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研究问题来自跨国的文化现象或社会流动。单点民族志已不足以应对一个日益流动、变化的液态世界。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多点民族志调查的时代已经到来。但多点民族志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是一个正在建设的领域，很多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仍模糊不清，这在

作者简介

管成云，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摘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研究问题来自跨国的文化现象或社会流动。单点民族志已不足以应对一个日益流动、变化的液态世界。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多点民族志调查的时代已经到来。但多点民族志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是一个正在建设的领域，很多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仍模糊不清，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方法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为此，本研究以多点民族志学者从事田野调查的经验材料为根基，并结合自己的“多点”调查经验，对该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展开讨论，从方法论层面回应了多点民族志调查中的诸多问题，以期有助于研究者在民族志传播研究中精确把握和使用该方法。

多点民族志；分布式知识；流动；深描

1995年，美国人类学家马库斯（Marcus）在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发表了《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志：多点民族志的出现》一文，开创性地提出了“多点民族志”的概念，而与传统的单点民族志相区别，以阐明民族志研究中的方法转变。这标志着多点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从早期的一种无意识状态发展到了一种理论自觉。在该文中，马库斯根据多点民族志研究中呈现的研究对象，建构了六种模型，即追踪人，追踪物，追踪隐喻，追踪情节、故事或寓言，追踪生活或传记，追踪冲突等。此后学界普遍把这作为多点民族志的纲领性框架展开田野调查。多点民族志现已成为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流派。人类学通过多点民族志处理的跨国、跨地区和全球性主题已逐渐融入关于传播、文化适应、社会变革和现代化的研究中（Kjeldgaard et al.，2006）。

当前国内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尝试，如郭建斌关于“电影大篷车”的研究，张祺关于贵州苗族影像的研究等，但新闻传播学界在运用民族志方法时，更多的是局限于传统的单点民族志，而对多点民族志运用较少。虽然该方法在欧美人类学中已得到较多的实践，但它在方法论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以至于Hage（2005）指出，多点民族志仅仅是一种时髦术语，它的意义和影响并没有被很多机械地套用这一术语的使用者探究。国内关于多点民族志的研究及方法论层面的讨论更是罕见，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方法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想象力。为了改变这样的尴尬处境，本研究对该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展开讨论，从方法论层面厘清其核心问题，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库斯在1995年的那篇文章中只是搭建了一个大致的多点民族志框架，很多问题仍比较模糊，有待在田野实践中进一步厘清。例如，多点民族志的“多点”部分并没有给予明确的阐释。这导致学界对“多点”存在一种误解，即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田野地点的调查，往往被贴上“多点民族志”的标签。实质上很多研究都涉及多个地点，但这些并不一定都是多点民族志。换句话说，并不是说田野调查的地方增加一个、两个或三个等就是多点民族志。“多点”并不是简单的调查地点的数量问题，而本质在于追踪、建构多地点之间的关系或联系（Ekström，2006）。郭建斌（2014）基于自身的田野经验，厘清了多点的问题，并指出如果我们看不到其中的联系，仍是单点，而非多点。因为田野调查的理论取向没有改变，仍寻求的是地方性知识。

尽管郭建斌厘清了“多点”的问题，但至少有三个问题仍有待解决。

首先，与单点民族志相比较，多点民族志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方针（Duijn，2020），即单点民族志生产的是“地方性知识”，而与之对应的多点民族志在方法论理论取向上生产的是什么类型的知识？很少有研究者说明该问题。

其次，马库斯针对多点民族志提出的六种模型，只是回答了追踪什么的问题，但他并没有说清楚这样的调查该如何在田野中进行。换言之，多点民族志挑战了田野是一个“自然”有界和不连续实体的假设（Gupta & Ferguson，1997），其田野是在全球化的联系或社会流动中形成的，且处于变化状态，并不固定，追踪的地点如何确定？具体怎么“下田”展开追踪？这一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阐明。

最后，多点民族志的田野工作跨多个地点，从一个地方转场到另一个地方，田野工作者处于流动状态，在追踪的过程中该如何展开“深描”以避免陷入“肤浅的窘境”？这也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本研究探讨的这三个问题是田野工作者在多点民族志调查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方法论层面始终模糊不清，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该方法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为此，本研究以多点民族志学者从事田野调查的经验材料为根基，并结合自己的“多点”调查经验，对以上三个问题展开探讨。

本研究对以上三个问题的探讨，势必不能脱离当前业已变迁的整体社会情境。鲍曼的“液态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当前整体社会情境变迁下民族志田野发生变化的视角。首先，本研究以鲍曼的“液态社会理论”为基础，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从固态现代性向液态现代性转型给民族志田野带来的深刻变化，以此延伸出“分布式知识”的概念，对多点民族志的理论取向进行概括；其次，从实践层面指出多点民族志知识生产的多点追踪策略；最后，探讨多点民族志该如何“深描”分布式知识，并总结多点民族志对民族志传播研究再出发的启示意义。

