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题记：2025年4月2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商学共创日”第4期在国发院承泽园举行。全天包括承泽论坛、MBA讲坛、E21承美读书会、DPS博士论坛共六场不同主题的活动，多位知名学者、杰出企业家和校友嘉宾参与分享。本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题记：2025年4月2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商学共创日”第4期在国发院承泽园举行。全天包括承泽论坛、MBA讲坛、E21承美读书会、DPS博士论坛共六场不同主题的活动，多位知名学者、杰出企业家和校友嘉宾参与分享。本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小县大城》作者周立的主题演讲整理。

很高兴在世界读书日之际来到北大，与在座各位交流。

对于今天的主题，首先介绍两本北大教授的著作：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周其仁教授的《城乡中国》。这两部作品，是我今日分享的《小县大城》这本书的学术背景。费孝通老师的《乡土中国》凝练了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核心特征，周其仁老师的《城乡中国》，则记录了进入21世纪以来的城乡巨变。

当今的中国面临所谓“对等关税”、技术脱钩等现实压力，如何在扩大内需中寻找破局点？《小县大城》试图给出解决方案。在城乡转型的集体焦虑中，县域经济既能成为安顿身心的新场域，也可作为应对外部挑战的战略支点。当全球化遭遇逆流，“小县大城”战略或可成为启动国内大循环的一个引擎，在重构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

历史纵深里的小县大城

《小县大城》一书的写作，源起于《文化纵横》杂志的约稿，后来得到中信出版集团的支持，由我和罗建章博士共同写就。

在二十多年县域及乡村的实地考察中，我们近年来发现了“小县大城”。以福建泉州德化县为例，德化县城镇化率78%，森林覆盖率78.8%。大城关、大绿色。外部是绿水青山，内部却有类似大城市的繁华。两个78%，让我们意识到，县域的发展形态并非“城进乡衰”的固定模式，“小县”未必就是“小城”。德化案例表明，县域发展不必拘泥于单一模式，不同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可以孕育出多样化的城镇形态。这种“小县大城”的特殊样本，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数千年的农耕历史，一直有着乡土性的显著特征，延续至近现代。要知道，1949年时，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0%；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仍不足20%；即便到2000年，我国城镇化率也仅为35%，多半人口仍居住在县域范围内。据此，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深刻指出，中国本质上看，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社会具备三个显著特征：

1.绝大多数。人口绝大多数聚居于农村。

2.土地黏着。农业生产是最主要生计来源，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

3.终老是乡。乡村作为熟人社会，农民一生的生活圈子，往往局限于方圆十几二十公里范围内，县城通常是他们一生之久所能去到的最远地方。

因此，费孝通先生提出“乡土中国”理论，并在其博士论文改写的著作《江村经济》中，以苏南开弦弓村等经典案例，揭示了20世纪及之前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乡土中国不再，城乡中国已来。观察当代城乡发展，一幅“小县大城”的新图景，也逐渐显现。很多县乡村，人口规模虽然较小，却呈现出高度城镇化的特征。“城市中国”与“乡村中国”并存，使得“大国大城”并非常态，“城乡中国”却是必然。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路径，并非简单地从“乡土中国”跃入“城市中国”，而是呈现“城乡中国”的面貌，城乡两种社会形态将长期共生共存。

城乡中国发展格局中，县域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对农民而言，县城不仅是挣脱乡土、走出乡村的第一站，也是回归乡土、返乡生活的第一落脚点。我们在多地农村调研，发现年轻人想要结婚，除了“三斤三两”“六斤六两”的彩礼钱，还普遍要求“一动不动”，这“不动”就是不动产，通常要求在县城购置房产。这意味着县城是农村年轻人，甚至全家三代人掏空荷包、做出重要选择的最终依归。县城既是青年进城的第一站，也是中转站，甚至可能成为整个家庭做出投资抉择的地方，让老年人群度过此生的最后一站。

除了“第一站”，县城还是统筹城乡的“腰杆子”，宏观战略的“牛鼻子”。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抓手，在于发挥县城城乡连续体“腰杆子”的作用，壮大县域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引擎，只有县域经济强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城乡贯通，城乡统筹发展的腰杆子才能挺直。在扩权强县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在外循环不畅，需要内循环扩大内需的情况下，县域经济发展又成为“牛鼻子”，从宏观层面看，推动县域发展，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牛鼻子”。

