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委宣传部理论组加上何联眀共4个人，主要任务是根据上级的有关精神举办讲座或为学习班讲课，有时也会给县广播站提供几篇理论学习的稿件。

县委宣传部理论组加上何联眀共4个人，主要任务是根据上级的有关精神举办讲座或为学习班讲课，有时也会给县广播站提供几篇理论学习的稿件。

第一天上班时印象就特别深刻。

领导给何联眀一份单位名单，叫他打电话发一个会议通知。

“喂，是农村部吗?”

“是的。

“我是宣传部，有一个会议通知.....”

何联眀还没讲完，就传来了对方震耳欲聋连珠炮似的咆哮:“.....你这是典型的官老爷作风!......”

何联眀一下子被吓蒙了，只听见这么一句，其他的完全听不清。

是不是自己打错电话了?但对方明明回答“是的”。何联眀不敢再讲话，但又不敢放下电话，等他发完火，何联眀也不敢作声。对方以为没人了，狠狠地放下电话，何联眀才喘了一大口气，放下电话走出电话室。

何联眀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一问领导，才知道农村部就在宣传部的头顶。那时的县委就在现在的市博物馆，宣传部在二楼，农村部在三楼。

初来乍到的何联眀，还分不清县委的东南西北，怎么知道呢?

后来才知道，对何联眀咆哮的是农村部的一位副部长，按当时县委机关的规矩，这么近的距离也打电话，属于“典型的官老爷作风”。

何联眀渐渐熟悉了县委机关的规矩，并很快有了“幸福感”。

首先是“社会地位”高了。一说自己“在县委工作”，许多人就会投以羡慕的眼光，这种感觉特别好。

其次是县委饭堂的伙食也特别好，尤其是早餐，一毛钱就能吃饱，师傅能做出各式各样的点心，有时候还可以多买。何联眀经常买些回去给退休在家，很喜欢吃点心的父亲。他每次给父亲递上点心，都看到他脸上流露出幸福的表情。

再次是领导开恩，为他解决了住宿的大问题。家里住得太挤，领导允许他在宣传部资料室的那张值班床睡觉。宣传部最大的财富是书报刊物多，在那里睡觉，连枕巾也可免掉。顺手拿一本《人民画报》往枕头上一放,睡一个晚上翻一页，每天都是“新枕巾”，一本翻完了扔掉，换一本就行了。

工作时的幸福感也很多。每一位老同志都是自己的老师，不懂的理论问题以前要到处找人问，现在近水楼台，方便得很。尤其是组长老赵，温文尔雅，一派学者风范，什么理论问题都懂，他是何联眀心目中的理论家。老赵还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在他手下工作很舒服。备课有充足的时间，一般都有一两个月，而且资料很丰富，不够的话，还可以到兄弟单位党校去借。

何联眀对工作环境十分满意。讲稿写完，经领导审阅后，就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各公社给公社干部讲课。讲完课注重两件事，一是看掌声有多热烈，这是对自己工作的评价，掌声多，幸福感会马上增加。二是看那天有没有加菜，加什么菜，这是对自己工作的“报酬”。那时不像现在，讲完课不可能有“信封”，主要的“报酬”就是加点菜。同组的胡伯洲(后来任中山日报社社长)就经常笑眯眯地间我:“明仔，昨日落乡有七野(什么)盘景(菜盘子里的景色)呀?”如果加完菜，公社的宣传委员还能帮忙弄到两斤鸭蛋回家，那幸福感至少可以延续一个星期。

让何联眀感到幸福的还有单位时不时对他的“破格使用”。县委直属机关及有关单位的干部学习会让他去做报告，工农兵剧场1200多个座位，坐得满满的;县委宣传部与党校合办的副科以上干部培训班，也让他去讲课，居然还听到“不错，不错”的评价。这让他这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很有满足感。

还能不满足吗?要知道，何联眀当时只有一张文凭一小学毕业证书。

理论组内也并非一团和气，有时会为一些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

一次，拜访珠海宣传部，在他们的悉心安排下，何联眀等人非常难得地坐船在湾仔内地航道绕澳门一周。

这是何联眀平生第一次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景象，惊呆了。远远望去，对面高楼大厦，红墙黄瓦，绿树掩映，穿着各种颜色衣服的人休闲地走在海边的路上，美极了。何联眀立刻站在船边，请同事帮忙拍照留念。

但被一位老同志严肃地制止了:“不能以资本主义为背景照相!