一、液态社会里的田野变化：

全球化与社会流动

传统的民族志涉及研究者到一个离家偏远的地方，对所选择的田野地点进行长期驻留观察，旨在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Ekström，2006）。因此，在传统的民族志调查中，“田野”具有固态属性，被定义为“在那里”，且被限定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社区或村庄。根据这一田野调查的特点，传统的民族志被学者定义为单点民族志。在单点民族志的框架内，田野工作的地方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无联系或关联（Boccagni，2016）。黑谷沢（2010）就指出，人类学作为一门田野科学的学科起源，其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均围绕着这样一种假定，即扎根一处界定清晰的实际地点从事民族志田野工作。然而，在全球化的社会流动背景下整个社会形态的变迁带来了田野的变化，改变了这一基本假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以及交通系统的持续发展，人们越来越需要，也越来越容易在不同地方之间穿梭往来，流动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李立峯，2019）。在此背景下，人类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结构转型，逐渐从“固态现代性社会”过渡到“液态现代性社会”。鲍曼（2002）通过固体和液体所具有的性质来理解现代性社会在不同时期的总体特征。由于液体具有流动、易变、不稳定的特质，为此，鲍曼在《液态现代性》（又译为《流动的现代性》）中，提出“液态”概念以譬喻当前社会的现状，而与过往“固态现代性”时期相区别。他用这一概念将当前流动、易变、不稳定的社会本质呈现出来，进而说明当前社会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鲍曼认为，当前社会样貌已由昔日的固态、厚重与稳定转为液态、轻盈与多变。

深处“液态现代性社会”当中，民族志的田野已不再是它过去的那个样子。“田野”随着社会流动也在不断“液化”，即田野并不是固定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而是零散分布于各地，且边界模糊，流动易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来自“那里”的人，也是“这里”生活的一部分；“这里”的情况不能与“那里”分开来理解。因此，全球化的相互联系与地方的流动变化并存（Falzon，2009），田野的界限也不再那么明确。

马库斯早在20世纪70年代对汤加调查的田野日记中就记录了这种变化。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的汤加社会因移民而变得支离破碎，散居在夏威夷、斐济、澳大利亚墨尔本郊区或新西兰奥克兰郊区甚至美国加州的汤加人正在成为汤加文化的“新”中心。这些在汤加国土之外的汤加社区在许多方面比他们在“家乡”岛屿上的同胞更加繁荣，而且这些社区的生活变得比他们“家乡”同胞的生活更加富有文化内涵。无论如何，两者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影响着几乎所有发生在汤加村庄的事情，例如“喝酒”都要与村庄外的汤加社区联系在一起才能理解。汤加的案例现已成为世界许多地方的典型情况。应对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流动的液态变化，民族志调查不能只专注于单一地点。这需要超越“当地”，在多个地点展开田野调查，进一步探索那些与该地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并影响其日常生活逻辑的其他地方。在这个网络中，我们进行传统田野调查的地方，由此变成了许多地方中的一个（Elfimov，2020）。

因此，自20世纪晚期以来的民族志研究中，“田野”的概念已发生明显的变化，它不再固定“在那里”，而具有了液态属性，是在流动中形成的，由许多不同的地点组成。Ekström（2006）也指出，今天的人类学要特别关注田野的变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田野不断液化，文化也是如此（Wittel，2000）。地方社会相对静态的文化存在方式被打破，文化的运行越来越脱离地方，而在社会流动中与世界产生联系（Kjeldgaard et al.，2006）。在当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全球力量和社会流动影响的世界中，专注于单一地点和当地文化经验的民族志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因为单点民族志是人类学对于前工业社会（如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的调查研究中日益精致的方法（格尔茨，2014），强调长期驻扎观察，不考虑流动问题。然而，面对当今世界不断液化的田野环境，传统的单点民族志已无法应对日益流动的文化现象。为此，长期固守在地方社区开展田野调查的传统形式受到批评。不少民族志学者开始摆脱人类学中盛行的将田野划分为有界地方单位的约束，从单点设计的状态中走出来，转向多点民族志，而发展出了不同的研究旨趣。Wittel（2000）指出，这种转向是民族志现代化的一种重要策略。

