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托梅·皮雷士（Tomé Pires，约1465—1524）是葡萄牙大航海时代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出身于里斯本的药剂师家庭，早年在王宫担任药剂师，因精通阿拉伯语、熟悉东方香料贸易，被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选中，成为首位派往中国的官方使者。

一、皮雷士的生平：从药剂师到帝国使者

托梅·皮雷士（Tomé Pires，约1465—1524）是葡萄牙大航海时代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出身于里斯本的药剂师家庭，早年在王宫担任药剂师，因精通阿拉伯语、熟悉东方香料贸易，被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选中，成为首位派往中国的官方使者。

1. 东方冒险的前奏

1509年，皮雷士随葡萄牙舰队抵达印度，在果阿担任海关监督，期间广泛接触阿拉伯、印度商人，搜集东方情报。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是葡萄牙东方贸易的终极目标，遂于1512年完成《东方概要》（Suma Oriental）一书。这部著作堪称“地理大发现时代关于东方的百科全书”，详细记录了印度、东南亚及中国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甚至包括马六甲苏丹国的权力结构与香料贸易路线，成为葡萄牙制定东方政策的重要参考。

2. 使命的赋予：从马六甲到北京

1513年，葡萄牙第二任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征服马六甲后，决定派皮雷士出使中国，目标有三：

- 与明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

- 澄清葡萄牙与马六甲冲突的“误会”，避免明朝干预；

- 搜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为进一步扩张铺路。

1517年，皮雷士率一支由4艘船组成的使团从马六甲出发，历经数月航行抵达中国广东屯门（今香港新界），开启了中葡首次官方接触。

二、皮雷士与明朝君臣的互动：两种文明的错位对话

皮雷士的中国之行，自始至终笼罩在文化误解与政治博弈的阴影中。

1. 初抵广东：朝贡逻辑下的身份困境

- “佛郎机”的标签危机

明朝将葡萄牙称为“佛郎机”，最初是对北非穆斯林的称呼（源自阿拉伯语“Farang”，指法兰克人），后混淆为对欧洲人的统称。广东官员对这群“高鼻深目、发须卷曲”的外来者充满警惕，认为其“形制诡异，恐为海盗”。

- 叩关之争：贡使还是商人？

皮雷士试图以“葡萄牙国王使者”身份进京，但明朝官员坚持其必须以“贡使”身份入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缴纳贡品。双方僵持数月，最终在葡萄牙舰队武力威慑下，广东总督陈金允许皮雷士一行上岸，但暂扣船只与武器，仅允许其携带少量礼物进京。

2. 北上 journey：从广州到北京的观察日记

1517年11月，皮雷士与翻译火者亚三（华人基督徒）、随员佩雷拉（André Pèreira）等，在明朝官员护送下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沿途他详细记录所见所闻，形成《中国行记》（Tratado das Cousas da China），内容包括：

- 城市风貌：惊叹于广州“房屋连绵十里，商船如林”，南京“城墙高耸，宫殿壮丽”；

- 政治制度：注意到明朝实行郡县制，官员通过科举选拔，皇帝拥有绝对权威；

- 经济生活：记录了景德镇瓷器制作、江南纺织业盛况，对中国的铜钱、丝绸、茶叶贸易表现出浓厚兴趣；

- 文化习俗：观察到汉人蓄发留辫、妇女缠足，对儒家礼仪与佛教寺庙感到新奇。

3. 北京朝见：短暂的外交幻梦

1518年1月，皮雷士抵达北京，恰逢明武宗朱厚照沉迷游乐，长期不上朝。但武宗对西方器物充满好奇，命人将皮雷士进献的时钟、望远镜、玻璃器皿等送入豹房观赏，并破例允许其随侍左右。据《明实录》记载，武宗曾询问“佛郎机国距中国几何？风俗与中原异否？”皮雷士通过火者亚三翻译，称葡萄牙“远在大西洋，慕中国德化，故遣使来朝”。

这一阶段，皮雷士误以为明朝对葡萄牙持开放态度，遂上奏请求：

- 允许葡萄牙在广州设立商馆，定期贸易；

- 承认葡萄牙对马六甲的统治，罢黜流亡的苏丹王室；

- 给予葡萄牙使者“常贡之国”待遇，免除高额关税。

4. 局势逆转：马六甲控诉与外交破裂

1519年，马六甲流亡王子端古·苏莱曼抵达北京，向明武宗递交国书，控诉葡萄牙“强占国土，屠杀百姓”。与此同时，广东官员查获葡萄牙人在屯门“筑室立寨，掠买人口”的证据，弹劾皮雷士使团“阴怀不轨”。明武宗此时已病重，朝政由内阁首辅杨廷和主持，朝廷对葡萄牙的态度急转直下。

1521年，明武宗驾崩，嘉靖帝继位，内阁以“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海疆”为由，下令将皮雷士等人逮捕入狱，押送广州等候发落。

