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技术竞争加剧与地缘政治秩序重塑加速叠加的背景下，美国人工智能战略逐步形成技术、安全、经济与价值观等多维目标交织的复合型全球战略体系。通过政策机制设计、多中心治理、创新生态建设与前沿技术布局，美国搭建了支撑技术优势与全球规则塑造的综合性战略框架，并通过制度

内容提要

关键词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5年第5期，注释略

人工智能（AI）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重塑全球权力格局。围绕技术创新、标准制定与规则构建，主要国家加速布局，技术与地缘政治日益交织。美国自2016年发布《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报告以来，将人工智能纳入国家战略体系并持续迭代升级，力图在全球竞争中维持主导地位。同时，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内外张力日益突出，深刻影响其全球布局与未来走向。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内在机制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通过政策机制设计、多中心治理体系、创新生态建设和前沿技术布局等，不仅维系美国的技术优势，而且为其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提供制度保障与战略基础。

一、多重目标驱动的战略布局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呈现出“技术领先—安全优先—经济竞争—价值输出”相互嵌套的多重目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设计和战略布局。

第一，维系全球技术领导权并遏制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成为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动因。2021年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报告指出，中国通过科研、人才和投资方面的长期战略部署，力图到2030年实现全球技术领先，而美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维系技术创新优势，掌握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导权。这一判断凸显美国“领先即安全”的技术战略逻辑。

第二，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美国军事体系，成为未来作战体系转型的关键变量。美国国防部设立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CDAO），深化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与战场决策中的应用。2023年，美国国防部发布《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应用战略》，提出“人工智能驱动的杀伤链”概念，强调将算法融入作战全过程，以提升作战效率与敌我识别能力。

第三，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成为美国维系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战略支柱。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将人工智能确立为“国家战略产业”，力图在算法创新、智能硬件、数据治理等核心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同时，美国通过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加强与欧盟在人工智能标准制定与跨境数据流动方面的协调，试图以自身规范为中心构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体系。

第四，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日益体现出以价值观嵌入和制度输出为导向的全球治理目标。联合国通过由美国发起的首个有关人工智能的全球性决议——《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机遇，促进可持续发展》，确立了以“安全、可靠、可信”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并通过“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等多边平台，推动构建“可信赖人工智能”多边平台。在国内治理层面，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推出的《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确立了数据隐私、算法公正和人类监督等五大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原则。通过国内制度建设与国际规则塑造的双轮驱动，美国力求塑造一个以自身价值体系为支撑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秩序。

二、联邦协调与多中心治理结构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采取联邦主导、多中心协同、跨部门联动的治理模式，通过多级机构网络保障人工智能政策统筹与分工协作。

在总体统筹方面，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是联邦层面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统筹机构。这一机构负责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协调各联邦部门科研资金分配与伦理监管框架，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符合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其下属的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NAIIO）专门负责落实国家人工智能计划，推动跨部门政策协作。

在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方面，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等机构发挥主导作用。国家科学基金会通过主导设立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建立覆盖农业、教育、制造业等领域的全国性科研网络，推动基础科学突破。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则主导制定人工智能系统的可靠性、透明性、安全性标准，是推进“可信”人工智能规范的关键力量。

在安全与防务方面，美国国防部通过成立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部署，实施“人工智能快速能力单元”和“全球信息优势实验”（GIDE）等计划，提升情报处理与作战响应能力，优化跨军种指挥控制。

在数据治理与伦理监管方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及其下属的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AI）指导各联邦机构制定人工智能研发优先事项、数据资源开放、安全隐私保护等议题的联邦统一标准，并监督人工智能政策与技术伦理规范的执行。

三、多主体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强调政府、企业与高校多主体协同，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等多层次联动，构建了动态、高效且具有竞争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方面，美国联邦政府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授权超过2800亿美元投资半导体制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强化高端科技的领先地位。人工智能被视作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支柱，与量子计算、先进制造并列为优先投资领域。2023年5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新版《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进一步确立九大战略重点，包括强化基础研究、推进所谓“负责任人工智能”、提升教育培训、加强跨学科融合、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美国政府通过财政补助、科研资助与公共采购等多元手段，积极引导人工智能技术从基础研究走向产业应用。

在科研创新机制方面，政府、企业与高校密切协作。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发起的“人工智能探索计划”，通过小额快速拨款机制，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短周期人工智能研究，涵盖解释性人工智能（Explainable AI）、能效优化、对抗性机器学习等前沿方向。此外，谷歌旗下的DeepMind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建立联合研究项目，推动基础理论创新与产业应用转化。

在人才培养方面，美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引进与本土培养。通过优化H-1B签证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可延续实习（STEM OPT）政策引进国际人才。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机器人等相关学科被正式纳入该政策范畴，为国际学生留美工作提供路径。联邦政府同时资助高校开设跨学科人工智能课程项目，如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人才专项，以持续巩固其全球领先的人才储备和创新活力。

