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安城头，66岁的左宗棠望着城外连绵的营帐，手中捏着两份文书：一份是汉族士绅联名上书要求“尽灭回人”，一份是朝廷密旨叮嘱“民族和睦”。十多万人的命运，悬于他的一念之间。

西安城头，66岁的左宗棠望着城外连绵的营帐，手中捏着两份文书：一份是汉族士绅联名上书要求“尽灭回人”，一份是朝廷密旨叮嘱“民族和睦”。十多万人的命运，悬于他的一念之间。

1874年的夏天，陕西关中大地上一支特殊的队伍正在向西行进。**成千上万的回民扶老携幼**，带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世代生活的家园，踏上未知的旅途。他们身后，是战火蹂躏十余年的故乡；前方，是甘肃平凉、清水等地的新安置点。

指挥这场大规模迁徙的，正是**晚清重臣左宗棠**。刚刚平定陕甘回民起义的他，为何要做出这样一个改变数十万人命运的决定？关中地区的汉回仇恨，究竟深到什么程度？

01 血染关中，十年仇杀的惨痛代价

回汉矛盾在陕西由来已久。回民多以畜牧业为生，汉人则以耕作为主。**回民放养的牛羊常吃汉族农民地里的青苗**，双方因生存方式不同而矛盾不断。而官府在处理纠纷时常常偏袒汉族一方，让积怨越来越深。

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一个清晨，关中大地上升起了滚滚浓烟。西安城外的回民聚居区传来阵阵喊杀声，一场席卷整个西北的风暴就此拉开帷幕。

这场风暴的导火索只是一桩普通的民事纠纷。西安城内回民商人马隆福与汉族商人王德昌因银钱交易起了争执。这本是件小事，却因官府的不公正审理，引发了回民的大规模不满。

“那天晚上，西安城内闹得沸沸扬扬。”当时一位老秀才在日记中写道，“城南回坊的回民聚集在清真寺前，有人高喊着要讨个说法。”

谁也没想到，这场纠纷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民族冲突**。起义爆发后，关中大地陷入一片混乱。回民军队所到之处，不少汉族村庄遭到洗劫。而汉族团练也对回民展开报复，双方仇恨不断加深。

“那时候，但凡听说附近有回民出没，整个村子的人就会立刻逃命。”一位亲历者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白天睡觉都不敢脱鞋，生怕半夜就要跑路。”

战火持续整整十年。等到同治四年（1865年）左宗棠率军平定动乱时，关中的汉回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西安城内，一些汉族士绅甚至联名上书，要求彻底驱逐回民。

02 两难抉择，铁血干吏的政治智慧

左宗棠接手的是一个烫手山芋。起义平定后，陕西汉族士绅们怒火中烧，纷纷向朝廷上书要求彻底驱逐回民。他们认为回民狡诈凶残，留在关中就是潜在的祸患。

“**回民若不迁走，将来必有大祸**。”当时的西安知府在给左宗棠的奏折中警告，“城内汉人见到回民，就像见到仇人一般。若勉强安置在此，恐怕会引发新的流血事件。”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回民起义平定后不久，就发生了多起汉族民众围攻回民的事件。在铜川一带，更是发生了汉族乡绅纠集村民，将回民赶出村庄的事件。

面对这样的压力，左宗棠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他深知**如果听任这种极端情绪蔓延，很可能引发新的动乱**；另一方面，若完全无视汉族士绅的诉求，又难以安抚民心。

同治四年冬，西安城内的气氛异常紧张。左宗棠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政治策略。他派遣心腹幕僚分别走访西安城内的汉族士绅和回民领袖，了解双方的诉求。

一位参与调查的幕僚在报告中写道：“**城内士绅言辞激烈，但实则多为表面姿态**。若能将回民迁至远处，他们便可接受。”而回民一方则表示：“只求一方栖身之所，不愿与汉人再起纷争。”

左宗棠最终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将陕西回民迁往甘肃。这个方案既能满足汉族士绅“清理”关中的要求，又能给回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还能为开发西北边疆提供人力资源。

03 西迁之路，十余万人的艰难跋涉

同治五年（1866年）春，大规模的回民西迁行动正式开始。在正式行动之前，左宗棠做了周密安排。他派出多支考察队沿途勘察地形，规划路线。

“**自西安至平凉，山高路远，处处险阻**。若安排不当，恐生事端。”一位参与考察的官员在日记中记载。

为了确保迁徙顺利进行，左宗棠制定了详细计划：

- 将回民分成若干批次，每批约300-500人

- 在迁徙路线上设立十二个驿站

- 每个驿站储备粮食和医药，派驻官员负责接应

迁徙过程充满艰辛。**有的回民在路上遭遇抢劫，有的因水土不服生病甚至死亡**。但更多的人怀着对新生活的期待，咬牙坚持下去。

当年春天，关中地区连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一些年老体弱的回民难以继续前行，不得不在途中休整。沿途汉族居民的态度也是个大问题。虽然左宗棠事先做了大量安抚工作，但在宝鸡附近，仍发生了当地居民阻拦回民队伍通过的事件。

