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守门人研究在大众传播时代已具备较为缜密的逻辑框架与理论范式，然而数字技术对新闻传播领域造成的业态颠覆，使得传统守门人理论阐释力面临着巨大压力。由互联网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变幻莫测，新闻业的生态正在经历着平台化逻辑的转化与改造，传统新闻守门人模式在网络平台语境中

作者：李彦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12期

导 读：

澳大利亚学者布伦斯提出的“望门”概念可被看作公众为谋求新闻公共价值找到的一个行动支点，是理解和研究数字时代公共参与机制和公共领域构造的重要窗口。

一、引言

新闻守门人研究在大众传播时代已具备较为缜密的逻辑框架与理论范式，然而数字技术对新闻传播领域造成的业态颠覆，使得传统守门人理论阐释力面临着巨大压力。由互联网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变幻莫测，新闻业的生态正在经历着平台化逻辑的转化与改造，传统新闻守门人模式在网络平台语境中遭遇危机，这一模式不再能掌控、分析和预测数字传播的守门过程。主流媒体新闻业正加速融入以互联网平台为中心的数字新闻业，这就意味着传统守门人理论必须在媒介技术变迁的跨时代背景中转型蜕变，以全新的视角迎接数字空间中的新型守门人——数字守门人。

互联网平台的守门过程是动态而充满未知的，数字新闻守门人的角色类型也趋于丰富化，他们共同承担起数字传播环境中的守门职责，多角色守门人也重构了新闻业态的发展版图与主客关系。原本作为协调社会现实与“拟态环境”的媒体守门人不再以内容、权力、机制等作为守门的核心焦点，传统新闻守门人的行动规则与方式遭到解构。平台、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介入无形中为守门人逻辑建立起一套新的原则与导向。我们不禁要问，数字技术浪潮究竟给传统守门人范式带来何种程度上的转变？其背后反映了新闻业及公众的何种诉求？

数字传播技术将守门人身份、职能与使命推向新起点。经典守门人理论需要正视数字转型，与新的概念进行深度对话。针对传统新闻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的生存发展问题，澳大利亚学者阿克塞尔·布伦斯（Axel Bruns）创造了一个更贴合互联网景观的“望门”（gatewatching）概念，他试图用“望门”代替“守门”，由此突破守门理论的时代阐释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望门”可被看作公众为谋求新闻公共利益找到的一个行动支点。布伦斯一再强调用户在“望门”过程中参与的重要性，公众的这种参与性，不仅重塑了他们在信息生产与消费中的主体地位，同时突破了信息生产的专业壁垒，并直接影响了新闻的议题设置、内容创作及信息传播方式，由此推动内容生产与制作的民主化。

二、数字传播时代的新闻守门人：多角色守门人与业态颠覆

互联网信息技术变革为人类置身的世界创造了一个全新数字传播环境，赋予“守门人”这一身份某种趋于不确定的因素，究竟是谁在扮演数字守门人的角色？平台媒体作为数字传播环境中的重要中介，促使汇聚于此的守门人之间出现何种新关系？类似这样的问题是经典守门人理论在数字化平台语境中转型的核心所在。

（一）数字平台和算法守门：超级守门人

进入数字传播时代，主流新闻业需要依托一个又一个有影响力的数字平台展开运作。范·迪克等学者将平台定义为“一种聚集和促进用户、内容、服务之间的互动，并对它们进行治理和加以变现的数据基础设施”，其中包括计算机硬件、操作系统、游戏设置、移动装置等[1]。欧洲竞争法学家达米安·格拉丁就数字环境下的“守门人”指出，在一个平台化的传播生态中，大型数字平台已成为供需关系的守门人[2]。互联网平台以数据为动力，经由算法与界面进行组织与自动化运作，通过商业模式驱动的所有权关系得以形成，并由用户服务协议进行管控[3]。基于数字平台拥有的巨大守门权力，其也被称作“超级守门人”。

