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在林场当工人，常年在深山里伐木，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来，他都会带些山里的野果子，那是我童年最甜蜜的记忆。

二婶恩情未了

＂周老师，户口问题恐怕要耽误高考了。＂教导主任低声道，眼睛不敢看我。

我如坠冰窟，十八年来从未感到如此无助。

教室窗外，早春的风刮得树枝直晃，就像我此刻摇摇欲坠的心。

我叫周立明，出生在北方一个小县城。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家家户户都靠粮本子过日子。

父亲在林场当工人，常年在深山里伐木，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来，他都会带些山里的野果子，那是我童年最甜蜜的记忆。

母亲身体不好，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卧床不起。有时候疼得厉害，连翻身都困难。

初中毕业那年，母亲的病情加重，父亲把我送到二婶家借住。那是1976年，正值全国上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年代。

大街小巷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县广播站的大喇叭，整天播放着激昂的批判声。

二婶叫刘敬华，在县纺织厂做工。她五十出头，个子不高，面容黝黑，眼角的皱纹像是刀刻的。

二婶的丈夫——我的二叔王建国，早年参军入伍，后来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她一人拉扯儿子虎子和女儿小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虎子比我大两岁，初中毕业后就去机械厂当了学徒工。小兰比我小一岁，正在读高二，是班里的三好学生。

二婶家住在纺织厂的家属楼里，一个两室一厅的筒子楼，不过六十平方米。我被安排和虎子住在一个房间。

房间狭小，两张单人床几乎占满了空间，中间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床头各有一个小木柜，用来放些书和杂物。

墙上挂着二叔的遗像，黑白照片中的他穿着军装，目光坚毅。每到清明节，二婶都会带着我们去给二叔上坟。

1978年春，高考即将恢复，我正准备拼尽全力，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没想到户口问题却成了绊脚石。

原来，因为我一直在二婶家借住，户口还在老家，而高考报名要求户口、学籍一致。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压在我心头。

回到二婶家，我闷闷不乐地坐在桌前，一句话也不说。

＂立明，咋了？＂二婶刚从厂里回来，手上还沾着棉絮。她看我脸色不对，关切地问道。

我把情况一说，二婶皱起了眉头。她放下手中的搪瓷缸子，说：＂别急，二婶想想办法。＂

没想到第二天，二婶竟悄悄去找了她当民兵连长时的老战友张叔，现在在公安局工作。

三天后，张叔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来到家里，带来了好消息：＂敬华啊，这事我托了关系，算是办妥了。＂

二婶连忙倒了碗热茶，又从柜子里拿出珍藏的罐头。张叔推辞不过，只好接受了一罐山楂罐头。

＂立明，你安心读书，考上大学比啥都强。＂二婶拍着我的肩膀，那粗糙的手掌传来温暖。她的手指上全是纺线留下的茧子，摸起来硬邦邦的。

二婶每天凌晨五点起床，先把早饭做好，然后骑自行车去上早班。纺织厂的工作又脏又累，车间里噪音大，二婶的耳朵渐渐有些背。

每次和她说话，都得提高嗓门。久而久之，她习惯了别人的大声说话，自己说话也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

下午四点下班回家后，她还要洗衣做饭。我常看见她在昏黄的灯光下，低头缝补衣服，额头上的汗珠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有时候，院子里的王大妈会过来串门，两人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一边择菜一边拉家常。

＂敬华啊，你咋这么命苦呢？老王走得早，留下你一人拉扯两个娃，还搭上个侄子。＂王大妈摇着头说。

二婶笑着回答：＂命苦啥呀，比起那些困难时期饿肚子的日子，现在已经好多了。虎子能挣钱了，小兰和立明都是好学生，我这心里可美着呢！＂

那时候物资紧缺，什么都凭票供应。肉票、油票、布票，都是宝贝。二婶每个月的工资不高，除去生活开支，几乎所剩无几。

有一次，我发现二婶将肉票攒下来，到月底全给了我。＂你正长身体，得多吃点肉。＂她说这话时，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

