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4年，中央急调李先念进京，接任财政部长，他三次拒绝，毛主席发火：你要是不干，我只好请宋子文回来了，一锤定音，他站起来说，我干。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54年，中央急调李先念进京，接任财政部长，他三次拒绝，毛主席发火：你要是不干，我只好请宋子文回来了，一锤定音，他站起来说，我干。

1950年春，武汉，米价疯涨，棉布断供，盐巴靠抢，湖北财政赤字超过十亿旧币。

接管不到一年，地方干部天天往北京打电报，喊“撑不住”，中央不想动，毛主席批了三个字：李先念。

李，41岁，干过红军，打过仗，管过兵，后来主政河南、湖北，外号“铁李”，不多话，点头就干。1950年2月，他从河南调任湖北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

抵汉当天，没住招待所，住在汉口老武胜路的省政府宿舍，屋里没炭，地上铺了席子。

晚上冷，他裹着军大衣，在会议室开到深夜，盯预算、批项目，三天跑遍了武汉三镇的粮站和棉纺厂。

最先出手的是投机倒把，他带省公安厅夜查粮仓，查出中间商囤积几千石粮食，账簿上写的都是“流通损耗”。

李一句话：办！第二天，三人被公审，财产没收，粮食平价投放市场。

不到三个月，物价稳定，半年后，湖北财政实现“自给”，结束对中央的紧急补助。

1952年，全省工业产值恢复到抗战前水平，比1949年增长超90%，全国八大区中，湖北财政回升最明显，工业增速排第二。

陈云注意到他。

1953年底，中央正在筹划五年计划，国家财政缺口大，公私合营、资本金改造、各省交账，一桩桩都绕不开财政部长，时任部长薄一波调去主管国家计委，空出位子。

陈云向毛主席提了人选：李先念，45岁，不怕事，干实活，不说空话，关键是能管钱。

李接到调令，是在1954年春，地点：武汉郊外汤逊湖。

那天他正在调研荆江分洪工程，秘书递来电报，他看完，皱眉，沉默。当晚，他在备忘录上写了几行字：“不宜调动，无基础，可另择人。”

理由只有一句：木匠出身，没学过经济。

1954年5月，李先念三次推辞，理由简单：“我没念过大学，不懂财政。”这不是谦虚，他当年在红四方面军，是做军械修理出身，用他自己的话说，“只会锯木头，看不懂预算。”

中央没有松口。

第一轮劝说，是邓小平打来的电话，说财政问题要靠实干，不靠论文，李回答：“我怕出错，出错不是我个人事，是国家大事。”

挂电话后，他让秘书拿出一封写好的信，是给陈云的，说自己不适合调京。

陈云没有回信，直接到了武汉。

他们在东湖宾馆谈了两个钟头，李说：“湖北情况复杂，我还没做完。”陈云只说：“主席要你来。”李没回话，送陈云出门时，他站在石阶下没动。

几天后，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召见李先念。

没有官场客套，也没有寒暄，毛开门见山：“国家财政出大问题了，你不干，我就得请宋子文回来。”

这句话很重，宋子文，是蒋介石当年的财政部长，留美博士，清华毕业，外号“财神爷”，毛主席说出这话，意思再明显不过：不做，就丢脸。

李先念坐直了，沉默了一会，说了一句：“那我干。”

会后，他回到湖北，没人送行，他收拾东西，把日记本封上，留给秘书，只说了四个字：“不回来了。”

李先念到北京，不带秘书，只带两本笔记本和一套旧军装。

1954年6月，财政部新办公楼还在装修，他临时借了国家计委的东侧办公室，靠窗，屋里没沙发，只有一张小桌，他说别换，坐得住。

第一件事，他让人送来全国税收总表、中央预算分项、各省级账本，统共三十六卷，他每天只睡五小时，一页页翻，数字他不怕，怕的是看不出破绽。

他曾对身边人说：“打仗讲地图，看财政也一样，全国账面就像战场，不清楚就容易走错。”

