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技术带领着人类社会以坚实的步伐迈进数字时代，伴随的深刻社会转型使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发生巨大改变。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开始，农业社会与农业生产如何应对外来新技术与新产品带来的冲击，一直是农村社会变迁研究的重要议题。当前的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相互连接的
作者简介
王天夫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方凌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
数字技术带领着人类社会以坚实的步伐迈进数字时代，伴随的深刻社会转型使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发生巨大改变。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开始，农业社会与农业生产如何应对外来新技术与新产品带来的冲击，一直是农村社会变迁研究的重要议题。当前的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相互连接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带来了覆盖广泛的农村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出现了以数据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过程，呈现出更为鲜明的“离地化”农业生产新特征。通过南北两个田野点的实地调研资料，本文证实了从选种、种植／养殖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中，无不显示数字技术改变农业生产的痕迹与过程。与此同时，这样的农业生产过程也带来了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
关键词
数字时代；农业生产；离地化；农村生活
一 问题的提出
数字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正带领着人类社会坚定地走进数字社会。无线数字通信技术的持续创新，使得数字通信基础设施能够覆盖到更广阔的地域。广大的农村地区，已然无缝对接数字时代的各个领域，全面参与数字时代的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
巨大的时代变化带来深刻的社会转型。农村社会如何应对这样的新技术与新经济的冲击，是我们理解农业社会变迁的根本性内容。事实上，同样的主题也是90年前《江村经济》的研究主题，也是费孝通学术生涯中一直孜孜不倦寻求答案的问题之一。从蚕丝业技术与家庭手工作坊相结合，到“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发展，再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这一研究脉络正是映照在中国农村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之下，农业生产的变化过程。
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与人相互连接的方式，人们通过手机与即时通信软件相互连接，形成了新的互动方式与社会关系模式，带来了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的根本性变迁。在数字时代，人们相互连接过程中，时空限制被极大地消解，与外面世界的连接更为便利与快捷，信息与数据在工作与生活中占据绝对的中心位置。在农村，与外界资源的对接和流动变得容易，农业生产与土地的关联程度也大大降低。所有的这一切都显示，农业生产过程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数字时代，农业生产将呈现出怎样的整体特征与变迁趋势？农村社会如何应对新型生产要素与新型生产主体的进入？本文试图沿着费孝通的理论脉络，探究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深入中国农村的过程将如何改变工业时代以降的农业生产模式与组织形式。
二 新型生产要素的在地叠加：
工业时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变革
农业经济时代，“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和劳动力是生产的关键要素。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机器大生产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对中国“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劳动、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风险性约束，引发了传统农业生产的全方位变革。想要探究数字时代农业生产的新变化、新特征，有必要先回顾工业时代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变化与特征，本小结将对话《江村经济》，梳理工业时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变革。
工业时代农业生产的显著特征即大机器、资本、科学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叠加，及其引发的农产品的商品化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科学化、集中化趋势。
首先，机械与农业生产技术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被引入农村，使得农业商品化、专业化、集中化成为趋势。机械化、科学化的生产显著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促进了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提升，剩余的农产品成为商品流入市场，推动了农业向集约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大机械的使用和农业科技的推介需要依靠具有一定规模和组织程度的农业生产主体，带来了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取代家庭手工业成为普遍趋势。工厂代替家庭手工业是由技术驱动的，而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变也反过来促进技术变革：“但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相应变革，技术变革是不可能的……为了改进技术，引进蒸汽引擎，必然引起一种从家庭个体劳动到工厂集体劳动的变革。电力的使用，又可能使生产过程分散，从而需要工业之间复杂得多的协作。……为了生产，引进新的社会组织，变革力量也必须传授新的社会原则。”