虎子在一旁撇了撇嘴，我听见他小声嘀咕：＂又不是亲生的。＂二婶却装作没听见，继续往我碗里夹肉。

那天晚上，我听见二婶在和虎子小声说话：＂虎子，立明是你表哥，咱家能帮就帮帮。你爸要是在，肯定也是这么做的。＂

虎子嘟囔着：＂凭啥让我穿补丁裤子，他却能吃肉？＂

二婶叹了口气：＂咱家条件有限，等你妹妹和表哥都考上大学，日子就好了。再说了，你已经挣工资了，不比上学的强？＂

听到这些，我心里又是感激又是愧疚。第二天，我特意早起帮二婶挑水、扫地，希望能减轻她的负担。

二婶见状，笑着说：＂好好学习就是对二婶最大的帮助。你爹娘把你交给我，我就得对你负责到底。＂

备战高考的日子里，我常常熬夜到深夜。那时候没有台灯，只有一盏瓦数不高的白炽灯。我用铁皮做了个简易的灯罩，把光线集中在书桌上。

小兰和我共用一个房间，只用一块布帘相隔。她被我的灯光影响，第二天总是顶着黑眼圈。我愧疚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高考在即，每分每秒都很宝贵。我不敢松懈，唯恐失去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三天晚上，我发现窗户上多了一层厚布帘，完全遮住了光线。后来才知道，那是二婶用自己的工作服改的。

＂二婶，您的工作服...＂我欲言又止。

二婶摆摆手：＂没事，反正夏天到了，不穿那么厚了。你好好复习，别管这些。＂

每天晚上，二婶都会在我学习的时候，悄悄地放一杯热茶在我桌边，有时还会放一个煮鸡蛋或是几块糖。

虎子对此越发不满，常常阴阳怪气地说：＂读书人就是金贵，连口茶都是现成的。＂

二婶总是呵斥他：＂你少说两句吧！当初让你好好读书，你不听，现在眼红人家干啥？＂

高考那年，全国上下都沸腾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许多过去被耽误的知识青年都摩拳擦掌，准备一搏。

考场上，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想到二婶的期望，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试卷发下来后，我仔细审题，一道一道地做。

放榜那天，我站在告示栏前，手指颤抖地寻找着自己的名字。当看到＂周立明＂三个字赫然在列时，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

回家后，二婶正在做饭。我冲进厨房，激动地说：＂二婶，我考上了！省城大学！＂

二婶愣了一下，然后放下锅铲，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似乎在抑制着什么。

＂好，好啊！＂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你爹娘要是知道了，该多高兴啊！＂

全家欢喜，连虎子也破天荒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行啊，表哥！＂

临行前，二婶塞给我五十元钱：＂学校远，有啥困难就说。＂那时候，五十元几乎是二婶一个月的工资。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临走时，二婶还往我行李里塞了两罐她自己腌的咸菜，说是怕我在学校吃不惯食堂的饭菜。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新知识。每个月，我都会给二婶写一封信，汇报学习情况。二婶虽然文化不高，但每次都会让小兰代笔回信。

信中常常叮嘱我好好学习，别担心家里，说虎子工作稳定了，小兰也在认真备考。有时候，信封里会夹着一两张钱，虽然数目不多，却让我倍感温暖。

1984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省广播电台工作。那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不仅有稳定的＂铁饭碗＂，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分配工作那天，我从人事科长手中接过工作证，心中满是感激。如果没有二婶当年的帮助，我可能连高考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现在的工作了。

半年后的一个周末，我正在宿舍整理广播稿，忽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竟是多年未见的堂妹小兰。她已经在县医院当了护士，穿着一身白大褂，显得干净利落。

我以为她是来看望我，高兴地把她迎进屋里。可她的表情却异常凝重。

＂二婶病了。＂她开门见山地说，＂肺癌晚期。＂

我如遭雷击，手中的杯子差点掉在地上：＂怎么会这样？＂

小兰眼圈泛红：＂可能是在纺织厂吸入太多棉尘的缘故。医生说...最多还有三个月。＂

＂她不让我们告诉你，说你工作忙，别为她操心。＂小兰抹了抹眼泪，＂是我瞒着家里人来的。＂

我嗓子发紧，眼前浮现出二婶在纺织厂车间里，飞舞的棉絮中忙碌的身影。二十多年如一日，她在那样的环境中工作，却从未抱怨过一句。

＂我马上请假回去。＂我立刻收拾行李，心中满是自责。这些年来，我虽然常写信回家，却很少回去看望。每次想请二婶来省城玩，她都说厂里忙，走不开。

回到县城，虎子在汽车站接我。他已经从学徒工成长为车间技术骨干，戴着一顶蓝色工作帽，神情沉稳了许多。

＂表哥，你可算回来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

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问虎子这些年的情况。虎子叹了口气，说：＂娘这人，就是太要强了。去年就开始咳嗽，一直硬撑着不去医院。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知道吗，表哥？＂虎子突然话锋一转，＂1983年全国企业改革，我们厂裁员，你那个分配名额差点被刷掉。＂

我一愣：＂啥意思？＂

虎子咬了咬牙：＂我娘托了关系，让你保住了名额。她那时候把父亲留下的军功章都拿出来了，求人家通融。＂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我完全没想到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难怪当年我能顺利分配到省广播电台，原来二婶在暗中付出了这么多。