三、皮雷士眼中的中国：异域想象与理性观察的交织

皮雷士对中国的认知，既充满大航海时代的异域浪漫，也体现出早期欧洲观察者的理性精神。

1. 文明古国的赞叹

- 制度优越性：在《东方概要》中，他称明朝“官吏廉洁，刑罚公正，百姓安居乐业”，认为科举制“比欧洲的贵族世袭制更能选拔人才”；

- 经济繁荣度：盛赞中国“物产丰富，手工业精巧，贸易网络四通八达”，尤其提到“瓷器如水晶般透明，丝绸比波斯锦缎更柔软”；

- 城市规模：对比同时期欧洲最大城市巴黎（人口约15万），他估计北京人口“超过100万”，南京“街道宽如河流，房屋高若塔楼”。

2. 文化差异的困惑

- 礼仪制度：对明朝的朝贡仪式感到困惑，认为“将外国使者视为藩属，强行要求跪拜，实为自大之举”；

- 宗教政策：注意到明朝包容佛教、道教，但对伊斯兰教、基督教缺乏了解，甚至将葡萄牙人信仰的天主教与佛教混为一谈；

- 科技认知：虽然惊叹于中国的火药与印刷术，但认为“明朝科技停滞不前，依赖传统经验而非理论创新”。

3. 战略价值的评估

皮雷士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东方贸易中的核心地位，指出：“若葡萄牙能与中国通商，可垄断生丝与瓷器贸易，利润将远超印度与马六甲。”但他也警告：“明朝军队虽庞大，但装备落后，水师缺乏远洋能力，若以武力威慑，或可迫使就范。”这种“通商与征服两手准备”的思维，深刻影响了后来葡萄牙对中国的策略。

四、皮雷士之死：外交悲剧与中葡关系的转折点

1521年，皮雷士被押解至广州后，关押在怀远驿（外国使节招待所）。尽管葡萄牙舰队多次在珠江口示威，但明朝拒绝释放人质。1524年，皮雷士在狱中病逝，死因可能是疟疾或肺结核，临终前写下遗书，恳请葡萄牙国王“以和平方式与中国交往，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1. 直接影响：军事冲突升级

皮雷士之死成为中葡关系恶化的催化剂：

- 屯门海战（1521年）：明朝将领汪鋐率军驱逐屯门的葡萄牙人，首次缴获“佛郎机炮”并仿制，开启中国火器革新；

- 西草湾之战（1522年）：葡萄牙舰队试图强行通商，被明军击败，双方进入长达30年的敌对状态，直到1553年葡萄牙以“借地晾晒货物”为名获得澳门居住权。

2. 认知裂痕的加深

- 明朝的“佛郎机”刻板印象：朝廷将葡萄牙定性为“犷悍无礼”的蛮夷，在《明史》中记载其“烹食小儿，劫掠商旅”，这种妖魔化叙事影响了后世对西方列强的认知；

- 葡萄牙的武力倾向：皮雷士的失败使葡萄牙放弃和平外交幻想，转向以武力开拓商路，如1543年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日本，便是通过武装商船叩关。

3. 文化交流的迟滞

皮雷士曾计划将《东方概要》翻译成中文，并向明朝介绍欧洲的地理知识，但因入狱未能实现。他的死亡使中葡首次系统性文化交流尝试夭折，直到1583年利玛窦抵达澳门，中西文化对话才重新开启。

五、余波：被遗忘的使者与重新发现的遗产

皮雷士的著作在其死后长期尘封于葡萄牙档案馆，直到19世纪才被欧洲汉学家重新发掘。《东方概要》与《中国行记》成为研究16世纪初中国、东南亚与葡萄牙殖民史的关键史料，其价值体现在：

1. 一手观察的稀缺性：作为首个深入明朝内地的欧洲人，他的记录填补了大航海时代中西直接接触的史料空白；

2. 跨文明比较的先驱性：他试图以欧洲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读明朝社会，尽管存在偏见，但开创了西方“中国研究”的先河；

3. 殖民扩张的反思性：其遗书中对和平通商的呼吁，与阿尔布克尔克的武力政策形成对比，揭示了葡萄牙殖民体系内部的路线分歧。

六、结语：文明相遇的代价与启示

皮雷士的一生，是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缩影：他带着葡萄牙的商业野心与好奇心来到中国，却因朝贡体系与殖民逻辑的根本冲突，最终成为政治牺牲品。他的死亡不仅象征着中葡首次官方接触的失败，更暴露了早期全球化进程中文化误解与权力不对等的深层矛盾。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皮雷士的悲剧预示着明朝在近代化浪潮中的被动角色——当欧洲已通过航海与贸易重构世界秩序时，明朝仍试图以传统华夷秩序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皮雷士本人，如同一只折翼的信鸽，永远停留在了中西交流的第一座关卡，成为两个世界未能真正相遇的隐喻。

来源：橘子洲头望明月