二、分布式知识：多点民族志的理论取向

民族志从单点到多点的范式转变，反映的不仅是田野的变化，而且其知识生产的理论取向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传统的单点模式要求与当地人进行长时间的接触交流，研究他们的整个文化和社会生活，挖掘其地方性知识。所谓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指当地人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发展中建构起来的具有地方特征的文化知识体系（罗伯特•埃默森、雷切尔•弗雷兹、琳达•肖，2012）。这种知识体系是当地人智慧和实践经验的集合。“地方性知识”是与“普遍性知识”相对应的概念。就后者而言，普遍主义者力图在研究中发现或寻找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普遍规律（叶舒宪，2001）。前者则强调各种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主张通过具体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揭示和解释不同的文化现象。格尔茨在《地方性知识》的导言中指出，该书所有的论文都是以民族志的知识为基础，针对普遍性的主题所提出的反思。格尔茨认为在普遍性知识体系之下，地方性知识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它能够揭示其他不同的文化。

这种地方性知识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特殊性，离开其产生的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则难以发挥作用。为此，格尔茨在《地方性知识》中指出，地方即“在此处”，也指特色。其含义一方面指地方性知识存在明确的地理边界，被限定在当地范围内。格尔茨（2014）特别强调地方性知识不能与其存在的界域相互离析。因此，单点民族志对地方性知识的挖掘通常落脚在部落、村落、岛屿或社区，其边界范围十分清晰。地方性知识只有在其边界内，才能具有文化意义和发挥效用。另一方面指地方性知识是当地人生活在共同地域通过世代积累而构建起来的地方独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不同的地方含有不同的知识，各地的地方性知识各具差异，且每一种地方性知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取向、解释系统以及各自的逻辑规范。

在传统的单点民族志研究中，地方性知识是整体集中在一块，彼此区隔，缺少关联性，它表征着一种相对比较稳定，改变较少的状态（Antweiler，1998；Wittel，2000）。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地都受到现代性的影响，各少数民族等偏远地区的现代化步伐也在加快。在当代都市化、城乡流动与全球化等现代性力量的强烈冲击下，地方性知识逐渐式微，甚至有些已经消失。所以，很自然的是地方性知识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如何在界域内自我调适与延续，就成了当前单点民族志关注的焦点。由于本研究探讨的是多点民族志的问题，这一研究动向不属于本研究的范畴，我们在此不展开阐述。

多点民族志将田野作为本地化空间的概念转变为田野地点作为相互关联的接触网络（Horst，2009），而把理论的目标取向放在跨地点分布的文化知识的联系上。这唤起了一种与流动有关的知识生产范式，让我们能重新思考田野地点、任务和知识来源之间的关系。马库斯（1995）也指出，这种模式的民族志从传统民族志研究设计的单一地点和地方情况中走出来，去研究文化意义、对象和身份在扩散的时空中的流动。

在不断液化的田野环境中，以往使用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显然已无法概括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流动所形成的液态文化现象。这种形态的文化超出了地方经验而呈多点分布状态，每个地点涉及的只是知识系统的一个片段（见图1）。我们只有把零散分布在不同地方的知识片段连接组合在一起，即要把“从这里……到那里……又到那里”的经验串联起来，多个地点的并置才能使隐藏的关系或联系得以显现（Weißköppel，2009）。简言之，多点民族志知识生产的理论取向在于考察多地点之间的文化关系或联系，而将零散分布在不同田野地点的知识片段拼合在一起，勾勒出呈液态分布的知识轮廓。这就像拼图中的元素被拼贴组合起来才能形成一幅完整的图画。

本文将多点民族志知识生产的这一理论取向界定为“分布式知识”，而与以往处于固态田野环境下的“地方性知识”相区别。这是从知识形态的分布上作出的形象界定，因为田野知识除了整体集中于一处之外，在全球化的社会流动背景下还存在一种呈零散分布状态的知识。例如，马库斯（2009）指出，他一直培养的一个想法是，这个领域（多点民族志）存在于一个分布式知识系统（distributed knowledge systems）的世界之中。多点民族志的田野工作者是处在分布式知识系统中从事田野工作，以弄清楚其运行的规律和逻辑。Hannerz（2009）是继马库斯之后著名的多点民族志学者，他在Multi-sited Ethnography一书的后记中，专门强调了“分布式文化”，且将这种文化所内含的知识体系，称之为“分布式知识”。Hannerz（2009）指出，在多地点的田野研究中，一种分布式知识的概念已反复出现；这种分布式的观点，与过去的文化概念形成对比，后者是一种静态的、界限明确的东西。

该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民族志知识生产理论取向的转变，也即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开始兴起。Hannerz（2009）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学家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探求分布式知识，是对它们作出的创造性的回应。分布式知识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与地方性知识重视知识边界和独特差异不同（Wittel，2000），它重视流动，强调关联性。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及其社会面临着快速变化，人口流动、经济贸易往来频繁，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以及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现在社会生活很少有不受全球化和社会流动影响的方面，而这一点恰被地方性知识低估了。在分布式知识中，文化不是限定“在那里”，相反，它是在各地点之间发生联系的领域产生的。为此，多点民族志需要观察的是分布式知识产生关联的网络系统，而不是静态的单个地点。这一理论取向也由此带来了民族志对文化探寻的变化，即从“意义”到“联系”的变化（Wittel，2000）。