其次，金融资本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进入农村，农业金融化、市场化初现萌芽。资本具有打破劳动、土地等自然资源有限性约束的特征，是工业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资本流入农业生产环节，增加了农业生产的融资环节，与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的趋势相辅相成，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更趋科层化、理性化。上文提及的大机械、工厂化生产需要大量资金，原料、机器、乃至于技术都非来自本地、需要从外部市场购买。工业时代的农业生产对于经费的需求大大提升，但农民手中没有富余的资金，因此需要引入现代金融手段进行融资，并由此发展出类似现代股份制的组织经营方式，将农民纳入一个理性组织中。比如在《江村经济》中，江村的合作工厂的资金基础是政府信贷，主要由农民银行给予资金，农民作为股民加入工厂的运作，提供劳动力、半数的原料和少部分资金，并参与分红，所分得的红利依赖于工厂的营收情况，因此当工厂因负债而不能分配利润时，农民们便抱怨和失望。
最后，上述新型生产要素在农村的聚集叠加，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与商品化程度；同时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农产品可以更快速地运输到更远的市场，传统封闭的农村与更广阔的城市市场发生连接。从生产来看，农产品供给侧面临更大的市场需求；从消费来看，世界市场上物美价廉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流入封闭的农村市场。这一方面冲击着传统农村的经济基础，激烈竞争下的农产品生产日趋专业化和商品化，市场导向更为鲜明，出现了专供销售而生产的农副产品；另一方面也带来农村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广阔市场的新需求与新产品进入传统封闭的农村，此时联通农村与城市两个市场的中介变得尤为重要。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就描绘了由航船、小贩、零售店等中间人组成的内外购销力量，担任消费者的购买代理人和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人的重要角色，成为农村与城市沟通的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农村能实现贸易沟通的区域不断扩大。
虽然在工业化的影响下，传统农业生产出现了机械化、专业化、科学化、集体化、大规模生产的趋势，但工业时代的农业生产依然相当分散，组织化程度弱，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弱，对市场的反应不灵敏：“总生产量决定于土地的大小、生产的技术，以及最终决定于降雨量的多少。这些都是人们几乎不能控制的事。改变职业是困难的，甚至改变农作物，村民脑中都很少想到。因此，生产结构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不能随着市场的需求作出灵活的反应，变化是缓慢而长远的。……我们看到供应和需求的有效性取决于对市场的了解，这是农民不具备的。”由此可见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改革并不彻底，新型生产要素与生产组织关系努力进入农村，但农村的土地与人等传统生产要素与生产组织关系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类生产要素集中于相对封闭的农村，农产品附加价值的生成逻辑在于新型生产要素在土地和劳动力要素上的叠加程度，农业生产过程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依然严重，靠天吃饭、靠地吃饭的高风险特征没有改变，农产品附加值仍较低。
目前对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变革的讨论大多没有跳出新型生产要素在地叠加的逻辑，主要讨论新兴数字技术与数字产业进入农村、与既有生产要素叠加产生的效应与存在的问题。数字时代，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与数据信息、电子商务企业等新要素、新主体进入农村，有助于偏远农村发展面向“小众供需”的新经济模式、在农业生产的前中后环节重塑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农产品的流通与附加值提升。但事实上，各大生产要素在土地上的叠加与优化配置不再是农产品价值提升的主要方式，农产品附加值实现的形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得益于数据要素跨越时空的特征，市场信息的流通与供需的精准匹配成为农产品实现价值的关键环节，农产品通过数字连接提高附加价值。而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优化数字连接为导向，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环节正在离开农村、离开土地，农业生产呈现出“离地化”新特征。
三 数字时代农业生产的“离地化”新特征
进入数字时代，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和自动驾驶拖拉机等智能农机设备在农业生产中被推广使用，推动了农业生产智能化；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电商平台、数字金融的进入助力农村经济的数字化转型；物流管理、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完善了对农产品的供应链管理，使得农村市场更便捷地与城市市场链接。农业生产的技术环节和市场环境都在发生变革，这都深刻影响着数字时代的农业生产，推动着农业农村发生更为深刻与彻底的变革。
（一）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
数字基础设施指的是以数据创新为驱动、通信网络为基础、数据算力设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体系；主要涉及5G、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及基于此类技术形成的各类数字平台，用以服务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数字基础设施在农村的铺开是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根据《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的目标，2025年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计划增至70%。截至2023年12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6.5%,农村网民规模达3.26亿人，占全部农村居民的六成以上。目前，我国已建成383.7万个5G基站，全国行政村实现“村村通宽带”，通5G的行政村占比已超过90%。除了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我国农村移动设备的普及率也日益提升。截至2021年底，82.20%的农户能够使用智能手机，90%以上的农村家庭至少拥有一部智能手机。4G、5G技术的铺开以及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使得农村的第一道数字鸿沟日渐弥合，农村地区数字技术的接入可及性大大增加，用户的连通性和互联网的可用性得到提升，极大地便利了农村与外界的联络。已有研究表明，接入沟的缩小能够带来连通性的增强和平台的发展，使得不同类型的资源投入可以在平台上转化为组合的互联网资本并从中受益。
