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丘地区（古称宋国）与孔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里不仅是他的祖籍所在，也是他周游列国寻求政治理想的重要一站，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印记和传说故事。
商丘地区（古称宋国）与孔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里不仅是他的祖籍所在，也是他周游列国寻求政治理想的重要一站，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印记和传说故事。
一、 孔子的“宋”之根
祖籍之地： 孔子的远祖是微子启。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庶兄，因不满纣王暴虐无道而多次劝谏无果。周武王灭商后，感念微子启之仁德，封他于宋（都邑就在今商丘境内），承继殷商祭祀。因此，宋国是殷商遗民的国家，孔子作为殷商王室后裔，血脉上可追溯至宋国的始祖微子启。《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临终前说：“而丘也，殷人也。” 可见其强烈的祖源认同。
成长印迹：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陬邑大夫，但他早逝。孔子童年至少年时代曾随母亲生活贫寒，传说他学过儒礼（殷商后裔主持丧葬礼仪的职业），有记载称他在宋国（或其附近）曾习礼（学习礼仪）。《孔子家语》等古籍也有孔子“长于宋”、“少居鲁”的说法（具体地点有争议，但与宋国文化密切相关）。
二、 孔子周游列国的核心一站：游宋
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回到祖地宋国，是其行程中的重要部分。在宋国发生了几个载入史册的重要事件：
习礼于大树下：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最详：“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 这表明孔子在宋国都城附近的某棵大树下教授弟子礼仪。
背景： 孔子到达宋国时，当时的宋国执政者是司马桓魋。桓魋是宋景公宠信的大夫，为人骄横奢侈，且与孔子政见不合（如反对厚葬等主张，孔子主张简朴守礼）。
桓魋伐树与孔子遇险：
直接冲突： 司马桓魋得知孔子带着众多弟子在宋国公开讲学习礼，并且批评过桓魋为自己制造奢华的石椁（外棺），感到非常不快和威胁。他决心驱赶甚至加害孔子。
“拔其树”： 桓魋采取了一个直接而暴力的方式：派人去砍掉孔子和弟子们习礼的那棵大树，以此公开羞辱孔子，并显示他的权威。《史记》载：“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
孔子临危不惧： 面对砍树威胁和可能的人身危险，孔子表现出非凡的镇定。据《论语·述而》记载，弟子们担心害怕，催促孔子快逃。孔子说了那句著名的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上天赋予了我这样的品德，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显示出对道德信念的坚定和对天命的从容。
离开宋国： 尽管态度坚决，但为弟子安全计，孔子还是决定立刻离开宋国。他和弟子们为避祸，改换装束（“微服”），匆匆穿过宋境奔往郑国。途中与弟子走散，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的著名形象描述（见于《史记》），正是发生在这次离宋奔郑的途中。
三、 商丘地区的孔子文化印记（遗迹与象征）
历史变迁中，宋国故都的具体位置和建筑已难考，但后人为了纪念孔子与商丘的渊源，建立了多处纪念场所：
孔子的习礼之处 - 文雅台：
地点： 位于商丘市梁园区。
历史与象征： 此地被认为是孔子当年在宋国习礼讲学的地点（具体大树已无存）。后人为纪念孔子，于汉代开始在此建高台，称“习礼台”或“学礼台”，魏晋后改称文雅台。历代屡毁屡建。现存文雅台建筑多为后世重建或维修的结果。
意义： 这是整个商丘地区最核心、最直接的孔子纪念地。它承载着孔子“在宋习礼”的历史典故和遭遇桓魋威胁的故事，成为后人凭吊先贤、传承礼仪文化的圣地。
孔子还乡祠：
地点： 位于商丘市夏邑县北栗王村西。
由来与意义： 孔子曾多次还乡（祖籍地）祭祖。夏邑在历史上被认为属于古栗地，是微子启的封地范围。后世（特别是明代以后）在此建祠，称还乡祠，以纪念孔子回宋故里寻根问祖的行为。此祠是海内外孔子后裔和华人寻根谒祖、表达桑梓之情的重要场所。
活动： 时常成为孔子文化研讨和祭祖活动的举办地。
习礼乔木 - 精神象征：
“习礼乔木”已成为商丘的文化象征之一。它既指代文雅台遗址，更升华成一个文化符号，代表了孔子在宋地播撒的礼乐种子和坚韧品格。
血脉根源： 商丘（古宋国）是孔子殷商先祖微子启的受封之地，是孔子的精神故乡和血脉所系。
历史舞台： 宋国是孔子周游列国寻求治国之道的重要驿站。
深刻印记： 孔子在宋国习礼讲学的活动，以及与桓魋的冲突（“拔树逐圣”），构成了《史记》等经典中记载的重要历史事件，展现了孔子的品格和处境。
文化地标：文雅台（习礼处）和还乡祠（祭祖地）是商丘地区纪念孔子的两大核心物质遗产，是“孔子印记”的具体承载。
精神遗产： “习礼乔木”代表着孔子在此传播礼乐文化的精神以及面临险境时的坚定从容，成为商丘乃至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精神象征。
因此，商丘区域内的孔子印记，不仅是地理上的祖籍关联，更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游宋遇险）、一系列传颂千古的故事（习礼、桓魋伐树、微服而行），以及后人不断缅怀和传承而建立的文化纪念地。这些共同构成了商丘作为“圣人祖地”的深厚文化底蕴。
来源：商丘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