堂之路上奏响一曲人类永恒的壮歌。白雪梅作为其中的一员，是亲历者和见证人。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是个虔诚的教徒，她却投身了革命。在报名去西藏体检时，她的体重不够，与女友作弊设骗局，终于成了运输队的一员，她真是高兴得要命；后来在又一次检查中，心脏不好的毛病露馅时，她百般地狡辩求情。她的想法十分干净，想尽一切法子要实现去西藏的梦想。为了实现这梦想，她付出的太多太多。大悲苦、大磨难……从一开始就与她结为一体。因为高原反应，睡觉都能睡过去。那么睡觉也得保持警觉，“必须两个人睡一起，一头一脚，半夜互相踢一踢喊一喊”。这以后，她遇见的每个人都成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终于一生无法忘却。一颗年轻的心灵，不得不终日与死神擦肩而过，不得不常常看着一个个同样年轻的生命随风而去。看看她和她的战友一周的口粮吧，2斤8两代食粉，14根蛋蜡黄，“这两样东西的成分差不多，都是由玉米、黄豆以及鸡蛋粉加上盐合成的。代食粉成粉状，蛋黄蜡则是压缩成了蜡烛的样子”。就是这样的口粮，也不是想吃就能吃的，背在自己肩上，要吃得听从统一的命令。在那个月圆的中秋，每四个女兵领到了一个黑面饼里包着一点白糖的所谓月饼，等待“预备……吃”的口令响起 。她们是军人，她们是女性，战争可以不让女人走开，但走进军人行列的女性，牺牲会更大更凄美。23的岁苏玉英是运输队的队长，以母性的博大胸怀和柔美的爱心关爱着每一个女兵，至纯至真至美，如天堂一般温馨洁醇。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她倒失去了作为母亲该有的责任和母爱，她在向心中的天堂走去，却把儿子留在了藏民家中，这不是人性的泯灭，而是信仰的自然升华。她奉献了爱心、美丽、健康直至大善的生命，躯体被皑皑白雪覆盖，灵魂飞向了一生追寻的天堂。读了这小说，我仍然在想，到底什么是让活下来的女兵在日后的岁月里无从割舍对西征、对西藏的那份化做血液的恋情？我知道我终究不能体味。这种从生命出发，最终游离生命而独立存在的情感，我再沉湎于字里行间再迷恋这种超然的叙述，也只有咀嚼感动，而不会有消化顿悟。毕竟，我没有那种经历，那种对生命和灵魂的洗涤方式。但我还是把小说读了一遍又一遍，这是因为，除了情感，我真正读懂了什么叫信仰，什么叫人生的原动力。真想说，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读一读裘山山的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需要信仰。天堂啊，物质的、精神的天堂，我们谁不渴望拥有？文说，不和70年代的人交朋友。我只是听说，并没有看这篇文章，更没有参与这场原本十分无聊的争论。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一个时代的人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特质，但作为整个人类来说，还是有许多相通承继之处的。这方面，《我在天堂等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佐证的文本。裘山山在内容提要中说：“半个世纪的时空交错，三代人生存环境和观念的巨大落差……”的确，作为军旅长篇小说，裘山山的叙述姿势有其新颖独特的一面，她将今天和50年前拧成了一股叙述的力量，随着一种情绪恣意的跨越，铺展的是一幅三代人的生活画卷。这画卷虽然只是一个横剖面，可给我们的感觉是立体的、全视角的，而又充分人性化的。然而，我对“落差”一词的出现不以为然。我以为，所谓的落差只是外化的浅层次的。小说中，欧战军的6个子女和1个孙子的职业，极具时代和社会的代表性──军人、企业管理者、下岗职工、个体户、医生和编辑。走近他们，我们能够发现许多熟悉而陌生的东西。那就走近他们吧。木兰是医生，情感细腻，不善外露，淡淡的忧郁成天缠着她。她有医生的冷静和冷漠，也有一颗火热的心和浓稠的情感，这似乎是冷面孔热心肠一类人的摹本。这是一个坚强的女性，被欧战军看成“最省心的女儿”。从她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一种行动竭力与周围的一切抗拒抵触，精神上却努力寻求沟通相融的渴望。这种渴望是隐而不显的，又是那样的强烈和迫切。她是多么盼望栖息于她那个大家庭的精神家园里。身为编辑的木槿就不同了，敢于追求时代性的生命质量，当她发现丈夫在性上不能给她带来幸福时，毅然选择了离婚。这在大家庭里无疑掀起了轩然大波，与欧战军要对得起老战友的做人宗旨不同的是，她得先对得起自己。我以为，这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我们常常会被某些光芒所迷惑，因为我们太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将心灵的触角弃之一旁。木槿所做的一切，究其原动力而言，是觅探激发人生价值的切入点。这是一部亲切感极强的作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这当然是成长叙事作品最为基础的品质。离开熟悉的环境，进入陌生的新世界，一切从头再来，在矛盾中融合，在泪水中成长，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过程也许有区别，遭遇不尽相同，但个中的滋味是相近的。我们的目光循着田轫的足迹，心灵在回味自己的成长之路，在许多时候，田轫就是我们自己。这得益于谭仲池真诚的叙述态度与平和的姿势。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成为一个热点，批评家和作家出现了难得的共谋，一些作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主动应合批评家的品味。然而，我以为，底层叙事十分的伪性。底层是一个相对概念，因有了上层才有底层，有了如此的视角，我们高高在上地俯瞰所谓的底层，只能是隔岸观火。当底层从我们的心间口中出现时，本身就是对底层的蔑视。所以，我不得不怀疑底层叙事的真诚与真实。幸好，谭仲池是清醒的，至少有着自觉的文化意识和诚挚的人文关怀。他没有否认自己现在身处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氛围，但他认真潜入到内心，修复记忆，唤醒似乎已经沉睡的情感，以一种自然之心尽可能地走近田轫，走进他的心灵世界，以交流的心态了解和感知这位农村青年。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谭仲池把田轫这一人物化作了自己的精神镜像，在为田轫也是在为自己倾诉。这与其说是一种创作理想，还不如说是作家真诚的表达。这对当下的创作，是有积极意义的，毕竟如今作家的创作时常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让真诚不在场。当言说失去了真诚的内核，那么再神采飞扬，也是处于失重状态的。没有负重，没有承载的文学，根本就不会有生命力，最多只有一时冲动性的张扬。