人类学家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和阐释，丝毫不能脱离赖以存在的整个地方性的文化情境。多点民族志对分布式知识的理解和阐释，也不能脱离其赖以存在的全球化与社会流动的液态情境，注重不同地点之间知识的关联性，通过彼此间的联系将流动分散的文化片段编织成一个知识系统。Ekström（2006）也强调这种类型的民族志不仅涉及几个田野地点，而且这些地点是靠一个知识系统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方法论层面的理论工具，“分布式知识”为多点民族志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指导。这使处于离散状态但又相互关联的文化现象之间的逻辑变得更加清晰，且能对之形成更富洞见的观察。在《跨越国界的芭蕾舞》中，Wulff（1998）对三个不同国家的舞台公司进行多点民族志调查，以研究芭蕾舞是如何跨国复制的。Wulff指出，芭蕾舞本质上是跨国的，因为它涉及人、思想和实践的跨国流动，从而创造跨国联系和体验，且发现那些大部分由国家支持的公司与完全市场化运行的公司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威利斯（2013）在《学做工》中对汉默镇一所学校的研究是“追踪人”的缩略版，它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对单一地点的调查诱发了多个地点的研究。他作品中的“系统感”源于对工人阶级子弟在学校里的反文化考察，以及这种反学校文化与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命运之间的联系。这使他洞察到了工人阶级子弟承继父业的原因。

身处“液态社会”的田野环境中，多点民族志学者从一个地点转场到另一个地点的田野调查工作，任务都是考察这些地点之间的文化联系，勾勒一幅“分布式知识”的图谱。而如何展开多点民族志对该类知识生产的田野调查，就是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

三、多点民族志的实践路径：

多点的确定与追踪策略

单点与多点民族志各自的理论取向不同，前者探求的是地方性知识，而后者探求的是分布式知识，它们知识生产的路径也就存在差异。分布式知识不属于某个地方，而是在流动中形成的知识体系。它超越了以往“地方性知识”概念中固定而有边界的内涵。民族志研究者需要采取符合其特质的行动，去追踪文化流动的液态过程。在多点民族志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者是围绕马库斯提出的“追踪”模式来展开田野调查（Kjeldgaard et al.，2006）。但分布式知识的田野版图是在流动中形成，并不固定，且经常处于扩展延伸的动态变化之中，追踪的地点该如何确定？学者们并没有阐释。

（一）多点的确定：顺藤摸瓜

考察多点民族志学者的田野经验可以发现，“多点”并非任意建构的。为什么是这个地方，而不是另一个地方，这是由追踪对象流动的轨迹、分布的网络或提供的信息等线索决定的。这些确定了研究项目的田野范围，能将看似不相关的田野地点联系起来。根据这些线索，研究者能顺藤摸瓜，随着事态的发展自然地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为此，虽然多点民族志面对的是一个广阔而模糊的田野，且跨越多个地区，但它总有一条根本性的线索来指导追踪。多点民族志的分布式知识生产也正是通过这种追踪的线索来约束田野地点，以规避田野调查地点的无限扩张。西敏司（2010）的《甜与权力》是“追踪物”的典范，他通过追踪糖的世界性分销，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运作进行了重要阐述。对于这类追踪诸如“糖”等世界性分销的研究，我们根本不清楚要研究多少个田野地点，但商品流通的线索会告诉研究者该往哪里走，该在哪里停留（Weißköppel，2009）。正是通过这样的线索追踪，相关联的地点才被联系在一起，编织出分布式知识的轮廓。

因此，追踪的地点是一个有待发掘的过程。在研究开始时，选择哪些地方作为田野调查的地点，研究者可能并不明确，但初始地点往往是确定。在调查的过程中，研究者对其他地方的选择往往是在初始地点的调查中发现追踪的线索，以确定其他地点，即多点追踪的田野是在调查中逐渐发展明确的，而不是预先确定的。Weißköppel（2009）希望了解苏丹人在德国住在哪里，他们如何在德国社会中塑造自己的生活，为此，他根据苏丹人在德国流动的轨迹，选择了汉堡和柏林作为主要研究地点。正如Hannerz（2003）所说，地点的选择是随着新见解的发展、新熟人的结识和新机会的出现而逐渐积累的过程，且具有一定的偶然性。Hannerz（2003）选择耶路撒冷、约翰内斯堡和东京这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城市对驻外记者展开追踪调查，是因为他对跨越文化距离的国际新闻报道感兴趣，但他没有想到在他的研究中会包括东京。他之所以去那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收到了一个邀请，这使他可以留在那里做研究。

