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小明，今年45岁，在县城开了家小五金店。日子过得不富不穷，但也算踏实。店铺开在通往火车站的老街上，一条有些年头的马路，两边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留下的楼房，红砖灰瓦，沧桑中透着岁月的痕迹。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自打我记事起，这句老话就在我们县城里传来传去。可我偏偏见过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打破了这句话。

我叫李小明，今年45岁，在县城开了家小五金店。日子过得不富不穷，但也算踏实。店铺开在通往火车站的老街上，一条有些年头的马路，两边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留下的楼房，红砖灰瓦，沧桑中透着岁月的痕迹。

要说起这个故事，得从我姐姐说起。我姐嫁给了邻县杨河村的张根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说起这个姐夫，我就想起他那双手，粗糙得像树皮，裂口永远愈合不了，春天插秧，夏天种地，秋天收获，冬天打工，一年四季都在和土地打交道。

我爹原来是粮站的干部，退休前一直当副站长。倒不是什么显赫的职位，但在我们这个小县城，也算个体面人物。每年过年走亲戚，都有人捧着他叫声”李站长”。就因为这点虚荣心，他一直看不上姐夫。

“你看看人家王科长的女婿，县医院的大夫。再看看刘局长的女婿，电力局的科员。你倒好，找了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只要姐姐回娘家，准能听到这样的话。

我姐也是个倔脾气，每次都顶回去：“我乐意！我就喜欢实在人。”

日子就这样一年年过去。去年腊月，我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说妈查出了肝癌晚期，需要马上住院治疗。电话那头，姐姐的声音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赶紧骑上电动车往医院赶。一路上，冷风刮得脸生疼。县医院住院部在一栋老楼里，走廊的墙皮都开始剥落，露出里面发黄的水泥。住院部的走廊上挤满了人，有的坐在长凳上打盹，有的蹲在墙角抽烟，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烟味混合的气息。

找到病房的时候，我妈正躺在床上打点滴。以前总是精神矍铄的她，这会儿脸色发黄，眼窝深陷，瘦得我差点认不出来。护士说需要做手术，初步预算要30万。

30万，这个数字就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掏空了积蓄，凑了15万。爹的退休金存了10万，还差5万。

这天晚上，我姐夫来了。他骑着他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个蛇皮袋。进门时，他的棉袄上还带着露水，想必是天不亮就出发了。

“这是5万块钱，我把家里的东风拖拉机卖了。”他从怀里掏出一叠钱，放在病房的小桌子上。

我爹腾地站了起来，抓起那叠钱就往外摔：“你这个穷农民，我闺女嫁给你已经够丢人的了，现在还想来施舍我？”

钱撒了一地。姐夫一声不吭，蹲下身子一张一张捡起来，又整整齐齐放在桌上，转身就走。我追出去的时候，看见他蹲在医院的围墙根，点了根烟，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一明一暗。

“姐夫…”我刚开口，他就摆摆手：“小明，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爹看不起我。但你妈这病耽误不得，钱我放这了，你们用吧。”

我妈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医生说再拖两天就危险了，可我爹就是不肯用姐夫的钱。他四处找人借，可那些平时称兄道弟的朋友，这会儿都躲着不见人。

手术定在了正月初八早上。那天凌晨，我去医院的路上下起了小雪。推开病房的门，我愣住了 - 我爹跪在手术室外面，姐夫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原来姐夫昨晚连夜把手术费交了。

“根生，是我有眼无珠，是我混账…”我爹抱着姐夫的腿哭起来。走廊里的人都看傻了，一个退休干部，居然给一个农民下跪。

八个小时的手术，我爹就在手术室外面跪了八个小时。他一直在喃喃自语：“我这个当爹的太混账了，太混账了…”

手术很成功。但从那以后，姐夫再也不在病房多待。每天天不亮，他就把炖好的汤羹放在病房门口，然后悄悄离开。

直到妈出院后，我才从姐姐那里知道，姐夫那5万是找了高利贷。每个月光利息就要还3000。他瞒着所有人，每天天不亮就去镇上的建筑工地搬砖，一直干到天黑。

我爹知道后，二话不说就把准备留给我的一套老房子卖了，还清了姐夫的债。然后，他当着全家人的面，给姐夫跪下了。这一跪，跪得心服口服。

如今，每逢年节，我爹总要拉着姐夫喝酒。酒过三巡，他就会说：“根生，要不是你，咱们老李家就绝后了。”

那么，在这个所谓的等级社会里，一个退休干部跪一个农民，算丢人吗？可我觉得，爹这一跪，不仅跪掉了自己的偏见，也跪出了人性的光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还是一个温暖的故事？也许，这就是人间至真至善的情谊吧。

来源：猛猛向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