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这一章里，我将把注意力放在三组问题上。当然，在现今的世界上，除了我这里要讨论的这三组问题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你们大家都会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将要讨论的这三组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一章涉及的话题很简单，从狭义上说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将面临哪些严峻的问题？

在这一章里，我将把注意力放在三组问题上。当然，在现今的世界上，除了我这里要讨论的这三组问题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你们大家都会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将要讨论的这三组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将要讨论的第一组问题当然是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人都听说过全球气候变化。许多人认为他们明白这一问题。但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确是一个重要、复杂、令人困惑且被普遍误解的问题。它不只是单一的问题，而是一组相互关联且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问题。这组问题具有物理的、生物的以及社会的源头，并且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后果。在未来的十年内，全球气候变化是塑造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全球气候变化涉及复杂的因果链，因此，我现在就给你们做一个简短的介绍，以便帮助你们理解这个因果链。

理解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是世界人口和人均人类影响力，也就是人均资源消费和每人制造的垃圾，这两个方面都在增加。

人类活动产生二氧化碳，并且主要是通过燃烧化石燃料，将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之中。另一个主要的温室气体是甲烷，现在看来远没有二氧化碳严重，但是从可能的反馈循环来看，就可能变得严重起来。这个循环包括，由于全球变暖，永久冻土融化，导致变暖加剧，释放出更多的甲烷，等等。

关于排放二氧化碳带来的主要影响，我们讨论最多的是其成为大气中的温室气体。说到温室气体，我的意思是，二氧化碳吸收地球上的红外辐射，进入太空，进而提高大气的温度。但是，二氧化碳还有其他两个主要影响。其中之一是，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不仅仅储存在大气中，还在海洋中储存。由此产生的碳酸增加海洋的酸度，现今的海洋酸度已经是1500万年以来最高的。海洋酸度的增加融化珊瑚贝壳，使得珊瑚礁受到致命伤害，而珊瑚礁是海洋鱼类的主要繁殖地，并且使热带和亚热带海岸线不受海浪和海啸的冲击。现在，全世界的珊瑚礁每年萎缩1%—2%，也就是说，世界上的珊瑚礁将在这个世纪全部消失。而这意味着，海产食品的数量会大幅度下降，热带沿海地区的安全将大幅降低。

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带来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是，二氧化碳对于植物的生长起着直接作用，这个作用是可变的，既可以是积极作用，也可以是消极作用。

尽管如此，提到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后果，我们讨论最多的是大气温度升高。这就是我们说的全球变暖。但是，这一影响的确非常复杂，因此可以说，使用“全球变暖”这个词并不合适。首先，因果链的意思是，大气加热的结果导致一些地方令人费解地变得更冷而不是变得更热。其次，一方面是气候变暖的总趋势对人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暴风雨和洪水更加频繁地发生，极端最高温度变得更高，极端最低温度变得更低，造成的结果就是极端气候对人类的肆虐——诸如最近在埃及的降雪以及在美国的寒流。这使得一些不懂气候变化的美国政治家们认为，这些现象证明气候变化是不属实的。第三，由于海洋储存并缓慢释放二氧化碳存在巨大的时间滞后现象，其结果是，即使地球上所有的人一夜之间都死去或者都停止燃烧化石燃料，毫无疑问，大气还是会继续升温好几十年。最后一点，有些巨大的潜在的非线性放大器（non-linear amplifier）可能会促使世界以比现在快得多的速度变暖。这些放大器包括永久冻土融化以及南极洲大冰原和格陵兰岛的冰壳坍塌。

至于全球平均变暖趋势带来的后果，我将从四个方面来谈谈。对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最为明显的一点是：旱灾。例如，今年是我所在的洛杉矶这座城市自19世纪开始有天气记录历史以来最干旱的一年。干旱对于农业有害。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旱灾。干旱区域在全世界的分布并不均匀。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北美洲、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地区、非洲、澳大利亚的南澳农作物种植区，以及喜马拉雅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积雪为中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国提供了大量的水。但是，这些国家在和平解决它们的争端方面却有着不尽人意的记录。