用途。可以这样说，曹文轩将少年成长的那种痛演绎到了极致，但又没有夸张痛苦，因而《红瓦》呈现给我们的无尽的悲悯情怀，我们完全将此可以推及至人的整个成长历程。虽然，不同的生命阶段，成长的形式不同，痛的外化各有其表，可去尽表层之后裸露的核是同一个。 人是在痛的伴随下成长的，没有痛，就没有成长，因此，我们并不会因为怕痛而拒绝成长。回忆是对生命的过滤，是重新上路的准备，所以《红瓦》有了这样的结尾：“黄昏时，我已背起铺盖卷，走上了静寂的白杨夹道。在我的身后，是红瓦房和黑瓦房，是永远的红瓦房和永远的黑瓦房。”

青春的诗，也是一种悬疑

和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十六七岁的蔡骏心里总有很多话想倾诉，但又不想说给身边的人听，就把那些话化作诗留在笔记本上。前前后后写了几年，这些诗，蔡骏至今从未拿出来给人看过，他笑言当时太小写得不好，拿不出手。其实大家都懂，青春期的诗和悬疑小说一样，有点烧脑。

除了写诗之外，蔡骏也写点文章，起初并不是悬疑小说，但也从来没有发表过。直到千禧年，蔡骏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他在网上找到了许多免费的书，《白鹿原》《百年孤独》《罗马帝国衰亡史》……更重要的是，他听说了“榕树下”网站，点开那个“生活、感受、随想”的绿色页面，他忐忑地投了一篇王小波式的短篇小说《天宝大球场的陷落》。两天后，蔡骏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现在网页上，他知道互联网可以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看到他的作品。