经济地理中的小县大城

我们在德化县成立了乡村振兴研究院，有机会零距离观察“小县大城”发展模式。研究院周边的风景，堪称当代中国城乡融合的缩影：高速公路穿行于青山翠谷间，现代城市与美丽乡村浑然一体，既展现了中国城乡间的良性互动，也描绘了现代化实现以后可能的城乡共生图景。研究院所在的国宝乡，还保存着一些唐宋建筑风格的宗祠建筑群，说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可以有强大生命力。

1、“小县大城”图谱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有四种典型的“小县大城”版本。

版本1.0是“闯出来”的小县大城。即在城镇化初期引导产业和农村人口向县域集中，福建德化县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版本2.0是“引过来”的小县大成。在城镇化中期，通过招商引资重新在县域布局产业，从而推动小县大城的发展。浙江云和县是典型案例。

版本3.0是“搬出来”的小县大城。脱贫攻坚战略实施过程中，有960万人从“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地区搬出来，集中迁至县城、乡镇或周边乡村，形成了集中安置的小县大城。三区三州中的四川美姑县，是典型案例。

版本4.0是“流回来”的小县大城。即现在人口流动不再单向涌向大城市，部分人口开始回流至县域，吴重庆在《超越空心化》中提及“隙地”“狭地”“边地”，就是如此。河南信阳的光山县，是典型案例。

2、县域的四种样态

小县大城的定义涉及多个维度，包括面积、人口、经济和产值等。我们主要从县域面积平均值的绝对值，与城市建成区占县域面积比重的相对值两个维度，将县域分为四种样态：大县大城、大县小城、小县大城、小县小城。

从绝对面积看，县域平均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超过的，我们称之为“大县”，反之则称为“小县”。如新疆若羌县的面积有20万平方多公里，其面积相当于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加一个直辖市的总和。这类“大县”数量较少，却能显著拉高全国县域面积的平均面积值，故此“小县”占大多数。

从相对面积看，建成区面积占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为“大城”，反之为“小城”。

由此，我们可以将各个县划分为四种类型。“大县大城”，多数百强县属于这种类型；“大县小城”，在中西部地区较为常见；“小县小城”，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丘陵地带。“小县大城”，是我们集中关注和讨论的对象。

3、“小县大城”的三层含义

从狭义角度看，即人口城镇化率视角看，县域人口高度集中在城关镇，形成人口城镇化率和乡村空心化率高并存的“小县城、大城关”局面。

从广义角度看，在小县城中，城镇、人口、产业、环境四个因素能如四轮车般协调转动，推动县域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县域未来必将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概括为“小县城、大发展”。

从更广泛含义看，是在中国城乡工农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中找到县域的定位，即“小县城，大中国”。全国已有广东、浙江、重庆等十余省份推行“小县大城”战略，一些县域层面也有相应举措。各位如果在网上搜索自己所在省区市，加上“小县大城”关键词，就能发现这一战略在全国范围的实践情况。据我查证，至少有十几个省市区提出过类似战略，当前的城乡融合发展也体现了这一趋势。

面向未来的小县大城

1、政策驱动：一只看得见的手

我们在《小县大城》一书中深入思考了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影响，以及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环境下，如何把小县大城策略作为提振内需的手段。北大的周黎安老师，曾开创性地研究“行政发包制”和“晋升锦标赛”，这两者主要以单一GDP为衡量标准来评估地方政府的成绩。

近些年我们观察到，这一机制正在发生变化。如今，“竞争达标赛”已逐渐取代“晋升锦标赛”，普遍采用多元目标，以替代单一经济发展目标，这成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新标准。在这一背景下，过去40多年实施的“撤县设市”“撤县设区”政策已逐渐刹车。这导致小县城的发展前景变得模糊，失去了方向感。

2、市场主导：看不见的手

市场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市场不断从农村抽取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使这些要素流向沿海地区。这种趋势使县域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我曾在《重庆日报》乡村振兴大讲堂就此话题发表演讲。当我问现场参加者，有多少人出生于县城或县域时，现场举手的观众超过了90%。这意味着这些年轻人的童年记忆，大多与县域和县城相关，这将通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机制，对他们的身心和社会行为，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如今县域“返乡潮”与“落叶归根”现象，已初现端倪。“小县大城”，也将出现县域人口的虹吸效应，走出“低质量-低品牌-低价格”的“三低循环”，也需要人口向县域的流动。青年群体的价值取向与居住空间选择，或将重塑未来城乡人口流动格局。