在前沿技术布局方面，美国政府不断拓展人工智能应用边界。美国国防部已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自主操作列入“关键技术清单”，强化在战场管理、态势感知等领域的应用。特别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加速推动战争管理、情报融合与决策支持的军事转化，力图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抢占先机。面对新兴科技竞争格局变化，美国正将具身智能（Embodied AI）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加速布局。2025年2月，美国国务院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向联邦政府提交备忘录，呼吁设立国家机器人发展战略，推动工业、军事和物流领域的机器人规模化部署，并加快与中国在实体智能领域的技术“脱钩”。这些布局显示，美国正积极构建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为核心的战略生态，提升其在全球智能系统竞争中的地位。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外部扩散

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不仅注重巩固技术优势，还具备一系列对外扩散机制，旨在确立并强化其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霸权地位。这些路径主要体现在制度规范化和战略安全化两个方面。

一、制度规范化路径：规则输出的“软锁定”逻辑

美国通过制度外溢推动规则设定，以实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话语权的确立与技术霸权的“软锁定”。这一机制主要包括主导多边规范制定、构建“可信赖人工智能联盟”，以及通过技术标准嵌入全球市场规则。

首先，在多边机制塑造层面，美国长期主导或深度参与七国集团（G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等国际平台，通过制度化渠道强化所谓“负责任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嵌入“人权保护、民主原则、透明性与问责制”等核心理念。例如，经合组织于2019年通过的《人工智能原则》成为全球首份经成员国广泛认可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美国积极推动该文件成为“全球共识”的基础，敦促企业与盟友将其纳入国内政策和行业标准，巩固美国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规范塑造力。

其次，在规则标准扩散层面，美国围绕“可信赖与负责任人工智能”叙事框架，借助“算法透明”“道德责任”“公平审计”等议题推动标准外溢。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的《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及生成式人工智能补充指引，提出“治理—映射—测量—管理”四阶段方法，旨在为企业、机构及国际合作伙伴提供统一的风险管理与合规指引。该框架不仅在美国国内被广泛应用，还通过“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等多边平台向外推广，逐步成为国际人工智能合规与治理评估的重要参考标准，强化美国在国际规则推广中的影响力。

最后，在技术标准制定层面，美国积极参与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国际标准组织，试图在人工智能伦理、模型透明性、数据互操作性等领域主导规则设定。以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发布的《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Ethically Aligned Design）白皮书为例，美方专家在起草过程中居于核心位置，推动将美式制度价值嵌入国际技术规范。通过将标准制定与技术规范嵌入国际市场准入体系，美国实质上构建了强有力的制度性结构权力，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影响力。

二、战略安全化机制：技术扩散中的“硬围堵”维度

除推进“规则外溢”之外，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对外扩展亦呈现出显著的战略安全化趋势。这一战略安全化机制体现为再定义技术本身的安全边界、强化对特定国家的技术遏制，以及构建地缘技术联盟。

首先，人工智能被系统性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就将人工智能列入“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并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和《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赋予政府更大权限，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企业与外国资本之间的互动。上述立法将人工智能系统、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列为“新兴和基础技术”，对其出口与外资并购施加严格审查，标志着美国正式将人工智能视为国家安全核心资产。与此同时，2020年启动的“清洁网络计划”不断扩展覆盖范围，从电信与5G延伸至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和物联网等领域，旨在通过设立“可信任国家”技术生态，剥离与中国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深度耦合，构建基于意识形态划线的全球技术隔离体系。

其次，美国对特定国家的技术遏制日益系统化。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出台出口管制措施，禁止向中国出口高性能图形处理器、先进计算芯片、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及半导体制造设备。2023年，美国进一步拓宽管制范围，以堵塞技术流动漏洞，遏制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超级计算领域的技术崛起。2025年初，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扩大地理控制范围，并出台新规，限制人工智能模型权重等关键项目，以强化对前沿人工智能研发的封锁。同时，美国持续更新出口管制“实体清单”，2024年12月新增140家中企，2025年3月再增83家，后者成为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首次大规模制裁对象，其重点针对先进芯片与半导体设备。这一系列措施表明，美国正从单点封锁转向系统性封堵，并不断加大技术遏制力度，意图限制中国人工智能训练基础设施与算力资源的技术跃升。