面对这些困难，左宗棠采取了坚决措施。他一方面派兵护送迁徙队伍，另一方面严惩滋事者。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写道：“**凡阻挠迁徙者，一律从重治罪**。”

同时，左宗棠也没有忽视回民的实际困难。他下令在每个驿站设立义医，为病弱者提供医治。对于一些特别困难的家庭，还给予专门补助。仅在同治五年春季，朝廷就拨付了三万两白银用于救助贫困回民。

04 安置回民，左宗棠的良苦用心

当回民抵达平凉、清水等安置地后，左宗棠面临着如何让他们安居乐业的新挑战。他采取了“**分散安置，就地生根**”的策略。

左宗棠对新安置点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有水有草、土地肥沃；还要是无主的荒地；每户回民要分得土地、房屋、种籽、耕牛和农具等。在一份给当地官员的指示中，他要求：“**每村不得超过二十户回民，以免聚众生事**。”

在化平地区，左宗棠兴办了十二所免费的义塾，解决回族孩子的教育问题。当地驻军首领喻荣光甚至拿出自己多年积蓄，修建了一座书院，供回民孩子深造。

左宗棠还关注回民的生产生活细节。当听说化平地区山中出现野猪危害庄稼，他亲自通知上海的采购人员，购买了四十面铜锣运往甘肃，免费发给回民驱赶野猪。

为了帮助回民尽快适应新环境，左宗棠命令当地官府为回民提供耕地和农具，并免除他们三年的赋税。在一些地方，官府还专门设立了回民贸易市场，方便他们继续从事商业活动。

这些细致安排让许多回民领袖深受感动。陈林和阎兴春等陕西回民领袖主动要求和负责回民安置工作的冯邦秉一道去西宁，说服那里的回民退出内战，接受安置。

05 东西变迁，西迁带来的深远影响

回民西迁后，关中地区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是**人口结构的改变**。据户籍记载，西安城内的回民人口从之前的数万人锐减至千余人。留下的回民大多是年迈体弱者，或与汉族有姻亲关系的家庭。

其次是**商业格局的重组**。回民离开后，原本由他们主导的皮革、屠宰等行业一度出现空缺。西安城内的牛羊肉价格在短期内上涨了近五成。地方官府不得不从外地招商，重建相关行业。

在社会秩序方面，关中地区逐渐恢复平静。同治八年的一份官方报告记载：“**近年来街市繁华，商旅往来，已无人提及前事**。”

而在河西走廊一带，迁入的回民则掀起了一场新的发展浪潮。他们将关中地区的商业传统带到了新居地，在平凉、清水等地开设了众多商铺。一位当地商人在账本中记录：“自回商来此，市场日见繁荣，货物种类增多。”

在农业方面，回民也带来了新的耕作技术。他们擅长开垦荒地，引进了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据统计，同治十年时，平凉府的耕地面积比回民迁入前增加了近两成。

更重要的是，这些回民在新居地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融合现象。在清水县，就有一座建于同治九年的清真寺，其建筑风格既保留了传统伊斯兰特色，又融入了西北地方特色。

06 历史回响，左宗棠的功过评说

对于左宗棠处理陕甘回民问题的评价，百余年来一直存在争议。左宗棠最为人诟病的是金积堡战役获胜后，让部下刘锦棠借故杀害马化龙父子及其部众1800余人。

但客观地说，左宗棠处理棘手的汉回民族矛盾时，能落实“**剿抚兼施**”政策，一手硬一手软，还是胜于在他之前督治陕甘的清朝大吏的。

左宗棠曾反复强调：“**从前汉回仇杀，其曲不尽在回**”，“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并严厉斥责陕西汉族士绅“尽杀”回民的煽动之辞。

后来由回族文人整理的口述资料《陕甘劫余录》中，有受访回民这样评价：“**左宫保的章程，一劈两半**。”意思是左宗棠处理善后时，对待回汉百姓能够一碗水端平。

从当年国家大局来看，左宗棠的决策也有其战略考量。得到沙俄及英国势力支持的阿古柏势力已侵入新疆多时，西北危殆。假如陕甘乱局持续，大军无法出关，又怎能驱逐外敌、收复大片失地呢？

到同治六年秋天，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此次西迁的回民约有十余万人。他们分散安置在甘肃各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晚年的左宗棠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抚比剿难，善后比征战更难。”**。那些被迁往甘肃的回民，带去了关中先进的耕作技术，开垦了河西走廊的大片荒地。同治十年时，平凉府的耕地面积比回民迁入前增加了近两成。

关中地区的汉族农民重回故土，重建被战火摧毁的家园。西安城内的牛羊肉价格一度飞涨五成，官府不得不从外地急调商人填补空缺。左宗棠的奏折上，同治皇帝朱批：“此议甚善，可以暂时缓解民族矛盾”。

来源：奋斗48547+带你看历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