2020年12月15日，欧盟发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两份数字新规提案。“守门人”成为整个新制度架构的核心概念[4]。以全球五大巨头科技公司（谷歌、脸书、苹果、亚马逊、微软）为代表的大型数字平台都被认定为“守门人”。在过去几年里，这些平台已经在数字市场上获得了根深蒂固和持久的地位[5]，未来这些平台甚至会控制整个线上生态系统。两份法案的颁布为全球数字市场中存在的垄断、不公平竞争、侵害用户权限及服务等不良现象做出裁判，通过阻止“守门人”不合理的商业行为，确保重要数字服务的开放性与有序性[6]，这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对这些大型数字平台的高度警惕。不止这些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成为重要守门人，范·迪克等学者还指出平台的另一种类型是垂直领域型平台，这些平台的运行建立在大型互联网平台之上，也成为该平台特定服务领域内的专业守门人。

自21世纪互联网兴盛以来，网络平台的技术建设与聚合能力不断壮大，平台汇聚着庞大的用户规模与海量资讯，成为一种典型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守门人。平台自身基本不从事新闻生产，而是将那些专业媒体生产出来的内容更有效率地分发给用户，帮助它们实现这一功能的正是算法……平台公司正是携算法这一利器，在新闻推荐、自动化生产、受众监测等领域与新闻业结缘[7]。平台媒体运用算法机制对从传统新闻机构抓取的新闻信息进行筛选，并推送到用户的手机上[8]，算法成为数字领域的另一重要守门人。

互联网上充斥着多种不同类型的算法，其中“算法推荐”是数字新闻业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类型，它是平台内容分发和流量分配的核心机制……原本依托人工编辑进行的新闻守门模式被算法推荐等精准分发模式所取代[9]。早在2016年，基于用户兴趣的算法分发就已成为中国网络新闻的主要分发模式。在新闻媒体平台中，算法正在网络上重新分发和引导信息。广义上说，算法是一系列编码的过程或规则，这些过程或规则将信息输入转换为解决问题或实现所需的信息输出[10]，指定相关信息、凸显议程和关联新闻的自动分配是较为常见的算法程序。算法守门决定了新闻的选题范围，改变了新闻媒体运作过程中的新闻价值评判标准。算法根据用户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浏览足迹，将选定的新闻或广告等内容信息自动分配、推送并呈现给特定的用户对象，用相关程序计算描绘出每个用户的精准画像，为用户量身定制私人化的专属界面成为每一个平台公司的重要战略。

算法守门人不再受制于某种特定的传统渠道，取而代之的是其与新闻组织或机构组成的特殊关系。“人力（用户）+算法”的混合守门模式，即新守门人构成已经远离了建制化的媒体人及其内容能力和意识形态，从而进入一个编程能力及其意识形态主导的新守门秩序中[11]。任何一种算法推荐都与商业利益紧密挂钩，以某种特定的盈利目标或流量变现作为追求原则，由此瓦解经典守门人理论对于新闻内容的筛选与管控的机制。

一般而言，算法是在具有一定信息内容量的平台内发挥守门功能，但有初步证据表明，算法本身就会创建新闻文本[12]，越来越多的新闻条目由算法驱动的自然语言生成编写。尽管算法自动制作新闻在新闻业中还不多见，但文本生成算法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增加[13]。算法守门人的影响力势必日趋显著。

（二）非专业守门：集体守门人

休梅克和沃斯指出，互联网为我们带来的是专业守门人和非专业守门人并存的双重把关时代[14]。所谓“非专业守门人”指的是互联网上规模庞大的网民及平台媒介中的个体用户。用户的新闻选择、分享、评论等行为已成为新闻守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的报纸都允许读者通过社交网络或社交书签工具对内容价值进行评分。有了这种可供性，用户就可以“识别出供个人使用的，有价值的东西，向他人传达评估，并转载或以其他方式传播给大众”。[15]

辛格直接将在媒体网站上发布内容的用户命名为“二级守门人”[16]。彼得发现，在数字时代，新闻编辑室外的人在处理新闻过程中也具有发布新闻等能力，而且这些人占据着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新闻守门人的位置，他称他们为“最后”和“终端”守门人。[17]纳昂注意到由用户行为所形成的数据是衡量网络守门的参照指标，他将用户发挥的这种作用称为“守门”[18]。肖研究了用户互动的决策过程，提出互联网上存在两种类型的守门人机制，分别为集中式守门与分散式守门。分散式守门由“从事特定工作的个体之间大量微观层面的小规模互动所构成。他们过滤和调节彼此的参与”[19]。当个人作为某社区成员与其他用户发生互动时，可被视为一种集体守门[20]。虽然受众可能会继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新闻媒体人作为最初的守门人，但他们期望通过具体情况而产生的相关性来改善媒体选择。