全球平均变暖趋势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陆地上的粮食产量在降低。我刚刚谈到的干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却是令人费解的土地温度上升。粮食产量下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世界人口数量处于持续增长的过程。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人口数量预计增长50%，并且人类的生活水平也在持续提高。这样，世界范围的食品消费也随之增长。这的确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眼下，我们人类已经出现了食品短缺的问题，数十亿人目前仍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全球平均变暖趋势带来的第三个后果是，携带热带疾病的昆虫正在进入温带地区。到目前为止，一些由此产生的疾病问题有：新近到达意大利和法国的热带奇昆古亚热（tropical Chikungunya fever），新近在美国传播的登革热和扩散的蜱媒病（tick-borne disease），以及在世界蔓延开来的疟疾和病毒性脑炎。

关于全球平均变暖趋势带来的后果，我要谈的最后一点是海平面的上升。保守估计，本世纪平均海平面上升预期为1米。但是，以前曾经有过海平面上升23米的情况。当下主要的不确定性涉及南极洲大冰原和格陵兰岛的冰盖是否会坍塌。即便海平面平均上升只有1米，加上暴风雨和海潮等其他因素，世界各地许多人口稠密地区将都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如美国东部沿海的一些地方以及孟加拉国的低地地区。

我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时候，常常会有人问我，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社会正在产生的影响当中是否存在有利的影响。的确，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有一些有利的影响，比如在地球的最北部，随着北极海冰的融化，有望在地球遥远的北端开通无冰船运航道；在西伯利亚、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地区，小麦产量有可能增加。但是，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绝大多数影响都是极为不利的。

对于以上提到的这些气候变化问题，是否存在借助技术手段快速解决的可能性呢？你们也许听说过，有人建议实施地球工程，诸如向大气注入粒子，或者从大气中将二氧化碳提取出来，以此来给大气降温。但是，还没有任何地球工程手段得到过测试，并且被证明切实可行。设想的地球工程实施起来一定非常昂贵。任何此类方法肯定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并且会导致不可预见的副作用。产生的后果是，要是我们指望着地球工程计划在第11次试验中产生我们期望达到的理想效果，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不得不在试验中毁灭地球10次。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地球工程实验具有致命的危险，所以应当被禁止。

所有这些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未来毫无希望吗？我们的孩子们命中注定要面对一个无法生存的世界吗？不是，当然不是。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所致，因此，我们能够通过减少这些人类活动来减缓气候变化。具体地说，减少燃烧化石燃料，并且从核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中获取我们需要的能源。即使只有美国和中国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达成双边协议，也会覆盖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1%。假如欧盟、印度和日本也加入，制定一个五方协议，那将会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的60%。主要的障碍只是政治意愿不足。

关于全球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提出哪些具体问题？有相当多的具体问题，它们包括：

·在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如何达成多边协议，或者世界性协议；

·为了鼓励人民和国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制定的不同形式的法律与规则——如碳排放税——都有哪些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

·世界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率的预期变化；

·世界不同地区疾病的预期变化；

·如何养活在本世纪末地球上预期达到的90亿人口，而我们现在养活现有的70亿人口已经困难重重；

·如何鼓励民众减少消费，减少生育数量；

·如何应对可能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以及持续上升的海平面；

·在减少能量消耗以及从化石燃料转换为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源的前提下，如何维持生活水平。

以上谈论的就是在我看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三组问题中的第一组。

我所认为的世界上三组最主要问题中的第二组问题是不平等。我所说的不平等包括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说到国家间的不平等，在世界各地，国家之间的财富和生活水平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衡量国家财富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看换算为购买力的人均收入，另一种是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无论采用哪一种衡量方法，世界最为富裕的国家挪威都比诸如尼日尔、布隆迪和马拉维这样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要富裕400倍。

国家间财富差异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在许多国家，大多数公民买不起或者得不到那些在我们美国人看来是生活必需品的东西。这些生活必需品包括足够的食物、洁净水、孩子的教育、工作技能培训、医药保健以及牙科保健。在许多国家，大多数人还买不起或者得不到那些奢侈的、不是生活必需品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些东西却是缺之不可的——比如电视和电影。

