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商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青铜技术。考古证据显示，青铜技术传播路径为：公元前2000年新疆→公元前1900年甘青陕→北方朱开沟文化→中原二里头（夏）。商朝早期通过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实现了武器和礼器的升级，为军事扩张提供物质基础。
1、早商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青铜技术。考古证据显示，青铜技术传播路径为：公元前2000年新疆→公元前1900年甘青陕→北方朱开沟文化→中原二里头（夏）。商朝早期通过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实现了武器和礼器的升级，为军事扩张提供物质基础。
2、商朝垄断青铜器铸造技术，建立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等级制度，通过祭祀活动强化王权合法性。青铜兵器（如戈、矛）的标准化生产提升了军队战斗力。
3、而到晚商—殷墟时期，商人又获得了一种对王朝至关重要的技术：马车。双马拉的双轮轻型战车是如何进入商朝，或者说如何进入东亚的，至今还是个历史谜团。
4、公元前3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今伊拉克）的苏美尔人最早发明了轮式车辆，最初由牛、驴牵引。与此同时，黑海北岸的草原游牧民族成功驯化马匹，为马拉战车提供了关键动力来源。这两种技术（轮车+驯马）的结合，催生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马拉战车的成熟应用。
5、公元前1500年前后，印欧语系的赫梯人、希克索斯人等族群凭借马拉战车横扫欧亚大陆。例如：赫梯人改进两轮战车结构，使其速度更快，成为小亚细亚的军事霸主；希克索斯人用战车征服埃及，后被埃及人反攻驱逐；战车技术扩散至希腊迈锡尼文明、印度河流域（雅利安人入侵）等地。
6、战车在军事征服中的核心地位，使其成为英雄史诗的重要意象。《荷马史诗》详细描绘特洛伊战争中的战车对决，如阿喀琉斯驾驶战车为战友复仇；印度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战车作为刹帝利武士的象征，英雄阿周那的战车甚至由天神驾驶；中国商朝甲骨文中的“车”字与美索不达米亚战车结构相似，暗示技术传播可能跨越草原。
7、马拉战车改变了战争形态：一辆埃及战车需配备头盔、甲胄、弓箭等装备，其威慑力远超实际杀伤力。这种“移动弓箭平台”使军队机动性提升数倍，亚述帝国甚至凭借战车建立首个多民族帝国。直到公元前7世纪骑兵兴起前，战车始终是欧亚大陆的顶级军事技术。
8、除了驾车，骑马也是快速的交通方式；不过，在距今4000—3000年前，人类还很少有骑马的尝试。这背后的原因很难说清楚，也许有生活习俗的惯性，也许有马匹品种进化的因素。考古发现显示，距今4000年前的马匹平均肩高仅120-130厘米，比现代马矮小20%以上。
9、马的这种体型特征导致两个问题：一是骨骼承重能力不足，长途骑行易造成马匹脊椎损伤；二是奔跑速度受限，实验复原显示当时马匹持续奔跑速度不超过25公里/小时。
10、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人类掌握的核心技术是「车驾系统」而非「骑乘控制」。最早的马车实物出土于辛塔什塔文化遗址（公元前2100年），其缰绳控制系统需要2-3人协同操作，这种技术积累比单人骑乘更易实现。
11、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车」字的17种变体，却无任何人骑马的象形字。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创造了「乘」字描绘人站车上，「骑」字却迟至西周金文才出现。这种文字演化断层暗示骑马行为在商代尚未普及。
12、安阳殷墟M54墓穴发现6匹殉马与1具人骨并列的现象，但马匹颈椎呈现被斩首痕迹，且人骨无兵器伴存。考古学家刘绪指出，这更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车马献祭」，而非骑兵殉葬。
13、实验考古表明，双马战车编队冲击速度可达35公里/小时，而同期骑手的有效控速仅18公里/小时。在青铜器时代，车载矛兵的杀伤半径（2.5米）也远超骑手（1.2米），这解释了为何战车长期占据军事主导地位。
14、这些证据链显示，骑马行为的普及需要同时满足马种改良、控驭技术突破、军事需求转变等多重条件，这个综合进化过程直到铁器时代才逐步完成。
15、和人力车辆、牛拉货车不同，制造双马拖曳且高速奔驰的轻车，需要很高的制造工艺。不仅如此，驯化马和驾车的技术也非常复杂，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发展出来的。
16、《庄子·天道》记载的"轮扁斫轮"寓言，揭示了古代工匠技艺传承的特殊性。轮扁制作车轮时"不徐不疾"的榫卯工艺，需要"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实践经验，这种难以言传的"数"，恰是商代马车技术突然成熟的注脚。甲骨文记载的武丁时期马车事故，印证了驾驭战车需要长期训练，正如轮扁七十岁仍亲制车轮所示。
17、考古证据显示，殷墟突然出现的成熟双马战车，可能通过欧亚草原的"技术接力"传入。西伯利亚发现的马车聚落暗示传播路径，太行山北麓的殷都选址，既可利用山间草甸驯马，又靠近晋北草原马源。盘庚迁殷（前1300年）到武丁时期（前1250年）的半个世纪，恰是技术本土化的关键期，与轮扁所言"口不能言"的技艺消化期相合。
18、马车带来的不仅是战争形态变革，更重塑了商王朝的时空格局。战车使商王控制半径扩大十倍，武丁征伐宙部族时，通过拆解运输战车翻越太行山，展现了复杂的地形适应能力。这种技术应用的精妙，正如轮扁把握榫眼"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的精准，都需要长期实践积累。
19、"轮扁斫轮"寓言本身即暗含技术传播的深层逻辑。庄子强调"圣人之言"不过是糟粕，恰似商代工匠将外来马车技术转化为本土制造体系的过程。殷墟车马坑的铜軎、輨饰等部件，既保留草原青铜技术特征，又发展出独特的兽面纹装饰，这种"得之于手"的本土化创新，与轮扁"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的传承困境，共同构成技术传播的辩证法。
20、殷墟考古发现显示，晚商时期马车已广泛用于军事和祭祀。如亚长墓出土的六件弓形器，表明其麾下至少拥有六辆战车。殷墟遗址还发现双向车辙遗迹，说明晚商都城街道已需要分车道行驶，侧面反映战车数量激增。对比中东卡迭石战役的千辆战车规模，商代虽未达此数，但数百辆的推测符合考古证据。
21、武丁时期甲骨保存量占殷墟出土总量的60%以上，而其后诸王甲骨因埋藏位置、保存条件等因素，出土数量锐减。如《合集》10405这类详细记载马车事故的卜辞集中于武丁时期，后世类似记录可能因甲骨损毁而失传。
《合集》10405记载的武丁王马车事故
22、晚商可能出现了其他记录方式。青铜器铭文在晚商逐渐增多，如殷墟青铜器上的族徽铭文中频繁出现车形符号，这些非卜辞材料补充了战车使用证据。而甲骨卜辞本身功能转向，后期更多记录祭祀而非军事细节。
23、马车制造技术到晚商已趋成熟。前掌大遗址出土的改进型驷马战车，辕马数量从两匹增至四匹，木结构优化后冲击力倍增。这种技术进步促使战车从贵族专用装备转变为可批量列装的常规武器，数量自然远超武丁时期。
来源：老汤历史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