为这个问题，回来后，理论组分成能照与不能照两派，不停地辩论了三天。双方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争得面红耳赤，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何联眀在宣传部的幸福感下降了。

那是因为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工代干”，没有正式的干部身份，是个“临时工”。领导的解释是中山的转干名额被上级冻结了。

工资关系在电信局，但人在宣传部工作，电信局当然有意见。宣传部就把他的关系转到不敢有意见的下属单位新华书店，但何联眀还是一个“低人一等”的“临时工”。

电视主持人孟非，当有人问他什么是幸福的时候，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的幸福就是四条带鱼。”他在江苏电视台当临时工的时候，单位经常弄些带鱼回来改善职工生活，领导经常叫他去搬带鱼，但分的时候却没有他的份。忽然有一天，不用他去搬，但却分到了四条带鱼，他觉得非常幸福，因为他转为正式工了。

县委有时也分“带鱼”。有一次，每个县委正编干部分到了两个白色的尿素(化肥)包装袋子，两个袋子拆开之后的面料染了色可以缝制一条裤子。许多干部做成裤子之后，由于染得不够彻底，屁股后面还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几个鸡蛋那么大的字:含氮46%。

何联眀当时的幸福愿景就是希望自己也能穿上这样一条裤子。

还有一次，宣传部内部处理几张用破了的藤椅，为公平起见，部内举行了隆重的公开投标。经过激烈的角逐，“标王”产生了，理论组准备结婚的郑金钻(后来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协主席)，以15元的最高价格投得了全部椅子。

当然，何联眀也只有看热闹的份。

领导关于转干名额被上级冻结的解释，何联眀是相信的。中山后来分到了10个名额，感谢宣传部为何联眀争取到了一个。这10个转干名额中，有在县总工会工作的县委书记夫人梁惠玲，有分管工业的县委常委欧少英。如果中山自己有权,这些人不会“以工代干”。

在宣传部工作,觉得最有意思、最值得怀念的是打倒“四人帮”后，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那段时间。

“毛主席也可以有错误”，那多带劲!何联眀清楚地记得，他在三角公社给公社干部讲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课的时候，一位公社干部走到他面前，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嘿!听完你讲这一课，还好过食碗猪肉粥!”

何联眀的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觉得理论宣传工作者的工作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

那时，做宣传工作，觉得自己对这个社会是很有用的。单位，乃至整个社会的人都觉得心情舒畅，有思想被多年压抑，一朝得解放的畅快感觉。

但好景不长。由于无法搞懂的“上层建筑”原因，人们的“思想自由化”程度慢慢降低了。宣传工作又回到了以前那种不敢越雷池一步，“照抄、照搬、照转”，谁都害怕讲错话的沉闷局面。

工作似乎变得更“轻松”，上班常常是看看报纸喝喝茶。在宣传部，看报纸也是工作。

何联眀开始学会偷懒了。渐渐悟出，在机关工作有个“潜规则”，就是上班时不能迟到，准时上班，互相打个照面，喝杯茶，说几句“今天天气不错”之类的话后，然后你再出去干什么，就没人管你了。

于是，何联眀经常上班准时报到，然后看看报纸，喝杯茶，早上9点多就溜出去到菜市场买菜，买了以后拿回家洗干净，花九牛二虎之力把蜂窝煤炉点着开始煲汤，调好火候，然后回单位再装模作样地干点什么，下班回家就有汤喝了。

这样做最害怕的是什么?——在菜市场碰到熟人。在拥挤的市场上使劲地砍价，把一毛一斤的西洋菜砍到七分钱一斤，这时匆匆挤进一个人说“买两斤西洋菜”，一看是个熟人，而且都是县委的!

太尴尬了。

这种事，何联眀碰到过两回。

说句真心话，偷懒不是因为懒，是因为有时真的太清闲，闷得你几乎连报纸缝隙上的广告都看完了，还没到点下班。而这时，儿子出生了，家里有做不完的家务，渐渐地，何联眀感觉在宣传部工作没有了幸福感,甚至感到痛苦。

因为越来越不喜欢这份工作了。

这份工作，他最不喜欢的是它“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君子所为”。到处去告诉别人应该这样做，那样做，就是自己不能做。

多有意思的事情，自己也只能当一名看客，觉得很没意思。

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是一件痛苦的事。何联眀决心解除痛苦，不再做这种“君子”。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义无反顾地给组织部打了个报告，要求到火热的农村去工作。而且是铁了心，在请调报告中表明态度:无条件地去，去哪个公社都可以，做什么工作都可以，随便安排。

1983年中山撤社建区，同年11月29日，何联眀去南朗区报到，任区党委副书记，分管党群工作。

到了南朗不久，在北京旅游学院读书的太太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何联眀去了南朗。他违背了对她的承诺：在她毕业之前工作不动，看着寄养在岳母家的儿子。