从那天起，“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写一篇小说，否则脑袋就会被那些奇思异想所撑破。”那一年，蔡骏写了大概三十个短篇，数年后变成了三本合集，至今他还很喜欢那些故事。那些年，蔡骏和爸爸一起共用一台电脑，父子俩既打出过几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也打死过几十万个游戏里的士兵、怪兽与女巫。老爸打游戏的水平起伏不定，儿子在文学上进步飞速，凭借短篇小说《绑架》收到了人生第一份获奖通知书。

在那本小说里，“我梦见我爸不是工人，而是个拥有亿万财富的工厂主。”蔡骏说：“我当然不会把这篇小说给我爸看。事实上我爸从未看过我的任何文字，直到今天也是。”在他的悬疑宇宙中，梦境是他重要的灵感源泉。

2000年，也是因为这台电脑，蔡骏开始了自己悬疑小说的写作。当时电脑上出现了一种病毒，“现在看来，这病毒也没什么危害，更像是一种恶作剧。电脑会突然黑屏，跳出来一个女人吓你一跳。”蔡骏和一位“榕树下”的网友在网上聊天时，随口说他也能写出像《午夜凶铃》那样的小说。其实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悬疑小说，只是看过一些关于考古、盗墓的一些书，就摸着石头过河，在第二年春天，将十万字的长篇悬疑小说《病毒》发表在“榕树下”。互联网的反映是即时和迅速的，读者的喜爱和赞美让他的创意如脱缰野马般奔驰。

就像在青春期的笔记本上自由地挥洒情绪一样，蔡骏从2001年起写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几乎全部是悬疑小说。

“漫长的创作生涯当中，我也把我的作品区分为许多不同的子类型。”蔡骏说。比如2010年以前偏向于惊悚悬疑，其中还有《天机》和《人间》这样的两部六十万字以上的超长篇。2010年的《谋杀似水年华》以后，蔡骏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写社会派悬疑小说。

探索的路，永远保持好奇

有人喜欢说蔡骏是中国的东野圭吾。“和他相比，我的创作题材更多元化一些，悬疑小说只是我创作的一部分而已。”蔡骏说，“因为我总是喜欢不断挑战自己。”

图｜ 蔡骏近照

为了搜集素材，蔡骏喜欢流连于博物馆。有时候，在博物馆里，他会在玻璃展柜前，望着古代墓葬中发掘出的镇墓兽，一站就是一天。有时候，他也会为了创作《万圣节的焰火葬礼一夜》，特意奔赴千里之外，邀一位年轻的女入殓师见面吃饭，听她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蔡骏看来，真正能够让人害怕的是生活中那些真实的坎坷和挫折，因为这些东西没有预兆，常与人不期而遇。

就文学创作而言，回望这些年蔡骏的创作历程，便会发现他的作品不仅有读者喜欢的悬疑小说，也有如《春夜》这样属于纯文学范畴的作品。在蔡骏眼中，悬疑是一种表达方式，重点是要对照现实，发现生活的真相，悬疑甚至可以在任何文学形态中存在。比如，在他前不久推出的一部《一千万人的密室》中，这部作品的重点，并不在于作案现场的“密室”，而在于故事发生的大环境——一千万人的密室。

在中国有许多超过一千万人的超大城市，当这些城市因一些缘故受困，也就构成了一座超大型的密室，所以蔡骏的这篇作品，也很有现实主义的味道。“坦率地说，这本书的发生城市是有原型的，但不是上海。如果要是上海的话，我会写《两千万人的密室》！”蔡骏笑着说。

除了写作之外，蔡骏还计划当导演。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就宣布了由蔡骏执导的《X的故事》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这个夏天，为了另一部电影，蔡骏还飞往新疆的可可托海采风。事实上，走上导演这条路，是因为蔡骏对创作精益求精的追求，最初他只是把版权卖给影视公司，但渐渐的，他发现有些作品的改编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些作品卖出去了，他满怀期待，却没有了下文……于是他才开始亲自上阵。

有意思的是，蔡骏还会把剧本做成剧本杀，让年轻人去体验。“我自己也去玩过两次！”蔡骏说。时过境迁，蔡骏依然是那个苏州河畔的少年，时而不断挑战自己、探索世界，时而关起门来用阅读屏蔽世俗，用文字诉说内心的真挚与坚持。

文章原载于《新民晚报》2023年7月23日

来源：原鄉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