用户可以直接与感兴趣的组织、机构或个体建立联系，在多变的行动踪迹中构成用户行动者关系网络，其守门新闻的标准大多凭借个人经验或特定需求。作为新兴守门人，越来越多的新闻由用户在社交媒体等平台上发布，引爆舆论，专业媒体随后跟进报道，这种用户设置议程影响专业媒体的现象也被传播学者称为“反向议程设置”[21]。用户以集体守门的方式彰显了他们在数字新闻传播版图中的多重身份功能，不管是新闻制作者还是新闻消费者，用户凭借大规模的集群数量拥有了集体守门人的优势。

（三）新闻媒体机构与从业者：专业守门人

进入数字时代，原本在大众传播时代扮演“社会瞭望者”或“主要守门人”角色的新闻媒体机构与从业者面临着融入平台化的身份转型，他们作为守门人的角色定位与职能也相应改变。“自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传统新闻机构守门和新闻从业者运作新闻的规则，模糊了记者、编辑、新闻用户、制作人等多角色间原本界限分明的差异，打乱了角色间的权力关系。

“社交媒体逻辑”业已深度“内嵌”和“植入”新闻生产和公共信息的扩散与流动之中[22]。首先，新闻媒体机构依旧拥有获取社会信息的资源优势，为了融入社交媒体的新闻生产语境，在激烈竞争的多边市场中生存下来，他们会选择放弃对新闻发行的控制，进而根据用户数据流的导向来生产、优化、发布新闻，以适应数字平台的运营逻辑，并与平台信息生产规律保持较高的一致性[23]。在制度性的框架中，不同级别与区域的媒体机构，都开始自建传播渠道，研发相应的新闻App等产品与服务，形成“自媒体”传播矩阵，推送每日发布的新闻内容。新闻机构的新闻运作已成为由社交媒体平台与其共同负责与守门的混合模式。其次，记者、编辑等从过去被要求客观公正地进行新闻报道，体现专业水平，到如今已置身于媒体机构的自建渠道，成为社交媒体中新闻的重要创作者，并且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规则内展开新闻活动，新闻从业者不再是那个作为总结、控制、终结公共舆论的守门人[24]，他们通过注册个人账号更有效地参与到原创内容的生产之中，进一步推动公共舆论发酵。新闻机构与媒体从业者依然在平台化语境中肩负着对媒体平台内容的守门人责任与义务。最后，新闻媒体机构在数字守门人活动中对记者在社交平台的新闻实践活动展开制度性的约束与管理，新闻从业者由他们所隶属的媒体机构赋予或减少其守门人权力。

不同角色类型的“数字守门人”共同构筑了一个守门人网络系统。正如凡卢所言，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等都是“守门人”[25]。可以说，数字平台已经将“守门人”的范畴扩展到任何与互联网有关的人员或数据基础设施上。

新闻活动经由数字技术处于多变而不稳定的格局之中，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新闻用户可参与、组织及管理大量的新闻题材和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新闻信息，以至于他们对信息流通要经过的那扇“门”具备了把控能力。“人人都可成为记者”使新闻业态发生了“以专业内容为中心”到“以个体用户为中心”的结构变迁。不管是作为新闻生产者、新闻消费者或是新闻守门人的用户，他们在数字化的新闻业态之中都已成为一股集数量与群体效应为优势的压倒性力量。

如今，越来越多的新闻用户从其他渠道获取新闻资讯。许多主流媒体的从业者对非专业主导的新闻形式的兴起感到无比焦虑，比如不经权威机构媒体过滤的新闻是否可信，如何把握新闻专业价值与平台商业逻辑之间的平衡，应该以何种视角来正确看待数字时代的新闻守门人。事实上，这些困境指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在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已明显下降的时代，守门人理论该如何实现数字转型。