太太早就知道何联眀不安心工作，所以去读书前“约法三章”。何联眀怕她放心不下儿子不肯去北京读书，“答应”了她提出的所有条件。但把她哄走之后，何联眀就给组织部递上了请调报告。

去了南朗，何联眀很长时间才能去看儿子一次。离开时，两岁多的儿子总是泪汪汪地用两只小手抱住他，不让他走，知道“大势已去，无法挽留”时，就叮嘱何联眀下次早点来看他。

每当此时，何联眀就感到一阵阵心酸。

在南朗，大家都习惯尊称区党委书记欧庆甫为“欧哥”，他真的如大哥那样对待新来的何联眀，从他身上，何联眀学到了不少东西。

1984年夏天，欧哥叫何联眀带区乡干部去北京旅游。这可能因为何联眀曾去过北京，太太又在北京旅游学院读书，各方面会方便些。

参加旅游的有南朗区的部分区干部、各乡的支部书记及乡长一行40多人，队伍浩浩荡荡。

现在去旅游，打个电话给旅行社什么都搞定。但当时这可是个大工程，从买机票到订旅店，再到吃饭、买景点门票等，什么都要靠自己。

北京那时仍是计划经济为主，南方则刚刚开放。

北京这个大都市让这群“大乡里”开了眼界，南北的经济文化和城乡差别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有趣的回忆。

【找旅馆】

由于差旅费的限制，大家只能找小旅店住宿。

众人到了旅店柜台，看到是个小伙子，先递上一根“良友”香烟。

小伙子接过来闻一闻，舍不得马上抽，往耳朵上一夹:“要开房是吗?”小伙子很热情。

“是的，有房吗?

“有啊!

“带洗澡房的吗?”广东人习惯了每天都洗澡,特别是夏天，一身的臭汗，不洗澡怎么睡?当时已经找了好几家了，都是没有洗澡房的。

“没有，有公共浴池啊!”

“公共浴池?带我们去看一下。”

“好咧!”小伙子很爽快。

一进浴池，就感到热气腾腾。浴池不算小，有三四十平方米，一群男人光溜溜地泡在热水里，有的用一条长毛巾在拉背，有的在互相擦背，身上擦落的“老泥”漂在水面，几乎有半公分厚，像煲好的老火汤上面的一层油渍。泡浴的人用手不断地把它拨开，但马上又围拢回到脖子边来。

何联眀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不习惯。但再找也大概如此，高级的宾馆住不起，小旅店没有洗澡房，怎么办?

办法还是想出来了。先在便宜的小旅店安顿下来，然后忍痛多出点钱在附近的宾馆开了三个有淋浴间的房间，晚上40多人轮着去冲凉。

宾馆楼层服务员一直纳闷:为什么这三个房间一到晚上，访客就络绎不绝?

【买饼干、汽水】

两个乡干部走在街上，肚子饿了，看到有饼干卖，一人掏钱:

“买半斤饼干。

“粮票。’

“‘粮票?没有。”

广东那时买米面产品已经不用粮票，所以没人想到要带粮票去北京。

“那不能卖!”

乡干部盯着玻璃瓶里的饼干直咽口水。

“多给两块钱行吗?”

“不行!”

“多给四块呢?

“也不行!”

那时没有矿泉水，也没有蒸馏水，在北京的路上，如果口渴，只能买汽水解渴，而且只有“亚洲汽水”一个牌子。

口渴难忍，但还要排几十人的长队买。

好不容易轮到柜台边，问:“多少钱一瓶?

“一毛九。

递上两毛钱。

“没有。”

“那请你靠边等一会儿。

“那一分钱不用找了。”

“不行!

【自行车单行道】

为办事方便，太太帮何联眀在旅游学院借了一辆自行车，不用挤公共汽车，自由自在，太好了!

骑着，骑着，路边闪出一名警察，一把抓住自行车把手。

何联眀连忙下车。

“乜哕(什么)事?阿Sir。”

“不能这样走，这里是自行车单行道!”

“我点(怎么)知道单车也有单行线?我吡(我们)中山连汽车都有(没有)单行线。”

“罚款!”

“罚款?我罚你款就真，成个月工资都罚晒你咯。

“要罚款，听到没有?”

“我骚你都晒气啊(我才不理你啊)!”

何联眀这样讲话，按理警察会十分生气。但警察一点也不生气，只是莫名其妙地看着何联眀。因为何联眀讲的全部是石岐话,他一句也没听懂。

这就像广东人常说的，“鸡”同“鸭”讲话。站在路边，他看我，我看他。

僵持了一会，何联眀又用石岐话讲几句，用手乱比划一通。

警察不知道何联眀讲什么话，更不可能找到翻译，看这样僵下去没结果，只好松开抓住自行车的手，摆了摆:“走吧!”