最后，在地缘政治层面，美国致力于构建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的意识形态同盟体系。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七国集团科技部长会议、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技术合作机制等平台，美国将“可信赖人工智能”“民主科技联盟”等概念纳入对外合作议程。例如，2023年七国集团科技部长会议声明将人工智能列为“民主国家合作优先领域”，这不仅确立以价值观为主导的技术协作原则，也为美国塑造全球数字规则框架奠定政治基础。“印太经济框架”下的数字经济议题，也明确涉及人工智能数据治理、跨境流动与标准制定，成为美国重塑亚太技术格局的重要抓手。此外，美国推动形成盟友间的“技术联动压制”机制，如美日荷三方达成光刻机出口限制协议，通过控制极紫外线光刻机（EUV）等尖端制造设备，遏制中国在先进人工智能芯片设计与生产领域的突破，反映其技术安全化战略向产业链末端延伸的趋势。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内外张力

美国在推进人工智能战略过程中，面临多重内外部挑战，这些挑战既体现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揭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复杂态势。

一、内生性矛盾的制度冲突

美国在推动人工智能战略过程中，内部暴露出多重结构性张力，直接影响其战略目标的实现。

首先，技术创新与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宪政性张力日益凸显。例如，《算法问责法案（2022）》要求企业对其使用的自动化决策系统进行偏见和有效性评估，旨在提升算法的透明度和公平性。然而，批评者认为该法可能对企业施加过多合规压力，从而抑制技术创新。这反映了在缺乏细致平衡机制的情况下，隐私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难以通过单一立法加以调和。

其次，在军事领域，人工智能武器化引发伦理争议，被称为“奥本海默时刻”。以“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为代表的智能武器部署虽然提升了作战效率，但也引发了关于责任归属、伦理合法性以及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的广泛讨论。2023年，美国国防部更新了第3000.09号指令《武器系统自主性》，要求在使用武力时保留适当人类判断，对自主武器系统的开发与使用进一步加强规范，但未能彻底消除外界对其伦理与法律风险的担忧。这一现象暴露出技术演进与伦理规范之间持续存在的深层张力。

最后，科技巨头对人工智能核心资源与计算能力的集中掌控，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垄断与创新扩散之间的矛盾。大型科技公司依托庞大的数据资源、算法积累和计算基础设施，在人工智能产业链各环节占据主导地位，压缩了中小型创新主体的竞争空间，整体上削弱了创新生态的多样性与活力。这一趋势不仅加剧市场结构失衡，也使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在促进开放创新与维持技术领先之间面临结构性两难。

二、国际协调的现实困境

在推进人工智能全球布局过程中，美国不仅面临外部竞争压力，也遭遇来自盟友内部协调、国际舆论压力以及新兴技术演变带来的多重挑战。

首先，美欧在数据主权与隐私保护方面的制度摩擦尤为突出。欧盟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强调严格的数据使用规范，与美国更为灵活、碎片化的数据处理体系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分歧限制了跨大西洋数据流动，影响了人工智能在国际上的协同研发与产业合作。数据治理路径的根本性差异，反映出即使在传统盟友体系内部，技术规范与治理理念的分歧仍难以弥合，成为联盟内部协调的重要障碍。

其次，亚太地区的盟友在人工智能治理议题上的立场差异也开始显现，突出体现在人工智能军事化、监管方式及算法伦理等方面。日本虽然与美国在技术标准设定上紧密协作，但在算法透明度与歧视防控等伦理议题上持更为审慎的“人本主义”立场；韩国则更关注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与社会公平的潜在冲击，强调治理优先服务于国内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上述分歧在七国集团、“印太经济框架”等多边平台上已初步显现，增加了推进“可信人工智能”联盟过程中政策协调与共识构建的难度。盟友的立场分化，表明美国在参与制定亚太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时面临更高的博弈与协商成本。

再次，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在全球范围内面临舆论与道义压力。特别是在“技术壁垒”“数据殖民”等议题上，发展中国家担忧美国推动的技术标准和规则可能加剧技术依赖与主权受损，指责其以技术优势强化全球不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扩张的广度与深度，也反映出全球南方国家在技术治理话语体系中正日益增强的集体诉求。

最后，新兴的去中心化技术特别是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对现有国家监管工具与治理架构提出挑战。去中心化技术的匿名性和跨国界特性削弱了传统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增加了政策制定和国际协调的复杂性。当前，美国尚缺乏应对这类“无边界技术”的统一监管体系，在推进统一治理标准和规则外溢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结构性障碍。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演化趋势

随着技术变革提速与国际竞争加剧，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正加速迈向体系化重塑。未来，美国将围绕技术部署、制度建设与安全竞争三大维度持续深化战略调整，力图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秩序重塑中巩固优势地位。