除了信息通信方面的基础设施普及，交通与卫星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现代物流技术和冷链物流的发展普及（包括IoT技术等数字物流技术的发展）等，为农业生产与城市市场的链接奠定基础，农村能够更直接、便捷地与农村外的市场实现信息与资源沟通。这些数字基础设施的铺开、数字技术的赋能带来了农村与村外世界的“连接泛在”。
（二）“连接泛在”下的农产品市场
通过泛在的数字连接，信息能以数据的形式在农业生产的上游（原料）、中游（种植与养殖）和下游（加工销售）即时地、低成本地、跨越时空地、有针对性地传递，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连接空前紧密、市场反馈调节空前灵敏，形成“数字技术支撑－市场化机制驱动”的新模式，在数字信息网络的广泛覆盖下，即时、快速、点对点的信息与资源流通能够较好地解决传统农业生产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了供需两侧动态匹配，降低了生产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减少了农业生产对市场反应的滞后性，与市场直接对接也提高了农产品的售价，进而优化了市场资源配置、提升市场效率。“订单农业”等新模式应运而生，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直接联通农产品供应者与下游大型商超等农产品购买者，先签订订单然后组织安排农产品生产过程，需求可以被定制并及时满足，生产者可以根据市场反馈迅速调整生产计划，转变传统的“以产定销”模式为“以销定产”新模式，从而降低农户生产的市场风险。
数字连接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连接成一张大网，因数字连接超越时空限制的特性，更多元的相关主体可以被囊括进生产环节，整个农业产业链的分工愈加细化，农业生产的精准化、专业化、外包化趋势更为凸显。数字化引入了多元主体，而将大部分生产环节从农村与农户处剥离，农户的职能逐渐局限于种植、采摘等与土地相关的部分，而逐步退出销售等能更多带来附加值的环节。
首先，“以销定产”的模式凸显了市场导向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指导作用，产与销、农与商日渐分离，消费者对高品质、精加工农产品的需求使得作物的加工、包装、营销、销售与售后日益成为独立的环节而脱离了农户与农村的控制，上下游多种经营者（如包装、物流、供应商）被数字连接囊括到市场化的合作关系中，农业产业逐步分化、专业化。传统的产销一体、农商一体被打破，农产品的附加值更多地取决于被分化剥离而出的数字化环节，而非实际的作物生产，农业生产越来越脱离了农村与农户的掌控。
其次，农作物生长过程也被更精准地切割与分包，“精准农业”“智慧农业”成为新的模式。以种植业为例，原本较为粗放的耕种环节大致包括育种播种、土壤管理（包括犁田、打浆、施肥等）、水利管理（包括灌溉、排水等）、防病虫害、收割等，而如今出现了生物育种企业、提供智慧农业方案的监测管理企业、生产物联网传感器的企业等多元主体，将原本由农户控制、集中于土地的农业生产过程交由第三方企业精细化分割与外包，农产品的附加值由此提升。
（三）以数据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过程
“连接泛在”下的农产品市场一方面可以“以销定产”，对市场灵敏反应以降低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可以“智慧精准”，通过切分与外包生产环节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而在这样泛在连接的数字网络中，信息和资源都以数据的形式集中、流通、交换，进而指导生产；数据成为数字时代农业生产的核心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数据化成为趋势。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具有可切分性、可复制性、可计算性、强连通性、网络化、去中心化、即时共享性、无边界性、虚拟替代性等特征。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改变了以往价值的产生过程。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农业生产呈现出模块化的特征，原料、生产、销售被分为不同的模块并由不同主体分包，再由跨界流通、多元共享的数据进行不同模块的实时整合与动态匹配，模块化、智能化的生产逐渐取代工业经济时代的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
首先，在数据可切分性、强连通性、无边界性的基础上，农业产业链被精细拆分，不同生产环节的专业化外包情况显著，再通过数据的跨时空流通整合成为一条完整的农业产业链，农业生产的分散化与集中化并存。从全产业链来看，上游原料与机械供应、中游作物生长、下游加工销售分离，不同环节分别被不同的专业主体承包，农业生产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征。数据处理向多中心、非线性、并联的方式转变，最终发展成一个去中心的点对点的网络，这允许多元主体参与研发、种植养殖、物流、营销等各个环节，由此催生了农业生鲜电商、农业金融服务企业、智慧农业管理企业、物流服务企业、设计包装和品牌运营团队等新兴企业承接中间环节。而具体到作物的生产环节，数据的引入也让原本由农村与农户掌控的作物生长过程被切分与分包，大数据等手段能对作物生长的全流程进行监控，土壤管理、水利管理、病虫害管理、收割等环节都转化为相应数据的生成、记录、分析、存储、管理，进而根据数据调整生产。但在组织环节，所有数据最后都被集中汇总到数据管理平台，数据部门的外包与集中化管理成为趋势。同时，这样数字化、智能化的全过程管理由于技术门槛较高、配置成本较高，对数据量也有一定的要求，势必要求与大规模、专业化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适配。
其次，在流通环节，由于数据的强传播性、可复制性、即时性、无边界性等特点，农产品的规模化分散远销与个性化定制销售并存。在连接上下游时，大数据能广泛而精准地对接市场供需信息，订单农业等模式兴起，农产品通过平台、网店等各种数字中介实现跨地域、远距离、精准化流通销售，产与销之间的不确定性降低，供与需之间的动态匹配更为直接高效。以数据为支撑的以销定产、分散远销的农产品流通方式，打破了传统“农户—经纪人—产地批发商—销地批发商—零售商—顾客”的多中介流通模式，中间流通环节的减少一方面改善了农户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及利益链的分配弱势；但另一方面，农产品的附加值大多在流通销售的环节实现，商品化的农产品价格很大程度上受到数字连接所匹配的平台与消费者影响，从商品到货币的机制被互联网黑箱掩盖，农户对价格的控制力变弱。数字连接除了便利了大规模的分散远销外，也为小农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私域化的农产品提供可能。