（二）多点的追踪策略：分步与同步

与传统的民族志工作强调长期驻扎不同，多点民族志主张，要让自己深入到一个跨国或跨地区的现象中去对分布式知识展开调查，就必须超越“地方”，接受流动性并“随波逐流”（Hannerz，2003；Kjeldgaard et al.，2006），沿着人或物、思想、话语等流动所形成的网络进行追踪。追踪的过程就是寻找联系，绘制分布式知识网络的过程。由于多点之间的联系或关系是分布式知识构成的要件。因此，追踪多点之间联系或关系的策略是设计多点民族志研究的常规策略（Marcus，1995）。多点民族志“下田”展开多点追踪的策略按照追踪方式可以分为分步追踪和同步追踪。

1.分步追踪：“走一步看一步”

分步追踪即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分阶段进行多点追踪调查，通俗地讲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由于单个人不可能同时在多个地点从事调查，为此个人独立进行多点调查，不可避免地采取分步追踪策略。分步追踪的优势在于，每个阶段都会受益于前一阶段取得的成果，且田野工作者对问题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因为“这里”的调查对“那里”的发现至关重要。例如，Burreu（2012）在加纳对该国跨国家族企业从欧美国家进口的二手电脑展开追踪调查，他以阿克拉的网吧作为观察的起点，围绕二手电脑的流通链分步骤，一步步地进行，涉及二手电脑的进口——销售——作为废品回收处理（拆解、丢弃和焚烧等）。作者从中不仅洞察到加纳进口的二手电脑在残余的生命周期结束后，这种丢弃和焚烧的处理方式对该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害，同时指出欧美国家将淘汰下来的二手电脑倾销到加纳，加纳正在沦为欧美发达国家电子垃圾的处理厂。在分步追踪中，田野工作者必须把一个地方的情况调查清楚，才能转移到下一个阶段。

民族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的努力，大部分的多点民族志研究也是个人努力、分步进行的结果，但这种做法比较耗时，也很难对研究对象展开足够广的追踪而获得充足的细节。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分步追踪的另一个选择是以团队的形式集体追踪，正如Csaba和Ger（2000）在研究地毯的生产和消费关系网络时所做的那样。这样做的好处是，团队从一个地点转场到另一个地点的过程中，可以更详细地研究每个地点。

2.同步追踪：团队分工合作

多点民族志调查也可以同步进行追踪。同步进行多地点研究，必然需要团队合作。但这种团队合作与分步追踪中以团队的形式集体追踪是不同的，它是以分散追踪的形式通过设在不同地点的团队成员同步进行的，最后将团队分工合作的调查成果合并在一起。

这种合作团队的组建有两种方式：（1）跨国或跨地区寻找合作者，即与当地有能力的学者合作，共同进行分布式知识生产。Belk、Ger和Askegaard（2003）来自三个不同国家，他们在研究消费者欲望时，通过合作方式在各自的地点进行田野调查，然后合并产生了一个多地点研究。在《末日松茸》中，松茸世界研究小组（Choy et al.，2009）采用这种策略，考察的田野地点涉及日本的京都、美国的俄勒冈州、中国的云南和芬兰的拉普兰。该研究小组跨国组建国际研究团队，彼此通过强有力的合作，同步在相关联的地点进行追踪调查。在这些地方，他们各自与不同的松茸采摘者、买家和批发商等交谈，追踪松茸采摘和消费之间的具体联系，以了解全球化的松茸商品链是怎样建构起来的。该小组通过团队合作还为跨越几大洲的采摘者、科学家、贸易商和森林管理人等设计了一个共享的网站。为此，松茸世界研究小组指出强有力的合作是多点民族志的一种方法。（2）集中组建团队，然后将团队成员分派到不同地点。Mazzucato（2009）在对加纳跨国移民展开调查的过程中，在加纳移民跨国网络的重要节点上安排研究人员，这使他的团队成员克服了研究人口流动带来的挑战，而且使他们能继续与他们的受访者打交道，追踪受访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例如，当一个移民的女儿从大学毕业后搬到阿克拉工作时，他们继续通过他们在阿克拉的研究人员对她进行访谈。

同步追踪的团队合作总体上是从研究任务的角度，功能性地建立起来的（Weißköppel，2009）。作为一个研究团队，研究人员从一个共享的研究计划和一组核心问题着手，各自分担所在调查地点的任务，通过互联网沟通交流，共享调查数据，同步对分散地点进行追踪调查。在这种团体合作中，每个研究人员负责一个不同的地点。这使得他们在一个地点的时间要比单独覆盖不同地点的时间长，从而使他们有时间融入受访者的日常生活和活动中。这样做的好处是有足够的时间来与调查对象建立信任。