三、望门：数字守门人理论转型与公共价值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催生了一种新型新闻制作方式，这种方式比传统媒体的守门式新闻生产方式更具有参与性和协作性，并且去中心化，澳大利亚学者布伦斯将其命名为“望门”。“望门”作为一种新闻实践，既成为线上新闻信息运作的基本范式，也高度体现出互联网技术环境中的信息结构。“望门”概念映射出对新闻业长期以来莫衷一是的公共利益与公共价值的重申，这为重新审视守门人理论在数字传播时代的适应性演化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与展望可能。

（一）公共性的观照

新闻业的发展从来都离不开讨论公共传播的话语建构与力量博弈，无论涉及公共利益还是涉及公共价值，公共性都被视为圭臬。公众作为公共领域重要的传播主体，始终是新闻公共性的一个重要构面，他们既可以引导新闻话语空间的舆论走向，又可以使公共利益获得社会现实层面的观照。新闻业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历经演变：公众在大众传播时代是被遮蔽的隐性群体，在新闻实践中一度处于悬置状态。直到数字时代的来临，公共活力被新技术激活，新闻变成一种可以由新闻用户直接进行生产、发布和运作，不受任何编辑干预的新兴实践。

“望门”（gatewatching）强调对新闻和信息流通“门户”的关注。“望”的主体主要指向新闻用户，他们被布伦斯称作“望门人”。“望门人”扮演的角色就如同一个新闻记者或信息传递的中间人，一方面，他们促使新闻业对主流媒体尚未报道的题材或社会问题进行群体关注，引发公共舆论；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提供一些超脱于主流价值观的新颖视角和观点，以帮助扩大被边缘化的声音和事件的传播力。“望门”持续依赖于“望门人”的直觉来判断大众可能会感兴趣的新闻主题，形成一种更为开放、散漫的新闻制作形式[26]。新闻选择与制作权从传统新闻媒体人的手中转移到了“望门人”的手中，所以他们能够自发性地宣传那些符合公共利益与集体价值观的新闻。在“望门”的过程中，裹挟了用户与群体情感色彩、道德判断、事实认知的文本等内容，使得公共价值与公共利益的诉求可以被看见与聚焦，进而凸显与个人利益或社会利益最直接、最相关的信息。

（二）变革性的参与

如前所述，数字守门人的角色由多个主体共同承担，但方式各异的“守门人”力量会因为分散而被削弱。事实上，在数字空间中，仅凭单一守门人的力量，已无法将新闻必经之“门”守住。“望门”指明了原本需要由专业机构或人员驻守的“门”不再“坚固”，信息随时都可以绕开某个守门人而进入大众视野。有意思的是，“望门”这一新闻实践也对“望门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望门人”已然成为新闻的积极用户，摆脱了以往被动新闻接收者的身份，也承担起了传统守门人的角色与功能，确定能通过“门”的信息有哪些，在搜索和评估信息的过程中，用户成为自己的守门人。

布伦斯强调了用户在望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对于望门决策具有一定的能动性，新闻用户以观察、守望的方式积极参与到数字网络结构中。比如网站上的评论者被定位为内部门户的观察者，通过观察和评估网站作者的内容输出，对他们的报道和分析不足承担相应责任；反过来，内容发布者也被鼓励对反馈做出回应，并展开对话[27]。“望门”实际上是一场面向所有新闻用户敞开的新闻活动方式变革。数量庞大的新闻用户就像一个个小型守门节点嵌入到更广泛的新闻参与和新闻创建之中。通过持续选择、共享、聚合、公开新闻媒体和其他来源的传播渠道，用户以集体“过门”的方式输出数以亿计的信息材料。

数字化时代，网络的分布式系统成为个人力量的集合器和放大镜，集体智慧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较为典型的“众包新闻”就是一种完全由用户自发性主导参与的新闻活动。“众包”指的是企业利用互联网将工作分配出去、发现创意或解决技术问题的一种商业模式，是集体智慧的再现。用户参与生产的新闻形式越来越常见，新闻从生产到发布，变成舆论热点的速度有时会先于专业新闻机构，于是用户在新闻领域的主体地位甚至是主导地位被确立。类似众包新闻这样的新闻制作方式反映了数字时代传统守门行为的根本性转变。