最后，数据具有去中心化和多元共享的特征，海量不同来源的信息以数据形式在互联网虚拟空间汇集与传播，信息的规模化和差异化并存，使得规模化“大农”生产与个性化“小农”定制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市场的供需匹配更精准、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下降、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在数字平台上，消费者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与商户多元化供给能够得到匹配，小农户能够发挥其灵活性，对接互联网上各种个性化的需求而进行定制化生产，更进一步能够将线上的熟客转化为私域的、点对点的社会关系，进而形成稳定的连接。⑨有学者指出数字时代的农业组织形态可以被分为通用型模块化和专用型模块化两种形式，通用型模块化用以满足头部市场用户的标准化、大众化需求，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相匹配；专用型模块化具有个性化的特点，以满足定制化、小众化的需求，赋能小农户的。通用型模块化与专用型模块化之间通过数数字网络实现拼接，“实现数据间松散耦合，实现大众化的红海区域和小众化的蓝海区域协同发展，优势互补”。
（四）“离地化”的农业生产新特征
上述分析可见，数字时代的农业生产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外包化、分散远销与定制专销并存的特征，但模块化后的农业生产留给农村当地的只有中间生长庄稼与家禽家畜的低附加值模块，农村的生产环节被压缩，产品的选择与销售完全依赖城市市场，大机械、数据管理等技术手段也都来自村外，甚至于资金、厂房也都由外部力量提供，前后端生产过程都受到村外市场的控制，农业生产组织呈现出鲜明的“离地化”的特征。
农业时代，土地与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靠地吃饭的小农户家庭化经营是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形式。工业化将技术与资本引入农村，工业时代的农业生产依靠在土地资源上叠加技术、管理等新型生产要素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农业的商品化与规模化初具雏形，但土地与人力依然发挥核心作用，农业的封闭性与高风险性依然存在。而进入数字时代，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加入使得农业生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数据形态的信息与资源在农业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实时流通，促进供需两侧的动态精准匹配，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农产品商品化与市场化程度大幅提升，通过超越时空限制的数字化中介，农产品实现了分散远销与定制专销，时空局限、交易链条长、供需无准等固有局限被打破，与外部市场对接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产品的价格与农户的收入，农产品的附加值在数字流通的过程中得到差异化提升。数据生产要素的模块化特性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模块化，不同任务模块被精细切分与外包，原本由农村与农户所全部掌控的生产环节逐渐被专业化的机构替代，农产品的附加值在外部资源的加注中提升。
因而本文所说的“离地化”针对的是从选种到种植／养殖再到加工销售的农业生产全过程，指向的是农产品价值生成逻辑，而非狭义上作物生长的农业生产过程。事实上如今能被农村、农户控制的也仅剩下作物在土地上生长的部分了，原料供应、作物加工、品牌营销、产品销售都实现了“离地”，甚至作物生长过程的监测与调控也被外包的智慧农业管理公司掌握，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不再依赖于土地与人力，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外部市场连接的紧密程度与效率，而与外部市场的连接被跨越时空边界的数字手段增益，可以说，数字连接深刻影响着农业的未来。
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农业全产业链生产经营环节的讨论，一窥数字时代农业生产的新变革。本文所说的农业生产不仅包括作物如何生长与收获等必须在土地上完成的环节，还包括了农户如何获取种子原料、如何寻求加工销售渠道、如何维持交易联系并对外销售等生产环节的上下游。事实上本文的经验材料表明，农业生产上、中、下游的分离，上游原料市场与下游消费市场的“离地化”，正是数字时代农业生产的新特征。在农业产业链不断“离地”的背后，数字连接成为整合分化的、离地的农业生产环节的核心要素，并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产品的附加值与农户的收入。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调研团队于2022年7月21日至8月4日对四川省清水县福光镇的3个村以及河北省绿原市9个区县农业生产过程进行的实地走访与深度访谈，调查对象包含传统农户、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小型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业协会等各类型的生产组织，同时还有与地方区县政府、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等部门的座谈。丰富的农业组织形态为课题组的调研提供了案例，也为我们理解数字社会的农业农村新发展提供了参考。
福光镇的农业是以稻米为主的粮食作物种植业为支撑，目前正在积极打造稻鱼共生示范园区和“天台贡米”品牌，但大多数农户的稻米还是本地自产自销，且售价较低。金银花、赶黄草等中草药材和茶叶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当地成功注册了“清溪牛皮茶”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努力打造茶叶品牌。除了种植业，近年来福光镇也积极发展养殖业，比如新希望集团在当地投资了22亿元，于2020年建成年产50万头生猪的养殖基地；同时，在水稻种植的基础上发展稻鱼共生、稻蛙共生等特色养殖产业。
绿原地区的农业发展更为多元化、商品化，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独特的区位优势，逐步形成了优质杂粮、马铃薯、错季蔬菜、道地中药材、食用菌、优质葡萄、高端乳品、优质生猪、草原肉业、优质肉鸡蛋鸡等十大优势产业集群，“尚义蚕豆”“十美鲜食玉米”等农业品牌培育初见成效，更有雪山农业等一系列农业企业位居行业龙头。为进一步促进品牌农业的发展，绿原在创建农业产业园区、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基地建设水平等方面持续发力。同时，通过举办农产品展销会、拓宽线上销售渠道、深耕本地市场、加强宣传推广等形式，绿原地区的农产品销售渠道不断拓宽。