何联眀立刻骑上车，用普通话说了一句:“谢谢警察叔叔!”飞一样地跑了。

“臭小子，原来...”后面传来警察的一阵骂声。

【罚款】

两个乡干部走在大街上，被繁华新奇的景象所吸引，东张张，西望望。

“咔吐”，一位乡干部习惯性地吐了一口痰。在村里的泥路上，大家都习惯了这样。

“同志，不能随地吐痰。”一位手臂戴着红袖章的大爷走了过来。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乡干部感到不好意思。

“请交罚款。”

“吐口水也要罚款?”

“对!

“多少钱?”

“5毛。”大爷竖起一只手掌，五指分开。

乡干部自认倒霉，掏出钱包，拿出一元钱递给了大爷。

“有没有零钱?”

“没有。

“您有没有?”大爷问另一个乡干部。

“我也没有。”

“剩下这5毛不要了。”

“那不行。”大爷十分认真

“你们两人再找找吧。”

“口袋都翻遍了，哪有啊?”

“那就等一下，看有没有行人能兑开它吧。”

等了一会儿，问过两个行人，仍兑不开。

“我有办法了!”乡干部高兴了起来。

“咔吐”的一声，又从嘴里吐出一口水。

“这就不用找了!”拉着另一个乡干部拔腿就走。

“你....你这是...喂，同志，发票.....”

【找“热闹”】

自由活动半天，大家都没去过天津，听说天津很近，想多去个地方，几个“大乡里”便坐火车到天津。

火车上挤满了人。到了天津，火车站的人挤得更满。大家挤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挤下了火车。又挤得一身臭汗，挤出了火车站。

人生地不熟的，漫无目的地走了一段路。

“去哪里好?’

“不知道!”

“找最热闹的地方去!

“对!”

“怎么找?”

“问人嘛!”

看到了卖冰棒的母女俩。

一位乡支书上去了。

“同志，请问边处最矮闹(请问哪里最热闹)?”

“你说什么?”

怎么能听得懂呢?他只把石岐话的音读得重一点，就算是普通话了。

又是一只“鸡”，一只“鸭”，用手比划半天没有结果。这也难怪他们，“热闹”怎么比划?

“你走开,让我来问!”文化站长看不下去了,推开了乡支书。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我一们一是一想一问一你,哪一里一的一人一最一多?”

虽然是蹩脚的普通话，小女孩听懂了，用手一指。

“火车站呀!”

【买机票】

正当这群“大乡里”在北京到处乱窜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动世界的事，一个叫卓长仁的家伙，伙同两个人劫持了一架民航客机飞到了台湾。

当局为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下发紧急通知，全国各地购买机票必须要县团级以上的单位证明。

那时中山是县级市，下辖33个区，区是科级单位。大家带着的证明是不够级别的。如果打电话回去，派人到市里开了证明，再寄到北京，时间太长了，那时没有快递业务。

何联眀硬着头皮想碰碰运气，把盖着“广东省中山市南朗区公所”公章的证明递进了机场售票处窗口。

女售票员端详了半天，漂亮的脸蛋布满疑云:“这是什么单位证明，你们单位到底是区还是所?”

是啊，“区公所”这个名字大家都觉得别扭，就像旧社会的伪政权。

“哦，是这样的，我们中山市一共分四个区，一个叫东朗区，一个叫西朗区，一个叫北朗区，我们是南朗区。就像你们的海淀区、朝阳区一样，不同的是我们的级别低一点，只是县级单位。”

何联眀也想不到自己会蹦出这么一段话。

“那‘区公所’是什么意思?”她脸上的疑云仍然没消。

“区公所就是区政府办公的所在地，简称‘区公所’。”

“哦，我明白了!”她好像解了一道数学难题，脸上露出了笑容。

【哪里人】

一群乡干部走在街上，大声讲石岐话、南朗话。

一位50多岁的北京人大概没听过这种口音，好奇地问:“同志，请问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是南朗的。”白企乡(现在叫村)的乡长抢先回答。

“南朗?”

“嗨!你为什么不讲你是白企的?!”冲口乡乡长白了白企乡乡长一眼后忙补充:“我们是广东省中山市的。”

“哦，广东的。”

“中山市听说过吗?”

“没有。”

“孙中山听说过吗?”

“孙中山，知道，领导推翻清朝封建统治。”

“中山市就是为了纪念孙中山改的名字。”

“哦，那南朗呢?”

“南朗是中山市下面的一个区，以前叫公社。”

“哦，明白，明白了。”

现在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说“我们是中山的”，或许有人知道。

但要说“我们是南朗的”，要路人懂，还尚需时日。

努力吧，南朗人!

来源：大事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