＂她不让我们告诉你，说怕你有负担。＂虎子的声音低沉下来，＂其实我一直不理解她为啥对你这么好。后来才明白，她是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

二婶住在县医院的普通病房里，和另外三个病人一起。推开门时，一股药水味扑面而来。

病床上的二婶比我记忆中消瘦了许多，脸颊凹陷，皮肤蜡黄。听见动静，她睁开眼睛，看到我时，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立明来了？＂她挣扎着要坐起来，被我轻轻按住。

＂二婶，您躺着别动。＂我强忍泪水，握住她的手。那双曾经粗糙有力的手，如今瘦得只剩下骨头，却依然温暖。

＂你咋来了？工作不是挺忙的吗？＂二婶的声音虚弱，却依然关切。

我哽咽着说：＂二婶，我来看您了。您...您感觉怎么样？＂

二婶勉强笑了笑：＂没事，就是有点累。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她显然在隐瞒病情。

我和她聊起我在电台的工作，讲些有趣的事情，想让她开心。二婶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脸上的笑容温暖而满足。

＂立明，你能来，二婶心里就踏实了。＂她拉着我的手，声音微弱却坚定，＂一家人不讲两家话，这些年来，二婶把你当亲儿子看待。＂

听到这句话，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所有的感激、愧疚和爱，在这一刻汇聚成滚烫的泪水。

＂二婶，您对我的好，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跪在床边，紧紧握着她的手。

二婶摸了摸我的头，就像我小时候那样：＂傻孩子，这有啥。你爹娘把你交给我，我就得负责到底。再说了，看着你有出息，二婶心里比啥都高兴。＂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请了长假，留在县城照顾二婶。每天早上给她擦身、喂药、陪她说话。

有时候，二婶会回忆起过去的事情。她说起当年如何在粮食紧缺的年代，想方设法多弄些吃的给我们；说起如何在寒冬里，把自己的棉袄改小给我穿；说起如何在我高考前夕，日夜祈祷我能考上大学。

每一个回忆，都像一把钝刀，刻在我心上。我这才明白，这些年来，二婶默默付出了多少。

有一天，二婶的病情突然恶化，呼吸变得异常困难。医生摇摇头，说可能撑不了多久了。

我守在病床前，寸步不离。虎子和小兰也请了假，一家人轮流照顾。

午夜时分，病房里只有我和二婶。她忽然睁开眼睛，示意我靠近。

＂立明，＂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二婶有个心愿...＂

我连忙附耳倾听：＂二婶，您说。＂

＂你能...答应我...照顾好...小兰和虎子吗？＂她的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吃力。

我泪如雨下，点头如捣蒜：＂二婶，您放心，我一定会的！您把我当儿子，我也把虎子和小兰当亲兄妹。＂

听到这话，二婶脸上露出释然的笑容。她轻轻闭上眼睛，仿佛卸下了一个重担。

三天后，二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葬礼上，全厂的工人都来送行。厂长亲自致悼词，称赞二婶是工厂的模范工人，是时代的好母亲。

我站在灵柩前，泪流满面。想起二婶一生的艰辛和付出，我心如刀绞。她用自己的方式，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亲情。

葬礼结束后，我、虎子和小兰坐在二婶的屋子里，面对她的遗像发呆。房间还保持着她生前的样子，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柜子上摆着我们三人的合影。

＂表哥，＂虎子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娘走之前跟我说，让我别总跟你较劲。她说咱们是一家人，应该互相扶持。＂

小兰也抹着眼泪说：＂娘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她总说，立明从小没了娘的疼爱，咱们得多照顾照顾他。＂

听着这些话，我心中五味杂陈。原来在二婶心中，我从来不是外人，而是她的亲人，是她用心血浇灌的孩子。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擦干眼泪，坚定地说，＂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互相扶持，这是对二婶最好的告慰。＂

虎子和小兰点点头，我们三人紧紧相拥，在二婶的遗像前立下了承诺。

多年后，当我已经成为省广播电台的台长，每当想起二婶，心中依然充满感激和思念。

在我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张二婶的照片。照片中，她穿着蓝色工作服，头上扎着红头巾，脸上带着朴实的笑容。

那笑容中，有坚韧，有温暖，更有无私的爱。

她教会我的，不仅是如何求学、如何做人，更是如何去爱、如何担当。这份恩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并传递下去。

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带着虎子、小兰和我们的孩子们，回到县城，去给二婶上坟。我们告诉下一代二婶的故事，让他们明白，亲情不在血缘，而在那些如水的日子里，每一个平凡而深刻的瞬间。

二婶的恩情未了，它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温暖着我的一生。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