多点民族志将研究者从传统民族志划定地点的边界中解放出来，去追踪人、思想和事物等的流动，对所形成的分布式知识要进行“深描”。因为“深描”是民族志方法的基本特征。但多点民族志研究者穿行于不同地点（见图1），被称为田野的旅行者，在追踪过程中该如何展开“深描”？接下来我将结合自己的多点调查经验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多点民族志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是一个正在建设的领域，很多方法论层面的问题需要多点民族志学者在田野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

四、深描“分布式知识”：片段与关系或联系

在传统的单点民族志田野工作中，民族志研究者依靠长时间沉浸观察来对有明确界限的单个社区或村庄所蕴含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深描”。这种方式是理解“地方性知识”的关键。由于地方性知识是整体集中在一个地方，“深描”比较方便，且容易操作。而多点民族志生产的是分布式知识，处于流动的分散状态。它要求研究者穿梭于各个田野地点，这似乎意味着多地点研究只能对每个特定的地点和文化进行“浅描”。为此，一些民族志学者对多地点的田野调查表示担忧，批评多地点的调查可能会削弱田野工作，稀释传统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深度而失去“深描”，变成对文化意义肤浅的解释（Ekström，2006）。

笔者认为，这种批评仍停留在传统单点民族志的范式中，过分用单点的方法来要求多点调查，这限制了多点民族志的想象力。在传统单点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中，人类学家常在他们所研究的田野地点待上一两年或更长时间，然后才敢宣称对他们所研究的文化有一些了解。如果多点研究使用这种方法，那么一个项目就可能要花上十年的时间。诸多的经验论据表明，多点民族志不能也不必按照这种传统的研究模式展开田野调查（Hannerz，2003），因为两者知识生产的理论取向不同。

在田野实践中，多点民族志并没有淡化民族志的传统精神，它也强调长期沉浸，也强调“深描”。长期沉浸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深描”。但这种沉浸不能只从传统的沉浸单一地点来理解。在多点民族志研究中，田野工作者是沉浸在追踪分布式知识所维系的不同地点之间的关系或联系之中。多点民族志的“深描”，并不像单点一样体现在对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深描”，它应被理解为对一个分布式知识系统的“深描”。多点研究可能无法提供对单个节点的“深描”，但它确实保证了对网络、动态以及人、物、活动和意义之间关系或联系的“深描”。例如，Horst（2016）对索马里人跨国网络的多地点研究涉及荷兰、肯尼亚、挪威和索马里的实地调查。他并没有提供对每个地点的详细描述，而是沉浸在对索马里人跨国网络的追踪之中，他对索马里人称之为Buufis（重新安置）进行“深描”以了解其根源，因为Buufis是影响他们跨国流动愿望的关键所在。

尽管在流动追踪中田野工作者在各地点停留时间较短的一个后果会失去不同背景下的描述性细节。然而，这不能被认为是仓促的民族志的结果，也不能被认为是糟糕的研究。相反，这是由它理论取向的知识观所决定的，即把“深描”限制在中心概念上，而省略了其他背景性的细节。Hannerz（2003）在耶路撒冷、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和东京对驻外记者展开追踪调查，他显然不是要研究这些城市的整个文化和社会生活。他只想了解空降在这些城市的外国记者是怎样在多个地点开展全球新闻报道工作的，为此他对这些城市的外国记者的关系网络进行了“深描”，揭示了该群体在组织日常报道活动中的协作、竞争和分工。因此，多点民族志对“分布式知识”的“深描”不应培养整体抱负，而应坚持关于分段生活的固有假设（Hannerz，2003；Horst，2009），其中某些方面是调查路线的中心，应给予“深描”；而其他方面则不那么重要，即给予“浅描”处理。

多点民族志对“分布式知识”的“深描”，旨在展现因流动而形成的文化知识体系。分布式知识跟地方性知识相比，这种知识不属于某个地方，而是属于一个网络系统，它由一系列节点和链接组成（节点即片段，链接即联系或关系）。各地点所涉及的生活或活动片段都只是网络的各个节点，它们靠内在的关系或联系连接在一起（见图1）。因此，多点民族志在调查过程中侧重对“片段”和“关系或联系”进行“深描”，这是由分布式知识的形成特点决定的。

（1）“深描”零散分布的片段。所谓“片段”即追踪对象在不同的地方停留或驻留的情况。民族志研究者在液态现代性社会做田野调查，追求以往人类学式的“全貌观”理想已愈趋困难。因为田野里的文化知识因追踪对象的流动也处于液化的流动状态，不断向各个地方延伸，在不同的地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片段。民族志学者需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对所涉及的片段进行“深描”。该“深描”的目的在于把分散在不同地点的情况弄清楚。例如，在我自己的田野调查中，农村网吧里的孩子，在高考失利后，就跟随父辈的足迹进城打工。为此我沿着他们流动的轨迹展开追踪调查。这群孩子在城市化的流动打工生活中暂时停留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个零散分布的文化片段，创造出了不均质的分布式知识的景观。这些零散分布的生活或活动片段，都只是分布式知识体系的一个单元，而要了解他们在流动中创造的分布式知识的内涵，就需要对涉及的片段进行“深描”，从而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只能停留在社会特定阶层而无法实现社会阶层的改变。我根据他们流动的轨迹访问了很多的地方如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和东莞，以及中部城市武汉，对所能接触的场景片段进行“深描”，这些片段涉及他们找工作、换工作、下班后的活动及其生活处境。