在过去，富裕国家的人民私底下可能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并且，他们偶尔也会把他们的想法大声说出来：是的，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对于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民来说是可悲的。但是，他们的贫穷部分地或者主要地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懒惰，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因为他们缺少基本的职业道德。再者，不管是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他们的贫穷只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问题。他们的贫穷没有伤害到我们。

但是现在，在这个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上，他们的贫穷已经不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他们的贫穷也变成了我们的问题。他们的贫穷的确伤害到了我们。现在，那些生活在边远贫困国家的人民——诸如阿富汗人和索马里人——通过多种渠道知道他们的生活中缺少什么。他们通过手机以及其他媒介获得信息。他们看到并且知道，欧洲人和美国人享受着比他们在贫穷国家要好得多的生活，得到更多的机遇。这使得贫穷国家的人民心生嫉妒、气愤，甚至感到绝望。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当那些人群心生嫉妒、气愤或者感到绝望的时候，他们有许多方法——自觉地和不自觉地——让我们来分担他们的嫉妒、气愤和绝望。不自觉地并且不是刻意地，他们患上一些疾病。现代世界的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富裕国家的公民们到贫穷国家旅游，把当地的疾病带回自己的国家。许多贫穷国家的公民们冲破层层障碍，来到富裕国家，这些从贫穷国家涌进来的人群带来的疾病在富裕国家迅速蔓延开来。众所周知的最为严重的例子就是艾滋病，艾滋病最早出现在非洲，而现在则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其他从贫穷国家传播到富裕国家的疾病还有：猪流感、马堡病毒、埃博拉病毒、奇昆古亚热、登革热、霍乱和疟疾。

心生愤怒的贫穷国家的公民们并没有存心想让我们生病，他们身上携带的传染性疾病只是由于他们缺少应有的医药保障而造成的无意识结果。另外，这些人从贫穷的国家移民到富裕的国家，这的确是有意所为的行为，但并不是想要伤害我们。许多贫穷国家的政府正在努力改善其公民的生活状况，但是这些国家的公民们心里清楚，这些努力还要很多年才能产生效果——如果说真能够产生效果的话。贫穷的人民不想等上几十年，他们现在就想让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享受安全、健康的生活，拥有同等的机会，结果便出现了不可阻挡的移民潮。在美国，移民潮的主要来源是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索马里、亚洲。在西欧，移民潮的主要来源是非洲、东欧和中东地区。

贫穷国家的人民移民到富裕的国家并不是有意要伤害我们。他们的动机只是要改善他们自己的境遇。非法移民们除了带来问题外，也带来了利益。但是，他们的确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在美国、西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富裕国家，非法移民已经成为备受争议的问题。

话又说回来，这些贫穷国家的确有些人因为嫉妒、气愤或者深感绝望而做一些专门伤害我们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成为恐怖分子，或者支持其他人成为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对我们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带给我们很大的伤害。他们的恐怖行为包括驾驶飞机撞毁我们的楼房，在我们的火车站引爆炸弹以及在马拉松终点线放置炸弹；他们绑架并杀害旅行者和游客；他们劫持船只。

所有这些事情——疾病、移民以及恐怖主义——都是国家不平等的直接结果。疾病传播和移民潮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阻止的，而终结恐怖主义则是极其困难且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贫穷国家的人民会继续患上疾病，继续移民，并且继续成为恐怖分子或者支持恐怖分子，直到国家财富差异缩小。

除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之外，还存在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这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正在扩大的问题：美国占人口1%的最为富有的群体所占财富的比率还在逐渐增长。相比于美国，欧洲国家的内部财富差异较小，但是依然还是一个问题。当富裕国家的公民们变得心生嫉妒、愤怒或者感到绝望，除了最终暴动之外，他们可能看不到一点出路。