五 农业生产数字化与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型
（一）选种逻辑的嬗变：从技术导向到市场导向
工业化带来了科学育种技术，品种的升级促进了作物产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在工业时代，农户具体生产什么作物，大多数时候依然取决于历史与经验；某一作物选择哪一品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培育出了什么更好的品种、以及农民能接触到什么品种，农业生产对于市场的反应仍较为滞后，无法降低产销不匹配带来的风险，从商品向货币的转变是一步“惊险的跳跃”。而数字连接能直接高效地联通农业生产的上下游，农户能够根据外部消费市场的需求来决定生产作物的类型与品种，“以销定产”成为可能，即时的供需反馈调节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提升了农户的收入。选种育种呈现出从技术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的特征。
从工业时代起，良种的供应就开始依赖专业的机构，育种制种环节从农村的分化与剥离成为趋势，种业成为农业生产中一个较为独立的环节，育种技术的发展成为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一大制约因素。而对数字时代的农户来说，与发展较成熟的种业市场连接的紧密程度，成为影响收入的重要变量。穹窿村的农户丛朝阳从2017年开始将原先种植的杂种水稻全部换成“天台贡米”，这个品种是县农业农村局与福光镇政府经过引进、培养与改良而推广给农户的，贡米的品质更加优良、售价更高。但农户钱耀祖不满足于政府提供的品种，而是自己从外面引进了收获时间更早的新品种，以抢占市场先机，新品种的品质与本村种植的天台贡米类似，但却能够比本地的贡米早近一个月上市。有了良种供应，在农村种植大米一样有利可图。这种大米能够在市场上卖到五到六元，以每亩出产六百五十斤大米算，一百亩地可以获得四十万元的收入。除去成本，夫妻两人一年的利润能达到二十万元，与在城市打工相差无几。
你们都在这个穹隆村里面跑一圈。你看看没有稻子割的，我的就在过去一点点没有多远，在这十几天就开始割了。（访谈人问：那为什么你们的会这么早呢？）受访者：我这是我的品种。我没有跟他们说的是什么品种啊。我在外面，外面有专门有人跟我供品种。（访谈记录：220727Z)
在数字时代，即使不研发新的品种、不通过育种技术提升品种品质，农户也能通过与外部市场的信息联通，依靠发掘本地品种的市场价值，实现收入的跃升。
洛山早年在成都从事服务业，在外见过世面的他发现在家乡无人问津的特产赶黄草在村外的中草药市场上竟然是金贵之物，他意识到种植赶黄草有利可图，于是到一个湖南药材商那里学了技术，旋即开始从事赶黄草的收购、粗加工与销售。由于赶黄草的种植基本集中在清水一县，所以种植、收购与加工的过程都相对简单，只需要雇车将干草运回仓库再进行初步分拣包装即可，难的是对外销售。洛山依靠着敏锐的商业嗅觉、与消费市场的紧密联系，赶黄草生意越做越大，如今他每个月仅雇工的工资就要支出六万元，由此可以侧面反映赶黄草的销售的确利润丰厚。
以前我是搞那个洗脚房的嘛，在成都，长期在那边搞洗脚房，我回来之后我们这儿赶黄草很贵，卖成200多块钱一公斤。（访谈人问：那你在成都发现了赶黄草贵了之后你想到你们家里面也可以种？）本来就是我们这儿种的啊。当时说销不出去，老百姓种了很多赶黄草，各个是各个的，（他们）全部当柴烧了。（访谈人问：那你在成都是怎么想起的这个生意呢？）因为我有一个老丈人，他是做药的，他是医生，他跟我摆起弄赶黄草。（访谈记录：220727L)
由上述材料可见，与原料市场的紧密对接，很大程度上是以村外消费市场的需求为导向的。如果农户灵活掌握消费市场信息，并能将其精准、快速地与原料市场的供给对接，其收入将得到提升。数字连接无疑便利了这种上下游的沟通，使得农户能够高效、低成本地获取跨越时空的市场信息。
（二）生产过程的分化：从家户一体到专业分包
虽然数字赋能下的家庭化小农经营展现出其独有的灵活性优势，数字技术为一家一户直接接入农业生产的全流程提供了可能；但不论是在清水还是绿原，多个经营范围相似的家庭农场联合成为一个“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化经营成为明显的趋势，规模有限的家庭农场获取外部信息与整合外部资源的能力都相对有限，很多时候需要通过农业合作社实现与外部的间接连接，组织化的农业生产有助于化解“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匹配困境，提升生产效率。事实上各地的农业合作社、农业协会、农业企业作为规模化的整合力量，在农业的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无人耕种的土地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主体间进行流转，逐步形成了“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多元经营”的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格局，多元化的现代农业经济体系逐步形成。在新的制度格局下，普通农户、家庭农场、种植大户构成了主要的种植经营主体，而集体经济、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构成了整合“小农”零散资源的经营服务主体。农业合作社等组织化的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专业化的生产经营单元，不同于传统农户集生产与生活于一体的特征，而以资源整合、提供专业化服务、搭建上下游沟通渠道为主要职能，不同生产环节、不同经营主体被纳入类平台的合作社组织中：一方面形成外包主体规模化的服务供给，另一方面将农户纳入社会化分工并使其分享分工经济—事实上，规模经济的本质就在于分工和专业化。①在农业合作社中，普通农户几乎只承担了种植的环节，而选种、收购、加工、销售等环节基本由合作社承担，合作社成为资源联合体，在“服务规模经营”中匹配上资本、技术、企业家能力乃至于数字连接等相关要素，这能够延长产业链、打造自有品牌、制定质量标准等以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依托整合力量与品牌效应提升其与其他市场主体联络与谈判的能力，进而在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的基础上提升了专业化和分化的能力。
互联网时代，跨越时空的数字连接无疑扩大了规模化基础上的专业化分工，通过跨时空的数字连接对接更多元、更优质的上下游市场主体，扩大合作社在销售资源、生产加工资源、技术资源等多方面的资源整合能力，惠及作为社员的普通农户。普通农户通过合作社等生产互助组织实现了与外部数字资源的间接联系，育种、加工、销售等可以由更专业的外部专业化市场主体承担的生产过程去切割与分包，农户在合作社中只用承担种植／养殖等与土地相关的职能，而农产品的附加值则更多地在对外连接的专业化分包环节得到提升。