在追踪调查中，我对每一个地方的访问都相对比较短暂，重点聚焦他们流动的生活情况，仅记录下每个地方的一小部分。因为我只想弄清楚他们在那里的情况，而不需花时间去了解他们所在的整个城市社区。我来到一个地方，停留一段时间，当我要了解的情况弄清楚后就离开，转到下一个地方。尽管我在调查中涉及的地点较多，但也必须一时一地具体开展。就这一点而言，虽然多点民族志并非针对单个地点本身，但其田野工作仍是一项深入一个一个特定地点展开调查的工作。

（2）“深描”片段间的关系或联系。分布式知识是由若干的片段组成的，追踪对象在流动中创造的这些零碎的片段只有靠内在的关系或联系才能连缀编织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因此，挖掘各个地点片段之间的关系或联系，是多点民族志关注和分析的主要问题。Falzon（2009）特别指出，多点民族志本质是一种追踪多点之间联系或关系的知识生产实践。Ekström（2006）也强调多点民族志超越了传统民族志对“地方性知识”的定位，而转向关注多点之间的关系或联系。这种零碎片段之间的关系或联系是分布式知识构成的大动脉。田野工作者只有对此展开“深描”，才能把这些零碎的片段整合在一起，以此才能更好地揭示分布式知识系统的运行机理，对所考察的液态文化现象形成洞见。否则这些片段就是零散的碎片，像一地鸡毛，毫无价值，而且田野工作者对每个“地点”的造访，也会被割裂成一个个离散的、孤立的行动。

由于多点民族志的知识生产是围绕着链、路、线、轨迹等连接或并置的地点展开的，为此，追踪对象在流动中形成的片段、表露出来的联系也是围绕链、路、线、轨迹等组建起来的。在《全球猎身》中，项飚（2012）给我们提供的关于印度IT劳动力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并不多，而是集中于对将澳大利亚的悉尼、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印度的海得拉巴关联在一起的印度IT劳动力流动链进行“深描”，以此揭示了背后所隐藏的全球猎身体系。罗安清（2022）通过团队分工合作对松茸世界跨国商品链的“深描”，挖掘出了该商品链将自然物种转化为财富积累资源的逻辑机制。

现在有学者批评指出，不少多点民族志在追求多点的同时，陷入了一种“平铺式”的套路。他们认为，我们做多点调查、跨地域的研究是因为现代文化的变化是跨越边界的（Marcus，1995），人类的生活经历也是在地理空间中广泛延伸的（Hannerz，2003），所以研究者要追踪这些跨地域的流动和联系。所谓“平铺”，就是这种民族志在空间意义上“摊大饼”，在多个点之间建立描述意义上的关系或联系，甚至可以雄辩地阐释不同地点之间的关系或联系，但却不能揭示这些关系或联系在制度或结构意义上的表现，即多点之间在结构或制度意义上的联系机制（项飚，2012）。

为了规避陷入这种“平铺式”的困境，我们在追踪调查的过程中首先要对这种表露出来的联系如链、路、线、轨迹等即描述意义上的联系进行“深描”，以此将零碎的片段集合在一起，然后再洞察它们所产生的结构效应，而从中抽象出内在的制度上或结构意义上的联系机制。因为这种内在的制度性或结构性的联系机制，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被洞察到，而是田野工作者在追踪过程中，随着根据链、路、线、轨迹等组合起来的片段越来越多，而逐渐浮现出来的。项飚在做“全球猎身”的研究时，一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只有一个追踪的研究对象，他在追踪印度IT劳动力全球化流动链的过程中随着积累的片段逐渐增多，才意识了“全球猎身体系”这个结构层面的联系机制。

虽然多点民族志者在田野中穿行，收集呈液态分布的片段，使得田野调查的涉及面很广泛，但似乎显得很单薄。在我看来，就单个片段而言，它们像是东拼西凑，可能显得单薄，但将众多的片段关联凝聚在一起，从中抽象出制度或结构层面的关系或联系机制，这时就不再显得肤浅单薄，也不再是东拼西凑，而是一个具有结构效应的知识体系。这就像织布一样，各个片段只有在被看作是图案的一部分时才有意义，而图案又是由不同的片段织成的有机整体。

