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异客”迷踪（连载七十一）——野人篇（6）

摘要：在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与艺术中，“野人”（Homo sylvestris或Wild Man）或半人半兽的生物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它们既象征着未被文明驯化的自然力量，也反映了古人对人性边界的探索。

（续上期）

二、外国古籍：从"自然之子"到"文明他者"

（一）古希腊罗马：酒神伴侣与森林之灵

在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与艺术中，“野人”（Homo sylvestris或Wild Man）或半人半兽的生物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它们既象征着未被文明驯化的自然力量，也反映了古人对人性边界的探索。

1.神话中的野性存在

（1）萨提尔（Satyrs）与西勒诺斯（Silenus）

形象：半人半羊（或半马），常被描绘为醉酒、纵欲、嬉闹的森林精灵，拥有蓬乱的毛发、蹄子和尾巴。

文献记载：

荷马史诗中提及萨提尔是“山林中的舞者”。

欧里庇得斯的《独眼巨人》中，萨提尔是贪杯好色的喜剧角色。

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将西勒诺斯（萨提尔的首领）描述为醉酒的老智者，掌握自然与诗歌的秘密。

象征意义：代表人类未被社会规范约束的本能（尤其是性欲与酗酒），是文明（polis）的对立面。

（2）潘神（Pan）

形象：羊角羊蹄的山林之神，掌管牧羊与荒野。

文献记载：

希罗多德提到潘神在马拉松战役中用“恐慌”（panic）帮助希腊人击败波斯人。

罗马帝国时期，潘神与本土自然神法乌努斯（Faunus）融合，成为田园诗的常见意象。

象征意义：自然界的混沌力量，既能带来丰饶，也能引发不可控的恐惧。

（3）半人马（Centaurs）

形象：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马，常被描述为野蛮好斗。

关键事件：

拉庇泰人（Lapiths）婚礼上的半人马暴动（见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帕特农神庙浮雕），象征野蛮与文明的冲突。

例外：智者喀戎（Chiron）是半人马中的异类，代表野性与智慧的结合。

2.历史记载中的"真实野人"

古希腊罗马文献中，某些边缘族群常被“野人化”，反映文明中心的偏见：

（1）希罗多德《历史》：

描述斯基泰人（Scythians）饮敌人鲜血、用头皮做斗篷。

提到北非的“无头人”（Blemmyes，可能源于对游牧民族的误解）。

（2）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将日耳曼人描绘为金发碧眼的“高贵野蛮人”，既批评其酗酒好战，又对比罗马道德的堕落。

（3）老普林尼《自然史》：

老普林尼《自然史》的科学分类古罗马学者将野人纳入“物志”怪范畴，记载“在埃塞俄比亚有俾格米人，身高仅3英尺，与鹤作战为生”（卷七），这种将异族人种“怪物化”的书写，实为罗马帝国文明中心论的投射。

（4）荷马史诗《奥德赛》

荷马史诗的原始记忆《奥德赛》中，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居住在荒岛上，“不耕不织，听任五谷自然生长”，其食人的习性构成了古希腊人对“未开化之地”的想象。

（5）奥维德《变形记》

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中记载的众多人兽变形故事，暗示着文明与自然界限的模糊性。而《变形记》中萨堤尔（Satyr）的形象——半人半羊，耽于酒色——则是狄俄尼索斯崇拜的具象化，象征自然本能对文明秩序的挑战。

（二）中世纪欧洲：宗教审判与荒野恐惧

在中世纪欧洲的文献、艺术和民间传说中，野人（Homo sylvestris或Wild Man）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形象。他们浑身覆毛，栖居森林，行为介于人与兽之间，既令人恐惧，又充满神秘吸引力。这一形象不仅反映了中世纪社会对自然荒野的焦虑，也与宗教审判、社会边缘群体和异端迫害紧密交织。

1.野人形象的起源与演变

中世纪欧洲的野人形象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古典神话、日耳曼传说和基督教思想的混合体：

古希腊罗马的萨提尔与潘神：半人半羊的萨提尔（Satyr）和森林之神潘（Pan）象征着未被驯化的自然欲望，这一形象在中世纪被部分吸收，但去除了异教神性，转化为纯粹的"野兽人"。