（三）能动性的合作

“望门”这一概念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模式，这种模式突破了传统媒体所采用的层级式传播操纵方式，转而采纳了一种更加开放和协作的传播方式——协作式望门。协作式望门强调的是用户的集体协作努力，它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手段，更是一种社会参与和文化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舆论的形成和信息的分配都是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结与合作来完成的。

这种参与性质的过程，凸显了参与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强化了信息传播的民主性和多元性。协作式望门可以是用户之间的协作，也可以是记者和用户在不同阶段间的协作，其核心都是信息的共同创作与传播。这种集体行动意味着信息的价值不再由单个主体基于专业标准来评定，而是由不断演进的社群共识来塑造。

在协作式望门的框架下，公众参与者不仅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和加工者，更主动成为内容的协同生产者。他们通过分享、评论、编辑和转发等方式，参与到信息的创作和传播中，使得信息的生产和流通变得更加开放和动态。这种模式提高了信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增强了公众对信息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此外，协作式望门还促进了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有助于构建更加包容和开放的社会对话空间。由此人们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和合理的社会现实。因此，协作式望门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创新，更是一种社会参与和文化创造的新模式。

望门模式下运作的新闻网站或平台，与传统的新闻守门模式相比，存在着较为本质的差异。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新闻不再是一个静态的产品，而变成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扩充的可再生资源。这种资源的开发和生产，是由新闻平台的用户共同完成的。

由于守门权力的分散化，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用户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被动接收”逐渐转变为“主动构建”。越来越多的新闻用户开始自主参与到新闻的生产、传播和接收反馈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是信息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在望门模式下，用户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中来。他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可以通过评论和反馈参与到新闻的讨论和修正中来，甚至可以通过创作和发布自己的新闻内容成为新闻的生产者。这种模式使得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变得相对开放和透明。

望门模式的引入，使得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闻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成为大众共同参与和创造的产物。

四、结语

用“望门”取代“守门”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概念过渡或理论设想，而是为了探寻数字新闻业的公共价值回归路径，强化新闻公共性的使命感。但同时，新兴媒体融合文化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数字守门人活动的格局。例如，维基百科中的高活跃用户倾向于回避删除其他编辑者的文字，这表现出他们将自身定位为内容创作者，而非现有文章的监管者。在新闻流动过程中，真正能够对新闻起决定性作用的数字守门人都在重构守门新局面。当然，大多数传统媒体虽然也开始以某种形式使用新闻算法推荐系统，但由于对共享新闻领域的担忧和不愿转移编辑控制权，它们的使用程度仍有限。

今天，数字网络语境中的“守门”“看门”等行为逐步由越来越多的守门人共同承担，平台、记者、用户和算法等角色皆被纳入一个共享性的新闻传播过程。新闻业、合作性平台、强大的算法和社交网络的发展都表明，守门人彼此间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他们以多主体协作，层级分明，相互配合之势存在，而不再互相排斥或抵触。“望门”为重新审视公共空间中的话题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成为理解和研究数字时代公共参与机制和公共领域构造的重要窗口。数字语境中的“望门”模型折射出信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公众从被动消费者转变为信息生产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这种角色转变凸显了数字媒体平台开放性与公共性的特征。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数字公共空间会不会只是扮演一个为公众制造对话表象的“第四权力”角色，而这一权力实则被虚化。人们所构建的公共空间会不会仅代表着一种看似新型，但只是一个充满想象与叙事议题的意见交锋场所，“虚假信息”“理性失智”“数字野火”等系列问题依旧肆意蔓延。因而随着数字时代的不断演进，“望门”依旧是一个帮助人们理解信息在现代世界中被发现、分享和讨论的必要概念。

理想的新闻公共价值并不能代替网络空间中新闻信息治理的难度，只有保障新闻的发展与公共价值紧密结合，才能真正激发数字空间中的新闻生命力。经典守门人理论应当承担起理论引领的积极作用，才能更好把握数字时代跳动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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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李彦雯.经典守门人理论的数字转型：“望门”与公共价值[J].青年记者，2024(12):79-84.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