一、技术方向的体系化转型与生态统筹强化

美国正重塑其人工智能技术部署逻辑，逐步从以模型训练与算法性能为中心，转向对算力基础设施、硬件系统与跨学科生态的全面统筹。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NQCO）与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计划（NAIRR）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下，联合能源部等部门推动“下一代基础设施”建设，旨在突破高端模型计算瓶颈，提升基础设施韧性与普适性。同时，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重点支持的快速事件驱动类脑视觉系统（FENCE）与下一代微电子制造计划（NGMM），通过融合生物启发设计与先进制造技术，推动人工智能硬件向低功耗、自适应、高性能方向发展。这一转向标志着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已由单一技术突破迈向系统生态自主演进的体系化布局。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在技术部署方面更加强调以市场驱动和企业投资为核心的推进机制。2025年初，美国政府启动“星际之门”（Stargate）项目，联合OpenAI、Oracle等私营企业，计划投资5000亿美元，在美国境内建设多座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配套能源设施，以应对模型训练所需的高强度算力需求。同时，特朗普签署第14179号行政命令《消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的障碍》，明确提出要“拆除政府对人工智能创新设置的不必要障碍”，并强调撤销部分联邦监管条款，放宽对技术研发与基础设施部署的行政限制。这些举措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通过更激进的手段强化美国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与生态系统构建方面的全球竞争力。

二、制度体系的整合与监管机制的再平衡

制度能力的跃升是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稳定推进的重要支撑。当前，联邦政府正推动伦理规范、风险评估与多机构监管机制一体化。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等部门陆续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高风险模型评估与平台问责机制。2023年，拜登政府发布人工智能行政命令及多机构联合声明，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将在实际应用中接受常态化的多机构联动监管。这种多点联动的制度重塑趋势，显示出美国政府正努力将人工智能治理纳入日常行政监管体系。

然而，特朗普再次上台后明显改变这一路径。特朗普政府主张“去监管优先”与“创新至上”，要求审查拜登时代的人工智能政策，主张减少对人工智能平台的联邦干预，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应由市场主导。同时，特朗普首次任命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强化人工智能政策的集中监管，以减少官僚障碍、推动快速决策。拜登政府于2023年颁布的《关于安全、可靠、值得信赖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面临执行冻结或重审的可能，而此前发布的《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也遭遇实施阻力。这种监管路径的再平衡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人工智能治理制度的战略重构思路，即优先释放技术动能，延后伦理规范的法治化进程。

三、战略逻辑的安全化调整与对华遏压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重心正在从技术创新竞逐转向以安全优先与对华遏压为主轴的全球治理塑造。一方面，美国持续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规则嵌入与全球话语权重塑。通过推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数据调用协议、标准文档化等关键环节的规则制定，试图以“技术规范嵌入”方式确立全球技术生态主导权。通过标准制定权、算法可控性要求与跨境数据治理规则的竞争，美国不仅在全球市场中构建技术准入门槛，也强化其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技术规则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已被全面纳入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和地缘战略体系。人工智能不仅被广泛用于反制虚假信息、模拟外交谈判、提升情报融合效率，也日益成为塑造国际议程与规范输出的重要技术工具。美国借助“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五眼联盟”等多边机制，推广“可信赖人工智能”叙事，以价值观为导向构建数字治理同盟。

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制度化“安全优先”逻辑。其宣布计划撤销拜登政府于2025年1月实施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修改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政策，推出更简化的全球许可体系以取代原有的三层次许可制度。该政策意在减少对美国创新的阻碍，同时加强对战略性技术的国家安全控制。特朗普政府虽然对部分盟友放宽出口限制，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围堵。例如，新增对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如Nvidia的H20和AMD的MI308）的出口禁令，试图阻止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突破。此外，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DeepSeek发布R1模型后，美国海军随即宣布禁用该模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启动相应审查，强化安全防御响应。这些举措不仅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将人工智能视为国家战略资产，更表明其正通过出口管制、模型排除与制度性封堵等多元手段，构建复合性技术遏制体系，以全面压制中国人工智能能力的崛起及其影响力。

总之，通过国内布局、规则输出与安全化扩展，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不断巩固其优势地位，并展现出高度的系统性与前瞻性。特朗普再次执政并未中断这一进程，而是在推进路径上表现出更强烈的去监管意图与国家安全驱动，进一步加剧人工智能战略体系的分裂性与竞争化态势。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延续性在党派更迭下面临挑战，但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中仍保持强大资源调动力与规则塑造力。未来，美国能否在创新、治理合法性与全球责任之间实现有效平衡，将直接影响全球人工智能秩序的演变。

平台编辑 | 吴小玲

《当代世界》杂志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管、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国际政治研究月刊，是深入宣介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理论阵地；是宣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党的对外工作创新成果的权威传播载体；是深入研析世界形势、国际格局、政党政治发展变化和变革规律的专业智力汇聚场；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与实践的重要窗口。本刊入选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期刊，“政党政治和理论”栏目入选中宣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杂志英文刊被评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2024年度国内主办最受欢迎英文期刊”。

关注当代世界！

与您分享最权威的国际时政文章！

微信小程序

在线阅读杂志↓

购买杂志

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

【中文刊】18元/期，216元/年

来源：当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