三个月，他不开会、不接待、不说话，就是看账。

他不会用术语，不会讲“货币投放量”之类的话，但他能在汇总表里看出广东一项“企业统筹支出”多了1300万，叫人查，结果是造船厂重复上报了一次。

这事被陈云知道了，说：“老李这人，脑子是实的。”

秋天，财政部第一次内部干部会，陈云坐镇，李先念只讲十分钟，说得直白：“我不是学财政的，我在学，两年内不懂，就不干。”

然后宣布分工，自己抓基建投资和专项拨款，几项大的交给副部长。

他写下学习计划，两年要学完《政治经济学（苏联教材）》《财政学基础》《财政收支体制概览》。

每天晚饭后，背公式、记定义，自己出题，交给办公厅主任批改。有一次写错了“增值税抵扣机制”，他第二天就去找陈云请教，“老师，我不明白这个倒扣怎么算”。

陈云没笑，拿纸图给他画流程图，两人一聊就是一小时，后来有人问陈云怎么看李先念，他说：“他不是学者，但肯学。”

李先念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熟悉了所有财政口径，所有省的税种、专项补贴、基建支出，他都能说出平均占比。

1955年，中央开会讨论“统筹基建投资”方案，会议上出现争议，有人认为东北地区应优先支持重工业，李先念提出“各地投资不能一刀切”，否则“东部透支，西部断粮”。

他不大声说话，但说一句，别人就记一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被称为“经济三驾马车”，再加上余秋里，后来被人称为“经济四大名旦”。

这个称号，不是宣传写的，是口口相传。

李先念没把自己当成“财经专家”，他说：我就是个管账的，国家的钱是老百姓的，每一分钱都要有账。

李先念任财政部长的时间，从1954年开始，到1975年结束，整整21年，这段时间里，他没有请过一天假。

1958年夏，南方大旱，湖南、江西、湖北、安徽都在缺粮，调粮成为重压。李先念亲自跑粮食部和铁路总局，一夜三次调度列车，发出紧急拨粮令。

办公室的人说他没换过办公桌，1970年，有人要换成橡木大班台，他拒绝，说：“原来这张挺结实。”抽屉里放着他十几年前的账本和旧笔记，没人敢动。

财政部里流传一句话：“李部长说的‘可以’，就是批了；他说‘再看看’，就是不批。”

他眼里不揉沙子。

一次，西南某省申请一笔5000万投资扩建机场，报告写得漂漂亮亮。李先念看完，皱眉说：“人口不到五十万，要两个跑道干啥？”文件原路打回。

还有一回，他在部务会上拍桌子，说：“不准在预算里藏项目，不准借名目套钱！我来财政部，不是给人盖章的。”后来副部长都说：“李先念不讲人情，只认账。”

但他也有“温情”。

1961年，粮食紧张，国家要优先保沿海口粮，李先念亲自调出库存，安排两万吨面粉直发西北，理由是“那里孩子多”。

他不写长讲话稿，每次会议只讲要点，从不说套话，生活极简，办公室夏天不开空调，靠电风扇。下属说他穿的中山装有补丁，左袖口磨白了，他只说一句：“省下钱去贴项目。”

家风也是一贯的“铁”。

子女想经商，他批：“别沾公家油水。”想进财政部，他拒：“我在这儿，你们不能来。”他三个孩子都在基层单位工作，无一人进机关。

他在位期间，构建了完整的财政体制，从分税制雏形、到专项拨款制度、到基建投资评审，每一条都留痕迹。

他不签空白文件，不签急件，不让别人代签，他说：“签字是担责，不是应付。”

1975年，卸任财政部长，接任的王丙乾说：“账目清清楚楚，找不到漏洞。”办公桌里留着一封信，是他给财政干部的：“办账要准，心要稳。”

来源：百年战争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