以“北县农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技术整合为例。在合作社的规模化种植特点中，其具有的土地规模化特点推动了科技院校与合作社开展科研技术合作，外部技术资源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技术指导、助力传统农业的技术升级。该合作社目前共流转了1300亩土地，其中有100亩作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合作试验田，该试验田主要进行育种、土壤、化肥、农药等试验。专家通过线下观察研究和线上指导等方式对试验田进行直接的管理，每亩地支付一定的租金，而在为试验田提供人工帮助时农户们可以学习到最新的农业种植技术，从而改善自家的土地种植情况。
与农业合作社类似，具有资源整合和生产互助性质的农业行业协会也具有规模化基础上的专业化趋势，并展现出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源对生产的赋能。以绿原静水县的马铃薯协会为例，行业协会从区域行业整体发展出发统筹信息，其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将直接影响区域农产品的收益情况。马铃薯协会中专门设置了“市场营销小组”，组内人员对全国各大省市级市场信息、全国供货商对于农产品的需求和要求（如品质、包装等标准）、各市场马铃薯销售行情等信息进行综合性收集，并结合静水县当地的马铃薯种植面积、产量、仓储量等数据进行综合性分析，从而对地方马铃薯种植和销售提供指导。目前来讲，该数据分析过程相对简单，主要为小组成员根据基础性数据进行的经验性主观判断，而根据马铃薯协会对当地马铃薯种植产业的展望，未来协会将进一步吸纳数据收集和分析等相关层面的技术型人才。
同样作为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业企业的市场化与组织化程度更高，其通过数字连接对接上下游市场主体的能力与动力更强，内部的专业化与职能分化程度也更高。这种“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依靠龙头企业带动，以农户家庭参与为基础，依托企业组织开展农产品的交换、加工和经营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有别于初级组织对于人力资源的低标准或者无标准状态，在企业类型的农业组织中开始出现了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常见的技术型人才包括财务会计类人才，此外还有新型销售和宣传管理层面的人才，例如运营管理、产品研发、网店经营等各方面的人才。但是，总的来说目前大部分农业企业很难招揽到技术型人才，特别是网店经营管理等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人才。企业一般会要求应聘人员掌握基本的网店运营相关技能，并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进行网上销售的企业一般需要招聘网店运营管理、客服、主播等技术人员；相对来讲网店客服所需的门槛较低，能够正常操作使用电脑即可，但在农村环境中这也并非普遍性具备的技能。因为在农村相关技术人员的缺失，企业一般采取在全国招聘的方法，而其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办公场所的设置问题。为了能够招募到更多的人才，一些在村镇的企业会在县城等地建立单独的网络运营管理办公室、以吸引相关技术人员，例如李文浩的杏扁企业就将网店运营管理等技术人员和网店的客服等人员安排在县城办公。但这样的安排依然不能吸引到更多优质的技术人员。
总体而言，数字时代的农业生产具有规模化基础上的职能分化与专业分包的特征。因为获取并处理数据资源需要一定的资本、技术和企业家能力等要素作为基础，通过数字连接对接外部资源也需要一定的规模化、品牌化生产作为支撑，对于分散的、小规模的普通农户或家庭农场来说，上述两方面能力都显得力有不逮，此时规模化、组织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更具有连接优势，整合各种外部资源的类平台组织成为数据信息传输与利用的枢纽。同时，规模经济的本质在于分工与专业化，合作社、行业协会与农业企业等主体能够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不同的经营主体，将生产任务分包给更专业的市场主体，并发展出数据处理部门、网络销售部门等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新兴技术部门，进一步精细化生产过程，数字连接基础上的专业化分工成为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的重要因素。
（三）消费市场的链接：从产销一体到分散远销
不论是最初选种时依据消费市场偏好选取适销对路的作物品种，还是在生产过程中引入专业化的外部主体分包不同环节，最终都需要通过销售环节实现商品向货币的“跨越”：真正将生产过程中提升的附加值“变现”、将产品转化为生产者的收入，因而经营销售成为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最后且最重要环节。数字时代，销售环节的重要性凸显，农产品价值的实现有赖于数据的运转和供需的匹配，数字连接带来了“连接泛在”农产品市场，无疑便利了农产品与城市消费市场的直接联系，有助于实现供需两侧的动态匹配；辅之以成熟的冷链物流技术、物联网等供应链管理技术，农产品能够依托无边界的数据要素实现分散远销；同时直接的数字连接减少了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也有利于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的直接收入。特别是近年来农村电商的引入，通过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压缩农产品的市场链条，降低了农产品交易成本，极大地提升了农产品的销量和利润率，成为农产品市场化、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新途径。新型数字化销售渠道的兴起一方面扩大了农产品销售市场的范围，使得分散远销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传统农业一家一户产销一体的格局，将实现附加值的销售环节从农户的控制中剥离，很多时候这意味着资本与小农的分配不均与利益失衡。
首先，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之一，生产资料数据化成为趋势，消费市场的信息以数据的形式跨时空地流通，因而在数字平台上获取市场数据成为农户需要具备的重要能力，隐含着数字鸿沟给农业经营带来的可能影响。调查发现，小到种植户，大到各类农业企业，都开始关注市场信息的收集。例如李跃的家庭农场中种植了小西红柿和扁豆等经济作物，李跃就会经常关注一个叫作“一亩园”的手机应用软件，在这个应用中可以查询到每天的各类蔬菜的市场价格，当蔬菜收获期有散户收购商上门收购时杨飞就会参考应用软件上显示的价格定价：
你从别人那看，今天是3块4；我今天卖的就是3块5至3块3……大概（相差）3毛2毛的……网上这个挺方便的。（访谈记录：220725Y)
其次，数字技术能够拓宽销售渠道和市场范围，线上销售作为新型销售渠道逐渐开始被各类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目前常用的线上销售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淘宝、微店等线上店铺，中国园林网等专业农业销售网站，以及微信群、朋友圈、抖音等零散的销售渠道。根据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经营主体可以选择不同的线上销售渠道。