日耳曼与凯尔特的森林精灵：北欧传说中的“巨魔”（Troll）和凯尔特的“格温·阿普·努德”（Gwyn ap Nudd）等形象，赋予野人以超自然的恐怖色彩。

《圣经》中的野性隐喻：《旧约》中的以扫（因浑身是毛被误认为野兽）和《但以理书》中的尼布甲尼撒（被神惩罚像野兽一样生活）为野人提供了宗教解释。

2.中世纪文献中的野人记载

12-15世纪的编年史、旅行志和教会文献中，野人频繁出现。

12世纪《威尔士编年史》（Chronicon Cambriae）中记载的格温内斯森林中的“毛人”"（林中野人，Wild Man of the Woods），是中世纪欧洲野人传说的重要案例。《威尔士编年史》记载：

“在格温内斯（Gwynedd）的森林中，有人发现一浑身覆毛的野人，仅以树叶蔽体，言语不清，奔跑如鹿。”

《威尔士编年史》记载中野人的形象，融合了凯尔特民间传说、基督教隐修文化以及中世纪社会对“文明边界”的焦虑。

威尔士传统中的野人，可能源自凯尔特神话中的格温·阿普·努德（Gwyn ap Nudd），这位冥界与荒野之神常与幽暗森林、超自然生物关联。类似形象见于《马比诺吉昂》（Mabinogion）中的“森林野人”（Gwyllion），被描述为山间的幽灵或变形者。

中世纪威尔士的隐士圣人（如圣吉尔斯/St.Giles）常被描绘为“自愿的野人”，通过回归自然苦修寻求神圣性。编年史可能将这类传说与异教形象混合。

同时期欧洲文献如《高卢的圣伯纳德见闻录》（12世纪）也记载阿尔卑斯山的毛人，反映中世纪对“未被洗礼的自然人”的想象。

14世纪的《曼德维尔游记》描述：东方岛屿上的野人部落，浑身长毛，生食野兽，反映欧洲人对异域野蛮人的想象。

1493年的《纽伦堡编年史》收录“森林野人”插图，将其与狼人、异端并列，暗示其邪恶本质。

这些记载的共同点是：野人总是出现在文明边缘（森林、深山、荒岛），象征着未被基督教化的混沌力量。

3.宗教审判与野人的污名化

中世纪教会对野人的态度充满矛盾：

自然圣徒还是恶魔化身？部分隐修士（如圣吉尔斯）自愿成为“神圣野人”，以苦修接近上帝；但更多时候，野人被与异端、巫术和魔鬼崇拜绑定。

13世纪法国异端裁判所的档案记载，某些被指控的卡特里派（Cathar）信徒被描述为“毛发丛生，夜间如野兽般嚎叫”。

15世纪瑞士的巫术审判中，一名女性被指控“与森林野人交媾”，野人成为魔鬼的化身。

中世纪晚期的狼人审判与野人传说紧密相关：

1521年德国“彼得·施通普”案：一名农民承认在森林中变成狼人（Werewolf），裁判官记录其“体毛如野兽，指甲如爪”。

16世纪法国“热沃当野兽”事件：袭击村民的"怪兽"被描述为“直立行走的毛人”，引发大规模猎巫行动。

野人、狼人和异端在中世纪司法体系中逐渐混同，成为教会镇压“非人化”对象的符号工具。

（三）美洲与亚洲：殖民书写与本土记忆

从美洲的“大脚怪”（Sasquatch）到喜马拉雅的“雪人”（Yeti），从西伯利亚的“楚奇野人”（Chuchunya）到东南亚的“奥朗·潘代克”（Orang Pendek），世界各地都有关于“野人”的记载与传说。

这些生物介于人与兽之间，既是自然界的谜团，也是文化冲突的象征（关于大脚怪、雪人等野人家族，将在《“地球异客”迷踪》后续的连载“大脚怪篇”“雪人篇”中专门介绍）。

在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中，野人形象被频繁记录在探险家的日记、传教士的报告和自然学家的分类中。

然而，这些记载往往带有强烈的殖民视角，将本土传说中的神秘生物“他者化”，以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科学分类和文明等级论。

