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书的观点是，腐败如同暴力一样，应被视为大多数政治体制运作中一种常规、反复出现且不可或缺的部分。实际上，这意味着仅通过审视那些公开的政治行为，来分析社会中谁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获取利益，很难准确呈现政治现实。因此，暴力与腐败的反复出现，更适合被视为政治活动的常

作者｜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1936-2024）

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

本书的观点是，腐败如同暴力一样，应被视为大多数政治体制运作中一种常规、反复出现且不可或缺的部分。实际上，这意味着仅通过审视那些公开的政治行为，来分析社会中谁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获取利益，很难准确呈现政治现实。因此，暴力与腐败的反复出现，更适合被视为政治活动的常规渠道，而不应被看作是需要对实施者进行监禁和 / 或道德教育的异常病理现象。例如，正如社会匪盗和海盗活动应被视为许多农业和海洋经济的组成部分一样，在 20 世纪之交，美国城市政治中的买票行为和 “回扣” 也应被视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腐败和暴力模式远非病态，它们实际上可能代表着政治需求的表达渠道，没有这些渠道，正式的社会制度几乎难以存续。

基于这一观点，我始终试图阐释正式政治机构中的准入与排斥模式，是如何有助于确定哪些群体最有可能诉诸腐败或暴力的。由于腐败是对某些规则的违背，腐败的程度和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些规则决定的。如果规则允许巨额竞选捐款，那么在更严格的规则体系下非法进行的财富与权力交易，往往就会被制度化。鉴于现有规则体系对于研究腐败的重要性，我一直努力敏锐地洞察规则如何更多地服务于某些人的利益，以及规则在历史和比较层面上的差异。

尽管许多贫穷国家的结构性条件，以及在小得多的程度上，其传统价值观，使这些国家容易出现高度腐败的情况，但分析者很容易被这些条件迷惑，从而忽视人类重塑自身价值观和处境的能力。最典型的例子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干部与西贡政权的地方官员，来自相同的文化环境，且在同一社会中活动。然而，从各方面来看，民族解放阵线的干部在管理其控制的村庄时，严格遵守民族解放阵线的规定，而即便西贡政权的支持者也承认，南越政府总体上存在不诚实、渎职以及对当地民众贪婪掠夺的问题。这种管理差异的根源显然不在于强制能力，而在于民族解放阵线通过象征性与实质性行动构建了新合法性体系，由此形成的社会约束力确保了治理效能。在欠发达国家建立廉洁政治秩序的障碍确实存在，但并非不可克服。

我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腐败常带来的保守后果。或许，除了腐败使资产阶级有机会跻身此前封闭的精英阶层这种情况外，腐败的通常影响是巩固保守联盟，并抑制或抵消不断增长的集体诉求的影响。无论是像泰国那样，由狭隘的、非选举产生的军事 / 文职精英与当地华人商业利益集团组成的联盟，还是印度国大党与控制选民和佃户选票的农村精英之间的联盟，其结果都类似。在这种背景下，我对竞争性议会制政权进行基本结构改革的能力持悲观态度，这一点在全文中都很明显。

虽然关于腐败的案例材料很多，但可靠的却很少，而汇总数据几乎不可能找到或整理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分析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以及政治体制的一般特征，来推断表象之下的情况。对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或美国世纪之交的城市，基于积累的案例研究和历史分析，可以有一定把握地进行推断。而对于欠发达国家，在过去二十年里，数据库则更加薄弱。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除了学术评估外，我们还可以（谨慎地）研究新闻报道、竞选指控、法庭诉讼以及一些官方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对于非议会制国家，我们面临的困难更大，除非一个政权被推翻，即便如此，事后曝光的内容在媒体上也常常被歪曲，以服务于新政权的目的。因此，我选择案例研究时会考虑现有证据；当数据很少时，我必然会更加谨慎。

由于篇幅限制以及我自身的能力局限，本书没有对社会主义阵营或拉丁美洲的腐败问题进行实质性分析。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资料稀少，且主要涉及旨在规避中央计划障碍的非正规经济安排，对于全面讨论此类体制下的腐败问题而言，这些资料可能并不充分。对于拉丁美洲，实证研究的障碍并不严重，但由于我对该地区了解有限，无法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增添新的原创内容。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