具有注册企业资质的组织主要采取线上店铺的经营模式并尝试进行直播等等。虽然在没有注册公司的情况下，以个人的名义也可以申请到淘宝账户，但是信誉度更高、消费者更加青睐的“企业店铺”等网店认证则需要营业执照等证件，这就使得农产品的网店经营具有一定的门槛。企业主要合作的网站有“阿里巴巴诚信通”、淘宝、京东等，在这些网站上进行注册即可经营线上店铺。绿原的藜麦企业就注册了两家公司以扩展线上店铺的占有率，因为天猫等线上销售平台规定一家公司在经营一类型产品的情况下只能注册一家网店，由此藜麦公司注册了两家网店，运营管理班子共用一套，一共由7、8个人负责。线上店铺一般会被收取运营管理费用和宣传推广费用等费用，其中运营管理费可以分为固定服务费和销售金额抽成两种形式；而宣传推广则有线上广告推广、短视频广告和平台官方的推广渠道等三种主要类型，推广的费用会根据不同的宣传类别设置不同的档位费用。
以吴桐的海棠企业为例，去年一年的百度、中国园林网等网站推广费用约花费40万元，而网络推广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回馈，根据吴桐估算现有客户中约有95%的客户是通过网络推广宣传而来的。目前企业还尝试制作并发布了一些以海棠为主题的短视频在抖音、快手和微信视频号等平台上，并支付了推广费，目前积攒了1000多名粉丝。整体来看，目前不同规模的农业企业都在尝试进行直播销售，但大部分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基本上每次销量仅有1~2单。但大部分企业仍然将直播渠道视作是未来线上销售的首选，在对这种更加新型的模式进行探索。以藜麦企业为例，其陆陆续续培养过7、8位主播，但每天的平均销量只有个位数，以失败告终。后来公司转为与已经有一定粉丝数量的带货达人进行合作，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流量大的主播佣金高，对品牌的知名度也有要求，而一般的小主播依然没有带货量。因此现在藜麦企业主要采用抖音直播带货的“精选联盟”等软件进行直播带货方式的销售，该软件主要是由企业登记好产品的信息、价格、佣金比例等信息，然后把产品链接通过抖音等账户发给各个带货主播，带货主播上线后就可以查询到相关信息，有意向合作就可以直接通过链接一键上线，软件根据最后的销售量自动对企业和直播的佣金进行计算，并打入相应的账户。
对于小农户或部分农业合作社来说，淘宝等网店经营的门槛较高，电商技术红利逐步从乡村电商转向城市电商，从小农户转向大品牌，小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电商平台的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于是转向微信群、朋友圈、抖音等零散的、私域的销售渠道，在既有的技术环境下基于自身的灵活性兑现技术红利并保持相当的发展活力，发展出个性化、定制化的营销模式。清水农户钱耀祖就主要通过“社区团购”的方式直接面向客户进行销售，将销售市场直接链接到县城，从而卖出了高价：
我没有主动去找人来卖啊，反正他们（客户）的话都是在县城里面，我在网上都有朋友圈、微信。打广告的话，每年我要收庄稼的时候，我有一帮朋友就在县城里面的，他们就会带着无人机上来，他们来跟我拍，说今天哪个哪个稻田的天台贡米出来啦，就开始跟我宣传了。（在微信上完成交易后）他们基本上给我规定一个位置啊，假如你说这个小区我找门卫，我就给你拉来放在门卫，他们下了班回来拿，我就不管你们了，你们有一个人过来取。（访谈人问：那运输也是你们自己？）我自己和老婆运输过去，给他送过去。（访谈记录：220727Z)
最后，通过数字平台获取市场信息、拓展市场范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产品的分散远销成为可能。通过电商平台，农户能将平台上的所有用户纳为潜在消费对象，全国乃至国际市场彻底被打通，互联网跨境电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北县的王勇福主要经营蔬菜外贸生意，早在2002年，通过注册公司，王勇福开始和韩国麦当劳等大型企业进行外贸交易。蔬菜外贸交易最关键的是信息传递，即将自己的蔬菜信息传递给有需求的境外客商，目前，王勇福的客源主要来源一是依靠网络信息的发布，二是通过二十年来的积累经营而获取的销售网络中的信誉与声誉而拓展生意。
六 农业生产变革对农村生活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见，数字连接成为影响农业附加值的重要要素，这改善了小农在农业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分配弱势、提升了小农户的生产效率与收入，泛在连接下的农业生产呈现出产品的选择与销售完全依赖城市消费市场的“两头在外”特征。在地的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离地的消费市场，获取与分析数据信息、对接与管理数字资源等数字能力也越来越成为新时代新农人必备的技能，这给农村的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事实上数字农业的蓬勃发展正是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村庄既有的组织、传统的互助纽带、能人的带动以及同辈群体网络都有助于基于技术升级的创新和模仿的涌现。
首先，对于家庭生活来说，城乡两栖、城村一家越来越成为重要的代际分工与合作模式。普通农户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生产经营，而家庭经济生产组织方式与家庭财产制度的变迁会带来家庭形态的调适。由于农业的原材料市场与销售市场高度依赖城市，经营环节的“离地”带来了家庭成员的“离地”，于是形成了一部分家庭成员在农村负责在地的种植／养殖，一部分家庭成员在城市负责经营销售的“城村一家”的家计分工模式，而在城村之间往往有一个大家长式的（往往是男性）核心人物穿梭往返，统筹生产活动、负责销售等对外活动。事实上，很多目前在农村经营一定规模家庭农场的农民早年间都有过较为成功的外出务工经历，他们能将在外打工积累起来的各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运用于家庭农场的经营，成为家庭与外界、农村与城市联系的纽带，不仅连接起了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庭结构，也连接起以地缘、亲缘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和以业缘为基础的销售体系，是为“城乡两栖者”。赶黄草大户洛山就是“城乡两栖者”的典型代表，早年在成都务工的经历让他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与人脉，这为其后续回乡创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如今他主要负责在外地跑业务开拓销路，他的弟弟在老家负责赶黄草的收购与加工，以及金银花的种植，大儿子一家已在成都安家，帮他料理一些管理事务：“实际上就是当时陆续出去，现在回来照顾生意。小孩在成都读书，大儿子帮我发工资，我兄弟我老汉在家里面干。”（访谈记录：220727L)在城乡之间，家庭成为运营的基础单位，展现出以血缘、亲缘乃至姻缘为基础的，集生产、生活为一体的复杂家庭结构。