与此同时，美洲和亚洲的原住民社会对野人的理解则截然不同——它们可能是山林的守护者、祖先的化身，甚至是未被同化的远古人类。

1.美洲的野人：从原住民灵物到殖民怪兽

在哥伦布抵达之前，美洲大陆的原住民早已有丰富的野人叙事：

北美的萨斯科奇（Sasquatch）：西北海岸的印第安部落（如萨利什人）称其为“森林中的巨人”，认为它们是介于人类与神灵之间的存在，具有超自然力量。

中美洲的西斯米特（Sisimite）：玛雅和阿兹特克传说中，这是一种栖息在深山中的毛人，会绑架人类，但也可能传授智慧。

南美的库库尤（Curupira）：巴西图皮人传说中的森林守护者，脚掌向后生长，用以迷惑猎人，保护野生动物。

这些形象并非纯粹的恐怖生物，而是生态平衡的维护者，反映了原住民对自然的敬畏。

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后，野人传说被重新书写，“兽性野人”与“高贵野蛮人”的两极化。

16世纪西班牙编年史家贝尔纳迪诺·德·萨哈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在《新西班牙通史》中记载阿兹特克人所述的“毛人”，但将其描述为“未开化的怪物”。

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布丰（Buffon）则提出“美洲退化论”，认为新大陆的生物（包括野人）比欧洲的更低等。

科学探险与标本收集：19世纪，美国博物学家试图捕捉“大脚怪”以证明进化论的“缺失环节”，但最终只找到伪造的脚印和皮毛。

殖民书写将原住民的灵性存在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而否定其文化意义。

2.亚洲的野人：从雪山隐士到帝国奇观

亚洲的野人传说尤其丰富，且多与高海拔地区相关：

雪人（Yeti）：藏语称“米提”（Migoi），在夏尔巴人和藏传佛教传统中，雪人并非怪物，而是山神的化身或修行者的护法。

印度《往世书》的雪人传说印度教典籍《林伽往世书》提到喜马拉雅山的"尤提"（Yeti）："居住在雪山之巅，身体覆满白色长毛，能预言未来"。

阿尔玛斯（Almas）：蒙古和西伯利亚传说中，这是一种接近人类的生物，被认为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遗存。

美洲与亚洲的野人传说，不仅是生物学谜题，更是殖民与被殖民历史的缩影。19-20世纪，欧洲探险家将亚洲野人纳入帝国知识体系，亚洲野人从宗教象征沦为殖民奇观，成为西方科学探险的“战利品”

3.殖民科学：野人叙事的权力斗争

欧洲学者试图用林奈分类法界定野人：

“缺失的一环”理论：19世纪进化论者认为野人是猿与人之间的过渡物种，为殖民统治提供“科学依据”。

博物馆展览：殖民者收集野人毛发、头骨，甚至强迫原住民表演“野人舞蹈”，供西方观众猎奇。

欧洲的书写试图将其纳入科学和帝国的秩序，而本土记忆则顽强地保留其灵性与反抗性。

三、野人叙事的多重镜像——从神话想象到文明自省

古籍文献中的野人形象，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人类文明对自我与他者、秩序与混沌、自然与社会的永恒思考。从中国《山海经》中的“山鬼”到古希腊的萨提尔，从中世纪欧洲的“森林野人”到美洲原住民的“萨斯科奇”，这些介于人与兽之间的存在，始终游荡在文明的边缘地带，既被恐惧，又被神化；既被排斥，又被渴望。它们的形象变迁，实则是一部浓缩的人类精神史——关于我们如何定义“人性”，又如何面对无法被定义的“野性”。

（一）野人作为文明的“他者”

无论是中国的“荒服之民”，还是欧洲的“森林野人”，古籍中的野人总被置于文明的对立面。在《尔雅》中，它们被归类为“异类”；在《神异经》中，它们被描述为“食人”的怪物；在中世纪的宗教审判记录里，它们被污名化为“魔鬼的化身”。这种叙事背后，是权力对边缘的规训——野人的“非人化”，实则是为了巩固“人”的优越性。

然而，吊诡的是，野人又常常成为文明的“镜像”。古希腊的萨提尔纵情酒色，反衬出城邦理性的压抑；《酉阳杂俎》中的“山魈”能预知祸福，暗示人类对自然智慧的缺失；美洲原住民将萨斯科奇视为森林守护者，而殖民者却将其妖魔化为“野蛮的象征”。野人越是“非人”，越映照出人类自身的矛盾——我们既渴望征服自然，又恐惧失去与自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