我在洛杉矶生活了48年，这期间，这座城市中最贫困地区的人民发生了两次暴乱。你们可能听说过这两次暴乱的名字：瓦茨暴乱（Watts riots）以及罗德尼·金暴乱（Rodney King riots），或称洛杉矶暴乱（Los Angeles riots）。总体上说，这些暴乱主要集中在洛杉矶最贫困的地方。一些穷人伤害甚至杀害其他穷人，抢劫和烧毁其他穷人的商店。但是，在最近的罗德尼·金暴乱中，洛杉矶富人区的居民们——比如生活在贝佛利山庄的人们——有理由感到害怕，担心这些贫穷的暴乱者们不会只在贫穷地区发动骚乱，他们可能还会把骚乱带到富人区，抢劫和杀人。贝佛利山庄的警察们能做些什么来保护贝佛利山庄的公民们免受人数众多的暴民的伤害呢？

事实上，贝佛利山庄的警察所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他们能做的事情无非是在贝佛利山庄的主要街道拉上黄色塑料警戒带，警告暴民们不要踏进贝佛利山庄里来闹事。很自然，假如暴民们真的想要冲进贝佛利山庄，黄色塑料警戒带是阻挡不住他们的。

幸运的是，罗德尼·金暴乱结束了，愤怒的暴民们并没有对富人区进行大规模的冲击，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富人身上。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假如美国国内财富差距继续加大，必然会在洛杉矶以及美国其他城市引发更多的暴乱。假如这些情况发生，暴民们在暴乱期间，最终会冲过黄色塑料警戒带，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美国富裕的人群身上。

由此，我把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视作第二大最严重的世界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期望30年后会有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这是不可能的——甚至都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繁荣的美国——除非我们能够缩小不平等。这些世界问题改变了对外援助的宗旨，也改变了在美国国内旨在缩小不平等的一系列项目的宗旨。对外援助以及那些为了缩小不平等而规划的项目曾经被认为是富裕国家和富人所做的高尚无私的慷慨行为。今天，它们不再只是慷慨行为。对外援助和缩小不平等的项目也是富人和富裕国家为了保持富裕以及和平生活而采取的自私的自助措施。

为了减少不平等问题，我们能做什么？

一个答案是：增加并改善富裕国家给予贫穷国家的对外援助项目，强化并改进国家内部的社会项目。这些项目是出于好意的，但是它们的结果常常是令人失望的。钱款被浪费掉了，贫穷和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对外援助项目，如以色列援助项目；并且在美国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内部，也成功地进行了一些社会项目。我们还不很清楚，为什么一些出于好意的对外援助和社会项目成功了，为什么其他同样出于好意的项目却没有成功。

另一需要加大投资并加深了解的是公共健康项目。在公共健康上花费一点钱就能够产生巨大的利益。但是，可供公共健康项目使用的资金数额是有限的。哪些才是使用那笔有限的资金的最有效方法？例如，疟疾是热带贫穷国家最严重的两种传染性疾病之一。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以及其他基金会和政府，在非洲设立了控制疟疾项目。一些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油田的石油公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设立了控制疟疾项目。但是，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怎么花这笔钱款才能够达到控制疟疾的最理想效果。应该将控制疟疾的钱款花在购买杀虫剂浸渍过的床帐上，以便人们能够睡在这种床帐之下？应该投资创办廉价的卫生健康诊所，用少量的资金培训卫生健康工作者——而不是花大价钱培训医生——来管理抗疟疾药品？是否应该在住房里喷洒杀虫剂？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更好地了解公共健康经济，以便对公共健康做出合理的决定。

还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弄明白如何处理会更好，那就是移民问题。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富裕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决非法移民试图乘船或者通过陆路入境。我们应该在船只靠岸之前拦截船只，以免船上的人踏上我们的国土，申请难民身份？我们应该采纳澳大利亚曾经尝试过的政策，将船上的人送到令人不快的拘留中心？那些远在阿富汗的准难民们听说过澳大利亚拘留中心的恶劣条件吗？他们听说过这些事情便会真的放弃移民的打算吗？在加利福尼亚，我们现在争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让那些我们已经接收的非法移民们接受教育，让他们获得驾驶执照？我们是否应该自己放下架子接受他们进入到加利福尼亚社会之中？或者相反，我们是否应该拒绝他们得到驾驶执照，随后拒绝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也就是说，一旦非法移民成功到达意大利或者美国，我们应该如何处置他们？