而这样“城村一家”的结构不光体现在大户的生产生活中，也体现在普通农户的交往、消费与娱乐生活中。一方面，随着移动通讯设备与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农村与城市居民的线上娱乐与消费生活日渐趋同，城乡之间的生活差异正在快速缩小，特别是对于农村的中青年群体来说，微信、网购、短视频日益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农村年轻人在城市务工并实现就地城镇化已是显著的趋势，这构成了小家庭在城市的支点，农村的父辈也在探亲、照料孙辈等与子代的分工和互动中，将附近的城镇纳入其生活、就业和交往圈。赵彩燕是一位54岁的农村妇女，她的丈夫在清水县城从事装修工作，两个女儿嫁到了成都，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清水县城的一个机关单位上班。因为穹窿村到县城仅需半小时车程，所以赵彩燕一家选择居住在村中，白天独自在家的赵彩燕耕种着两亩稻谷，而农闲时她会去成都帮大女儿带孩子，由此每年在成都生活3个月左右。（访谈记录：220727X)对她来说，家庭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丈夫在城里的装修工程以及儿女上交的“伙食费”，这也是很多村民的生计安排—他们的经济生活事实上已经离开了村庄，家庭与社交生活也部分离开了农村，但家庭中的一部分成员又无法割舍土地，仍会自己耕种粮食，这样“离乡不离土”的家庭生活，在穹窿村乃至整个福光镇都较为普遍。
最后，由于数字连接对于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以及农户收入发挥了近乎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掌握数字能力与连接资源的个体势必成为乡土社会新的能人，传统的权力结构与组织结构也面临变迁。传统乡土社会中，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宗族主义是权力结构的文化基础，以家庭内部传统父权为原型的“长老权力”是乡土社会中重要的权力类型之一，指向一种由社会继替（即社会成员新陈代谢，社会分工世代交替）和阅历积累而形成的权威力量，基于教化权力的“长老统治”是乡村社会建立并维持稳定秩序的重要基础，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统治方式之一。长老权力／教化权力的基础之一在于随年龄增长积累的经验性知识，长老多通过血缘关系和掌控知识的来生产、维持和行使权力，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特别是数字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冲击，经验知识日益失效，长老权力发生流变，因掌握并适应了变化而占有优势的时势权力走向上风。数字时代的时势权力掌握在能够熟练使用数字技术创造知识与财富的群体手中，而具体到农业生产与农村社会中，善于使用数字技术与外界产生广泛连接者，即掌握了时势权力者，成为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人才。
七 结论与讨论
数字时代带给人们数字生活。在人们日常活动中，数字化带来生活的便捷。如今，数字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主导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我们离不开手机，用手机阅读新闻、购买商品、参与娱乐与他人交流等等。支撑人们数字生活的是底层的数字技术。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其生活轨迹因为使用数字技术与设备，所有的痕迹由此产生数字记录，形成了庞大而又细致的数据，在后期可以参与计算并能够得出分析提出智能化的策略。
从整个社会的运转来看，数字技术更为根本的是，彻底改变了人与人相连的方式与过程。数字技术不仅提升了社会连接的速度，还改变了信息交流的媒介。之前物质形式承载着信息传递，如今变为电子信号。这样的改变不仅仅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接更为便利，同时也极限压缩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更进一步，人与人之间的数字连接可以被计算分析与升级加工，形成高度智能的预测性策略，从而改变人们行为预期与潜在行为。所有的这些都显示着，数字社会的社会连接，将带来全新的社会互动过程，建立崭新的社会关系模式，也必然将重构原有的社会结构。简言之，数字技术引领人类进入的数字社会将是一个崭新的社会样态。
这种一系列根本性的社会变化也会体现在农业生产中。我们发现，对于农村社会而言，数字化进程带来了农业生产鲜明的“离地化”特征。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农业生产，以工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为根本特征，各种育种技术、化肥农药、大机械的使用贯穿整个农业生产过程，规模化、集体化是基础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那么在数字时代的农业生产，则是以数据的收集与使用作为根本，数据及其衍生的各种计算应用贯穿农业生产的各个过程，其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在规模化、组织化、产销配合等各方面都显示了以数据为核心的灵活生产组织形式。所有的这些数字技术的使用，使得农业生产的组织过程与土地的关联程度大幅度降低。
数字时代农业生产的变化，当然带来参与农业生产人员的变化。与传统农业时代和工业技术时代的农业从业人员相比，数字时代的农业从业人员有着显著的不同。新农人在年龄上更为年轻，受教育年限更长，往往有着城市生活与从业的经历，并且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数字通信技术，擅长运用围绕数据的各种应用技术。显然，数字时代的新农人必然是数字技术的掌握者。
这必然带来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执掌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活动命脉的新农人重构农村的权威阶层。随着数字技术应用成为至关重要的生产与生活的媒介，掌握并熟练使用这些数字技术改变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新农人，必将成为改变农村面貌的领导者，成为数字时代农村的引路人。
在更广阔的范围，数字技术将农村与城市的社会联系变得更为紧密。工业社会时期的城乡时空限制被极大地压缩，农村生活、生产甚至政治活动与城市融合得更紧密。有过城市生活经历的新农人，在城乡之间可以来回流动甚至通勤。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离地化，让农业的生产过程与城市经济活动紧紧相连，让农村的生产活动与产品销售更为便捷地融进城市的生产过程与消费市场，使得农村更为有效地整合到城市生产与生活的运转之中。原有社会结构之中的城乡差异与隔离，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未来的社会结构也必将更为有效地走向城乡一体。
来源 |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编辑 | 王 嘉
审核 | 王亚华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来源：清华农研院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