五、总结与讨论：民族志传播研究再出发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研究问题来自跨国化的文化现象或社会流动。单点民族志已不足以应对一个日益流动、变化的液态世界。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多点民族志调查的时代已经到来（Falzon，2009）。该方法现已在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却非常匮乏。

多点民族志作为一种新兴方法的独特优势在于非常擅长调查那种文化上相连但地理上分离的传播现象。目前国内新闻传播研究在使用民族志方法时更多局限于“单点”领域，仍习惯关注在固定地点和空间发生的事情，很少关注到人和物等的流动所形成的文化现象。为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不断液化的田野环境，民族志传播研究急需转向、再出发，改变以“单点”为中心的单一局面，而拓展“多点”研究的领域，以应对“更广阔田野世界”的问题。而且在液态社会里，从事民族志传播研究，多点民族志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多点民族志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也是一种研究问题的视角。它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开辟了将多个地点联系在一起思考问题的视角。民族志传播研究者从这一视角出发，会拥有一种系统意识，能发现一系列与单点民族志完全不同的问题，从而获得更富有洞察力的民族志研究。例如，我对农村网吧里的孩子展开调查时，如果只停留在社区层面，就只能得出农村留守儿童受网络新媒体影响而荒废学业的结论，这一结论的创新力度还不够大。为此，我调整视角关注他们从留守到流动打工的社会化轨迹变化过程，将两阶段关联在一起，对他们流动的打工生活进行追踪，从而揭示出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再生产的问题，这就摆脱以往的研究就留守而论留守儿童的局限。

当前国内的民族志传播研究对该方法还比较淡漠，以至于我们对日常生活中文化上相连但地理上分离的传播现象往往习焉不察。针对国内民族志传播在这方面的不足，比照国外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我国传播学者要拓展民族志传播的想象力，寻求再出发的着力点，可从马库斯提出的纲领性框架入手，拓展民族志传播研究的“多点”领域。根据马库斯提出的“基本框架”，民族志传播研究追踪人如新闻记者、数字劳工等，追踪物如媒介、新媒体技术等，追踪隐喻如媒介话语，追踪生活或传记如媒介生活、数字生活等，追踪冲突如新媒体事件、社会运动等。这里就追踪媒介而言，如果社会科学能追踪“糖”（西敏司，2010）、“金枪鱼”（Bestor，2004）和“松茸”（Tsing，2020），那么也就能追踪媒介。例如，在平台社会，如果我们追踪电商平台下乡的过程，就能从中透视它是如何驱动乡村产业变迁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重大问题。就追踪新闻记者而言，Hannerz（2003）对新闻媒体驻外记者的多点工作研究，极大地促进我们对国际新闻记者全球化工作这一复杂现象的理解。

目前多点民族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跨国追踪领域（Boccagni，2016），这导致了多点民族志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种跨国的印象。在多点民族志研究中，当“地点”仅仅等于“国家”，或者说当“多点”以跨国的方式被理解时，这就窄化了该方法的应用空间。多点民族志并不意味着研究人员必须跨越国界或涉及跨国追踪的主题。研究者也可以对国内的全球化现象或社会流动现象展开跨地域追踪。针对这种情况，现有的研究还较少。为此，这方面也是民族志传播研究再出发的着力点。

简言之，多点民族志作为对全球化背景下田野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反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单点的民族志调查方法。在本文中，笔者谈论更多的是该方法对传播研究的启示，而没有谈论新闻传播领域的“多点”研究在多点民族志领域的独特贡献，这主要是因为新闻传播领域对该方法仍然不熟悉，内生性的研究成果不多，没有形成学科自主的知识体系，仅有的成果也主要是人类学者开拓的，例如文中提到的《全球猎身》（项飚，2012）、《外国新闻：探索驻外记者的世界》（Hannerz，2003）、《二手电脑的进口及电子垃圾的困境》（Burreu，2012），以及媒体人类学丛书中《国家戏剧：埃及的电视政治》（阿布-卢赫德，2016）等。要超越这种局面，我们不得不从多点民族志研究中获得方法论上的启示，并厘清其田野调查的实践路径，进而发展出够水准的内生性的多点民族志传播研究的成果，以此才能在该领域赢得一席之地。只有当传播领域的多点研究的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才能凸显传播领域的“多点”研究对多点民族志的独特贡献。这也正是本研究召唤民族志传播研究再出发的原因所在。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通过“分布式知识”的概念，厘清了多点民族志的理论取向，这对多点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和知识生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2）立足于田野经验，从方法论层面解决了多点民族志调查中非常实际的问题，使该方法在方法论上更加完善，在实践层面更具操作性，这非常有助于国内传播学者在民族志传播研究中把握和使用该方法，拓展民族志传播的“多点”领域。

本文转自 | 新闻大学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