我在这一章里要谈论的这三个方面问题的最后一组是：对于人类来说极为重要的环境资源管理。

环境资源对于人类是至关重要的，这里举一个例子：鱼类。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人都喜欢吃鱼。一些鱼生长在水产养殖场。任何人想要得到这些水产养殖场里养殖的鱼，都必须向养殖场主付钱，购买养殖场主饲养的鱼。但是，野生鱼类并不属于任何人。野生鱼类是自然的产物。渔民打鱼不需要向自然付钱，人们可以免费捕捞野生鱼类。

此外，成年的野生鱼类繁殖和生产幼小的野生鱼类。只要野生鱼类的出生率高于被捕捞的比率，渔业就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渔业是我们称作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假设一位外星来客从太空来拜访欧洲，他很快就会发现，欧洲人喜欢吃鱼。他还会发现，欧洲人建立了一个组织，叫欧洲联盟，致力于发展欧洲人民的共同利益。这位外星来客或许从太空生活中早已熟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经营原则。这样，这位外星来客由此做出预测：可以肯定地说，欧洲渔业政策就是确保渔业可持续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欧洲人民始终有足够的鱼肉摆上餐桌，并且鱼的价格不会上涨。

但是，最近几十年，欧洲的鱼价上涨幅度很大，因为，由于大量的捕捞，野生鱼类的存量已经到了崩溃点。例如，鳕鱼曾经数量巨大，价格便宜。但是现在，鳕鱼渔业已经崩溃了，鳕鱼价格不再低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因为，确保欧洲渔业能够可持续发展并不是欧盟的政策。相反，欧盟斥资补贴过量的欧洲渔船，捕捞过量的鱼。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鱼价飙升。这种做法对于欧盟的公民不利。为什么欧盟要采取这种有害于自身的渔业管理政策？

谈到欧洲伤害自身的渔业管理，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涉及地中海蓝鳍金枪鱼。欧洲人喜欢吃这种鱼，日本人也喜欢吃，他们喜欢把这类鱼做成寿司吃。结果，地中海蓝鳍金枪鱼成了世界上最昂贵的鱼。目前，一条大个的地中海蓝鳍金枪鱼在日本寿司市场的卖价为130万欧元。这真是特别有价值的金枪鱼。但是，即使是一条普通大小的地中海蓝鳍金枪鱼的售价也要11000欧元。看着地中海蓝鳍金枪鱼如此昂贵，那位天真的外星来客一定会预言：既然如此，地中海国家定会用心管理地中海蓝鳍金枪鱼的渔业，这样才不会产生渔业崩溃。事实上，地中海蓝鳍金枪鱼渔业已经由于过度捕捞而濒临崩溃。所以，按照当前的速度，它会在五年内崩溃。为什么地中海国家在犯着这种自杀式的错误？

总体来说，这些有关渔业的例子——特别是地中海蓝鳍金枪鱼渔业——是我提出的三组问题中的第三组也是最后一组问题的突出例子：可再生自然资源的管理。可再生自然资源不仅包括渔业，还包括森林、土壤以及淡水。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从前，所有人类社会都依赖可再生自然资源，可再生自然资源为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诸如食物、木材、纸张、农业和水。除了提供这些我们用来消费的东西之外，自然资源还为我们提供不是用来消费的东西，即生态体系服务。也就是说，生态体系从根本上为我们提供了干净的水而不是脏水，干净的空气而不是不洁的空气，肥沃的土壤而不是贫瘠的土壤。河里的水之所以健康，是因为有水生植物和微生物，以及生长在河流两岸的森林。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生态体系服务，净化我们的水和空气，保持我们的土壤肥沃。

