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画，几乎天天出现在新闻镜头里，外宾来了要在它前面合影，领导开会时背景里总有它的身影，成了福建厅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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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竟然惹出了这么大风波
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有一幅漆画，叫《武夷之春》。
这画，几乎天天出现在新闻镜头里，外宾来了要在它前面合影，领导开会时背景里总有它的身影，成了福建厅的标志。
可谁能想到，这幅画的署名和归属问题，却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牵扯进了几代人，甚至最后连福州大学都被卷了进来。
2014年，吴景希的母亲一纸诉状，把陈文灿告上了法庭，事情一下子闹大了。
原本只是两位艺术家的署名之争，后来愈演愈烈，不仅涉及个人声誉，还牵连到学校、政府甚至法律对艺术创作权的认定。
这场官司打了三年，最终的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这幅画，怎么来的
时间回到1980年代，那时候国家搞改革开放，人民大会堂也要与时俱进，把各省厅的布置改得更有地方特色。
福建厅的任务，就是要展现福建的山水人文，最后决定用漆画来表现武夷山的风景。
这个活儿交给了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学校组织了几个骨干教师去武夷山实地考察，回来后开始创作。
吴景希和陈文灿，就是这次创作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们带着团队，从构图到用色，一点点敲定，1987年，第一版《武夷之春》完成，7米见方，气势恢宏，挂在福建厅的主墙上，成了镇厅之宝。
到了1994年，福建厅要翻新，画也得跟着调整。
原来的尺寸不够大，得重新制作一版，吴景希和陈文灿再度联手，把画扩大调整，完成了1994年版的《武夷之春》。
这幅画从此成了福建厅的“门面担当”，每次新闻联播拍到大会堂，福建厅的画就特别显眼，曝光率极高。
只是，当年并肩作战的两位画家，后来却走上了对簿公堂的道路。
名字没了，官司来了
1998年，吴景希去世，事情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原本这幅画的署名是两个人，可在往后的许多年里，陈文灿在自己的画展、出版物里展示《武夷之春》时，署名只有他自己，吴景希的名字不见了。
2013年，陈文灿更进一步，干脆把这幅画登记在自己名下，作为个人作品。
这就惹怒了吴景希的母亲。2014年，她把陈文灿告上法庭，要求恢复儿子的署名，并且公开道歉。
她的理由很明确：这幅画是两个人共同创作的，署名怎么能少了吴景希？
官司一开，艺术圈炸了锅。
谁的画？个人还是学校的？
陈文灿的回应很干脆，他说这幅画不是个人作品，而是法人作品，归学校所有。
他的理由是：当年是福建工艺美术学校接的任务，画是学校组织创作的，署名归个人只是当时的惯例，但著作权其实是学校的。
更重要的是，创作过程中的经费、场地、资源，都是学校提供的，所以《武夷之春》的著作权应该归学校，而不是个人。
这话听起来也有道理。
可吴景希的母亲不认这个理，她说：“学校提供资源不假，但画是我儿子亲手画的，署名权不能被抹掉。”她还拿出了吴景希生前的创作笔记，里面有大量关于《武夷之春》的构思、草图、色彩搭配方案，说明他在创作中起了关键作用。
这下，事情复杂了。
福州大学也来了，事情更乱了
就在大家以为这是两个人之间的纠纷时，福州大学突然站了出来，说：“这画是我们的。”
原来，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后来并入了福州大学，所以按照归属关系，这幅画的著作权应该属于福州大学。
他们的理由是：当年的任务是学校接的，画是学校组织创作的，最终的成果也应该归学校所有。
这下，官司变成了三方博弈。
2017年，陈文灿意识到再争下去也没意义，他主动撤销了自己的著作权登记申请，等于默认了学校的说法。
法院怎么判？
经过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出炉了：
著作权归学校。
法院认为，这幅画是学校组织创作的，任务是学校承接的，资金也是学校出的，所以它属于法人作品，著作权归福州大学。
署名权归个人。
画是吴景希、陈文灿等人共同创作的，他们有署名权，不能被抹去。
陈文灿侵权。
他擅自把画登记为自己的作品，侵犯了吴景希的署名权，需要进行补偿。
判决一出，大家议论纷纷。
这不仅是一个署名纠纷，更是对中国艺术作品归属问题的一次法律确认。
这事，到底说明了啥？
这场官司拉扯了三年，最终的结果算是给了各方一个交代。
吴景希的名字，重新回到了《武夷之春》的署名中，至少在这幅画的历史里，他的贡献不会被抹去。
陈文灿，虽然在这场争议中失去了独占的名义，但他依然是这幅画的重要创作者之一。
福州大学也算是赢了，确认了画的归属，避免了未来可能的产权争议。
这事儿到最后，还是绕不开一个问题：在中国，很多艺术作品的创作模式都是集体完成的，个人贡献和集体归属之间，怎么界定？这场官司，算是给出了一个法律参考。
不过，艺术作品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产权问题，署名权，更多时候是对创作者的一种尊重。
这幅画，还挂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里，继续见证着历史。
而围绕它的这场风波，也成为了中国艺术著作权史上一个绕不开的案例。
来源：枫叶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