我与罗建章博士曾共同撰文探讨区域公用品牌如何促成“三低循环”向“三高循环”转变。长期以来的“三低循环”策略，为中国带来了发展优势，在各类产品的成本与价格方面，中国已独步武林，其他国家难以匹敌。但“三低循环”带来全球范围的内卷，遭到抵制。实际上，中国的产品质量普遍处于中上水平，达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企及的地步，不能再走遭人恨的低价道路，应当走向“高质量-高品牌-高价格”的“三高循环”。

前段时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听到一种对中国人很刺耳的说法：中国人吃草也能活三年。言外之意耐人寻味。若以此展示中国的韧性，那我们还是怎么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还怎么实现？你总不能设想一个城市人“吃肉”农村人“吃草”的中国式现代化吧？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只有城市实现现代化，而农村仍然落后，城乡二元分割、高度异质的“现代化”国家。真正的现代化，还应该是城乡均衡发展。

3、社会支撑：挥舞两只手的身体

除了“有为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和“有效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还需要“有力社会”的强壮身体，在政府积极作为和市场高效运作的基础上，重视社会支撑作用。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重大变化，特别是老龄化和独子化这两只“灰犀牛”，正飞奔而来，势大力沉。进一步看，医疗、教育、养老这“三座大山”与老龄化、独子化这两只“灰犀牛”交织在一起，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内部压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至少三次婴儿潮。其中，1962年至1976年间的第二波婴儿潮尤为引人关注，每年新增人口高达两千多万。如今，这一代人每年以两千人上下的速度步入老年，他们正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按现行退休制度测算，未来十多年中国将迎来每年2000万人口的老龄化峰值，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澳大利亚人口规模的老年群体。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挑战。老龄化人口目前已超过3亿，未来十年将增至4亿，直逼5亿。

可是，自1980年代起，中国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社会养老观念发生深刻转变。过去，人们依赖子女养老，如今却更多地需要依靠自己。同时，“啃老”现象逐渐演变为更为严重的“磨老”“嘬老”，“啃老”不忍心,“嘬老”却很香。年轻人调侃自己做不到完全啃老，那太疼了，就是偶尔找爹妈嘬一口。这使老年人在经济和精神上承受双重压力。我们特别关注到，第三波婴儿潮带来的人口高峰，是第一波婴儿潮独子化的结果。“养儿不能防老”“养儿却会嘬老”，这将在未来二十年内，两只“灰犀牛”冲击社会，“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如何应对老龄化与少子化这两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挑战？

面对挑战，我们必须思考如何让60后、70后顺利养老？如何利用他们的积累，为他们打造安心的晚年生活？这是我们当前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随着60后、70后人群开始进入老年，县域逐渐成为了一个热门选择。刚才提到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县域，也可以回归县域。在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城乡两栖的居住模式，即在城里和乡下各拥有一套房，或至少在乡下有临时住所。由于县城的教育、医疗、养老服务完整，公共设施和服务更为完善，因此备受青睐。面对人口和生育率的持续下滑，我们应更加重视悄然涌现的归乡潮流，让更多人能落叶归根。

随着我国第一代农民工群体进入退休返乡阶段，叠加城市退休人员“落叶归根”的传统文化驱动，县域经济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为这部分人提供了更多选择。这部分人群，无论是农民工还是退休者，都拥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视野。这将有力地推动乡村养老、养生产业以及休闲、居住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

在当前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发达国家已完成现代化转型而我们仍在努力追赶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并重视县域发展，尤其重视在养老层面上的布局，显得尤为重要。

4、城乡关系中的“第三空间”

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期待县域借助“小县大城”策略能再创经济佳绩，并推动城乡之间的和谐交流，从而调整城乡经济关系。

我已经送走了老父老母。我的老父亲在世时，曾提到养老的五大底牌：一是老伴，即老夫老妻一起老去，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第一重要；二是老窝，即拥有自己的住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三是老本，身体很重要，决定能否享受晚年人生；四是老底，有一定的经济储备，不要指望儿女；五是老友，特别是与童年伙伴的联系，人都不是孤岛，都是社会性的，需要老友往来。乡村环境恰好能满足这些需求，甚至为养老市场带来新机遇。小县域因此成为了城乡关系中的“第三空间”，期待这一愿景早日实现。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治理的传统智慧，已流传千年。我们期盼着“小县城，大城关”“小县城，大发展”“小县城，大中国”的美好图景早日成为现实，愿中国城镇化“挣脱乡土”的上半程，与“回归乡土”的下半程，可以有效衔接，让县城发展能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实现。谢谢大家！

整理：文展春 | 编辑：王贤青 白尧

本文来自【北大国发院】，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

来源：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