关于这些无偿的生态体系服务的经济价值，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洁净水对于美国纽约城的经济价值。纽约市饮用水的主要来源是从附近叫做卡茨基尔山脉（Catskill Mountains）流出的溪水。但是，从卡茨基尔山脉流出的干净的水随着时间的流逝在逐渐减少，因为人们不停地砍伐卡茨基尔山脉的森林，而这些森林起到使纽约市饮用水保持洁净的作用。因而，纽约这座城市考虑建造一座净化水厂，来净化提供给纽约市的饮用水。但是，建造净化水厂一定会花费数十亿美元，还必须投入更多的资金用在每年的运营上。随后，有人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为什么不将钱支付给卡茨基尔山脉的土地拥有者以便他们不再去砍伐树木？研究结果证明，纽约市为买断卡茨基尔山脉的森林所有权而支出的费用比建造一座巨大的净化水厂要少。除此之外，净化水厂每年还要花费巨资来运营，而卡茨基尔山脉的森林会自己生长，并不需要纽约纳税人花钱。所以，纽约市决定把钱花在卡茨基尔山脉的森林上而不是花在建造一座净化水厂上。这件事说明，自然无偿地为我们提供生态体系服务，而人为保持这一体系却要花费巨资。

所以，出于利己主义的考虑，人类应该用心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但是，前面提到的地中海蓝鳍金枪鱼以及从更大的范围上谈论的欧盟渔业等例子告诉我们，人类很难做到可持续地使用自然资源。在世界各地，由于过度开发，渔业、森林、土壤、可用淡水以及其他可再生自然资源正在减少。历史上，许多社会的衰落与它们对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管理不善不无关系。在那些以往衰落了的社会当中不乏一些在它们所处的那个地区最发达和最强大的社会，比如位于东南亚的高棉帝国以及位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玛雅文明。另有一些社会，尽管由于其他丰厚的自然资源而没有衰亡，但却由于过度开发其自然资源而在经济上受损。例如，古罗马时代的摩洛哥——信不信由你——曾经是建造罗马帝国所用的巨大原木的主要供应商。今天的摩洛哥在林业上已经不再位于世界前列，因为它从前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

森林、渔业以及其他自然资源过度开发问题经常被认为主要是人口问题。世界人口数量在增长。人口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对鱼类、水以及土壤更多的消费。所以，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说：资源管理的世界性问题不应归因于我们美国和欧洲。相反，这些问题主要归因于那些人口增长率高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贫穷国家。例如，在卢旺达这个极其贫穷的非洲国家，一个家庭里常常有八个孩子。结果，卢旺达的人口一直在增长。相反，意大利的出生率低下，假如没有移民，意大利的人口将会是在缩减。所以，人类资源管理的世界性问题主要是那些出生率高的贫穷国家造成的，而非我们这些出生率低的富裕国家。果真如此吗？

答案是：绝对不正确。我这么说的理由是，人口数量并不是控制资源消费率的唯一因素。相反，资源消费率是两个因子的乘积：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乘以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比如树木、石油或者金属。西欧、美国以及其他富裕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率是贫穷国家人均资源消费率的32倍。对世界资源构成的危险并不是来自那些1000万卢旺达人的人口增长率，而是来自我们3亿美国人和8亿欧洲人的消费率。因为欧洲人的资源消费平均比非洲人高出32倍以上，甚至意大利的6000万人口，其消费率已经是10亿非洲人的总消费的两倍。

那我们需要哪些最新信息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管理问题呢？一个途径是，解决渔业和其他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生物和物理问题。但是，资源管理的其他必要途径都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

例如，为什么个人和国家都做出了无异于自杀的事情，什么样的社会机构、法律和政府政策会最有效地激励我们从我们自身利益的角度行事。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大的领域。2009年，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获得了诺贝尔奖。她一生致力于研究为什么一些以渔业、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社会可持续地使用它们的耕地、牲畜和鱼类，而另一些则不是如此。

为什么一些政府的掌权者所做的事情使得他们自己在短时间内致富，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却违背了他们国家的利益，将他们的国家引向衰落？一个参考性的答案是，这一问题部分地源于相关国家的政治体制，因为掌权者不会马上因为谋取私利和所做的伤害国家的事情而受到惩罚。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假设是否正确——我们需要找出答案。

在开始这一章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要用简短的话语来谈论三组我们这个世界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当然，关于这三组问题还有更多的讨论余地，远不止我用这一章内容所能够涉及的这些。此外，除了这三组问题，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值得探讨。

但是，所有这三组问题都与这本书的所有读者息息相关。所有这三组问题都涉及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层面。所以，对于解决所有这三组问题，社会学家、政治家以及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做出贡献。

来源：考古研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